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宗仁来说，二十二日之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李宗仁知道，这是他逗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夜了。眼看着南京就要落入中共之手。
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在他的面前，有三条路:
一、遵蒋介石之嘱，明日飞往广州。因为国民政府已迁都广州，他作为临时元首，当应去广州。
二、飞回桂系老家桂林，重整桂系势力，保住西南一角。
三、留在南京，坐等中共的到来。
前两条是明路，谁都知道；后一条是暗路，毛泽东知道。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早已公开化。毛泽东对于李宗仁，下了一步大胆的“暗棋”，即策反！
毛泽东选择了一位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充当密使。此人名唤刘仲容，湖南益阳人。
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中共有过联系。回国后，他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谋。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跟周恩来有过交往。抗战之初，刘仲容作为广西方面的代表，派驻延安达半年之久，跟中共领袖们颇熟悉。这样，刘仲容既是中共老朋友，又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部下，自然是非常恰当的密使。
就在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平前夕，刘仲容携带无线电密码，也从汉口到达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兼李宗仁联络员。
刘仲容在北平受到的礼遇，比正儿八经的国民党代表还高。毛泽东两次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四月二日，也就在国民党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翌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跟刘仲容谈了对李宗仁问题的三点意见: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总统。
二、如果谈判成功，欢迎何应钦来，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我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
毛泽东还谈及了白崇禧。他说，解放军过了长江，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三年不进攻广西”。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元帅好不好？”四月五日，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紧接着，他又于四月十二日飞往北平。
幕后的密谈，比国共两党正式代表的谈判更为热闹……
刘仲容后来在北京担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去世。中共还派出刘子毅，秘密前往南京。刘子毅在南京，跟李宗仁官邸建立了无线电联络。从此，李宗仁有了跟北平联络的暗线……就在解放军渡江之际，毛泽东通过暗线，通知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毛泽东还告知李宗仁: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将以贵宾相待”。
面对着广州、桂林、北平三种选择，李宗仁考虑再三，既不去广州依靠蒋介石，也不去北平当毛泽东的贵宾，而是回桂系老家去。
翌日上午，李宗仁的专机“追云”号在南京故宫起飞。他向前来送行的官员声称飞往广州。李宗仁的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离去时多飞了一圈，向南京投去了最后一瞥。在飞机起飞之后，李宗仁嘱驾驶员改飞桂林。当天中午，李宗仁到达桂林，住进桂林文明路一三○号私宅。在四天前，李宗仁已派飞机把夫人郭德洁从南京送往这里。
这样，李宗仁结束了短暂的三个月的代总统生涯。后来，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战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蒋介石在四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四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就在李宗仁刚刚离开当天，蒋介石经营了二十二年的首都南京，落入中共手中。
毛泽东这位诗人已多年没有诗兴。这一回，他显得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下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内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表明了他对“穷寇”蒋介石一追到底、决不罢休的决心。
中共刚刚占领了南京，二十五日，在北平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白崇禧所派的一架专机，由上海起飞，在北平徐徐降落。这架专机是前来接回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解放军既已过了长江，又占领了南京，已没有什么可“和谈”的了，自然该早早打道回衙。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飞机上走下的，却是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弟媳郑淑华等家属九人！
中共的地下组织，再一次显示了神通。这几位家属，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送上飞机的。
原来，周恩来在和谈告吹之后，力劝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代表留下。张治中显得犹豫，因为他的家属尚在上海，生怕会牵连家属。于是，周恩来急命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把张治中的家属送上飞机。这么一来，原本是接张治中等回去的专机，却成了送他们家属去北平的专机！承办这一秘密使命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沈世猷王为崧：《秘密北飞》，《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沈世猷在一九三七年考入桂林军校。一九四一年，入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该师师长名曰张文心，乃张文白之胞弟。张文白，即张治中。
一九四四年夏，张文心调往重庆受训，沈世猷随他一起住在桂园，于是，他与张治中一家都很熟。后来，沈世猷打入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一厅，以至打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从事中共秘密工作，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王月英保持联络。
在一九四八年冬的淮海战役中，张文心起义，投向中共。消息传来，中共地下组织把保护张文心夫人郑淑华的任务交给了沈世猷。当张治中被定为国共谈判国民党首席代表，飞往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又嘱沈世猷负责保护张治中家属安全。
四月二十一日，枪声可闻的南京一片混乱，沈世猷在这混乱之中仍尽力把张治中夫人及张文心夫人送往上海。
四月二十五日，奉周恩来之命，在沈世猷以及张治中老部下、当时任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的中共地下党员邓士章和夫人的帮助下，躲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终于把两位夫人和其子女全送上了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