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周恩来与蒋介石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双方各不相让。虽有宋美龄、宋子文、张冲从旁调解，毕竟谈得不愉快。
周恩来见谈判没有取得满意结果就找到宋氏兄妹和张冲，请他们背地里多做做蒋的工作。然而蒋是颇为固执的人，他认定的事，任凭别人磨破嘴皮，他也不会轻易改变主张。
6月14日，宋子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
“子文兄，蒋先生可有松动？”
宋子文摇摇头说：“恩来，你想蒋先生能松动吗？他要我转告你，不要把共产党的目标弄得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你们要做的应该先取得全国信用；你们不要使他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你们就答应了吧！”
周恩来知道再谈下去只能更僵。为了缓和气氛，只好说：“请转告蒋先生，这几项只能等我国延安研究后再作答复。”
6月18日， 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认为蒋介石还是有一定诚意的，为了顾全大局，又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中共准备在7月中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的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下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
这个新方案，尽可能地照顾了蒋介石所提的要求，当然也拒绝或限制了他的一些要求，为以后的谈判打开了通路。
为了使谈判能达成协议， 周恩来在5月22日就红军指挥机关问题致电蒋介石，指出：“惟三师以上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佥认非有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未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处置。”但蒋介石仍坚持原议。鉴于抗日形势日趋严重，中共中央准备再作让步，同意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力争以来德为政治主任。这已是中共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中共也作好准备，万一上述要求仍不能争得，只得到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
6月26日， 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 继续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7月4日，周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为部署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于7日到达上海。当夜，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这时，驻守北平的是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自1936年以来，爱国热情高涨的二十九军官兵，时常与驻平津的日本驻屯军发生摩擦，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日军曾在喜峰口、罗文峪几次和二十九军交过锋，尝过被大刀队斩杀的滋昧，也不敢过分嚣张，只是得寸进尺地多方面做试探性的进攻。在政治上，更是采取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本是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他这时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而这个机构是南京政府和日本妥协的产物。他刚一上任，便发现自己已经掉进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漩涡，置身于蒋介石和日方的夹缝中。他既要听从蒋介石要他“忍辱负重”的旨意，又要严格控制摩拳擦掌的部队，而日本人没完没了的纠缠更使他烦恼苦闷，疲于奔命。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只是暂时达到了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最低要求。接着，“华北防共”、“经济提携”又像一条条绳索，紧紧地勒在宋哲元的身上，使他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而1937年上半年的几次外交，更使宋哲元感到了日本的奸诈和狡猾，他不由得生出防不胜防的恐惧感。
3月17日， 日本驻华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趁宋哲元在天津，指使汉奸陈觉生代他邀请来到驻屯军司令部。设想到宴会中途，田代皖一郎突然取出早巳写好的《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满脸堆笑地放到宋哲元的面前。
望着田代阴险的笑脸，宋哲元感到一阵阵发冷。身后日本兵木然的脸，使他想起了匕首和子弹。他一扫当年长城抗战的豪壮之气，不得不在日本人的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怒，当着宋在中央的代表李世军的面怒斥道：“我早巳叫你告细宋主任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一个负重要责任的人，为什么随便到敌人兵营里吃饭！”接着又发给宋一纸严厉训斥的电报。
协定的风波尚未平息，出访东洋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 为了牢牢控制宋哲元，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又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其费用由日本人支付。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邀请。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使他明白，作为封疆大吏和二十九军首脑，一遇日方要挟，势必再铸大错。然而如果明确拒绝，不仅局势会更加恶化，甚至会和日本闹崩，而这是不符合蒋介石“忍辱负重”授命的。
于是，宋哲元借口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为代表访问日本。消息传出，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周报》更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
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阔，滋拢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竹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
“不行不行，”还没等宋哲元说完，秦德纯就摆开了手，“此事绝非你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而是国家安危存亡之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责任总在你身上，所以裁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宋哲元哀叹一声，没再坚持，但在心里，去意已决。
5月， 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老家。他总算摆脱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职位给他带来的尴尬的处境。
但是，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转眼到了7月7日。那天天气特别热，温度计从大清早就直线往上升，到了夜晚也不见凉意。
这天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二十多人，给他们报告局势的紧张情况，交换应付意见，直到夜里10点才散会。
回宅后，他先洗个澡，换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栏上静静地沉思。突然，“叮铃铃”，电话铃响了起来，时钟指着11点40分。
又发生了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升起。
自从宋哲元离开北平，平津一带的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使用武力扩大事态的意图日渐明显，从6月以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的军事演习突然频繁起来。
由白天演习变成了夜间演习。
由虚弹射击变成了实弹射击。
而且，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的演习，竟以攻夺宛乎城为目标，反复进行。
莫非宛平城的驻军和日军发生了冲突？神经一直绷得很紧的秦德纯忐忑不安地拿起了电话筒。
电话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瀚打来的：“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本日有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方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索失踪士兵。”
秦德纯反应很快，当即回答：“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就在该地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损害了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妨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果查出确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答复后， 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说日方对此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行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秦德纯一想此事可能是日军制造的口实，很可能酿成大祸，马上将此经过电话告知冯治安师长，及驻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要严密戒备， 准备应战。同时并令吉团长，派人侦察丰台方面的敌人动态。到凌晨3时半，吉团长电话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挺，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听我的命令！”秦德纯高声喊道，“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偷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我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他同时将此处置通知冯师长。
8日拂晓5时许，日军已在宛平城之东面、东南面及东北面展开包围态势，光要他们的外交人员进城，继又要求武官进城，均遭吉星文团长和宛平县长王冷斋拒绝。日方见纠缠没有奏效，就开始向城内炮轰，并掩护步兵冲锋。吉星文团长和金振中营长按秦副军长的命令，在日军射击前不先开枪，待他们射击并接近到三四百米时，就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
白天，天一直在下雨。按照秦德纯和松井达成的口头协议，中方的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和日方的樱井、寺平、斋藤一直在宛平城内谈判。日方宣布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照理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们依然气势汹汹，胡搅蛮缠，一会儿要追查士兵失踪的原因，一会儿质问为什么不让日军进城演习。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下午4时，王冷斋宣布谈判终结，要求日方谈判人员出城。寺平却以没有谈出结果为由，拒绝回去。在谈判期间，日军乘机攻占了城外龙王庙。
下午5时， 日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致信王冷斋、吉星文，要求“限即日晚上8时止，中国军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军撤退到河东，如果逾期。就用大炮攻城。”
王冷斋看完这份最后通蝶，明白日军显然以武力相威胁，妄想胁迫中国军队放弃宛平，以便不战而得。随即回信一封，严词拒绝。
牟田暴跳如雷： “炮兵，马上给我攻击，将宛平城炸成废墟！”刚到5点，日军便对宛平城内再度开炮，专员公署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多被破坏、居民亦有死伤，情况已进入最严重的程度。
入夜， 中国军队转守为攻，以两连步兵，每人手持手枪和大刀，并携带4枚手榴弹，突袭铁桥附近的日军阵地，将其歼灭。
下午7时， 日本武官助理今并武夫闯过中国军队的警戒线，但在秦宅门口还是被一小队持枪的岗哨拦住。他想进去见秦德纯，士兵不理会，不许他再往前走一步，他只得折回。恰巧这时，师长赵登禹从秦宅出来。他不容分说，上去就拉住赵师长，请代为斡旋去见秦市长。
赵登禹面子薄，稍微犹豫了一下、又重新进去为他疏通。这样终于以隔壁的会客厅作为见面的地方。除了秦、赵外，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也在座。
双方商谈的结果，只是同意努力不使事态扩大，但具体意见无法一致。及至深夜，才达成三项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丰台，中国军队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
三、宛平城内防务由中国的保安队担任，人数约200名至300名，于9日上午9时接防。
然而，这却是日军为了重整攻击部署并使中国军队疏于防范的“缓兵之计”。
9日清晨6时，正在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准备撤退之际，日军突然又对城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轰。
第二天晚上，双方部队又在回龙庙和东辛庄交火，都有重大伤亡……
“七七事变”这一天也许偶然，但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却是必然，而且选定的日子就在这几天。
从明洽维新一开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成了日本的国策。
日本人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向外扩张，而要扩张就必须首先占领朝鲜半岛，踏上大陆，进而控制满蒙，征服整个中国。日本人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个诱人的大陆之梦。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到此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从1874年侵略台湾，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持续了70年。
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日本建立了广田内阁与林内阁两届军阀政府，加速了战争准备，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以及同政党的对立，林内阁在大选中失败。到1937年5月底， 元老和重臣之间对于国内分裂和互相争斗感到招忧，为了缓和这种对立，迫使林内阁下台，他们指出了统治阶层的一张王牌，让近卫文磨出马组阁。
近卫是平安时代历任铺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磨的祖先算起，已是46代了。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与宫中和财界上层都有紧密联系，同军部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触。
于是，被日本舆论界誉为“青年宰相”的46岁的近卫文磨正式登场。
他于6月4日组阁，阁员在形式上包括了军方、政党、官僚和贵族四大政治势力，看似比前内阁有较大基础，实质上是军部所要求的所谓“革新派”的大集合。引人注目的是他排除了主张与中国缓和紧张局势的前外相佐藤尚武，重新起用在任首相期间提出过以“与日本亲善、承认伪满、防止赤化”为内容的“广田三原则”的广田弘毅，让其以副首相的地位担任外相。
他在组阁宣言里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的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
近卫上台仅33天，就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索，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手把中国推进苦难的火海，一手把日本拽向黑暗的深坑。
近卫内阁迫不及待地纵起战火，并看准了这年夏天是个好时机。这时，苏联正忙于肃军，黑龙江乾岔子岛事件苏联方面的软化，则充分证明了苏联的消极态度，在这时进攻华北，北方是安全的；在英法方面，因为西班牙海面监察制度的迄今未获协调，德、意和英、法两集团间的对立未见减轻，英国当时自然无意亦无暇在远东进行积极的筹划；美国一贯以欧洲为重心，同时正埋头于国内复兴，对外取消极的态度，而且对日本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制裁，反而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卖给日本。就中国的情况面言，对日本也是一个好时机：一面可趁中国的统一立足未稳，威胁南京政府，促使中日间各种悬案的解决，实现“广田三原则”；一面可趁冀察当局“中央化”尚不巩固，对之施加重压，使之接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造成华北的全面特殊化。于是，加快了各项战争准备工作。
日本军人喊出的口号是：“军刀既拔出，岂能不见血而入鞘！”
8日晨，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立即在陆军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形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
“扩大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为首，包括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中国课课长永律佐比重、代理第二部部长签原幸雄等。杉山元异常狂喜，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五即给天皇上奏，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解决。”永津更扬言：“只要日本出现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就会立即投降。”
“不扩大派”主要有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中将、航空本部部长东久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秩父宫、今田新太郎、掘场一雄等人。石原莞尔坚决反对杉山元扩大战争的主张，他认为：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内部已大体统一，抗战力量已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变得强大，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将有可能因遇到中国的顽强抵抗而陷人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且万一苏联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主张，当前只有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解决。
“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8日晚， 日本政府声明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扩大派”不服气，四处奔走活动。
当日深夜， 杉山元即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使他们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海军部也根据军令部方针，准备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
10日，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用兵规模：(一)动员15个师团；(二)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三)作战地区为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四)作战期限为半年；(五)战费55亿日元。
11日晨，当参谋总长闲院宫要见天皇时，内大臣建议天皇光见总理大臣。但天皇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调兵遣将的问题，执意先见了闲院宫。
深谋远虑的天皇担忧的是能否取胜，他问闲院宫：“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
闲院宫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
在此前后，天皇多次召见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经过反复考虑，确信日军能取胜后，批准了向华北派军的方案。参谋总长遵照天皇的旨意，发出进攻并占领北平、天津地区的命令。
就在11日这一天，香月清司中将升任中国驻屯军司令，顶替奄奄一息的田代皖一郎。他离东京顺道在朝鲜京城停留时，会见了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大将。小矾是闻名的强硬派，他唆使香月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赖此一举，解决多年悬案。香月本来就是个“鹰派”。两相煽动，自然互受感染地拍打“翅膀”了。
香月在战斗祝的护卫下，当天到达天津。同时从关东军直接派来了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政信两参谋。几个意气相投的强硬派凑在一起，人人喊杀，个个亮刀。
8月13日， 日本海军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争。14日，日本政府发出“惩罚中国军队暴行”的声明，并作出派遣大量陆军部队的决定。15日，海军航空部队从九州基地出击，轰炸了南京。
至16日，日军在华北兵力已达5个师团，10万人。
17日，近卫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再动员40万日军侵华。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可笑的是，因本临近战败之时，近卫文磨才说从开战起，他就预感到定将失败，可他无力阻止，其原因是他当时患了严重的痔疮，没有力气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于是与他亲近的人便传出这样的话：“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
还有那位天皇裕仁，战败后为了逃脱惩罚，也竭力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责。
其实谁都清楚，正是天皇和近卫，按动了那场战争的电钮。
正是：
贪心不足蛇吞象，大祸临头后悔迟。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