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