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河子和沙岭两次战斗以后，国共两军暂时处于对峙状况，双方都不主动进攻。此时新6 军集结于盘山、辽中、沟帮子一线；第52军一部驻沈阳铁西区，一部驻扎新民。其司令官杜聿明因患严重肾病，急需就医，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准备安排杜聿明到美国手术。在杜聿明的推荐下，原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杜聿明的职务。郑洞国是杜聿明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曾在广西昆仑关血战中并肩作战，后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赴缅作战，郑洞国是后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两人彼此了解、信任，感情甚好1946年3 月，国民党政府乘东北停战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积极利用其已进入东北的部队扩大东北内战，以图最终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至三四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有第13军、第52军、新1 军、新6 军、第60军、第71军6 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从而使东北内战并没有因停战谈判而有所缓和，相反，战争规模已日益扩大。
这时彭真及东北局机关已由本溪移至抚顺；黄克诚3 师主力由法库北上四平；萧华、吴克华的第3 、第4 纵队在辽东半岛；第359 旅和杨国夫的7 师去了北海，林彪带着梁兴初的1 师和彭明治的新四军3 师7 旅在沈阳与抚顺间牵制国民党军主力；除此之外的部队，大多为地方武装改编，战斗力水平有待很大的提高才能适应作战需要。
此时，彭真考虑到国民党军重兵进入关东，东北局压力太大，希望中共中央再给东北增派些力量来。尤其是盼望新四军主力叶飞部和华北主力杨得志纵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很快回电了，答复是否定的。电文指出：“如我先向东北增兵，给国民党以借口；我增彼亦增，彼快我慢，结果反而拖延东北战争形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实际责任人民一时亦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有鉴于此，中央要求东北局“准备独立坚持，切不可希望再增一兵一将”。
当时在黑土地上，形势于中共十分不利，国民党军名正言顺地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东北，老百姓受“正统”影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而民主联军缺乏根据地依托，没有一个“家”，没有群众支持，连伤病员都无处转移，还得用主力来抬着走，此种无根据地作战方针是人民军队难以适应的。此时的部队统计起来人数很多，但除了内地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有战斗力外，新编武装战斗力很差，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部队叛变严重。总之，此时东北局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
为了解决中共在东北的行动方针问题，3 月6 日至8 日，东北局领导成员在抚顺开会，主要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战争指导方针以及建军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萧劲光、伍修权。高岗、黄克诚等。
在会上，与会领导人就上述东北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部分领导成员如林彪，坚持认为和谈的实质是蒋介石的最大阴谋，罗荣桓、陈云、高岗、黄克诚等都同意这一看法。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是以占领城市为主，还是以占领乡村为主，与会领导成员也有一定争论。
在建军问题上，彭真、罗荣桓、林彪等对于“一招而来”，不讲阶级路线的扩军方式，结果造成部队成分严重不纯问题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会领导成员就敌我力量悬殊、打阵地战以及对手情况的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据原东北野战军老领导。原上海市委老书记陈沂回忆，“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当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些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
伍修权回忆这次会议时提到：“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
韩先楚回忆中谈到：“由于处于认识过程中，又受到当时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从（1945年）9 月下旬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西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摇摆和变动，以至在东北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中间，对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和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混乱。”
以上回忆均反映出了当时东北局领导成员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这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东北已经小打不断，但是整个国内的大趋势仍然是和平气氛多于战争气氛。国内还在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在举行，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曾真心期望和平的到来，并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和姿态。
这次会议在以上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取得大体一致的认识，是一次议而未决的会议。
由于抚顺会议上，大家认识未及统一，会后，彭真于4 月19日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指示中，严厉批评了这一时期由相当一部分干部只想在城市工作，不愿到农村去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的偏向，并强调“应准备应付持久的、更残酷的、更剧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
陈云是认识以上问题较早的东北局领导人。他在抚顺会议之前的2 月25日就曾致电东北局，提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共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滞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一带领导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应该说，陈云的这些话讲得是十分中肯和符合当时东北实际的。
罗荣桓身患绝症，但在抚顺会议后，还给东北局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四条建议。这些建议如下：（一）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期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二）部队作战须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三）巩固地盘，发展游击队，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四）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病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东北局领导成员的上述认识，对于这个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对东北斗争实际的正确的总体认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