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却说自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里，解放军共歼敌152万人， 毙俘国民党将级军官174名，使国民党军总数减至365万人，解放军总数增至280万人， 中共所占城市为586座，解放区人口已达1.6亿。就全国战局看，解放军虽在总人数上还略少于国民党军，但在其他方面无疑都强于国民党军。
更令蒋介石忧心如焚、切齿痛恨的是，由于政治气候的萧萧暮雨，由于他的一意孤行，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分裂了。
还在1946年5月， 李济深在重庆和冯玉祥、陈铭枢、朱蕴山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互相约定：如果蒋介石发动全国性的内战，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6月下旬， 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镇压反内战运动，又先后制造了“下关惨案”和“李闻惨案”。11月下旬，李济深、朱蕴山等由南京到达上海，加紧反内战反独裁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
1947年2月， 李济深由上海秘密到达香港。他一面公开举起反蒋旗帜，一面开始筹备建立组织。
3月，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代表相继撤回延安。董必武将离南京时，朱蕴山赶往梅园新村和他见面。他对未蕴山说：“你可转告任潮(李济深字)先生，不要专靠武力，要注意政治旗帜。请你多帮助任潮先生及其他民主派同志，秘密赴港，分头努力。”
5月4日，李济深在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援、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朱学范到他家中聚会，酝酿成立革命组织问题。最后，李济深高兴地宣布：“今天就是新组织筹备会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凡有志同道合的爱国之士，争取他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但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坏分子混入。”
7月， 朱蕴山在上海得到张稚琴帮助，介绍认识了一个民航飞行员。于是，他化装成飞行员亲属随机到达香港。随后，他先后和李济深、何香凝等交换意见。他的任务是协助李济深筹组革命组织，尽快把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他首先在香港成立了“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执行部”和“民联粤港澳总分会”。不久，“民联、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南方联合执行部”又建立起来，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
当时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重要人物均在上海。李济深、何香凝出面给他们写信，委托朱蕴山专程赴沪。信中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
这封信是写在手掌大的一块白绸巾上的，原准备由朱蕴山带往上海，后得悉国民党特务正在上海多方嫂捕未蕴山，遂改请在港讲法完毕、准备返沪的高僧巨赞法师，将此信带到上海交给陈铭枢。10月，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陆续到达香港。值得一提的是柳亚子看完信后藏在一个镜框里，得以保存下来。镜框正面是孙中山遗像，密信放在像片和镜框背板中间。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筹备过程中，李济深提出想请宋庆龄领衔。宋庆龄表示对此事完全赞成，愿作后盾，全力支持，但以不公开出面为好。
李济深还打算请冯玉祥担任新组织的领导，然而冯虽参与了最早的发起活动，此时却正在美国考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协商，于11月31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偕、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朱学范为委员，柳亚子兼秘书长。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在中共的帮助和宋庆龄的支持下，民革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宣告成立。 出席代表90人。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电，通过了宣言等4个文件，同时选举成立中央领导机构。大会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鉴于李济深在国民党的资历与声望，大家一致认为他足以胜任领导民革之重任，遂推举其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冯玉样、蔡廷锴、谭平山等16人被选为常务委员。
李济深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蒋介石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是我李济深几十年亲身经历，毫不虚假的，我们只有各尽其力，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
这样一来，蒋介石便陷入了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他苦恼万分，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药都无济于事。从不沾酒、只喝白开水的他，现在每晚却要饮一杯半威士忌， 才稍能安眠片刻。 这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反省录”，承认：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 石家庄陷落之后， 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皖(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襄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为了挽救垂危政局，蒋介石决定召集“行宪国大”，按照首届国大制定的宪法，实行总统制，借以强调其合法地位，巩固其集权统治。
1948年2月29日， “行宪国大”，即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于南京开场，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总统的位置非蒋莫属，这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不料4月4日，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上提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并说要把此职让给北大校长胡适博士。消息传出，国大顿时热闹起来。原来，早些时候司徒雷登表示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由文人学者任此虚职，以显示国民党政府“致力于民主改革”，而蒋介石作为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掌握军政实权，以全力“剿共”。既要权力又要名誉的蒋介石，对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岂肯轻易让人？他将计就计，口头上答应美国人的建议，表示不当总统，实际是作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因为一年多以前“制宪国大”通过的那部宪法，还缺少一条“在戡乱建国非常时期赋予总统处置非常事变的权力”。蒋介石素来专制独裁，岂肯甘当傀儡，做林森第二？所以，他使出招数，以退为进。
果然，最善于体会蒋介石用心的张群对大家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草案，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能想法补救，规定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经张群一说，国民党中常会大员们茅塞顿开，随即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三人带着这一条意见去见蒋介石。
4月17日， 中常会决定，在宪法外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处置权”。蒋介石心情畅快，亲自到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上讲话。他先追述自己如何追随先总理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削平内乱，领导抗战胜利，最后激愤地说：“我是国民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行宪国大”的高峰，是竞选副总统。围绕竞选，风波迭起，险象环生。
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有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徐、莫参加竞选，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过是民主的一种摆设。于、程雄心勃勃，志在一博，企图侥幸取胜。而李、孙实力最雄厚，志在必得。
李宗仁对竞选副总统十分积极。他对政治秘书程思远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
程思远问：“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白崇禧原来是反对李宗仁竞选的，还动员了黄旭初、黄绍闳、韦永成等先后劝阻。在白看来，李若竞选不成将有失桂系面子，而且蒋介石刚让他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拥有兵权，指挥中原大军，要是竞选成功将破坏他与蒋的关系。然而李宗仁不听众人劝阻，主意已定，不惜孤注一掷。事已至此，大家便都竭尽全力帮助李宗仁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出动了，“一白二黄”(白祟禧、黄绍闳、黄旭初)及程思远、韦永成、邱昌渭、夏威、李品仙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 竞选中共用了1000多根金条，约合黄金1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因为原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这次率竞选团来南京还没有安家，当然就住在白崇禧公馆里，接待宾客和召集桂系骨干商讨重大问题。
白崇禧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去对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去各方活动，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白夫人马佩璋也去拉拢“二马”的夫人，并到处请一些要员的夫人打麻将，进行内线活动。又在桂林造了一台榨米粉的小机器空运来南京配合竞选活动，因而宾客可以在白公馆里尝到地地道道的桂林米粉。
李宗仁暗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又有桂系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更加信心倍增。为了拉选票，他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结伴跑旅社拜客，或临开会时站立会堂门口和代表们握手，寒瞳打招呼，以示热情和蔼，平易近人，有民主风度。在黄绍豌举行的一次招待代表的午宴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今天来学习民主，好比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来谈恋爱，这是平生破题儿第—遭，没有经验，难免闹笑话，丢人现眼。代表先生女士们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场’的过来人，经验丰富，可千万不能见笑，还该多多指导帮助我这个‘小妹妹’逐渐熟悉起来才是。”在座的人都为之忍俊不禁，暗说：值得投他一票。
黄绍闳是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和策划人，对竞选不遗余力，出了许多妙计。
当时立法委员绝大多数是支持孙科的，因为孙科继胡汉民后一直担任立法院院长。黄绍闳经过分析，认为还是可以瓦解对方阵营的。因以前有些立法委员企图策动孙科与蒋介石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影响和推动民主改革。然而目前蒋、孙非但没有反目，反而结成了“统一阵线”。孙科的出马竞选，也是蒋一力促成的，蒋许诺给孙科以财力和人力支持。很明显，蒋的目的在于抬孙压李，他不愿看到桂系势力尾大不掉。洞悉内幕的黄绍闳于是找到立委谭惕吾、于振瀛，对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而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蒋、孙正连为一体，如果孙科当选副总统，反而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这不是停离了你们的初衷吗？”谭、于二人与黄作竟夕之谈，明了内情，并转变了立场。以后不但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李宗仁，而且奔走于陕西、山东代表间，为李拉了不少选票。一些立委在他们的游说之下，改变了态度。范予遂不但转变了立场，还泪谏王法勤，而山东代表大都听命于元老王法勤。
最成功的一招是，在决选副总统的前三天，黄绍闳居然把支持孙科的CC系最顽固的堡垒——浙江代表团攻破了。黄曾在浙江任省主席10年，许多人与他熟悉。他利用这一优势，频频走访浙江代表。这些代表以为黄做过两任省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任，自然为巴结黄而投李的票。当时，李宗仁、孙科两人旗鼓相当，浙江的选票因而成为最关键的筹码。后来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当日，陈布雷懊恼不已，集合浙江代表臭骂一通，一时传为笑柄。
正在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忽然盛传副总统候选人要由中央提名。原来这是蒋介石有意放风，如无大的反对风浪，就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将李宗仁从候选人名单中剔除，只提孙科一人，而在中常会上一旦提出，李宗仁、黄绍闳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都不是中常委委员。
黄绍闳敏锐地感到，这是对方即将大动作的讯号。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给对方一个“当头炮”：直截了当地反对由中央提名，使这一计划胎死腹中。
他未同李宗仁商量就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理论一番。恰巧两人不在，副秘书长郑彦芬接待了他。黄绍闳单刀直人，诘问外面哄传副总统选举由中央提名是否属实。郑说不知道。黄威胁说：“如果所传非虚，广西、安徽的国大代表就一体退出，不参加选举，望转告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随即告辞出来，去找李宗仁。李正六神无主，闻言大喜，连声说：“你的当头炮狠及时，很及时！”
果然，次日一早，吴铁城、陈立夫和内政部长余井塘、国大秘书长洪兰友相偕来到黄绍闳寓所，向黄解释。吴铁城向黄表态：“季宽先生昨日对郑秘书长所言都是谣传，望匆轻信，今日立夫先生、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无中央提名之事。”
黄释然一笑：“既然如此，我还有何话可说！”
4月23日， 国大代表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五位候选人都未达到法定票数。24日，依法再选，按规定只有前三名参加竞选，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但是，二选、三选都没有结果，于是依法进行决选。决选按得票多少，只剩下李、孙二人进行角逐，双方竞选班子无不全力以赴。
正在这关键时刻，社会上忽然出现许多对李不利的言论，如说李“有通共嫌疑”、“勘乱不力”、“台儿庄胜利纯属子虚乌有”、“李夫人郭德洁在北平贪污受贿”等等。 CC系报纸更是对李宗仁低毁中伤， 说他“个人生活腐化、作风不检点”，“敲榨某省当局钱财”等等。
黄绍闳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此时保持沉默，就无异于承认所有对李的攻击言论属实，使自己陷于被动。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蒋介石在背后撑腰。于是，黄立即赶往白公馆，与李宗仁、白祟禧商量对策。黄说：“依我愚见，不如宣布退出竞选。”李、白愣然，认为在此关键时刻退出竞选，岂不是把果子拱手让人？黄分析道：“形势已然明朗，蒋介石正竭力为孙科捧场，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如果与他们硬碰，就会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而如果宣布退出竞选，我方代表都不入场参加投票，国大如何收场呢？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李宗仁不敢冒此风险，白崇禧也满腹狐疑。在此情况下，李、白、黄只好把桂系骨干们都召来，以决定进退。会场气氛热烈，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意见，争得难解难分，相持不下。会议从下午；点开到晚上10点，仍是没有结果。黄绍闳站起来，大声说道：“退不退让由德公作决断，今晚我就去上海，竞选的事我不再插手。”说完，抓起衣服就往外走。白祟禧连忙拉住他，对大家说：“季宽的话有道理，先退出再说，至于以后如何办，这里仍需季宽策划。”此言一出，原来反对退出竞选的人也表示赞成，李宗仁只好让步。
次日，南京各大报以显著位置刊载了李宗仁的声明：“唯进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竟选。”全国舆论顿时大哗。尚在观望的国大代表对李宗仁的处境深表同情，对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的行为表示愤怒。而孙科为表白自己，亦于翌日声明退出竞选。此时，蒋介石骑虎难下，急忙召见白祟禧，表示他决不偏袒任何一方，要白劝李仍参加竞选。李宗仁见已达到预期目的，乃顺风收帆，宣布继续参加选举。
4月29日， 在国民大会的第四次选举中，李宗仁获得1438票，而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获得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取胜，被称为竞选中杀出的黑马，当上了国民政府的第一届副总统。
那天最后投票时，蒋介石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出李宗仁当选时，蒋介石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也不说到哪里去。司机按其习惯，开向中山陵。刚驶进陵园道，蒋高叫：“回去！”司机再开回官邸。蒋才下车，复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他丧魂失魄，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
5月20日， 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人们发现，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像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像随待总统的马弁。
白祟禧会后问李宗仁为何这样装束，李告之本来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要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不久，白祟禧丢了国防部长的位置，被调往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黄绍闳也不敢常在南京了。李宗仁则处处受到冷遇，只好表面上寄情山水，暗中待机观变。按下不表。
再说开春以来，解放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分区防御”的战略。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各地战场捷报频传。为了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东渡黄河，迁往华北。
毛泽东、 周恩来、任粥时率领中央机关于3月21日离开米脂县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23日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巳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他们登上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很快就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了。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并泉会面，8天后又上路了。他们经过岢岚、 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驻地。
毛泽东在上年初即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拍坡同刘、朱会合，毛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29日复电同意， 到5月10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便在城南庄住了35天。
在此期间， 从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5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而国内形势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会议结束没几天， 国民党方面即获得了毛泽东住处的情报，5月18日派出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庆，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由于聂荣臻当机立断，与赵尔陆匆忙间把毛泽东扶上招架，秘书和警卫人员抬起来就往防空洞跑，才使毛泽东躲过了危险。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了20里外一个隐蔽的小村子。
5月27日， 毛泽东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此后，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从下半年发起济南战役开始，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大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探寻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司徒雷登大使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随后，即放出了求和的空气。
毛泽东一眼看出了他们在此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
正是：
早知今时求和难，何必当日把门关？
未知蒋介石如何举措，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