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赫尔利试探着问毛泽东可否签字，不料毛泽东爽快地答道：“可以，当然可以。”
赫尔利很兴奋：“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不愿签？”
包端德插言：“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
赫尔利若有所思，问：“如果蒋问我：接受这五个要点，是否就是不要我在政府里面了？请毛主席告诉我如何回答？”
毛泽东一笑，答：“仍要他在政府里面。”
赫尔利追问：“是否仍要他当政府主席？”
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要他当主席。”
赫尔利满意了：“很好！中国两大领袖在一起，增进团结，消灭内战，使中国真正成为四强之一，这是多么好啊！明天早晨我们签字后，我就要赶回重庆。请主席先生不要笑我迷信，明天星期五是我的吉日，我生日是星期五，结婚是星期五，第一个孩子生于星期五，获得第一枚勋章也在星期五。”
举座欢笑。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他说：“经过三次会谈后修改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理了。不过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
11月10日，毛泽东等与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赫尔利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毛泽东说：“无论如何，我们很感谢赫尔利将军。抗战八年以来，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将军的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在这个纲领下，全国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建立新中国。”
赫尔利忙说：“毛主席这话讲得好极了，最好能写成一个声明给我。”
毛泽东说：“可以。”
赫尔利又改口道：“还是由毛主席写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我很愿意设法使毛主席和罗斯福总统商量问题，这样可使全世界承认毛主席的地位。”
毛泽东问：“罗斯福总统是否愿意接受我的信件呢？”
赫尔利微笑道：“我可以担保罗斯福总统一定愿意接受你的信件，特别你刚才讲的话，可以写进去，罗斯福总统看了一定会很高兴。”
毛泽东说：“好吧，我写信向罗斯福总统致意，还可以再拍一封电报，祝贺他再次连任总统。”
赫尔利兴奋地说：“那么，我们在条款上签字吧！”
毛泽东答应了。周恩来补充了一句：“你该直接将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而不能让宋子文或其他什么人先看到。”
包瑞德后来回忆道：“条款的文本放在一块高度适中的石板上，他们签字了。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不是盖图章，而是像美国人签署支票一样在两份文本上签了名。文本上仔细地留了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下了蒋介石在此签名的字样，以便让蒋委员长表示自己对这些条款的赞同——如果他有此愿望的话。”
下午2时， 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临行前，他拿到了毛泽东写给罗斯福的信。
这是中共领袖向美国总统发出的第一封信：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的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的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口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4年11月10日于延安
再说赫尔利坐在飞机上时。已经感冒了。回到重庆，不得不卧床休息。他似乎忘了周恩来在延安的提醒，没有直接把五条协定交给蒋介石，而是派人于11月11日送给宋子文和政府小组的其他人，要求他们转交蒋介石。
当天晚上，宋子文和王世杰急匆匆地来到赫尔利的卧室。
“赫尔利将军，你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宋子文开门见山地质问道。
赫尔利尚未反应过来，一脸迷茫。
宋子文接道：“你签的这份文件有太多的缺陷。共产党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政府的名称。”
赫尔利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很容易得到纠正。我认为，共产党的提议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完全可以达成协议。”
“不可能！”王世杰大声道，“在这样的基础上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为什么不能？”赫尔利忽然想起了什么，“你们把这份文件交给委员长没有？我认为他是可以接受这份文件的。”
宋子文说：“我们刚从委员长那里来。他认为，在他没有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如果这样，必然会导致中共控制政府的局面。”
“那你们说该怎么解决？ ”赫尔利火了，“你们谈了5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可是，毛泽东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的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你们才不愿团结。我不和你们谈，我要和委员长谈。”
第二天， 赫尔利来到蒋介石官睬。 蒋介石问候了他的身体情况之后，他说：“共产党实在不好对付。好在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花了三天工夫，总算同毛泽东达成了五点协议。”
宋美龄微露不悦之色：“我记得你去延安之前说过，你的任务是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怎么又订起协议来了呢？”
蒋介石说：“你的意图是对的，但你同延安订的这五条未免太宽了。”
赫尔利苦笑道：“你说太宽了，延安还嫌它不公平呢！”
蒋介石说：“赫尔利将军，他们是在玩弄花招，得寸进尺。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无法以这个东西作为谈判基础。”
赫尔利：“我想知道为什么？”
蒋介石：“这个五点建议与孙逸仙博士在遗嘱中为中国制定的程序相抵触。如果我接受这些建议，中国的形势就会雪上加霜。”
赫尔利：“我还是不能理解。”
蒋介石：“事情很清楚，他们这是要搞垮我！我和他们打了多年交道，我比你更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些极端危险的分子。”
赫尔利：“我不这么看。他们要求团结比你们更加迫切。你们这么恐惧和他们合作，似乎只能表示你们的虚弱。中国内部不统一，局势无法好转。难道这样一个协议没有它的合理性吗？”蒋介石耐心地解释道：“赫尔利将军，你和共产党签的这个协议，如果在华盛顿或伦敦，可作为同类争端的解决办法为双方接受。但是，由于中国人特殊的心理，这么做就意昧着我和我的党彻底失败了。”
赫尔利：“这个建议你还可以修改，譬如采用两党、多党或党派代表组成政府，避免使用联合这个词，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政府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道义上加强政府，而不是削弱它，这是防止崩溃的最有效办法。”
蒋介石：“中国不会崩溃的，我们虽然打得艰难，但我们坚持了八年。这个协议不能要。不过，我们还可以商量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赫尔利：“周恩来同我一道回来了，你可以和他再谈谈吧！”
蒋介石：“先不谈，等我们拿出几条办法再说。”
眼看七八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周恩来电告毛泽东：“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最后关键恐在华盛顿。”
11月17日是个转折点。这一天，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以代替为蒋介石所不喜欢的高思。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
这几天，国民党方面已经研究出三条反建议。15日、17日，赫尔利两次拒绝转交给中共方面。21日，他只好接了下来。不过，他当场向王世态说道：“我只同意转交这个建议。你刚才说这个建议是由我准备的，代表了我公平解决问题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反建议中，没有一个宇可以认为是我的，也没有一个字是作为我的公平调解思想而转送的。”
这天上午，在赫尔利的办公室，周恩来看到了国民党的反建议：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钢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选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
这些内容，若在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共产党梦寐以求的东西。然而现在不行了，把这些与毛泽东修改过的五点协定相比，距离实在太远了。这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了。
周恩来看完后，问道：“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
赫尔利一耸肩，两手一摊：“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稍停，他又解释说：“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你们参加中枢机构，我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只脚，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用怕，他们却说我帮你们说话。不过，蒋告诉我说，他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
周恩来苦笑道：“将军，你不了解情况，军委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和李济深就是例子。而且我自己做过政治部的副部长，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只要共产党只参加军委会而不参加政府，你知道，蒋委员长一切以命令行事，因而我们仍不能参加决策。”
赫尔利耸耸肩，也许表示不理解其中奥妙，也许表示无可奈何。
下午，周恩来与董必武再次拜见赫尔利，探究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
周恩来问：“参加政府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
赫尔利说：“既然蒋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还是参加为好。至于实权，事在人为，你们可由此求得政策的改革。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控制议会。”
周恩来微叹道：“赫尔利先生，你是外国人，你不清楚蒋介石的做法。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么多年里，上他的大当还少吗？你想，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之前，就要我们交出军队，如此我们将连性命也难保！”
赫尔利默然。过了一会儿说：“你们还可以在军委会里发生作用。”
“参加军委会怎样行使委员的权利？”
“这次的委员能够行使权利，因为军委会将成为最高统率机关，有国民党参加，有共产党参加，也有美国方面参加，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双方都听统帅的。总之，我劝你们还是参加政府，你们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一口才能咬掉。”
周恩来说：“既然你们背弃了在延安签过的协定，我只能把这三条建议带回延安商量商量。”
赫尔利建议周恩来在走之前和国民党代表谈一谈，周恩来同意了。
于是，国共双方的代表又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时间是11月22日上午。
寒喧之后，周恩来问起其他党派是否也允许合法，王世杰答：“其他党派也包括在内。”
赫尔利说：“你前两天不是说过，不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吗？”
王世杰忙解释：“我的意思是说，不放在国共之间的协定里考虑。”
周恩来又问：“如果邀请中共代表参加政府，请问这种代表是观察者，还是权力者？”
王世杰含糊其辞：“我不能具体答复，因为没有讨论。中医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依据法律，再说蒋先生和毛先生见面后，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赫尔利越听越糊涂：这么重大的原则问题，怎么一会儿—说无法解决，一会儿又说可以解决，究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忍不住喊道：“子文，你听见没有？这可是代表性质的问题，到底有权无权？”
宋子文面无表情地答道：“知道了。”
赫尔利一脸茫然。
周恩来又问：“过去有许多军委会委员，只是挂名的，不但没有职权，而且从不开会，如果共产党代表参加军委会，其实际职权如何？”
王世杰答：“现在军委会每星期至少开一次会，有时两次。”
周恩来说：“那是汇报，不是开会。”
王世杰解释：“汇报与开会相差无几，汇报做了决议，不就等于开会了？军委会人数少，是权力机关，又是作战机构，不是参政会，并不由多少票数来决定，意见提出后，只要委员长裁可，就可实行。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中共参加军委会，其职权不会比其他委员少。”
周恩来仍然强调：“汇报不是开会，譬如冯玉祥、李济深将军就从未参加过开会。”
王世杰仍然辩解：“汇报当然是会议。一两个委员缺席、不能说不是开会。同时，军委会委员被派为战区司令长官的也不来开会嘛。”
赫尔利惊叫道：“天哪！做了前线司令官，不是丧失了军委会委员的权利，他们更有实权呢！”他显然没有明白二人争论的实质。
当王世杰问中共的意见时，周恩来答道：“我们主张联合政府，也就是民主政府，我们仍要为这个民主政府而奋斗。你们目前尚不能接受这个主张，我们需要商量商量，希望能从我们双方的建议中，找出共同点，求得初步解决民主政府问题。毛泽东主席狠愿意出来，他已经向赫尔利将军说过。但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辩论。如今民主政府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还不是他出来的时候。”
这些话赫尔利听来，以为中共拒绝了继续谈判，然而让他吃惊的是，宋子文、王世杰却从中听出了中共还有解决问题的愿望。
于是，当天下午，蒋介石即召见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仍是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它的性质，不在于是否改变它的名称。”
蒋介石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
周恩来说：“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当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如果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蒋介石含糊答道：“是的，是的。”然后就闲聊起来。
这天晚上，他对参加晚宴的参政员说：“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不是波兰的流亡政府。”
周恩来正要启程返延，飞机驾驶员突然病了，延安的大雪也没有融化，飞机难以起飞，他只得在重庆再待几天。
11月27日，赫尔利在大使馆的会客室里接待了前来拜访的周恩来。
赫尔利乎心静气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心里赞成什么，嘴里却说不得。我是共和党，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我却是他的私人代表，我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向他提出，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让他作决定。一个领袖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要有争辩，争辩出来的决定，大家才拥护。我服从罗斯福的意见，因为他是被选举出来的领袖，无论多数少数，都要服从，有时罗斯福也接受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中国也要实行这种制度。如果一位领袖决定得不好，四年一满，我们就请他走路。”
周恩来点点头，不过没有和他探讨这个问题。
赫尔利又说：“我已向蒋委员长提出，要以物资给共产党军队。魏德迈将军还和我谈过，他很迫切地说，只要得到国民政府允许，他就去组织共产党的军队。别的军队还要供给粮食，你们的军队就只要供给军火。我们希望供给你们轻武器，德制机关枪、子弹和手榴弹。将来再派两百个美国军官，不是大的，是上尉阶级的，训练你们使用。不过，蒋委员长对我的提议，既未拒绝，也未答应，他说考虑一下。魏德迈将军说，可以拿出50架运输机给你们运送军火。”
周恩来笑着说：“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感谢赫尔利将军和魏德迈将军。”
在这几天里，罗斯福总统得到报告说：苏联已在中国新疆占领一个城市。罗斯福担心中国落人苏联之手，指示赫尔利抓紧完成国共合作，不让俄国人进来。
12月2日， 赫尔利再次告诉周恩来：“请转告毛泽东主席，务必参加政府，你们是同我们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
12月4日，周恩来应邀与赫尔利、魏德迈及魏的参谋长麦克鲁再次举行会谈。
赫尔利还是希望中共参加军委会，至少是“先插进一只脚来”。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关于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索有经验。先拿别人的经验而言，白崇禧不止参加政府，而且是军训部长，可是他有什么实权？我自己从西安事变以来，八年之中近七年时间是留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长时，每星期有三次参加军事汇报，有意见也无法讨论，即令提出，蒋委员长也不过说好好而已。老实说，我对这样做客，实在疲倦了。”
“我们美国有句话，叫做舍身救火。现在一把火烧起来了，你们得救啊！”
“不错，火应当救。但是要两只手能动，才能救火。现在请我们来做客，也只能坐在旁边看火。”
赫尔利想从另一方面劝说：“如果你们在不满意的条件之下，竟能参加政府，那就表示你们是最大的爱国者。”
周恩来答道：“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参加进去，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过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参加，我党要我考虑，我个人也要拒绝的！”赫尔利回头又想去说服蒋介石。蒋介石脸色一沉，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不谈了，不谈了，什么也不谈了！”
周恩来走了。 12月7日，他和董必武飞回延安，包瑞德同机。赫尔利望着起飞的飞机，叹息一声：“唉，原来中国人是这样难对付啊！”
正是：
流水不到渠难成，强扭之瓜怎会甜？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