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是中国抗战胜利成果中一个最大的“桃子”‘，它不仅吸引着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力量，也使美国和苏联想入非非。
美国一直在盼望日本关东军投降后取代日本完全控制东北，但是要迫使70余万关东军投降乃至在整个中国大陆击败日本，美国还须付出100 万官兵伤亡的代价。美国不可能承受如此重大的牺牲，故罗斯福总统希望由苏联出兵东北，以减轻美国的损失。
美国的请求给了斯大林一个极好的机会，苏联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苏联对于东北一向十分关注，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临近，斯大林已经开始仔细地考虑东北问题了。对于罗斯福的请求，斯大林一方面明确表示愿意参战，同意出兵东北；另一方面竟不客气地提出了参战后的权益要求。
为了最后确定美苏双边利益归属和划分问题，在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最南端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城市——雅尔塔召开了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1945年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几乎同时抵达这里，“三巨头”会议随即开始。
2 月8 日，“三巨头”正式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在第一次讨论中，罗斯福没有等斯大林开价，就认为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从日本人手中移交给俄国没有问题。罗斯福深知斯大林为了海上“霸业”太需要太平洋上这个不冻港大连了，对此他也表示“赞成苏联租借大连或把大连变成国际共管的自由港来使用”，但他倾向后者。
实际上，罗斯福早在这次会议前已经写信给斯大林表达了以上意见。对于罗斯福的“慷慨”，斯大林却仍不满足。他告诉罗斯福除了以上条件外，苏联还要求使用满洲铁路。时隔数日，斯大林将莫洛托夫起草的协定草案交给了罗斯福。这份草案包含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全部条件。其要点如下：（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权益。
（三）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斯大林的价码实在是太高了。罗斯福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一起又多次交换意见，希望苏方适当降低价码，然而斯大林那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减少美军的伤亡，罗斯福不惜牺牲中国的权益来达到目的，于是全部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
由于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是中国的领土和权益，这就涉及到必须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问题。但是协定草案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写法十分含糊，仅指出：“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尽管罗斯福后来在协定上加上了“经谅解，有关外蒙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这么一段修饰语，但是罗斯福为了美国的利益，牺牲中国的民族权益的最终用心是掩饰不了的。
2 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分别在协定下签了字。据邱吉尔后来说，他并未参加苏美两国的讨论和密谋，只是临签字前才看到协定文本，但毫无疑义地同意了。
雅尔塔协定是大国政治贸易的产物，对美苏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通过这个协定斯大林得到了他需要的权益，罗斯福则得到了苏联参加和支持其对华政策的保证。在协定中美国没有放弃其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同时也不允许苏联独占东北。白宫的政策是坚持要求克里姆林宫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以确保美国资本在战后进入东北畅通无阻，并且积极支持国民党政权尽快控制东北地区。这个协定还划定了美苏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既对双方都有利，又都有约束，因此美苏两国谁也不吃亏，谁也都乐意接受。而真正吃亏的是被当作交易筹码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没有代表参加雅尔塔会议。其中雅尔塔密约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连蒋介石也没有看到全文。
1945年3 月15日，蒋介石收到了驻美大使魏道明的电报后才了解到密约的内容。为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知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最清楚自己，如果苏联不出兵，靠他的力量是难以战胜日本的。何去何从？只能承认这一协定。
一直到同年6 月中旬，美国才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督促蒋介石尽快派人去莫斯科谈判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于是又带来了1945年7 月正式开始的中苏谈判。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主要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决定亲自出面是为了表明他对谈判的重视，他企图以强硬的态度，出现在中国代表的面前，给予中国以强大的压力，如此才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以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件。莫洛托夫是世界级的谈判老手，西方外交官们称他为“硬石头”，也有人称他为“铁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其在谈判桌上的厉害。
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并掌握着财政、金融大权，其成员主要有蒋经国、胡世泽、傅秉常。蒋经国曾长期居住苏联，了解苏联的社会和文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其特殊的身份，与代表团的使命是相称的。至于胡世泽和傅秉常，前者是外交次长，后者是驻苏大使，职责所在理当加入谈判。
然而，这次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实质性会谈一开始，斯大林便提出，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对于这一要求，国民党方面竟然毫无准备，他们原以为雅尔塔协定中所述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就是保持原有状态，故没有作为这次谈判中的问题来加以准备。
在谈判中，斯大林强调外蒙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对宋子文、蒋经国说：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还找出一条理由是如果再发生战争，敌从外蒙攻苏，西伯利亚将被切断，“如是则西伯利亚全部将丢失。”
宋子文没有答应斯大林的要求，但认为中国对目前外蒙的现状可不闻不问，如果在法律上承认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
对此，斯大林根本不予让步，他向宋子文施以强大压力，说如果不答应外蒙独立，“外蒙将统一所有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
中苏谈判至此陷于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蒋经国以其特殊身份去见斯大林，请求斯大林谅解中国政府苦衷。“蒋经国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取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属给苏联。
斯大林对此态度十分冷淡，并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碰壁后，宋子文只好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并建议万不得已时只好终止交涉。
此时的蒋介石那平日里个人专断作风不知到哪里去了。他深知这次中苏谈判非同一般，如果中止谈判，不但要得罪苏联，而且还要得罪美国。经过多日苦思冥想，慑于苏美的强大实力和高压，蒋介石决定在蒙古问题上作出让步。为此他提出三个条件，即苏联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各地被陷地区必须恢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于是他电告宋子文如斯大林同意上述条件，“外蒙独立或可考虑”。
结果是宋子文将蒋介石的电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听后立即表示满意，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种种条件包括不支持和援助中共，都—一表示同意。
蒋介石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访问过苏俄，深诸苏共策略思想的奥秘，他不放心斯大林的口头允诺，指示宋子文务必要求苏联就以上三项作出书面保证，斯大林一改先前的僵硬态度，满口答应了中方的要求。此即中苏条约的附件之一，中苏之间两个外交照会的由来。
至此，中苏谈判中的第一个障碍，外蒙问题的分歧基本扫除。不过中苏双方的讨价还价并未结束。此后在旅顺军港、大连、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上分歧不断，第一轮谈判历时半个月，并未全部解决问题。第二轮谈判自8 月7 日开始，至8 月14日为止，蒋介石将王世杰加进谈判代表团。据说，宋子文自第一轮谈判后回国，感到中国政府同意外蒙独立，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而被后人所唾骂，故不想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因此要求辞去外长之职，蒋介石只得另安排王世杰就任新的外交部长，并参加双方第二轮谈判和代表中国国民政府签约。
在第二轮谈判中，由于苏军已出兵东北，如再谈不拢，国民党害怕无条约约束，苏军在东北就可能胡作非为，对蒋政权“接收”影响更大，最终不得不迁就苏方达成协议。经过一个余月的中苏谈判，两国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8 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各附件。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是悲是喜，不得而知。但他在9 月2 日的日记中写下了“旧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多少能代表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蒋介石以外蒙为代价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换来了中苏条约的签订，莫斯科只能支持国民党和不能支持共产党的许诺，这一度使蒋介石变得飘飘然起来。然而历史可以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从来没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斯大林也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保险公司，政治斗争尤其是国际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实力的较量，是以实力作基础的。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一旦胜利，东北地区立即成为苏。美、中共和国民党“三国四方”的“竞技场”，在这“三国四方”的实力较量中，谁有实力，谁就能在东北获得利益，这岂是一纸条约所能包办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