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毛泽东这时确实正患感冒。 8月17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楷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这份电报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拍发的。这似乎可以说明，毛泽东尚在犹豫。
毛泽东在权衡见蒋的利弊得失。是他一个半月前主动提出见蒋要求的，如今再反悔，合适吗？一月前周恩来见王世杰、张治中，张、王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要以何、白1940年“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当时中共未表态，现在是否到了可以表态的时机？当年此案所以让毛泽东怒发冲冠，是因为他担心部队北撤过程和北撤完成后，中共军队受日军和国民党军南北夹击。如今，英、美在太平洋战场已稳住了阵脚，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日军的攻势已超过极限，此后就要走下坡路了。一旦日军战败，如果中共部队均在黄河以北，不是立即就可以出现个南北朝局面吗？到那时再与国民党说话，不就可以乎起乎坐吗？如能直接见蒋，提出遵两年前“中央提示案”，蒋很可能答应，还可能作一些别的让步，这样，战后将有一个好的局面。
思前想后， 到19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下了决心。他以个人名义电告周恩来：“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10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素知蒋介石为人的周恩来仍不同意毛泽东见蒋。他有他的道理：目前蒋介石虽然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觉得蒋、毛会面时机略早。19日，他将自己的考虑电告毛泽东：“你与蒋即会面似嫌略早，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8月22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毛见不见蒋视情况而定。按说，这件事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毛泽东并未放弃原来的想法，反而越想越觉得应该见蒋。 8月29日，他又电告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候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周恩来对此电没有回复，显系不以为然。
9月3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的重要性：“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今形势未明，蒋介石可能会答应两年前的条件，等形势明朗后，谁都能看出中共军队移归黄河以北的用意，蒋介石还会答应吗？毛泽东看中的是机会，他知道这种机会并不是随时存在的。再说，以蒋介石的地位和性格，这次若邀不到毛泽东，他还会轻易开这种口吗？君无戏言啊！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再邀毛泽东见面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周恩来不得不认真对待毛泽东这封电报。他反复考虑两天，于9月5日电复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和建议。电报全文如下：
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 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 ，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面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终于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他从周恩来的电报中，不仅看到了分析问题的周密和精明，更看到了一种发自肺腑的诚恳。过去的地位曾经高出于他的周恩来如果不是把他视作中国共产党无法替代的灵魂，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电报的。因此，他没有因为自己一再坚持的意见被否定而产生不快。
9月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强调：(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太好，候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张文自愿来延则先欢迎他来延一叙，如此较妥。(二)我们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队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三)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恢复，并请注意。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先后向陈毅、朱端等地军事领导人打招呼、告诉他们：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的极好时机，因此，须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改善关系。
9月14日，林彪按预定方案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介石。谁知天公不作美，自8月底以来， 陕北下了一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雨，山洪爆发，路面被冲坏，林彪的吉普车几次抛锚， 所带5名战士不得不沿途修路。这样停停走走，17日才辗转到达西安。林彪顾不得更换沾满黄泥巴的鞋裤，急忙去找师兄胡宗南。
胡宗南一见面就埋怨道：“你们是怎么搞的嘛！反反复复，犹犹豫豫，拖拖拉拉。现在倒好，委座已回重庆了。”
林彪有苦难言，只能答以道路难行，然后问：“校长留没留什么话？”
胡宗南已无年初的热情，淡淡地说：“没留什么话，看样子很生气。校长日理万机，早定下的事，你们这么久不知都在做什么！”
林彪只好请示延安。
毛泽东在林彪动身的第二天即15日就得到了蒋介石已回重庆的消息。他1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已经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毛泽东通知林彪，让他追到重庆去见蒋。
经过周恩来在重庆和林彪在西安分别活动，蒋介石同意了林彪赴渝的要求。
10月7日， 林彪乘飞机到达重庆。蒋介石先让张治中与林彪周旋，在摸清林彪来意后才决定见他。
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在曾家岩张治中的公馆“桂园”与蒋介石见面。三人当年都在黄埔军校，是上下级和师生关系，如今却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举行谈判，颇有戏剧性。
互致问候之后，林彪首先转告：“毛泽东先生极愿意晋渴校长，只是近来偶染伤风感冒，身体欠佳，不能如愿前来，深抱歉意，请校长谅解。”
蒋介石似乎并不介意，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请你代为转达我向毛先生问好。你这次来渝，毛先生有什么意见让你转达吗？”
林彪说：“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到校长电报，毛泽东先生即提出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点、国内统一团结及对委座之期望等问题。”
蒋介石颇感兴趣，说：“愿闻其详。”
林彪从容说道：“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必获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如今，德日的力量，业已尽量使用，已到战争的转折关头。德国倾全力尚无法解决苏联问题，待第二战场开辟，其必无以应付。英美对于日本，将来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国与苏联亦可协同从陆上进击。校长高瞻远瞩，早说过日本之败必从海上开其端……”
林彪见蒋介石静静地倾听着，不时点头，便继续说道：“我国抗战目的在建国。我国建国之条件，较之并世列强，独为优厚。我曾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少于中国一半以上，他们却在上次世界大战后20年完成建国大业，至今乃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政治上团结、向外学习先进技术等经验，可供我们效法。英美各国自然条件也不如我国。我处亚洲大陆之上，东连太平洋，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战时可出兵员三四千万，且坚毅勇敢，堪称举世无匹。所以说，我国虽然落后，但论建国条件，堪称世界第一。我们目前是要建设一个以总理的主义与校长的领导为根据的新国家。”
“很好，说下去。”
“国内的统一与团结，至关重要，这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我来之前，毛泽东先生一再强调：今后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蒋介石点点头，示意林彪继续讲下去。
“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党的组成分子，老辈同志大抵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后一辈当初大多首先加入国民党，尔后转入共产党。我个人的经历也可说明。当时，激于救国之热忱，本于救国之一念，故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子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全是校长当日的教诲。虽然加入共产党十几年了，我的根本思想仍在救国，这一点无任何变化。有人说共产党人多为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所蒙蔽，我看不然。可以说，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的共产主义书籍，只是目击中国现实之不堪，激于义愤，为雪耻救国，才加入的。因此，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也不能照马克思、思格斯、列宁与斯大林之具体办法，依样执行。他们所主张所实行者，未必能依样实行于中国。即如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之革命救国方略，委座对目前抗战建国所规定之方针，中共均无异议，极表赞同。虽因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但两党之间确无鸿沟可言。既然如此，理当共遵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无违国民之公意，共趋团结抗战、统一救国之鹊的，在委座的领导下，为最后成功奠立稳固基础。”
这时，蒋介石讲话了：“我对团结统一是有诚意的，这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统一政令下工作。国内政治问题，我希望整体解决，而且越快越好，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就会为此努力。我奉行公道原则，不会让你们吃亏，这点可放心。”
林彪进而表示：“过去外面议论国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二者皆可趋于一致，即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
蒋介石越听越高兴，反过来赞扬共产党：“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有许多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并一视同仁。这方面有教训。若国共问题解决，国家必能一日千里。”说到这里，蒋介石表示对共产党药品可继续供应，并当场让张治中转告何应钦负责发给。
林彪接着说：“我们认为，目前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
蒋介石挪挪身子，看看表，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林彪固执地说下去：“委座高瞻远瞩，当能看到这种危险，并尽力抑制这种错误思想的蔓延。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不过，万一内战不能避免，中共也不害怕。中国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一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而且我国经济尚在自给自足时代，到处可以种棉织布，生产稻麦，虽至山地，也有苞谷可食。故就经济条件而言，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
蒋介石越听越不耐烦，脸色一沉，截住林彪的话头：“你在重庆准备待多久？”
林彪说：“我还要晋谒何总长，闲时还要看看老同学。”
蒋介石说：“好吧，你在离渝前，我再找你谈话。”
林彪说：“尚有具体事项须请示委座。”
蒋再看看表：“具体问题你们同文白他们谈吧。”
林彪抓住时机，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校长，新四军问题尚没解决呢！”
蒋介石勃然变色，气恼地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委员长，却又提新四军，这等于不承认政府，新四军番号已经撤销了，你今后切匆再提新四军，再提我是不听的。你是我的学生，我才说这个话，我对别人没有这样说过。”
张治中急忙打圆场，林彪也不好再说什么，谈话就此中止。
林彪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问：“谈得怎么样？”
林彪说：“校长大人不过讲了十来句话，能怎么样！”
周恩来一笑：“这么说，校长今天做学生，尽听你讲了。效果如何？”
林彪一摇手：“我看哪，白讲了。”遂把谈话过程讲了一遍。
周恩来叹了口气：“这扇门真不好开哟！”
10月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去见蒋介石指定的谈判代表、接替陈诚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
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林彪刚一说完，张治中便截断话头：“共产党不要再提老一套，如果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为好。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
周恩来说：“文白先生，不解决具体问题，怎能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增强团结？”
张治中说：“谈得太细为时尚早。你们应先同各方面多谈谈，然后再同我来谈。”
于是，周恩来、林彪转身去找军令部次长刘斐。刘斐爽快地答道：“你们提出的一切都可以谈，不过委座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你们还是找他先谈为好。”
周恩来、林彪从国民党方面来回踢皮球判断：通过谈判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然而毛泽东仍在作着乐观的估计，认为中共的条件合情合理，国民党方面不难接受。10月25日，他致电周恩来转林彪：“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写长电劝阻毛泽东。周恩来分析道：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人都倾向于以政治解决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在拖延时间，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他们不先开口，是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周恩来预测，蒋可能采取以下五种对策：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具体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不可能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有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等)，则他们亦照常口惠而实不至(如中条山战役时答应发购弹，二届参政会时答应释放时挺)；四、如我们能做某些地区的让步(如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也可实行某些让步(如“三发”等)，但不会实现我们的全部要求；五、如向蒋提出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调遣事，“蒋必沉默不语，必使关系弄僵，不利于形势之缓和”。
据此，周恩来主张采取灵活的做法：在林彪第二次见蒋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提到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而对张治中，除要求停打外，还谈防地问题，说明我们愿听调遣，但还有困难，或进一步提到某些防地未尝不可移动，但必须解决许多困难，就此提出要求。
对采取这些做法的后果，周恩来作这样的预计：“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毛泽东完全打消了近期见蒋的念头，10月28日复电周恩来：“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蒋介石当然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人。林彪在重庆又住了一个半月，才于12月14日接到了二次觐见的通知。
这个通知来之不易。
11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贩委会派遣粮食部参事郑延卓掳款30万元专赴陕甘宁边区赈灾。
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十中全会这一决议，对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并要求：“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一步的好转。”
在此期间，林彪先后拜访和会见了何应钦、陈诚、张治中、刘斐、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国民党要人，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合作的诚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与此同时，国民党代表郑延卓在延安受到了热情接待。11月30日，毛泽东会见郑延卓，坦率地对他谈了政治、军事等问题。毛泽东说：“蒋先生是全面人才，国民党是大有希望的。中国现阶段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以及实行议会制的民权主义。中国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现在无条件。将来三民主义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
郑延卓道：“毛先生所见极是，我等茅塞顿开。我即要回重庆复命，先生何不写封信给委座呢？”
毛泽东点点头：“也好。”
当即提笔疾书：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
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
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
肃寸褚，借致悃忱。
毛泽东
古文基础良好的蒋介石，当然明白“宠召”、“晋谒”、“垂询”、“乞示”、“趋辕聆教”这些词的含义。这些谦恭的词语出现在一向卓尔不群、极富叛逆精神的中共一号人物笔下，蒋介石看了，岂能无动于衷？于是，发通知，召见林彪。
正是：
该妥协处柔似柳，到强硬时坚如钢。
未知此番师生相见会是什么情景，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