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刘仲容本不想暴露身份，一听记者把他错认成了和他只有一宇之差的刘仲华，干脆将错就错地点了点头。这位记者又缠住未蕴山等三人探问姓名，他们都装作没有听见，不作答复。
于是，第二天南京、上海的报纸就以“北平飞来神秘客”为题，在头版披露新闻，称：“刘仲华由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这样，便惊动了蒋介石的特务，四出打听，闻讯追至他们下榻的大悲巷白崇禧公馆。因公馆由桂系宪兵警卫，才没惹出麻烦。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还拿出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送给李看。报上刊登了就国共和谈开始而发表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他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是由毛泽东亲笔撰写的，表达了中共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粗粗看了一遍，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后来望着刘仲容问：“你说这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
刘仲容答道：“是的，是周恩来亲口告诉我说是毛先生写的。”
李宗仁叹了口气，苦笑一声，叫秘书挂电话给何应钦，请他速来议事。
刘仲容说：“德公，这些话是中共领导人对你和健公讲的，跟他讲合适吗？”
李宗仁说：“他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也听听嘛。”
一会儿，何应钦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见到刘仲容就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这回你带回什么消息呀？在那边见到文白、邵老了吧？”
刘仲容说：“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去了解情况的，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
何应钦问：“你见到毛泽东没有？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
刘仲容答：“见到了。毛泽东说，国共两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该歇歇手了，谈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泽东还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不能阻挡。他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何应钦反问：“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着吗？”刘仲容因摸不透何应钦的底，不便将话再往深处说，就含糊其辞地答道：“双方的最高当局直接会谈，可能会更直截了当些吧。”
李宗仁坐在那里，长时间没有说话。
4月7日晚，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宴请朱蕴山、李民欣和刘子衡。饭吃过了，该说的话也说过了，客人告辞以后，李宗仁告诉秘书，不要让人打扰他，他要独自待一会儿。
他处于极度的矛盾访惶之中，这个代总统真是难当！要打，打不过人家中共；要和，和不了，蒋介石根本不同意毛泽东那八项条件。想要摆脱蒋介石，却又摆脱不了。蒋介石表面上说是下野了，实际上实权在握，密令将国库所存金银美钞几乎全部运往台湾，让其心腹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为其坐镇。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蒋回溪口后，在家乡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都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不久前，他在总统府宴请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这位顾参谋总长竟先后放下碗筷去接了三次老蒋从溪口打来的电话。他在席间看见，很觉得不是滋味。他作为代总统，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钢，曾命行政院伤财政部将运往台湾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更使他愤怒不已的是，自己身为国家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他才知道消息。一了解，原来陈仪因说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像一群土匪而得罪了蒋氏。对此，他也只能听之任之。据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他身边的卫士都是蒋介石的人，这使他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现在国共和谈的问题尤其使他头痛。他是以主和的面目来出任代总统的，原想借与中共和谈而压蒋，以取而代之，从而与中共划江而治。然而中共不但不同意划江丽治，还要他与蒋彻底决裂。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南京政府何去何从？他和桂系何去何从？
他熄了灯，把头靠在沙发背上苦思了好一阵子，忍不住打开收音机收听北平的中共广播。电台里又在点他和何应钦的名字。播音员用严正的声音在说话：“……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
他无可奈何地关掉了收音机。
张治中率领代表团去北平刚好一个星期了。中共的报刊和电台广播，几乎天天都点到他的名字，毛泽东、周思来还通过多种渠道，往南京给他频频传话。
4月3日，黄启汉从北平回来，捎来周恩来的话：解放军是要渡江的，渡江时希望他不要离开南京，还建议他调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护守。又传来李济深的话：只要他和美蒋决裂，向中共靠拢，李济深和毛泽东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让白崇禧带兵。
4月5日，刘仲容传来了毛泽东的口信，朱蕴山传来了李济深的口信。同时，未蕴山还捎来一封中共的最后通牒信：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
昨天，4月5日，他曾派甘介侯去美国驻华使馆，将中共的最后通牒告诉司徒雷登大使，问及共军渡江美国方面有何态度。大使的回答令他十分失望，还是前几天说过的老话，要他的国防部负起保卫的责任，这样做是不会受到蒋介石干涉的。关键的时候，看来美国人也靠不住了。
李宗仁正在思前想后，烦闷不安，张治中来了长途电话，汇报了近日在北平与中共代表个别交谈的情况，说和谈尚无进展，主要卡在战犯问题上。看来，他该对战犯问题有所表示，使之不影响和谈的进行。于是，他立即把黄秘书叫来，代他起草一份电报打给毛泽东，重申求和之诚意，着重谈战犯问题。黄当过胡汉民的秘书，善于舞文弄墨，立时把电报稿拟了出来。李宗仁一看，对其中关于战犯问题的措词十分满意。
当晚11时，李宗仁将电报稿交由机要室发往北平。电报写道：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苍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禀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阳
第二天，即4月8日下午，李宗仁就接到了毛泽东的复电。
他从电报中还获知，张治中已经会见了毛泽东。电文曰：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卵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四月八日
李宗仁心想：毛泽东的回电来得真快！毛泽东近来传话频频，今日又与张治中晤了面，该又会有话传过来。果然，晚饭后张治中就来了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周恩来今天在香山单独接见了张，就和谈的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钟头，特别在关键的战犯问题上，中共已作了让步。
李宗仁的眉头略略舒展了一些。但是，他觉得对战犯不提名字的让步，只是一个小的让步，对战犯还是要严惩的。而且，中共对坚持过江毫不松口。现在是至为关键的日子， 离中共最后通牒的日子只有4天了。最后的抉择又该如何呢？他决定召集桂系的核心人物来南京作最后的商议。
4月9日，白崇禧和夏威、李品仙等都到了南京。
白崇禧在公馆里单独与刘仲容谈话。他笑着问：“听说你这几天成了老蒋的特务重点盯梢的对象，搞得连公馆的门都不敢出了？”
刘仲容也笑了：“记者捕风捉影，把我当成刘仲华，我也就将错就错了。倒是闹得满城风雨。”
笑过之后，白崇禧问：“毛泽东、周恩来有什么回复的意见？”
刘仲容说：“健公，你给毛、周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那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深知白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所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泽东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未等刘仲容说话，白崇禧又问：“德公和敬之(何应钦)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答：“他们两人听了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商量。”
白崇禧气愤地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当天谈到晚上也没有结果。
晚10时许，李宗仁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思远在傅厚岗官邸商谈时局。谈来谈去，都觉得和谈成功的机会不多。白崇禧重申反对中共过江的意见，然后说：“目前最大的危机是蒋介石在幕后控制党政军大权，德公没有掌握政府的权力。而今蒋、李必须摊牌：如果蒋不出国，德公就应该急流勇退，让蒋重新出来当家作主。”会后，李宗仁让程思远代他给蒋介石写信一封，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阎锡山)、居觉生(居正)两先生代为表达。阎锡山、居正专程去溪口见蒋介石，回来告诉李宗仁，蒋看了信后，未表示明确态度。
4月10日， 刘仲容又找白崇禧谈话。为了方便，这次谈话是在游览玄武湖时进行的。刘仲容在游艇上告诉白崇禧，这次同来的朱蕴山、李民欣，是代表民主党派来奔走和平的。他耐心地说：“目前国民党位处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是件很难的事。现在好不容易开始谈判，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宝贵的时机，不要错过。”
白崇禧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火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
刘仲容觉得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既然如此，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心中未免感到十分惋借。
当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王炳南从北平给刘仲容打来电话，说南京代表团的黄绍闳日内将从北平回南京，叫他和朱蕴山等人搭乘黄绍闳的专机飞回北平。
他又去了一趟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向李报告说：“德公，毛先生捎了话过来等回话，我准备再去一趟北平，将你和健公的意见转告他们，看中共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
李宗仁当时处于十分苦闷访惶的内心矛盾之中，不愿意断了线，因而同意了刘再去北平。他说：“好，你去吧，看毛先生能否再让步，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刘仲容还记着周恩来面嘱的同机带回邵力子夫人博学文的任务。他一向很尊重与敬佩邵老。这次邵老被指定为国民党和谈代表之一，本来是要携夫人一起赴北平的。但反对和谈的死硬派到处造谣，说代表团不是去和谈，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甚至措名说，邵力子早年加入过共产党，这次去北平是有去无归了。为了安定人心，对和谈造成一个有利的气氛，邵力子将夫人博学文留在了南京。刘仲容到了南京后，打听到傅学文因邵力子走后住处受人监视，便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接到于府去住了。当落实了他和朱蕴山要乘去北平接黄绍闳和屈武的“天王”号专机之后，他设法通知了于右任先生去送机，并暗示了亦将傅学文送上飞机。
4月12日下午， 明故宫机场上“天王”号即将起飞，于右任带着博学文乘车赶来送行。当朱蕴山、刘仲容登机时，于右任和博学文跟一块送行的程思远、黄启汉等人站在一排，与未蕴山、刘仲容握手。当未蕴山、刘仲容站在机能门前回身向送行者挥手的时候，于右任推了一下博学文。傅学文一边向机舱口招手，一边紧走几步，登上舷梯，好像是要上去叮嘱什么话。她登上机舱口，大步跨了进去。舱门关闭，飞机启动滑向跑道。等盯梢的特务明白过来时，飞机早已腾空而起，向北飞去了。
晚饭后，“天王”号到达北平。
刘仲容刚下飞机，周恩来早已派车直接送他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等着他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
刘仲容说：“有毛主席关心，来去都很顺利。”
毛泽东：“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
“主席的话我都向他俩原原本本地转达了。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没有什么希望了。”
“李宗仁呢？”
“依我看，李宗仁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泽东吮了吮下嘴唇，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你转告李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他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将他当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再说经过十来天的交换意见， 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正式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 一份，并通知在当晚9时开始正式会谈。草案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的。
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是一座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皇家建筑。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侧由双方代表分坐。条桌两侧的后面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由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空气十分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第一，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长期以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肆行反共；尤其自1946年以来，撕毁两党一切协定、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遭受空前灾难，已完全丧失人民信任。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第二，关于战犯问题。主要战犯必须严惩，但只要“认清是非，翻然侮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将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三，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它所规定的伪法统理应废除。
第四，国民党现在所保有的陆海空军、各军兵种、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工厂、后勤机构，一律加以改变，其拒不服从者，即加以讨伐。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
第六，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订或重订。
第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准备交代；解放军一开进，即实行军管，除反动分子之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绝不使流离失所，对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出力机会，对生产机构悉予保存。
周恩来说：“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意和签订这个协定草案，使和平得以实现，问题得以解决，一定为全国人民所永远赞许。”
接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是：
一、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愿意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不过对过分刺激的语气希望减缓些。
二、关于战犯问题，中共方面是大让步了。不过我们希望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者，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者，才应追究。”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此使会议陷于僵持。
三、关于废除宪法与法统问题，我们无不同意见，只希望作文字上的修改。
四、关于军队整编，原则同意，但具体方法步骤希望修改：双方军队在各自防区内改编，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不受单方面的指挥；具体的改编方法，应另文详细规定，不必写入协定之内。
五、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我们原则上完全同意。这是早应该做的，现在由你们提出，我们十分惭愧。
六、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异议，但条文中规定南京和各级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一切须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样，后者将被看成是太上政府，希望考虑。
张治中最后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本人向来是中共的朋友，在中共代表团诸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提醒各位：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责任落在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民主的目标，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议延至23时15分休会，双方同意会外继续协商。
4月14日， 南京代表抓紧时间研究协定草案，写成了一个修正案。其主要之点在于力求缓和，避免刺激，意在能使南京方面所接受。
当晚，张治中把修正案交给了周恩来。
4月15日，双方代表进行交谈。
晚上7时， 周恩来同张治中会面，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他，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局恩来说：“这不是草案了，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是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说：“也好，干脆！”
正是：
十次量衣终须裁，一捶定音称快哉。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