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恩来呀，明天就要开全会了，延安可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向会议提出？”
周恩来说：“我立即把校长的意见告诉他们。”
“两党统一的事，还有无可能？”蒋问。
“没有这种可能。”周答。
“你们是毛泽东说了算，你投问他，怎么就说不可能呢？你再发个电报问问嘛。”
“用这么急吗？”
“你知道，要开会了。会上要是形成什么决议，以后就不好办了。”
“好吧，我发个电报。”
第二天，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告与蒋谈话情况，认为“其意盖欲我党对国民党全会有一具体让步，以塞众口，以利防共”。据此，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中央应有一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的具体意见，“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捕人、杀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救急办法，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
这天夜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第二天，周恩来的请示电到了。毛泽东带着一双熬红的眼睛出席了专门为此电召开的书记处会议，最后敲响了定音鼓：“给敬爱的蒋先生复一电，想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不可能，要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24日，中共中央拍发了致国民党蒋总裁暨五中全会电。第二天，周恩来将这一密电转给了蒋介石。
电文写道：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言词掷地有声，毫无变通余地，蒋介石实在难以咽下。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声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民国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柬、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稍后，蒋介石又秘密批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严令执行。
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的，并没有完全公开出来。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五中全会可以说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正如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的道路”，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和沦陷区转向看共产党的后方，开始着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磨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限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于是，国共合作告别了温情脉脉的蜜月，进入了磕磕碰碰、磨擦丛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然而合作仍然存在，关系没有破裂，这种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状态一直继续到抗战结束。
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最早开始于河北。
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山西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战役和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南渡黄河，西过汾河，八路军则深入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甘心，便盘算着怎么从八路军手中“收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八路军当然不会拱手相让，于是磨擦便不可避免了。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装以吕正操部为主，在冀中38县创造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为主，在冀南20余县建立了抗日政权。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鹿钟麟去河北省担任省政府主席。
鹿钟麟是冯玉祥的忠实追随者。早在1914年，冯玉祥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鹿即入该旅任职。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出任国民军总司令，鹿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北京警卫总司令，具体负责操作驱逐清废帝博仪出宫。1918年，冯玉祥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 鹿任常务次长。次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为讨好已和他闹僵的冯玉样， 委任鹿为军政部长。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鹿没像冯玉祥其他部下那样背叛他，而是放弃军政部长之高位，潜逃至冯玉祥那边出任第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 几个月后，他和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7年寓公。抗日战争爆发，冯玉祥再次出山，鹿于1937年底继冯玉祥担任了3个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2月， 他被调任军法执行总监。后在冯玉祥的努力下，蒋介石才给了他河北省主席一职。同时，蒋又对他不大放心，由其军统特务系统推荐了河北一支反共武装的头目、自号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出任河北省民政厅长。
1938年6月， 鹿钟麟怀里揣着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状上任了。为安全计，他取道山西，请八路军护送，通过日军封锁线，前往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在路过山西长治时，鹿钟麟访问故县镇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举行会谈，议定了这样三条：一、原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政府人员不变；二、为统一民运决定组织河北总动员会，以鹿为主任；三、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须得朱、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挥，河北专区分区之地方武装须经过所属军分区司令员方可指挥，晋察冀边区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县仍为河北省政府所辖，但省府命令须经过该边区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鹿钟麟心情非常郁闷。作为蒋介石宿敌冯玉祥的亲信，他原不指望捞到什么肥缺，但也没想到会这么窝囊。一兵一卒无法直接调动，两个专区的官员无法自己任命，一个边区的所有事情都无法直接插手，这个省主席还有什么当头！又岂是他这个当年堂堂的军政部长所能够忍受的！
9月， 鹿钟麟到冀南南宫县，立即毁弃前约，要撤销冀南公署，将冀南20余县作为河北省府属地，由国共两党各辖一半，遭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反对。为减少磨擦，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南宫等3个县为鹿钟麟的机关驻地。
鹿钟麟到冀南后，尽力收编地方武装。国民党军残部、地主土匪武装纷集于其下，借势向八路军挑衅。
10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共同致电冀南朱瑞、徐向前等人，一面指示对冀南行政公署“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一面要他们向鹿极力解说目前抗日形势之严重，只有团结才能支持难局，“主任公署(冀南)及军区均应与鹿建立密切关系，请其指示方针”，并估计“武汉失守，局势变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觉悟，求得亲密合作，届时当可对鹿作某种让步”。
不料还没有等到中共让步，廉钟麟即于11月突然发布公告，撤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的职务。鹿手下的一些人，即向各县另行委派县长，抢官夺权。与此同时，张荫梧也以其民政厅长的名义委派县长。于是在冀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有两个县政府、三个县政府的局面。日伪乘机而入，也在一些县委派伪县长。有的县竟出了四个甚至五个不同背景的县长。这些委派县长，各据数村，要粮抽丁，老百姓叫苦连天。才两个多月，即把一块八路军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随后， 鹿钟麟又设法将国民党在山东的石友三部2万余人调来河北。蒋介石加委鹿为冀察战区司令长官。于是，集合于鹿的战区司令部名下的武装达六七万人，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杀害抗日军民，河北事态愈演愈烈。
鹿钟麟果然不是等闲之辈。短短数月，他就甩掉了“光杆司令”的帽子，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是，他深感难以驾驭这块地盘上的共产党的力量。于是，他向重庆上报了这样一个计划：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其所编各种游击队统一整编后交省府指挥，不准携去，以绝隐患，如做不到这一点，最少应令八路军在冀境者悉数开人冀中，或分担津浦、平汉铁路防务。
这样，鹿钟麟等于把矛盾上交了，只等着蒋介石处置了。
毛泽东正在时时关注河北的局势。12月23日，毛泽东电示将去西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西北、华北高级将领会议的彭德怀等人，要他们在会上“坚定各将领之抗战信心，强调团结统一之重要。特别是在敌后方，斥责制造磨擦之有害。介绍八路军抗战之各方面经验。”关于河北问题、毛泽东让彭德怀面见蒋介石提出如下要求：“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友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的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争取委任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并指示彭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弭磨擦。
彭德怀根据这一指示，上书蒋介石，建议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华北行政区，并提出了将八路军三个师改编为三个军的要求，认为已有十二万人的八路军，用原来四万五千人的经费已远远不够，建议每月增加100万元经费。
24日，蒋介石在西安召见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略谈数事，即起行返渝，并不提开将领会之事。彭把书面意见交给他，他约彭到重庆再详谈河北问题。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已在陕西的武功开过了西北和华北的师长以上将领会，但没有让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将领参加。因为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共限共。
12月28日，彭德怀在重庆会见蒋介石。蒋根据鹿钟麟、张荫梧告的状，一见彭就责怪八路军建立冀中、冀南抗日政权是破坏行政系统。彭德怀列数鹿、张在河北破坏抗日团结的事实作答，并列举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陈述敌后战场对牵制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所起的重要作用。蒋介石对此倒是点头认可。
最后，蒋介石说：“德怀呀，我不听一面之词，也不偏袒任何一方。这样吧，让天水行营程潜主任、战区阎长官、卫长官派员和你一起赴冀南调查，然后再议吧。”
彭德怀走后，蒋介石擦了一把冷汗。八路军急剧扩大，而且到处占地盘，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将归属谁家！想到这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秘密批谁了一系列反共方案。并密令鹿钟麟训示各县禁止八路军招兵买马，取消冀中、冀南两行政公署。还向各战区下令：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它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
1939年2月， 鹿钟麟从重庆开会回到河北，腰杆子挺直了许多。第一天办公，他先给朱德、彭德怀拍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
与此同时，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的秦启荣等部，到处袭击八路军，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公开叫喊：“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八路军—定要交出政权！”
共产党不再让步，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电示朱、彭：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鹿钟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府发钢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从命；五、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
这时，由于张荫梧等部拒绝与八路军配合，在日军的进攻下屡遭损失，河北战局仍不得不赖八路军来支持。于是，蒋介石致电彭德怀，希望他赴河北与鹿钟麟会谈。其电文曰：
彭副总司令德怀兄：
某日电悉，艰难奋斗，至念贤劳！冀省为华北敌伪之心脏，吾人必须坚决把握，严重打击。所赖以维系人心，号召抗战者，端赖我军政长官同舟共济，密切合作，保持机动之优势。务盼史速即前往，与瑞伯(鹿钟麟字)会谈，在精诚亲爱合作、共同杀敌，保全冀省原则之下，消除隔阂，解决误会，免为敌乘为要！
中正
彭德怀遂与鹿钟麟约定，在辽县下庄八路军的驻地举行会谈。
河北磨擦，举国关心。彭、鹿会谈，各方注目。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研究后，经请示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根据双方争论焦点在统一行政问题，纲领提出撤销双专员、双县长；对各地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员、县长由省府加委。并提出撤销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张荫梧等人的职务。
鹿钟麟在会谈前已陷于尴尬的境地。他的老上司、力主国共团结抗日的冯玉祥从重庆给他发来一封长电， 责备他“不尚容人用人， 过去方法已不适宜”，嘱其“诚恳、 合作、 坦白，以坚持河北抗战”。程潜亦自天水行营绘鹿长电，令鹿：“本民族利益第一、 抗战团结第一之旨， 忍耐精神，无偏无党。”还说：“民军(指张荫梧等部)到处索粮索款，亦有割据嫌疑，党政人员有时偏袒，亦造成冲突主调。”“以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为不可能，亦不必要。”
而另一方面，鹿钟麟连接蒋介石四道密电，要鹿必须撤销中共的两个公署。
鹿钟麟两面为难，无心考虑如何会谈。见八路军提出了八大纲领，也让随行人员草就了一个纲领，送到彭德怀那里。彭看后问道：“鹿先生和我不惮路途辛劳，来下庄见面，原为坚持河北抗战，为何纲领中没有抗日内容？”鹿钟麟无言对答。
由于有蒋介石的密令，鹿钟麟坚持要撤销冀中、冀南两个主任公署，彭德怀则坚决维护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会谈自然无结果。临别前，彭对鹿说：“河北问题鹿先生固有失当，但朱德总司令和我素知问题不在先生，而在张荫梧等顽固分子，须将这些顽因老朽分子撤掉，团结合作方有希望。”
鹿钟麟感于彭德怀的直言，也向彭直告自己的难处：撤换张荫梧是得经过蒋介石批准才能办到的。以后张荫梧不但未能撤掉，反而猖狂愈甚。鹿钟麟则有所收敛。
国民党当局想以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取消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便依靠民军张荫梧、侯如墉、王子耀等部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袭击，由政治磨擦转向军事磨擦，制造了一连串惨案。其后，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说：“日军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在我以为军政开展之机会。”
朱、彭忍无可忍，根据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反击原则，下令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几乎全歼了张荫梧、王子耀等部，张荫梧落荒而逃。在朱、彭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撤了张荫梧的职。
鹿钟麟感到两面不讨好，这个省主席实在不好当，便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不仅没有批准鹿钟麟辞职，反而派了朱怀冰、庞炳勋率部入冀。于是，河北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一波末平，一波又将掀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陕北地区自1938年底开始，国共双方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异常。1938年底，发生土桥事件。1939年3月，发生龙州堡事件和瓦窑堡事件，4月发生镇原事件和宁县事件， 5月构邑县被攻占，整个边区受到进一步的封锁。这些事件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可能性存在于陕甘宁边区问题虽谈判多次却悬面未决。
5月底， 毛泽东看到了三个月前蒋介石秘密批准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绝密文件里，提出两种对付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毛泽东发话了：“来而无往非礼也！ 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6月10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反磨擦的指导方针：“积极帮助蒋督促蒋朝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
6月7日，刚从皖、浙处理新四军问题回到重庆的周恩来，向陈诚递交了一份关于合理公正解决两党冲突问题的建议，要求确定陕甘宁边区区域，要求把沿黄河西岸的7县划为八路军之补给区， 要求河北省政府改组，要求晋察冀边区作战统由八路军负责。陈诚做不了主，遂将建议转给蒋介石。
6月10日， 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和昨天刚从南岳来到重庆的叶剑英。蒋今天的心情似乎不错，谈话比较从容，尽管内容很严肃。
他说：“你们的建议我看过了。现在问题的症结，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共产党是否有根本的真诚——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而不自居于国家体制之外，造成特殊关系，遗攻汗者口实。”
周恩来说：“共产党做事，正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自抗战以来，共产党所作所为，天地可鉴。”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换了一种口吻，“我作为全国的领袖，完全以理智的、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会偏听偏信。我权衡一切，完全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决不会有所迁就或妨息。你们为了解决问题，总是先造成特殊事实，以强迫的态度对待我，迫我就范，你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领袖呀？”
周恩来连忙解释：“校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次提的问题，大都是些悬而未决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再说，以前每次和你谈问题，你总是先让我们拿方案嘛，这怎么能说是强加于你呢？我们提的具体意见如何，还是听校长的高见嘛！”
蒋介石说：“除非边区停止向外进攻，不能谈判具体问题。”
周恩来当即反驳：“并非我们向外进攻，而是被人所攻。八路军在防御的空隙里主动打击日军，该不会有错吧？为什么要限制呢？”
蒋介石再换一种口气：“恩来呀，我什么时候说你们对日作战方面的问题了？新四军前一段作战有功，我当即下了嘉奖令嘛。只要你们恪守中央命令，使各地事态平息，我能亏待你们共产党吗？我对事对人，向以仁爱为本，对共产党也不例外。但是，你们总得服从中央的命令啊！我们的一切实施与行动，应以合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为唯一原则。如果国家不能统一，便决不能独立，所以我们求统一，实为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这种利益，是与共产党所共有的嘛！我责备你们，完全是出于爱护你们呀，你们应该明白我的苦心。”
蒋介石只顾自己讲话，不容周恩来、叶剑英多说。最后，他提议为改善两党关系，再约定时间正式谈判。
送走了周、叶，蒋介石即命陈诚起草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作为与共产党谈判的基本方案。该办法在军事方面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不得脱离驻地，不得要求划给区域，不准扩充武力；党务方面要求共产党服从三民主义，服从领袖，遵守抗战建国纲领，不得在各地有任何秘密或公开之组织，停止宣传共产主义，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各种宣传品；行政方面，要求共产党取消地方政权，共产党所办教育与训练机关或停办，或由中央接收等。
谈判尚未举行， 又一事件在南部发生了。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后方的平江嘉义镇通讯处，当场打死通讯处主任、新四军参议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8人。从此，历史词典里又多了“平江惨案”这个条目。
毛泽东、周恩来拍案而起，决定给予有力回击。
正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起。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