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 月前，中国虽然尚未爆发全面内战，但局部的战争已经此起彼伏。
当蒋介石国民党在东北大打出手的时候，华北、华中的军事冲突也没有停止过。
1946年6 月14日，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就当时的时局发表谈话时，曾经指出：“自1 月10日停战协定起，到5 月20日止，据我们现有材料统计，国民党军队向关内外各解放区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使用兵力共为258 万余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发言人还强调：“如能搜集全部材料，恐这个统计数字还不止于此。”
国民党方面同样也在指责中共违反停战协定，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而且也拿出了一大堆统计数字。
从1946年3 月开始，蒋介石就以自己的言行昭示世人，他曾经举手通过的政协决议，并非他们真正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他所要的并不是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民主联合政府，仍是他多年来所全力维护的“一党专政”。他在停战协定、政协决议上签字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缓兵之计而已。而中共却坚持不折不扣地按政协决议办事，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认为，只有建立这样的联合政府，才能确保中共的政治地位，才能真正维护中共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蒋介石曾企图通过谈判压迫中共让步。此计不成，他便决定凭借其优势的军事地位，以武力逼迫中共就范。
面对蒋介石的武力压迫和军事进攻，中共没有别的路可供自己选择，只有奋起抵抗。
蒋介石明确地表示他已下决心要消灭共产党，是在4 月初。当时，他已命令部队在东北大打。4 月9 日，他又秘密地接见美国记者，告诉他们，他已作好了打的准备，并说：“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
5 月2 日，蒋介石到新乡视察，在那里，他对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队长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着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共产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6 月10日，休战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指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
蒋介石的这一讲话表明，他准备发动的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了。
中共发言人曾在6 月14日揭露说：“根据1 月停战协定，军队不能自由调动。但据现有材料。自1 月13日至5 月底为止，国民党军队共调动了42个军，118 个师。两个工兵团，两个炮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共计有130 万人的移动。”还说：“国民党军队在冀南、晋南地区（即我之晋冀鲁豫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2104座，在豫南。鄂北地区（即我之中原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6000座以上。如果把各解放区周围的碉堡全部统计，这个数目必然大得惊人。”
为了大打，蒋介石还调整了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他学习美国的做法，于6 月1 日iER 建立了国防部，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任命陈诚为参谋总长，又让一大批高级将领担任国防部次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
白崇禧、陈诚都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主战派”，蒋介石把这两位大将安排在国防部的重要岗位上，说明他发动内战的决心是很大的。
蒋介石要打内战，而国内人民却心向着和平，而不是战争。因此，随着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的同时，继昆明“一二。一”运动之后，一个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尤其是在国统区蓬勃开展起来。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都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满，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示威等各种方式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6 月23日，上海各界民众10万人举行了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集会游行，并推选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余人，以上海各界代表的名义赴南京请愿。当晚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却遭到国民党特务和自称“难民”的暴徒疯狂殴打。马叙伦等4 人被殴成重伤，民盟前往车站欢迎请愿代表的人员和《大公报》《新民报》记者时，亦有12人遭袭击受伤。
7 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连续暗杀了反对内战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国民党的增加苛捐杂税，也满足不了庞大军费开支的需要。以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支为例，包括税收在内的全年收人仅为法币19791 亿元，而军费支出一项就超过6 万亿元，赤字高达4 万亿元。
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的惟一办法就是大大增加货币发行量。抗战以前，法币的总发行额为14亿元，而IWh 年却猛增到8.2 万亿元。
这无异于杀鸡取蛋。增发货币，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造成的恶果却异常严重。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又必然导致财政破产、经济崩溃、百姓遭殃。
蒋介石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幻想战争全面爆发后3 至6 个月就消灭中共。
正当蒋介石剑拔弩张，准备大打一场的时候，延安的动向如何呢？
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东北开始大打和马歇尔调解东北内战失败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完全改变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他们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对美国“调停人”也不再拖幻想，开始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准备接受蒋介石新的挑战。
中共中央当时判断蒋介石有可能发动全面内战大约是在4 月底、5 月初。
5 月1 日，毛泽东在发给中共全党的指示中说：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5 月13日，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也致电中共中央，认为：“目前蒋系有意识的走向战争，但做法尚保存两面。”接着，他又对国民党的两面手法作了全面分析：“蒋之做法，在关外则强调接收长春，在关内则极力向我挑战，在政治上则国大无限延期，先用全力肃清后方，而口头上则说遵守政协协议，坚决实现整军、复员、改组政府及国防部，企图以此骗取舆论，争取美国造成我欲内战之印象，以孤立我们，以达到其发动全面内战之目的。本此分析，我之方针当然应据实揭露蒋之内战方针及挑战阴谋，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准备自卫，并实行还击。”
到6 月份，形势的恶化已难以挽回。6 月21日，东北休战15天期满，谈判却毫无进展。这一天，蒋介石虽然宣布将休战期延长到6 月30日，却又同时宣称，这是“为了再一次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个机会”，并提出了新的条件，继续为谈判设置障碍。
蒋介石最后通碟式的声明，把中共对可能实现和平的最后希望扫除干净。
6 月22日，周恩来电告延安，指出：“国方一切为了打，八天后整军方案也难得协议。故应在此八天内积极备战。”
同一天，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的指示》。他毫不含糊地通告全党：“蒋现延长休战至30日，7 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决心大打的意图洞若观火。既然特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并且已经无法阻挡，中共当然不能坐等着挨打。充分准备，迎接挑战，力争夺取自己战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方针。为了反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自1946年春开始，各解放区即认真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
中共中央部署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所领导的军队进行精简整编，组建野战部队，重新划分各级军区，开展练兵运动，提高作战能力。并将所有的军队分成野战军和地方军，前者承担跨地区机动作战任务，后者则主要在本地区作战，或配合野战军作战，或独立承担比较次要的作战任务。经过整编，全军共建有野战军27个纵队（师）及6 个旅，共61万余人。地方军共ho万人，分为33个地方军区，102 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
中共中央部署的第二次工作，是在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并进行土地改革试点。5 月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逐步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此即著名的（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部署的第三项工作，是在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一着很有成效，中共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是这样，国共两党都在积极备战，以准备全面内战的爆发。
在1946年春夏之交之际，中国大地的上空，已是乌云翻滚，蔽天遮日。
山而欲来风满楼，一场特大的暴风雨即将席卷神州大地。6 月26日，隆隆的炮声最终打破了全面内战前夕短暂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