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岂是“30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这里，让我们先把镜头对向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国民党政府的即将覆灭使西藏一部分亲帝上层人士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深夜，古城拉萨刮着干冷凄清的季风。贵族府邪的深宅里，古刹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灯摇曳；神秘的电波在夜空颤动，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颤动……
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官邪。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像是赤尾狐那样诡秘地出没于豪门巨户……
当这个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经接近完成了。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很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逊先生。他是不大列颠帝国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分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活动着……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
“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
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12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那片环抱一千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了……
藏与华夏占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七百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国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整个世界注视着西藏，毛泽东的眼光也注视着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7000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5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是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励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
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红汉人解放军，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夫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拍发神秘的电波……
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1949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主力，正集结在四川乐山和眉山地区。
1950年1月7日，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命令18军以一个团布置在新津、邛崃一线，其余部队均集结在乐山、丹陵待命，并指示张国华军长速到重庆领受任务。
18军是一支稳健善战的部队。这支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部队，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在解放中南、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二野司令部，刘怕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高兴地对张国华军长说：“毛主席从苏联发来了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你们啦！”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正在苏联访问，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事宜。
邓小平政委指示张国华军长：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后，18军在眉山一带进行了进藏前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为了做好调查研究，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一支以侦察和工兵队伍组成的先遣支队，于2月3日先行出发：以后这支先遣队又进行扩充和调整，组成进藏先遣部队，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
18军主力是8月下旬陆续出发，向西藏挺进的。8月28日，晴空万里，部队在眉山三苏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进藏誓师大会。大会在震耳的礼炮和悠扬的军乐声中开幕，鲜红的五星红旗慢慢升到蓝空，战士们庄严宣誓：“一定要把灿烂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军政委谭冠三走上主席台，铿锵有力地问：“同志们，刺刀磨快没有？”
“磨快了！”
“枪擦好了没有？”
“擦好了！”
全体指战员对于进军西藏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18军进藏非常关切。根据西藏社会和地理的特殊情况，中央一再指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一面修路，一面进军”。毛泽东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细致的考虑，他曾指出：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同时，毛泽东特地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需要。
数万人马，向康藏高原挺进，后勤供应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二野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四、五百辆，充实18军进藏急需。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川西筹集，另从重庆制作20万斤以上的饼干供进藏部队食用。
部队每前进一程，运输补给线就延长一段，人员供应也就越发困难。先遣部队刚到甘孜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粮荒。52师师长吴忠在当时签署的报告上写道：“部队携粮己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每天每人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亦不多），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当时，就连王其梅、李觉等军首长也吃地老鼠。
就这样，我人民解放军爬山涉水，晓行夜宿，经雅安、甘孜，过理塘、巴塘，部队陆续抵达金沙江东岸。隔江相望，便是等待解放的祖国领土——西藏。
但北京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1950年春天，在弯弯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马在行进着。
被护卫在中间的那位披着袈裟的法师，在颠簸的马背上还诵经祈祷。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师。他率领了一支劝和团。这支小小的劝和团从成都启程时共有5个人，即密悟和他的两个徒弟——如意、胜兴，以及贾题韬和阿旺嘉措。
这支劝和团自己联系了一支马帮商队，同他们一起走。到了甘孜要过金沙江了，他们没有马牌（通行证）过不去，就搭起帐篷住在江边等候。
这时，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第二支劝和团也来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顺利地过了金沙江。密悟法师一行还是过不去，只得望江兴叹。
第三支劝和团——青海劝和团于1950年5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
青海劝和团于7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霸会合，一同赴藏。
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4名汉族干部被藏军押往山南软禁。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藏人）
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友谊。
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高声为他祝福。不料格达活佛竟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特务分子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第二天——8月22日就圆寂了。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
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
18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格达活佛8月22日被毒死，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战争之神的正义之剑，将要划出霍霍闪电了。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三千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一千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七百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专员、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4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42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意味。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年，在拉萨以东一百多里路的甲玛沟，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公子，他便是阿旺晋美。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别的藏族小孩还在玩羊拐骨的年龄，阿旺晋美被送到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去了。14岁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喜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枫，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3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20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是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20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
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他越来越认识到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对于这项任命，有的人认为凶多吉少，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但阿旺晋美处之泰然，他面见摄政达扎，居然陈述了一条令满庭皆惊的意见：“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但是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
我们迟早总是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
摄政王达扎惊得半晌无话，满庭文武大员脸色千差万别，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官员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噶厦提出意见书，支持阿沛的要求。
这简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风一样，刮遍了圣地拉萨。但是，风再大，扬起一层沙灰又打着旋子折了回来。官员扩大会议在给噶厦的意见书里又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噶厦和达扎批准了官员扩大会的意见书。
8月28日阿沛到达昌都，披两肩征尘，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亲随和卫士们常见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七、八户还有糌耙，其余全以圆根（即蔓菁，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
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
可惜，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毛泽东关注着西藏的动静。
关于昌都战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泽东看完西南军区作战计划后电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方似有相当强战斗力，必须准备。”另外两条批示是关于补给运输的：
“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
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南北两线合围，兵分五路出击。
两线合围的五支红箭虽然有虚有实，但一旦嗖嗖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屋脊为之震动。
8月28日，毛泽东给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说，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
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10月7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的52师154团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炽烈的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暂时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人们把绑腿布连起来一串一串牵着走。涉渡冰河更艰苦。横断山区条条山条条水，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像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人们的皮肉。有的战士因腿伤不愈，加上急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整条腿坏死，被迫截肢。
饥饿的威胁也极为严重，整个参战部队都受到了粮荒的困扰。154团从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庆订做的高营养食品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12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热量，但发到战士手中，12两仅够他们吃一顿。由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长途跋涉、风吹雨淋，早已发霉变质。缺粮，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没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战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状的细土，吃骨头和牛角烧成的灰烬。
最惨的是随军的战马和驮畜，这些“无言的战友”眼望无尽的群山目光暗淡，有的连眼睛也没有——被冰雹打瞎了。饿急了，它们就“咔嚓咔嚓”
啃食冰雪。夜间，饥寒乏力的马儿把头拱进战士的帐篷。低垂的头颅贴在战士的胸部，战士醒来，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喂它一把，抱着它的头流下了眼泪。
马匹不断倒毙，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无意中设设置的路标，到昌都战役结束，几千匹牲畜所剩无几。饥饿的人们硬着心肠吃饥饿而死的牲畜，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马血马肉，还要吃马皮，恨不得连马骨也要烧成灰咽到肚子里。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军中，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队。
10月16日，跑在前边的只剩下百余骑兵和百余步兵，他们以日行170华里的惊人速度先敌4小时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南线解放军两个团攻克盐井、宁静、邦达，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
此刻，昌都正陷入一片混乱。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片。
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间，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
10月16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
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52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浪冲向下游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
对于俘获的负伤藏军官兵，解放军全部收容并予以医治。对投诚的官兵、家属每人给8元以上的银元作路费，每三人发一匹马。当解放军的粮食运到以后，还发放给藏军官兵，使他们手中有钱，袋中有粮，并有马匹驮运衣物，走上返乡之路。被遣散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解放军干部说：你们解放军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噶厦卖命了。
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6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部分。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昌都一役，予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那片雪城高原上反弹而起的石子落进了印度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熄火之际，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涉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11月15日，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所谓“入侵西藏”问题提案。萨尔瓦多是中美西岸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国控制下的。
据国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认为萨尔瓦多的提案“是出于美国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正义终于使横暴者却步了——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了由重要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大会。
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人们在会上争来吵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个专供护法神的乃穷寺。意为“永恒不变的妙言小岛”。供奉着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穷曲均则是所法神预言未来的使者。噶东寺的曲均也是这样的使者。上千年来，西藏每逢重大的决策，都要向这些预知未来的神巫请教。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们了。
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下，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曲均被请到降神的佛殿。乃穷曲均身穿红色锦缎的裤子，内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翘起的齐膝皮靴。胸前挂着一面金质护民镜，四周点缀着绿松石，环衬出一块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银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祷词。
仪式开始。
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地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
“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
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茫茫。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氆氇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28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
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不可不防！
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宽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18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宵。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
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片光华。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二千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呵。”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
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术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年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
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
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行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
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原来，对于阿沛等40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
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师师长吴忠命令154团歼灭该敌。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200里，于11日傍晚18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18O里，于12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
七代本晋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
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
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洋东的电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咸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
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这次西藏噶厦的了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固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这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
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
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个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
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
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
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
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
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彗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
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
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体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禅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
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
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癯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