话说1月19日， 在少壮派的提议下，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切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40多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仍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无法说服群情激奋的少壮派。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代他统率东北军的。 31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园和周恩来5人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是战是和。室外，少壮派实力人物旁听。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将是不利的，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最后让周恩来表态，他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会议的结果，大大出乎少壮派意料之外：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准备签字。少壮派极为恼火，认为这是王以哲、何往国破坏的结果。
2月1日晚，他们在孙铭九家秘密聚会，决定除掉王、何等人，堵塞和谈之路。当夜，街上便贴出“除奸”的标语，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士营一帮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人新城杨虎城公馆得免予难。
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你们要于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他们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这时，西安城内弥漫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面对险情，周恩来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刻带着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要杀孙铭九等人祭灵。眼看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要上演，’和平解决事变的成果即将毁于一旦。
周恩来闻讯，立即派共产党人刘澜波到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报仇并进兵西安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劝他偃旗息鼓。同时，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便冒着袒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到红军驻地云阳，而后转赴天津。这样即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不致再肇生事端，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目标，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扩大。
然而“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是难以完全弥补的。少壮派那种不顾大局的鲁莽行动，把原有的裂痕完全撕开了，从而严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内部团结，决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和地位。“二二事件”以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涣散，濒于分裂。渭南前线的部队自动撤到渭河以北，给中央军让出进人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级将领在南京方面的政治攻势下进一步发生分化。军长缀徽流等纷纷表示愿意东调，离开西北。南京方面乘矾施加压力，提出一项更不利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事善后办法。
2月8日， 中央军一个师和平开入西安。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成立“西安行营”。
至此，西安事变落下了帐幕。同时，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开始了。
东北军、十七路军依照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的同时，陕南的红军也开始向陕北撤退。这时候，国共双方重开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2月4日，毛泽东首先旧事重提，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延安商决双方合作各种问题。 张冲字淮南， 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颇受蒋介石和陈氏兄弟器重。
第二天，蒋介石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周恩来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毛泽东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单纯从军事上看，眼下的情况比西安事变前更糟。中央军进驻西安一线，一旦蒋介石下令“剿共”，后果不堪设想。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在河西走廊进退维谷，濒临绝境，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忧心如焚。而蒋介石呢？险些使他丧命的西安事变如同劈头一棒。给他一顿严厉的教训，使他不得不承认，“剿共”实在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共产党问题总是他的一块心病，总是要解决的，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谈一谈吧。
过了三天，蒋介石忽然改变了主意，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先和周思来谈出大概，尔后去见他。蒋在给顾的电报中说：“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同意此点，则其他易商量。”
2月9日开始，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是顾祝同、张冲、贺衷寒。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
当此国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圃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这里已经嗅不出多少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气息。但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必然选择。本党的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服从全民族的最高利益。毛泽东当时就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伯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据此，周恩来与顾祝同继续谈判，并陈述了中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12日，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关于红军的编制，周恩来明确要求：红军拟编12个师，4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之所以强调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军长之一，也就是要将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个军，以解救西路军于危境。对于这一方案，顾祝同表示不同意。
周恩来建议先把谈判的规格降下来，以刘伯承出面谈。
蒋介石对中共的要求颇为不满。他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说：“八团兵已在一万五千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
顾祝同接此电示， 对共产党能否接受这样的条件深表怀疑，等了3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合适吗？”赵启禄答：“这是蒋先生的意见。”刘伯承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说：“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2月15日至22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上，汪精卫致开幕词，孔样熙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蒋介石向会议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 并散发其《西安半月记》。宋庆龄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她在演说中批评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内战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团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跳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她和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余人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却没有被通过。此外，杨虎城、于学忠提出了西安方面关于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议案。督促政府尽快停止内战。李宗仁等9人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案。同时，亲日派汪精卫提出了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
会议虽没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针，但在国内政策上确认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原则，部分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派的要求。但同时，会议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内称：“共产党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历数共产党的“罪行”后，提出彻底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些用词似乎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细看它的内容，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周恩来指出：“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政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不管怎么说，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总是又前进了一步。
在此形势下， 中共再次作出让步。2月24日，周恩来提出的、得到中央认可的谈判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党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4个师6万余人。
蒋介石笑了。 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1月26日，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周恩来谈判。在这个提议中，蒋介石也作了一些让步，把改编人数加了一倍，两师八团变成了三师九团。
在27日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红军最少改编六个师，上设一总指挥部，至少六万人。
张冲以蒋介石高级幕僚的身份，给周恩来透了这样的“机密”：“蒋先生一味压缩编制，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怕其太壮大。我估计他最多只能答应编四个师四万人。”
周恩来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现今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多一两个师真的就碍了大局？此事最终要蒋先生定夺，不如就这么告一段落。眼下我们河西和陕南的部队十分困难，淮南兄能否设法以解燃眉之急？”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电，眉头舒展了许多。蒋介石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连日来，红军河西部队连遭重创，总人数锐减，实数差不多也可使对方接受了。3月1日，他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把改编人数调整至五万。两天后，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谈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3月4日，周恩来与张冲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四师十二团。蒋介石不允此案， 坚持三师九团。7日，毛泽东再作退让，电告周恩来：“如蒋坚持三个师，亦只得照办。”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体己趋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以便执行。
事情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波折很快就到来了。
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 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3月10日， 顾祝同、 张冲、贸衷寒一起修改这些条文。11日，突然由贺衷寒这位当年的“黄埔三杰”之一提出一个修改案，把原已达成的协议改得面目全非。其中提出：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陕首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善后事宜中，又将共产党迫切要求的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一条删去。
周恩来非常生气，冷笑一声，问道：“苏区一分为三也罢，取消民选也罢，就是投降，把编制压制三万，还怎么降？”
张冲一看情势不对，说道：“这一案实在太不够格。顾主任，怎么变成这样了？”
顾祝同不说话，眼睛瞟着贺衷寒。
贺衷寒伸出拇指朝空中一指：“我也是奉旨行事啊！”
周恩来拿着修改案拂袖而去，当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贺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则愈难在蒋面前讨价，特别是以河西问题胁迫我们……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12日复电周：“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电报最后说：“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态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指出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条文电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
张冲去见顾祝同，顾暗暗叫苦，对张冲说：“这事叫贺衷寒弄坏了。老头子的电报只提了副佐问题，贺衷寒自作聪明改得太多。你去告诉周，根据原案再谈。”
有必要再谈吗？很明显，这些问题不是西安国民党谈判人员所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 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3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历时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告一段落。
谈判期间，周恩来又交了一个姓张的朋友，那便是张冲。在一个多月里，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地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风夜优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以后，张冲一直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质话，不提。
西安谈判虽未取得理想结果；却也并非白费。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述：“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4、5、6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显著的成果，便是国民党方面允许中共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937年3月下旬， 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由上海赴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15条意见先交给蒋介石。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选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山。
会谈开始，双方略事寒瞳，周恩来便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
蒋介石徽微颔首。周这一立场也是国民党整天挂在嘴上的。
周恩来接着说：“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
言外之意，中共及其军队一定要坚持其独立性。
蒋介石默不做声，示意周继续说下去。
为了表示中共的合作诚意，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先生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蒋介石听到这些话，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嘴角也漾起了一丝笑意。
在谈话中，周恩来重申中共的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谈话开始时首先表示：“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我们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强调这次谈话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我个人合作即可。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几点要求，蒋介石表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来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与红军打。”
周恩来说：“我们也希望永久合作。我认为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表示赞同，立刻说：“那就请你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周恩来忙问：“蒋先生有什么具体办法？”
蒋介石回答说：“我还没有，共产党可以先商量。”
看起来，蒋介石这次的态度确实很爽快，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在一份报告中，周恩来写道：“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究竟后事如何，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