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国共大打，“渔人”日本就会得利。这样，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
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只局限于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便作出这样“有节”的策略规定:“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面子”。毛泽东写道:“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国共濒于大破裂的局面，终于得以挽回。最使蒋介石尴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表明，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日本便会大举进攻！
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三十日发表讲话，声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日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和中共重新和好。不过，国共关系从冰点渐渐升温，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双方都别别扭扭，冷冷淡淡，圆睁怒眼，板着面孔。
周恩来在这阴晦寒冷的时刻，机警地指出:蒋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寻找台阶……
毛泽东也很清楚时局的转变。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判断:“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
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蒋介石正在找台阶下台之际，碰上了棘手的难题:早在皖南事变前十来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了。内中，中共参政员依然是毛泽东等七人。同时还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渐临近，而中共却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十二条”，他们就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本来是以国民参政会来装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会议，理所当然使蒋介石尴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条”，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就明明白白地开列了: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于是，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