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形势非常不妙。蒋介石在控制东北战场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顾虑重重；在兵力部署上，以关内为主还是以关外为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在东北选将问题上，在大决战的紧要关头几易将帅。这样，东北国民党军愈显被动。
1947年夏，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继“春季攻势”胜利之后，又发动了强劲的“夏季攻势”。
8 月，国民党军东北行营副帅、败绩频频的杜聿明愁肠百结，一病不起，蒋介石不得不任命参谋总长陈诚兼东北行营副主任。
这位靠在蒋介石面前挑灯夜读而发迹的陈诚，与胡宗南。汤恩伯同称为蒋军“三大红牌”，是极受蒋介石器重的“干练之臣”，素有“热衷权势，不甘寂寞”之称，国民党朝野上下都知道此人有“五抓”的名声，即抓兵、抓人、抓权、抓势。抓机会，总之是争权夺利、好大喜功。遗憾的是，此人的野心远远超出其能力，志大才疏，统军无方。
如今，这位骄横刚愎的陈司令仍然恶习未改，仗势老蒋对他的赏识，霸气十足，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要在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一切失地。大有灭此朝食，将“共军”、异己一勺烩尽的气势。
派陈诚到东北，这是蒋介石早已谋算好的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可彻底收回陈诚指挥全国战事的权力，完全由自己来干；二是希望走马换将，改变东北被动局面；三是给陈诚挽回面子的机会。
陈诚到东北时，正值东北解放军夏季攻势刚刚结束，秋季攻势尚未开始的空隙，东北战场上相对比较平静，因此使陈诚得以从容地整顿军队和部队人事。他以整肃军纪政纪为名，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规定作战指挥由行辕直接指挥，独揽了东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就连一向受蒋介石器重的郑洞国也只成了一个挂名的副主任。陈诚接连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第71军军长陈明仁、第52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12师师长刘玉章等在内的一批官员和将领。最为滑稽的是，陈明仁刚刚因死守四平街有功而被蒋介石授予最高军功章，现在陈诚一到反被撤差查办。
一切整顿就绪之后，陈诚调兵遣将，跃跃欲试，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对于今后的作战方针，陈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失策是未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解放军彻底肃清，致使关外与关内的联系始终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他决定贯彻机动防御方针，积极发动攻势。结果，却因优柔寡断、动摇不定而在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一败涂地。最后，陈诚在请求辞职时痛心地承认：“我来东北五个月，没有任何作为，损兵10万，师以上指挥官被俘30，失城18，人口500 余万……”
其实，陈诚的检讨还是保守的，东北解放军两次季节攻势，一共使东北国民党军损失近20万人，其中包括精锐之师新五军。
陈诚到东北，无疑加速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灭亡。东北国民党军的再三失败，也注定了陈诚在东北的时间不会长久。
1 月10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沈阳，整肃军纪。这天，他身穿一件美国海军绿夹克，夹克上没有领子，一副丧气的样子，活像南京灵谷寺里跑出来的老和尚。会上，陈诚不得不支吾着承认自己的罪责，说：“新5 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原本就不想整陈诚，最后说：“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
陈诚清楚自己不能再在东北干下去，便让其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样向宋“干妈”求情，向蒋介石吹吹枕边风，快将陈诚调回南京。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决定让卫立煌去东北接换陈诚。
卫立煌在国民党一班老将中都很有威望，哪能受蒋介石、陈诚的愚弄，听到命令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难以从命。
蒋介石决心已下，不愿收回，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一干人马登门作说客，劝卫早赴沈阳。
最后，卫立煌到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勉强答应。临行前，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召见卫，一见面便急不可耐地对卫立煌说：我已听到张群、顾祝同反映的情况，我考虑后，认为须作五点交待：一、你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兼东北行营主任；接任后，如不能挽回局势，无责任；二、我有给陈诚的亲笔信，信中说明在卫立煌没有掌握必要的东北军情以前，陈诚不得离任；三、稳定东北局势后，可增加一个新的兵团，兵团军以上的人选可由卫立煌保荐；四、空军要全力支援，暂定20余架C46型大型运输机，专为东北三大据点运送给养；五、政府决无放弃东北之意，外间传闻都是谣言，等春暖后，政府积极增调三至四个军先至锦州。
2 月5 日，陈诚在人主东北5 个月后，悄然飞回南京。他望着飞机下烽火连天的东北大地，既负气，又辛酸，最后嘴里竟蹦出一句“东北局势这么糟，我又有多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