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国民党的这种“一个党”的宣传，显然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宗旨，从利益上看，它明显带有全面吞并对方的意味。
2月6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扫荡报》等掀起的这场风波，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并先电中央及国际请示。”
2月10日， 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一党运动”，明确宣布：“中共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决不放弃共产党组织。”这种批评无疑是有力的、适时的，但王明未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出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同一天，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他直来直去地说：“《扫荡摄) 等报刊这种宣传，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矗动。限制信仰是十分错误的。”
蒋介石回答：“我在主义与信仰问题上并不准备对各方加以限制，先总理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进行修改或反对。至于你说的报刊上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我个人。我对各党派都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的存在，我希望的是各党派溶为一体。”
周恩来机警地问道：“是不是组织你提出的同盟会？”
蒋介石说：“我是说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加入可以各为一派，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
周恩来说：“党是不能取消的，国共两党都不可能，我看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
蒋介石说：“好吧，这个问题可以研究。”
周恩来心里有了底，重提现实问题：“我们党内对《扫荡报》这种做法很反感。”
陈立夫在一旁打圆场道：“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以后各报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了。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党都可加入。”
由于对国民党的实际意图还不了解，周恩来这样回答：“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后来，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中共中央后，中央指示：“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周恩来再去见蒋，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坚持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活动。根据这个情况，中共代表团认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只能暂时采取静观的态度。
再说蒋介石这时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抗战。为了表明抗战决心，他严肃处理了一批畏敌如虎的败将。
1938年1月中旬，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第一、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除研究战略问题外。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和《作战惩罚办法》各10条：他神色肃然地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鄙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就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敌人由济南攻下泰安的部队，不足一师人。而且不是主力。他们如此脆弱的部队，居然向南深犯，完全是我们图保实力，敌人一到就退，既不攻击，也不死守的缘故。”
说着说着，愈加声色俱厉：“我们竟有那么一个高级将领，放弃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人山东，影响整个战局。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泰安、济南，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必须由你负担！”
韩主席即韩复榘，陆军上将，时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南京失陷后，蒋介石退到武汉，准备人川。韩复榘与四川军阀刘湘勾结，密谋由刘湘封锁人川之路，韩则从南阳、襄樊、汉中撤退，与宋哲元部联合倒蒋。蒋介石觉察这一阴谋后，正想找韩的茬儿，正巧韩不战而逃，把柄落在了蒋助手里。
然而韩复榘一向以资格老而做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撞：“山东的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的丢失是谁的责任呢？”
话音未落，蒋介石一拍桌子：“我现在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还想反驳，身旁的刘随即劝他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面布置了军统特务，韩一出门，即被逮捕，押解武汉。
蒋介石在会场继续讲话。大声疾呼：“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果再不铲除这种保存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这种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就一定要踏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墓庐，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
全场肃然。无人敢大声出气。
当日下午，蒋介石在行辕召集程潜、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谈话，主张要严办韩复榘。
1月19日， 武汉行营宣布韩复榘的罪状为不遵长官命令。擅自撤退，强迫鲁西人民购买鸦片，强索民捐，侵吞公款，嫂缴民枪。24日，判处死刑，将韩复榘枪毙在软禁他的一座楼房内。
差不多同时，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公布了对43个抗战不力将领判决名单， 其中判死刑8人，其他处分35人。地位显赫的如：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因指择失当，记大过一次；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作战不力，解职留任；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购误战机，放弃守土，处死刑。
这些严厉措施，固然暴露了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主要还是体现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积极姿态，“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李宗仁语)。
2月中旬， 侵犯京沪方面的“中支那派遣军”越过蚌埠，推进到淮河一线；同时，在济南方面的“北支那方面军”，也被中国军队引诱沿律浦线南下，其中矶谷第十师团中的一部向鲁南台儿庄突进，钻人了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包围圈，板垣第五师团为支援矾谷师团也迅速赶来，企图会师台儿庄，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
这时，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前往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白乃桂系的领袖之一，足智多谋，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力主抗战，在武汉与周恩来时常见面。去徐州前，他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寓所，请教对敌作战方针。
周恩来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白崇禧对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极为赞赏，连称：“好计，好计！”相谈甚欢。
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找来张爱萍，让他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周恩来告诉张爱萍：“曾同白崇禧谈过此事，现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相信你能说服李宗仁先生。”
张爱萍担负周恩来交给的使命，一路辗转来到徐州，首先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接着与之分析了有关此次战役的主要情况：
“如今国土沦陷，人民徐炭，全国军民憋了一肚子气。李司令长官祟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骁勇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来到前线，也是为了抗日，亦可扬眉吐气，故求战心切，晓之以大义，定能同仇敌忾，协力奋战。日军如此蛮横无道，耀武扬威，实在欺中国无人，但骄兵必败，且孤军长驱直人乃兵家所忌，正是予敌打击之良机。”
张爱萍开始讲的时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说到这里，李宗仁越听越有兴趣。不住颖首微笑。张爱萍见状，进一步分析道：“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司令长官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北边。我八路军可作战略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扬国威，振民心，垂青史，万望勿失良机。”
一番话有理有据，声情并茂，直说得李宗仁激情满怀。
“讲得好，讲得好！请转告周恩来先生，”李宗仁面颊上泛着激奋的神情，慷慨激昂地说，“请他候我捷音！”
周恩来、张爱萍的建议，对坚定李宗仁指挥此役的信心和决心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3月24日， 矾谷师团的长濑武平旅团沿着台、枣线向台儿庄突进，立即与严阵以待的孙连仲集团军对峙；团岛荣次郎旅团则与泽、枣线的汤恩伯军团对峙。战斗日益激烈。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白祟禧陪同下到达徐州视察。由于膝县、临沂的胜利。增强了他对举行徐州会战的信心，并对李宗仁能指挥杂牌军挫敌锐锋大加褒扬。他还亲自祭奠以身殉国的川军师长王铭章，并召见将士激励杀敌：“日军有‘不可战胜’ 之神话，望我军将士奋威，打破这个神话！且见今日事态，只要我军有最后5分钟之坚，则此神话必破无疑！”
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了作战方针后，即和白祟禧一起，横心指挥孙连仲、汤恩伯等部开始了惊天动地的台儿庄战吸。
以下是几篇中外强者写的战地通讯摘录。
国际新闻社记者沃尔森1938年3月27日电：
中日台儿庄之战， 已达白热化，战斗极为惨烈。自3月24日起，日军即以重炮狂轰台儿庄外围之防守工事，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台儿庄守军及其指挥部。据指挥部有关人士称，原汤军团之重炮营从西集一带调回台儿庄，归台防司令部指挥，在日军狂烈空袭下，损失惨重。日军的空袭炮击之后，则以坦克与铁甲车掩护步兵向台儿庄推进，大有一举而下之势。烟尘蔽空，血肉横飞，房屋崩塌，大树倾倒，犹如一场恶梦。
据第五战区参谋处统计：日军轮番轰炸扫射，多者每口达80架次；第二集团军防地每日落炮弹约7000发；每日出动坦克车约70至80辆；由于日军进攻受阻，矾谷求胜心切。逐日增兵，目前已达4万人。
俟至本日，台儿庄外围工事，已被摧毁，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步步推进，巷战更为激烈。台儿庄民居多为石壁房屋，坚如堡垒，易守难攻，然日军用平射炮逐屋摧毁，乱石飞进，伤人颇多。守军极为艰苦，各自为战，以中世纪之砍刀对装备精良之日军，以手榴弹对坦克车，其牺牲精神世所罕见，犹如淞沪会战中的八百壮士之再现。台儿庄之民众为守军煮饭、迭水、救护伤兵、搬运子弹，更有甚者，拾起伤兵武器投入搏杀，感人至深。
记者截稿之时，巷战仍在进行。由于近战肉搏，日军优势武器不易发挥其威力，亦损失惨重。台儿庄能坚守多久，尚看双方有多少新的力量投入。
塔斯社记者索尔尼柯夫台儿庄前线4月3因电：
台儿庄激战已进入第11天。台儿庄的三分之二已为日军据有。然日军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实出多方所料，据初步估算，伤亡达万人以上。守军伤亡已达十分之七。
据称，浴血奋战、死拼不退者为池峰城之三十一师……日军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可见矾谷师团所受压力之重，不得不用谎言以抵舆论之责难。矾谷本以为可以摧枯拉朽，直下徐州，以夺头功。在台儿庄受此顽抗，实出其意外，其锐气顿折。中国军队之奋勇抵抗，必使日军占领中国之迷梦化为泡影。回望华北大地，处处浓烟烈火，抗日热潮越来越高涨，日军如步泥沼，愈陷愈深，必将不能自拔面告终。
中央社战地记者洪荒台儿庄前线4月4日急电：
我军连日浴血搏战，壮烈空前。日寇每前进一步必付出惨重代价。池峰城师十伤六七， 犹自搏杀不止。在极端困难时，犹组织敢死队500人，持大刀冲向敌阵，血溅战袍。素以武士道著称的敌军，不敌我军高强之刀法，惨呼绝叫，奔突无路，纷纷倒在我军刀下。 我500壮士踏着敌尸，复将所失之阵地夺回。一日寇指挥官被我军之英勇所震骇，肝胆俱落，手持军刀，竞不能举起，任我壮士砍杀。我军之勇毅，世所罕见云。
在池烽城率部死战之时，不仅孙连仲来到前线亲自指挥，李宗仁也冒着炮火亲临前线督战，并严令场思伯快速推进。
4月6日，在千钧一发之际，汤恩伯军团的三个军抵达台儿庄，向附近日军展开猛烈攻势。当夜，孙连仲部、汤恩伯部在李宗仁指挥下全线反攻，给包围困中的日军第五、十两个师团以毁灭性的打击，歼灭日军2万以上，其生还者仅三分之一。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自京沪丢失以来，全国沉郁，一片悲观，至此大胜，国人眉头为之一展。按下不表。
再说国民党关于“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宣传告一段落后，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 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于2月2了日至；月1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这个后来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高层领导人会议，仍然没有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和十二月会议一样，在会上还是各讲各的。
王明似乎还是主角，他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毛绎东似乎无意与王明争吵。他在第二天发言时，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即使讲军事问题，也没有直接批评王明提出的战略方针。
倒是张闻天的发言与王明有许多对立之处。他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叉怕共产党和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王明不听，执意要重返武汉。3月1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那上边，自然主要是阐述他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
王明的这个想法无疑来源于斯大林。斯大林曾明明白自地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属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也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助支持的。”既然如此，对于苏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佐它。”
让毛泽东、张闻天感到头疼的是，这时不能得罪斯大林，也无法与王明展开公开的斗争。张闻天后来回忆说：“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园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一律照登。”但是，当毛泽东的精心之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要求《新华日报》也刊登时，王明却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悄悄写了一首小诗，对这篇获得广泛好评的力作进行嘲讽和攻击：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王明等人返回武汉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设想解决两党关系：第一，实行共同纲领；第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显而易见，中共倾向于第三种解决办法。在这份提案中，强调民族革命联盟应依据下面三个条件：(一)各党、各派、备团体拟定一个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中个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然而，这显然不是国民党所要的东西。这时，国民党仍在抱着一党统治的宗旨不放。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大讲以党治国的理由：“我们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实行以党建国的国家，无论是苏俄、德国、意大利或土耳其，他们组党在我们之后，实行以党建国的制度，都比我们迟，但他们都已有党治使国家臻于富强，可以说全世界凡以党建国的国家，没有哪一国不成功的。”既要以党建国，就要有党的统一和信仰的一致。蒋介石强调：“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因此，对于共产党的提案，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国民党这时候正在组织国民参政会，试图用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的民主方式，对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时，他们又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通过这种组织形式，达到统一国民党、控制青年乃至“消融”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之目的。
3月底、4月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后简称“中统”)，由陈立夫任委员长；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兼任书记：结束国防参议会，另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最高民意机关，以汪精卫、张伯苓分任正副议长。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这次大会的召开，专门致电大会，提出8条意见：(一) 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二)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三)继续现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继续巩固与扩大国民革命军；(五)继续改善政治结构；(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七)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八)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设国防工业，改进农业。
大会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便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是国民党抗战初期的全国政治纲领，标志着国民党“七七”事变后政治上的进步和政策上的转变，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局面表现了适应性，无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这种进步是有限度的，尽管它显得粗疏、草率，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包括进去，有的又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第26条写道：“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尽管这个纲领自通过时起，国民党在许多方面就没有打算真正实行，但在当时的中国，宛如一缕和照的春风，吹得各方人士心旋摇荡。
正在这时候，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走马上任了。
正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