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40年秋，国际形势的演变，使蒋介石的身价猛涨。
9月27日， 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了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德国在欧洲的一连串胜利，鼓舞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互相承认在欧亚的霸权地位。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放手攫取东南亚，因此，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做出停开运城、鄂北两个飞机场，从南宁、陇州等地撤兵的让步姿态。面对这种形势，英、美两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拉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政策，以利中国牵制日本南进。而苏联为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积极援助国民党政府。
国际上的三大力量都在拉蒋介石，使得一直被丧师失地弄得一筹莫展的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从此春风得意起来。毛泽东说蒋是“待价而沽”。周恩来分析道：“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可谓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蒋介石因为在华北丧失了进行大规模武装磨擦的力量，难以再有大的作为，便把反共重心转向华中，伺机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成为这次反共高潮起点的，是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所谓“皓电”，便是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白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给朱德、彭德怀和叶挺的一份电报。因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使这份“皓电”变得名闻遐迩。
电报历数自8月以来中共军队的种种“劣迹”：“最近，十八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 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 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 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十八集团军彭明治部， 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
在详述八路军、新四军在鲁、苏打击沈鸿烈、韩德勤两个省府主席的“罪行”后，“陪电”露出杀机：“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冷欣等部30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新四军大举进攻。并密令重庆的军统特务严密监视周恩来，不准他离开重庆一步。
接到何、白“陪电”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刘少奇，要新四军不能再攻韩德勤现驻地兴化，停止射阳以北地区的行动，让刘速告黄克诚、陈毅。同时，让朱德、彭德怀以时挺口吻发给蒋介石一份报告。为了先稳住蒋介石，再谋对策，这份报告没有急中反击，只是对国民党的指责逐一解释辩白。电报说：“职以内部相残，虽胜不武，为再三忍让计，选令所部南撤，乃我节节退让、被节节进攻， 5日直迫黄桥域外。职部伤亡累累，军心激愤，不可遏止。职亦以南滨大江，孟地可退，为自卫计，始忍痛还击，战至6辰，将韩军击退……8日以来，韩氏所派代表及各县绅商代表纷集职部，要求和解，职以求仁得仁，立即答允。当事急时，曾请八路军彭明治部南下救援，现令所有职部及八路军部队一律停止，以待和解……职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韩氏出此亲痛仇快行为，实深遗憾，惟有恳请转呈上峰，速令韩氏停止进攻，和平解决，以利抗日。”
10月24日，身在国民党心脏的周恩来电告毛泽东：“蒋之宴会，何以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的决心。”
10月25日，毛泽东一天两次急电周恩来，交换看法，商讨对策。
周恩来则在重庆四处奔走，拜访了许多民主人士、中间派人士和国民党元老，向他们说明中共的立场，痛切陈词，呼吁他们支持国共团结，反对内战和投降。周恩来的态度感动了覃振、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他们表示愿意联络冯玉样、孙科等人，共商制止内战的办法。张申府、黄炎培、沈钩儒、章伯钩、邹稻奋等众多民主人士也对中共的苦心表示同情和支持。
11月1日， 周恩来一天两次致电毛泽东，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断言“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建议“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电报反映了各方意见：“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并转达了冯玉祥的建议：“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
11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的来电，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毛泽东同日致电周恩来：“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20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10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第二天，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待时机成熟时发；复何白电内容决定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这样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这几天，毛泽东给叶挺、项英等连发三封电报，指出皖南新四军与友军联络太少， 在此危急关头，应尽早离开皖南。11月4日，毛泽东就争取友军工作再电叶、项等：“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的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的任务之一。陈毅对两李及陈秦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11月6日， 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就和英、美联络问题，专电周恩来：“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日寇必使蒋崩溃。但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源。要告诉党员和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还有这种时间。你是否于适当时间，请求见蒋面陈一次。”
毛泽东不愧为战略大家、策略高手，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怎么利用矛盾，怎么操作，甚至怎么骂人，都想得十分细密周全。
11月9日， 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时、项名义复何、自的“佳电”经过字斟句酌后终于定稿发出。此时，距何、白“皓电”限令新四军北上开至黄河以北的最后期限只有10天。此电洋洋两千余言，态度郑重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4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 特别提到仍在进行之中的“百团大战”。接着，痛陈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困苦艰难，“以十五万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但仍屡给敌以重创，“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陪电”的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阵地问题是何、白“陪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则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被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但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带刚的话：“目前正届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折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两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侮无及。”
毛泽东说：这一段话“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佳电”最后写道：“德等转战疆场，不借肝脑涂地，萄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能破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进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侮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成败之所关，万世于孙生存之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天任屏营待命之至。”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
在中共的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无疑被动了。不过，蒋介石更相信实力，他的军事准备一点也没停。11月10日，汤恩伯、覃连劳部11个师作好了开赴皖地的一切准备。同时，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已开始由鲁南向苏北转移。
毛泽东在细心观察。11月12日，他电示周恩来、项英、刘少奇等：“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准备进攻新四军，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惧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也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被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然而“空气”虽然放了不少，危险还是步步逼近了。11月14日，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散发着油墨香气，就等蒋介石签字了。两日后，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的20万人已接到攻击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预备令。顾祝同已开始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1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表现出惊人的变通性。这一天，他同朱德一起签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11月21日，毛泽东专电叶挺、项英，让他们认真谁备北移。隔了3天，再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率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几小时后，又电叶、项：“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如此紧催慢催，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料到蒋介石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
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的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说他们经多方研究考虑，决定移皖北，不移苏南，问他和叶挺谁先走，淮后走。
29日，毛泽东、朱德表示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告之。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并公布了汪和日本驻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只搭起7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它的政府主席名义上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一事件意昧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交涉“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他不得不重新掂量打内战的得失。这—天，他授意张冲和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表示他同意在“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前提下，中共军队北移可缓，但至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部队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明年1月底，新四军则须全部移至黄河以北。对照何、白“陪电”可以看出，蒋介石让了一步。
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北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罅”，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对蒋介石的警锡，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12月1日， 毛泽东亲自为周恩来、叶剑英起草了12条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答应皖南部队北开，但要对方保证道路安全，并要求给八路军发饱发弹，否则只能渡河南下。
12月6日，蒋介石批准了22天前军令部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此后，国民党的准备动作加快了。
8日， 何应钦、 白崇禧针对上月朱、 彭、叶、项的“佳电”，再发一份长达4000余言的“齐电”。
此电不知出自谁手，写得汪洋恣肆，颇具文采，虽是“战书”，却把狰狰杀机深藏在奇言妙语之后。
“来电不云乎？该军所有部队，莫不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任务；倘事实询如所言，是乃统帅之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为何者？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俘鼓响应，夹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其尤可痛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等部队之突然袭击，事前既略无猜疑防范之心，临时更力避冲突为志；因之当受不意之夹击，竟由忍让而被创；及至事后又须格遭中央严禁阋墙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只有纷向中央呼号哀诉，佥谓：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敌寇，而将之于并肩作战之袍泽。应钦、崇禧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闻，更无词何以相慰，经经揽电蜘蹰，咨嗟累日。”
电文对国民党将领也太护短了！把他们说得那么厚道，那么高尚，那么委曲求全、可怜巴巴，符合事实吗？谁不知国军内部派系林立，无不视实力、地盘为生命，他们何时成了老实巴交的谦谦君子？
“河北方面，自鹿、高、朱、孙等部，因兄等横施攻击，奉令调开以后，我军实力通行薄弱；敌遂得舒其喘息，部署军事，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苏北暨正宣传百团大战之时， 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且于11月15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
提到河北，为什么不提和八路军拼命磨擦的石友三？这自然是有意的，因为石友三刚刚因通敌被蒋介石批准处决了。至于百团大战，朝野、中外、敌我均有公论，怎能因为德石铁路通车便将一个歼敌2万余人的大战役一笔抹煞呢？ 须知，蒋委员长前不久才发过嘉勉电的啊！
“齐电”罗列了共产党在“政治方面”的“劣行”之后，接着说：“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之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权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
电报似乎抓住了把柄，颇有几分得意地反问：“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未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他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
“奇文共欣赏。”何、白发此奇文，当然不是供人们“欣赏”，而是作为最后通牒和战书发给对手。因此，电文以不容申辩的口气要求“迅速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并且杀气腾腾地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否则，“中央亦难遏其悲愤”，“深惟覆巢完卵之戒，切悟焚箕煮豆之非”，“时机不容再误，遵令乃见公忠”！
“齐电”发出第二天，蒋介石亲自出马了。
正是：
莫谓文墨书生事，字里行间藏杀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