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行动疾如风。他刚抵西安，十七日夜与张学良长谈，翌日晨便前往西安九府街。那里，一幢青砖赭柱的两层楼房，门口悬着“止园”两字，人称“杨公馆”。比之于张学良，杨虎城跟中共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不仅因为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是中共党员，杨虎城本人两度申请加入中共，而且杨虎城手下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
在张、杨二人之中，首先提出“兵谏”的，是杨。据张学良回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当张学良从洛阳向蒋介石祝寿回来，跟杨虎城谈起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时，杨虎城问他：“你真的决定要抗日？”张学良答曰：“当然。”这时，杨虎城说了一句令他永远难忘的话：“等蒋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大为吃惊，以至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杨虎城则沉默着，等待张学良的反应。
张学良终于说话：“让我先想想再讨论这个问题。”紧接着，张学良又补充道：“请相信我决不会把你的话告诉任何人。”后来，又有一回，张学良跟杨虎城说及劝蒋无效，杨虎城很坚决地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学良这一次听进去了，他想了想，答道：“刚柔相济，刚柔并用。”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商定，对蒋介石进行最后的诤谏。“柔”不行的话，那就来“刚”——“兵谏”。
后来，就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也这么写及西安事变：“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则为杨虎城。”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七十五至七十六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一九五七年版。
曾采访过杨虎城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也在他的《杨虎城传》一书序言中写及：“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们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詹姆士·贝特兰：《杨虎城传》英文版序言（一九八○年）。
不过，也正因为杨虎城一开始就主张“兵谏”，所以他在发动西安事变时，再三关照部下：“必须给我捉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蒋介石。如果打死了他，即要你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周恩来前去拜访杨虎城，自然非常融洽。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杨虎城表示问候，表示对西安事变的支持。接着，周恩来便说及昨夜跟张学良会谈的情形。
杨虎城听罢，颇为感慨。他说，他原以为中共跟蒋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知道捉住了蒋介石，虽不至于立即杀蒋，但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
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杨虎城道：“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就这样，周恩来成功地构筑了“张、杨、中共”这“三位一体”。原先，中共只是分别与张、与杨秘密联络，杨不知张与中共的联系，张不知杨与中共的联系。如今，张、杨、中共三方结为一体。此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之中，便以张、杨、中共为一方，国民党政府为另一方。周恩来不愧为统战高手，有了张、杨，中共的“砝码”更重了。当然，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杨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隐忧：“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我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顺便提一笔，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消息极为灵通，他的“黑室”发挥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名叫亚德莱的美国人，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Black Chamber”，即“黑室”，负责侦译密码电报。杨虎城也设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实：设在新城大楼（亦即最初拘押蒋介石之处）的最底层地下室，光线暗淡，还遮以黑布。在“黑室”里工作的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李致远。
李致远原名李直峰李直峰：《杨虎城将军设置的“黑室”》，《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由中共党员南汉宸引见，任杨虎城机要秘书。这“黑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侦译了蒋介石、阎锡山堵击红军的许多密码电报。西安事变时，缴获了胡宗南驻西安办事处特印密电本以及军政部的双码代码密电本，侦译了“讨逆”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三十个师扑向西安时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作战命令、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等。这样，“三位一体”对于南京方面部队的动向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