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着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他俩均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委员之中，还有章士钊，亦为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谈判破裂，章士钊和张治中、邵力子一起留在北京。
章士钊跟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友谊，他是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一八年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任南方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岳父——杨开慧之父杨怀中，是章士钊的挚友。章称毛泽东为“润公”。
一九五六年春日，章士钊接受了特殊使命。由他出面，把中共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
这封信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
一、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并未马上表态。虽说蒋介石默不作声，客居美国的一位国民党要员却公开表态了。此人便是李宗仁。李宗仁仔仔细细研读了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美国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说，他与蒋介石绝无个人恩怨。他曾一度期望蒋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训，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实验区”。但是蒋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到台以来，所作所为，无不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诸如凭借外方，孤芳自赏；钳制舆论，削除异己；独裁专制，尤有甚于大陆时代。且他侈言“反攻复国”，此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而长期分裂苟安，反陷其自身于日益不利的境地。为此，李宗仁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以下两条道路:
一、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谋解决，美国人不应插手。经过国共谈判，希望能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
二、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非军事化。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应邀前来北京观光。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程思远。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十分赞赏李宗仁的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能同意。周恩来说:“台湾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非军事化，祖国统一以后，台湾还需要那里的驻军维持地方治安嘛！”周恩来还对程思远说了一番重要的话:“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和为贵，团结对外。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士都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周恩来的这番话，由程思远带给了李宗仁，使他动了回归之念。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谈台湾问题。这一回，他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说得更为明白:“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