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先是大抓并不存在的“AB”团，继而又大搞肃反，造成了党在建国前最多最惨的冤案，多少忠魂变成冤魂。
在红色区域内抓AB团，是从赣西南地区开始的。从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的一些地方就在肃反中抓AB团了。
1930年“二·七”陂头会议后，抓AB团扩大到军队，后因红一方面军所抓的“AB团分子”刘天岳等说省行委内有江西AB团的总团部，于是，抓AB团又扩大到了省行委。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1931年10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
10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又发出指示：
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AB团）……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此后，打击AB团的活动便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对抓到的“AB团分子”，采取逼供信的手段。事实上，AB团是从“苦打成招”中产生出来的。
“富田事变”也就在赣西南与江西省委大抓AB团时发生了。
富田位于江西的吉安、永兴、兴国三县交界处，是吉安县的一个村庄，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是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张条子和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于是，李文林当即成为特嫌，被红军总前委扣留在黄陂。
李文林是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和四团的创建人，曾是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是抓AB团的带头人，在特委会议中提出“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
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领红军一个连从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进行肃反，认定李文林是AB团首要人物，并逮捕了他。
30年代初，红色区域大肃反时，AB团、改组派、第三党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
在打AB团中，李韶九专搞革命干部，搜集了材料，随便就处理。就连陈毅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干部，也被他怀疑。李韶九乱肃反，是和他私心重分不开的，他在红二团时，就与李文林有矛盾，在六军一纵队又与柯武东不和。这次他大肆报复起来，准备将先抓的李文林杀害。
9日，李韶九绑押着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二十军肃AB团。谢指出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刘也被逮捕。但刘敌十分机灵，又善于言辞，他用三寸不烂之舌以同乡关系说动李韶九释放了他，出狱后，他对李怀恨在心，决定报复。他一回团部，就说李韶九是反革命，并鼓动特务营政治教导员赖柞焘，带全营部队，包围了军部，捆绑了刘铁超军长，逮捕李韶九未遂，又放出谢汉昌。接着，他和谢汉昌一起，怂恿赖率部冲富田。
在刘敌和赖柞焘带兵包围二十军军部捉人时，把毛泽东派来处理肃反扩大化的陈伯钧也被扣押起来。认为陈伯钧加入了李韶九大肆捉人行动。其实正是毛泽东看出李韶九手段毒辣，才派陈伯钧到赣西南特委、红军学校、二十军等处，派前委秘书古柏到富田纠正错误问题。陈伯钧被关进监狱后，为了澄清事实只得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给他们看，反复说明情况，才暂没被杀。这时看管他的以前一位老部下，见形势严峻，大着胆子悄悄把他放了。赖柞焘的营队与二十军一伙人，在谢汉昌、刘敌的指挥下，冲到富田，炸开牢门，打死看守，公开劫狱，同时，还包围省行委，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逮捕了中央提款员易尔士。此时省政府办公室里，被毛泽东派来解决肃AB团扩大化的古柏、他的爱人曾碧漪及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正怀孕的爱人彭儒正和省府主席曾山谈话。
外面一些参与富田闹事的人已冲过来，并高喊着：“活捉古柏、曾山！”曾山见势不妙，立即带着人从屋后上山；古柏地处陌生，在紧急情况下，只好与曾碧漪、彭儒隐蔽在政府门前的刺蓬丛里，大气也不敢出。冲进省政府的许多人连忙回头撤退，从他们躲着的刺蓬边，叫骂着涌出院子。过了好一会，古柏和曾碧漪、彭儒才钻出刺蓬，走到门口，向着追捕的人相反的方向跑。古柏与陈伯钧一样，在富田事变中脱险。
谢汉昌、刘敌他们在富田发难后，把叛变部队拉到赣江以西，脱离总前委领导，在汀赣边区进行叛乱。从监狱里被解救出来的众多假AB团分子，立即成了不顾生死的骨干，和几千名武装战士以武装对抗肃反。被解救出来的赣西南特委的几个头头，协助赖柞焘组织反攻，企图到赣江东岸，和二十军会合，准备进行更大的暴乱，与随后赶来制止他们行动的红军部队，展开激战。这就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政治事件，史称“富田事变”。
对于兵变部队，不付诸武力实在不行。苏区政府迅速派出一千多名红军战士去平叛，但结果被叛军击退。面对扩大了的事态，苏区政府紧急增调部队。于是，在赣南苏区，红军与红军的一场恶战展开了。平叛部队组成了铁壁铜墙，层层包围，一点一点向镇子逼近，紧紧缩拢着包围圈。双方展开搏斗。
收过晚稻的干田里，躺满了竖八横七的尸体。冲锋时倒下的重伤员，在两方对垒的中间地带挣扎爬行，有的往这边爬，有的往那边爬，密集的火力网使双方无法派出救护人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重新中弹而亡。
赣江东岸，一条散兵线延绵数里，狙击着二十军的增援部队。一艘艘渡船被打翻，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赣水被染红了。
中央苏区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有4000余名“AB团”分子被捕，许多人被无辜杀害。在平叛中，又造成两三千官兵阵亡。
事变之后，刘敌等喊出“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军总前委紧急指示红十二军军长陈毅往东固解围。他立即率一连人前往东固调解处理，救出被刘敌等拘捕的人，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不久，陈毅升任赣西南特区委书记。
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指挥部。
前敌委员会书记、总指挥彭德怀的小屋里还露出灯光。
年仅32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彭德怀正为这几天遇到的情况感到烦恼。
根据总前委的战略意图，三军团东渡赣江后，不断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步地区收缩，已靠近中央苏区的心腹地带。
然而奇怪的是，这里竟然看不到平常红军每到一处，民众箪食壶浆欢迎的场面，有时部队行军一天，沿途竟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战士们私下议论：这简直连白区都不如！
回想前不久在一堵断墙上看到的一幅大字标语，彭德怀感到事态十分严重。
那幅标语写的是：“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
三军团指挥部驻扎在东山坝，毛泽东的总前委驻于黄陂，相距60多里，国民党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激战就在眼前，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位置。
彭德怀正在沉思，忽听外边低低地叫了一声：“总指挥！”
“进来！”
彭德怀抬头望去，只见卫兵让开的空隙中，走进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
秘书长深夜来访，一定有什么要紧事。
周高潮带来了一封密信。
封皮上龙飞凤舞的字体，一看就知是毛泽东的笔迹。细看，却是写给古柏的。
古柏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彭德怀疑惑不解地看了周高潮一眼，展开信笺。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地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的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十分秘密，除曾、刘、陈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
12月10日，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朱、彭、黄、滕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彭德怀、红一军团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腾代远；曾是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刘指该军军长刘铁超，陈，不详；至于“AB团”，即“Anti—Bolshevik”的缩写，英文原意是“反布尔什维克”。
彭德怀阅信后，疑团顿生。
他拧紧眉头，略一思索，问：“送信的人呢？”
周高潮回答说：“在外面。”
“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位普通青年农民。”
“叫他进来。”
周高潮去叫送信人，彭德怀继续看传单。传单的标题是“段良弼致朱彭黄滕的控告信”。
传单上说的事虚虚实实，彭德怀又有些疑惑不解了。他拿起那封信“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他看着这一句冷静地思考着。哦！想起来了，丛允中会摹仿毛体字，听说他摹仿的毛泽东字体已达到了真假难辩的地步。
富田事变的叛乱分子曾贴出“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这封信的目的不就是拉我们与他们一起反对毛泽东吗？彭德怀已看穿这个分裂红军、分裂中共的大阴谋，并形成了处置的腹案。他抬起头来。周高潮已回来了，报告说：
“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上。”
“送信人就这样走了吗？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派重要人来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真奇怪！”
然后，彭德怀吩咐：“明日9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
周高潮看看表，说：“已两点了，是今天9点吧？”
“对，今天9点。”彭德怀笑着说：“你先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三同志请来。”
滕代远是军团政治委员，袁国平是政治部主任，邓萍是参谋长。三位应召而来。彭德怀把信与传单递给了滕代远，又依次传给袁国平与邓萍。等大家都看了后，彭德怀说了自己的看法。
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
彭德怀说：“我们与总前委相距有60多里，请示它来不及，为防意外，我们要发表宣言，明确表态。”
大家均同意。
“那你们先吃饭，我起草。”彭德怀铺开纸，提笔就写。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军团长，先吃饭吧。”滕代远招呼彭德怀。
“马上就写完了。”彭德怀插好笔，把起草的宣言送到滕代远手里，自己才吃饭。大家看后，都没意见。9点，参会干部都到齐了。秘书长周高潮宣布开会。先把伪造信件与传单给大家读了，然后由彭德怀讲话。
彭德怀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是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我们要发表一个宣言，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他把起草的宣言给大家念了一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军团首长对此事的处理。会后，彭德怀叮嘱参谋长邓萍：“派一个班，把宣言与那封假信、传单送到黄陂总前委去。”
与此同时，朱德也收到同样内容的毛泽东的“亲笔信”，总司令一下便识破了信的真伪。送信人也是放下信后便“失踪”了。
第二天，三军团从东山坝转移到小布，这里离总前委只有十几里路。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见到毛泽东与朱德。为表示一、三军团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彭德怀请毛总政委到三军团与干部见见面。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来到三军团，并在干部会上讲话。
这样，红军幸运地避免了一次大分裂。
但是，1930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中，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就打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总数的1B10还多；又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6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1931年1月，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建立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结论很快就作出了。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他们全是AB团取消派。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人开除党籍”。决议要求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2月19日，中央局发布第11号《通告》，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与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并作出了决议。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二十军在河西一带活动期间，没有和敌人联系，更没有任何人投降敌人，却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游击队编成一七五团，准备攻打吉安。他们把事变经过向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仁汇报了一遍，王怀仁听后，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是路线分歧。最初，总前委将其认定为反革命暴动，而后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后，发出了通告：
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
在“通告”发出的同时，项英又以中央局的名义，通知赣西特委与红二十军党委，要他们马上停止党内攻击，等待处理。并责成曾炳春到永新一带，把红二十军带到河东，并通知赣西特委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宁都黄陆苏区中央局开会，以党内会议方法解决分歧。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人均遵指示，到达黄陂，参加了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等人都在会上认真检讨了自己。项英认为检讨得不错，而后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富田事变情况。
段良弼到上海后，中共四中全会已开完，因此王明等已掌握中共大权，由于富田事变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王明等十分恼火。于是，中共中央向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关于肃清苏区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并指定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为中央代表团，任弼时为团长，从上海直奔福建。
“三人团”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朱、毛正策划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并为此召开了中央局会议。
会上对如何反“围剿”争论不休。因有人在会上提出斯大林的指示，说斯大林曾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所以这些人主张放弃江西苏区，转移至四川建设苏区。
有人则提出仍在江西。会议开了三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便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罗炳辉、罗荣桓、林彪均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这时，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到了青塘。因他们是中央代表团，又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于是，中央局的扩大会议继续进行。首先由中央代表团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发表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并通过五个决议，即：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CY工作的决议。
决议的中心思想是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立三路线下成立的，成立之后的路线又是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路线，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进行改造。会后，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发出了决议第一号：《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内称第三，从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集中到二十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地攻打中心城市，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了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再者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在这种错误的解释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
……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中央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朱德等到了前方，中央局由项英、王稼祥、任弼时三人主持工作，项英任代理书记，任弼时、顾作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分任中央局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王稼祥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此时，富田事变的性质已成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全被逮捕，并以“AB团”的罪名处决。
最后，连为建立红二十军作出贡献的政委曾炳春、军长刘铁军、后任的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剩下的战士，编入了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事件性质后，立即将处理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使苏区内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点燃，各级肃反委员会相继成立。在江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于1931年达到高潮。就在这时，周恩来到了江西苏区。
周恩来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介绍朱德入党。1924年秋，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常委兼军事部长。
后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1927年3月，周恩来因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名声大振，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他主持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1928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
1931年底，正当苏区肃反扩大化在王明路线错误指引下愈演愈烈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赴中央苏区工作，以加强领导力量。他告别妻子邓颖超，穿越了重重封锁，从闽西进入赣南，终于来到瑞金。
33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自然消失。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因为当时他在上海忙于工作，未前往中央苏区。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和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更成熟。他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1931年1月，江西瑞金。
夜，已很深了，瑞金城东北方的叶坪村谢家祠堂，此时却灯火明亮，人声嘈杂。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召开紧急会议，解决肃反扩大化问题。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了，与会者被激烈的争论、紧张的气氛弄得有些累了。
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坐在棕色的长条木桌一端，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微笑着沉静地望着大家，等待作出决议。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从广东到闽西时，遇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AB团的事。团长回答，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更让他吃惊的是，他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好友，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的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差点被打成“AB团分子”。那位团长给他讲了关于陈毅的情况：
上级要陈毅在红二十二军中“打出”500名“AB团分子”，而红二十二军总共仅“打出”3人。
陈毅无法完成任务，也被说成是包庇“AB团”，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这就是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思维逻辑。
陈毅被召去开会。
他自知凶多吉少。临行时他对当时才20岁的妻子萧菊英说：“到下午6点，你就快走，回你家乡藏起来。如我没事，会派人把你接回来。”陈毅走了。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点，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才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跳井自杀了！
周恩来下决心必须纠正肃反扩大化。到任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上形成决议案，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及执行。”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派李克农率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细致审查在这些地方关押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AB团、社民党、改组派错案全部平反，让蒙受冤屈的革命者重见天日。后又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平反了红军中的一些冤假错案，将政治保卫工作纳入了中共党委领导下的轨道。
夏曦到了洪湖苏区后，经不住老婆的怂恿，又信任从何键那里来的特务江奇当省保卫局长，开始在洪湖苏区抓“改组派”，搞“肃反”。
一天，贺龙正与关向应、段德昌等人谈论事儿，关向应收到夏曦的一封信，要他立即逮捕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说胡是“改组派”，是混进红军队伍内的反革命分子。当天晚上，关向应命人将胡慎己逮捕。一会儿，贺龙便来到关向应住处，劈口问道：“向应，慎己为何被捕？”
关向应说：“夏曦派人送来的信中，说胡慎己是‘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贺龙一听，睁大眼急问：“改组派是怎么回事？”
关向应说：“改组派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接着，关向应就向贺龙介绍了改组派的情况。
贺龙听后不解地问：“胡慎己怎么成了改组派呢？”
关向应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既然夏曦说胡慎己是改组派，想必有依据吧。”
贺龙听后，没再说什么，胡慎己便被带到后方省政府驻地周家嘴。
其实夏曦抓改组派，是有原由的。
夏曦的爱人，叫谭国南，28岁。人长得很漂亮。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与夏曦好上的，很快在苏联结了婚。是个心眼儿小得像针眼儿的女人。谭国南自跟夏曦结了婚后，尽给夏曦出馊主意。夏曦本来心眼儿就窄，经谭国南这么一拨弄，就更窄了。自从夏曦到洪湖苏区后，谭国南也从上海到了洪湖。在洪湖，谭国南给夏曦吹了很多枕边风。在湘鄂西省党的四次代表大会上，潘家辰、万涛、段德昌等人严厉批评了夏曦，夏曦气得肚皮发胀，吃不下饭，又无理反驳。谭国南开始吹风了：“曼伯，他们跟你过不去，你先忍下这口气，日后再想法儿找岔子整他们，要整就得狠，实在不行，我去莫斯科，找米夫，找王明。”
夏曦说：“潘家辰与米夫关系也不错呀。”
谭国南说：“米夫这人最爱听好话，你不会知道对他说，潘家辰在洪湖如何拆他的台，说他的坏话吗？再编几个事儿，米夫准发火。”
夏曦说：“编几条容易，但要米夫相信才行。”
没容夏曦两口子编好诬陷潘家辰等人的话，尉士均与关向应来到洪湖，给夏曦送来了王明中央这把“尚方宝剑”。当时，夏曦与谭国南乐坏了，抡着这把“尚方宝剑”向潘家辰等人砍了过去，也弄得这些人伸不起腰，虽对夏曦满肚子火，也得俯首从命。夏曦出了气，心里舒服多了，可谭国南却说：
“要杀人就得见血。这些人如果反过手来，你可要倒大霉呀。”
夏曦问：“怎么才能再整他们呢？”
谭国南答：“锯锅的戴眼镜儿，打碴儿罢。”正在这时，张国焘在鄂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来了，夏曦看了这份经验，回屋跟谭国南一说，谭国南当即拍手说：“要把万涛、潘家辰一伙儿置于死地，就要在肃反上做文章。”
夏曦点了支烟，慢慢地吸了一口，又在地上转了一圈儿：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太过份了，他们也是革命者呀！”
谭国南瞪眼说：“你怎么敢断定他们是革命者？我看他们有问题。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就不因为你是分局的书记。他们反书记，就是反党、反革命！”
因为谭国南人长得很漂亮，夏曦很喜欢她。加上夏曦的“桃色”之事，被谭国南抓住了把柄，因此对谭国南的话，夏曦从来是言听计从。夏曦捏着下巴想了想说：“也是，他们这些人，这样起劲的反对我，说不定就是反党小集团。我不可掉以轻心。”
当下，夏曦把江奇叫到密室，说：“江奇，你看看这份材料。”说完，便把张国焘那个肃反经验交给了江奇。
江奇接过来，说：“夏书记，张国焘是个人物。”
夏曦问：“江奇，你有什么想法吗？”
江奇说：“张国焘那里有AB团、改组派，莫非洪湖就是一池清水不成？洪湖比起鄂皖是小了点，夏书记可不要忘了，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江奇看了看夏曦的脸色继续说：“夏书记，您不拿我当外人，我呢，心里有啥都跟您说，我看您身边说不定就有‘AB团’之类的反革命分子。您呀，需要好好的‘清君侧’。”
夏曦说：“可惜我抓不到洪湖的改组派呀。”
江奇说：“夏书记，您只要想抓，我就能抓到，只是，我现在无权无职名不正言不顺。”
夏曦说：“此事我想过，我想任命你为省保卫局局长，你看如何？”
江奇眼珠顿时一亮说：“若如此，夏书记之意，江奇一定能办到。”
夏曦问：“你打算怎么办呢？”
江奇阴笑道：“夏书记，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印儿。”
江奇，二十五六岁，扫帚眉，个头不高。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到了湖南，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搞农民协会。江奇便混了个农会会长。在打土豪时，又发了点财，便跑到长沙，想在长沙过几天“舒坦日子”，不料遇到了打了败仗的北洋兵，把他的钱财抢跑了。幸好有几个戒指没被搜去，便继续到了长沙，用戒指换了点钱。在那些大饭馆子里吃喝了一阵子，这天，江奇正在长沙城中闲逛，遇到了夏曦。这时，长沙已解放，夏曦正在省党部任职。夏曦与江奇从小一块儿玩，问他：“表弟，你这是做啥？”
江奇抬眼一见是夏曦，穿着整整齐齐，弄不清夏曦在做什么，于是信口说道：“表兄，别提了，我来长沙做生意，没想到北洋兵把本钱都搜走了。”
江奇叹了一口气：“如今兵荒马乱，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
夏曦说：“表弟，你干脆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正差个勤务兵。”江奇当了勤务兵后，把夏曦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夏曦很喜欢江奇。“马日事变”时，夏曦与江奇跑散了。江奇被许克祥抓住，还没等敌人打他，他就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
江奇跪在地上说：“只要爷爷留下小的一条狗命，小的再打入共产党，搅他个地覆天翻，立功赎罪。”何键铁青着脸说：
“我若杀你，如同捻死一个蚂蚁，你若钻到共产党里，明为共产党，暗中为我办事，我就放了你，将来还会有你的好处。”
于是江奇在何键那里按手印宣了誓，愿为何键效劳。何键便把他放了。江奇出来后，又找到夏曦，并编了一套瞎话，说他在事变时跑到了一工人家躲了起来。对这件事，夏曦对江奇深信不疑。之后，江奇便不离夏曦左右，把从夏曦处得到的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暗地告诉了何键的情报机关。后来夏曦到苏联学习，江奇便与夏曦分了手。这时，共产党的机关都转入地下，江奇便在长沙开了个杂货铺，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并利用这个联络站，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
何键见江奇很能干，便下令特务机关保护江奇，使其不得暴露身份，于是，江奇得以隐藏下来。
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后，江奇又凑了过去。夏曦要到洪湖当官，问江奇愿意去否，江奇暗中请示了何键的情报机关后，便同夏曦一起，到了洪湖，继续伺候夏曦。如今，江奇又被提为湘鄂西省保卫局局长。江奇一当了保卫局局长，便开始寻找“驴蹄印儿”。这天，红九师特务连在天门县抓到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营长。张锡侯奉徐源泉命令，到天门来游说他的同学、天门县军事部长杨国茂反水。杨国茂警惕性很高，张锡侯话儿一露，杨国茂就将其抓捕，当即送交红三军军部。
江奇看了张锡侯的口供，对左右说：“张锡侯一案，我要亲自审问。”
这天晚上，张锡侯被倒剪双臂，带到一个碾房。半明半暗的羊油灯，碾棚里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只见江奇一脸杀气，他站到张锡侯面前，举手“啪啪”的就是两个耳光。
打得张锡侯转了三个圈儿才稳住身子，脸上立时起了大红血印，两个嘴角也流出了血。练过武功的江奇恶狠狠地说：“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罪行。说明白了，饶你不死，说不明白，小心你的狗命！”张锡侯原本是公子哥儿出身，自被捕之后，连捆带押的，眼壳儿都蹋陷了。江奇的两个巴掌，打的他眼冒金星，听见江奇问话，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都交待完了，是，是奉徐……徐军长之命，来……游说……杨国茂的。”
江奇又问：“你来过几次了？”张锡侯摇摇头说：“就，就一次，我，我要是说谎，你就杀了我。”张锡侯话音没落，“啪啪”！江奇又是两个巴掌打得张锡侯带着哭音说：“没，没错儿，我，我就来过这一次。”
张锡侯话刚到这儿，江奇又“啪啪啪”抽了他三个嘴掌，把张锡侯打懵了。打完后，江奇瞪着眼说：“据我掌握的情报，杨国茂已与你来往多次，你们在红军内发展了一大批人，老实交待，都是哪些人？”张锡侯听了，哆嗦着刚说了个“不”字，江奇又起了巴掌，“啪”的一下，又打了张锡侯一个嘴巴，把张锡侯的牙都打落了一颗。痛得张锡侯直打哆嗦。这时，张锡侯赶忙说：“是，是，我与杨国茂早有往来。”
江奇又厉声问：“你们都发展了哪些人？”
张锡侯说：“我，我只是跑腿的，详细情况杨国茂不告诉我。”
这时，江奇从腿叉里“嗖”地拔出匕首，对准张锡侯的脸膛说：“你听他说有谁？”说着，江奇左右看看，见四处无人，便压低声音说：“有没有万涛？”
吓得面如土色的张锡侯忙回答：“有！有！”
“有没有潘家辰？”
“有！有！”
这时，张锡侯也明白江奇是在逼供。于是江奇问啥他答啥。随后，江奇令张锡侯将口供写在纸上，并签字画押。江奇又对张锡侯说：“告诉你，你要是翻供，小心你的脑袋。”说完，江奇便拿着张锡侯的供词，去见夏曦。
夏曦看了这供词，疑惑地问：“说万涛、潘家辰是改组派，人们相信吗？”
江奇说：“铁证如山，有何不信。”
夏曦说：“仅张锡侯一人口供不行。这个杨国茂也要审问。”
江奇说：“我亲自去审。”
江奇连夜将杨国茂逮捕。杨国茂被带到保卫局后，江奇坐在他面前笑着说：“杨国茂，张锡侯已把你的情况交待了，说你在汉口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你如老实交待，就宽大处理。”
杨国茂不解地问：“我，我加入什么改组派组织？”
江奇“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招认。”说着，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打得杨国茂满嘴流血。杨国茂火了，大骂江奇。江奇找来三名打手将杨按在地上，往嘴里灌辣椒水，呛得杨国茂口鼻流血。但杨国茂还是骂个不休。而后又用竹签刺杨国茂的十指。杨国茂疼得昏了过去。江奇用冷水将杨泼醒。再问，杨依然不答。江奇又用重刑。直折磨得杨国茂昏来醒去，醒去昏来。
狠毒的江奇将烙铁烧红，朝杨国茂胸前烫去，只听“嘶啦”一声，杨国茂胸前皮肉顿时散出一股焦臭气味。杨国茂大叫一声，又昏了过去。江奇以冷水泼醒。这时，杨国茂实在受刑不过，便按江奇的诱供，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
原来江奇与胡慎己有点私怨。
有一次，江奇同夏曦到红八师，吃饭的时候，江奇要喝酒，胡慎己说：“战士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酒给你？”江奇很不高兴，故意把饭撒在桌上，胡慎己当着江奇与众人面，把这些饭都拣起吃了，使江奇很尬尴。
从此，江奇便对胡慎己积怨在心。杨国茂招出了胡慎己后，又胡乱招出了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苏继汉。
江奇又把杨国茂的口供交给了夏曦。夏曦看后，提笔给关向应写了个条子，要关向应逮捕胡慎己，关向应也不知道原委，便派人将胡慎己抓起。
胡慎己被抓后，红八师的将士们都呆住了，师长孙德清立刻找到了贺龙，问贺龙是咋回事。贺龙便把关向应告诉他胡慎己是改组派的事讲了一遍。
孙德清不解地问：“老胡能是改组派吗？”
贺龙说：“我想不会，大概是误解，老胡决不会是什么改组派的。”
贺龙这么一说，孙德清也不再说了。此时，红八师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断定胡慎己不会有问题，就在众人议论胡慎己时，红七师的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九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童士秀、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九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七师十九团政委刘革非，都已被捕。原因也是改组派。二七团团长杨嘉瑞、二十五团团长张杰、二十团团长刘庶值、二十一团团长蔡祝封、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候也相继因系改组派被抓捕，顿时红三军的军心乱了。段德昌急急找到贺龙问道：“胡子，怎么回事？”
贺龙皱眉说：“听向应讲，所抓的人，都是夏曦写来的条子，说这些人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
段德昌瞪眼说：“哪有这么多改组派？别人不知，刘革非、戴君实我还不清楚吗？他们为了洪湖苏区，出生入死，怎么会是改组派？刘鸣先是叶挺身边的副官，怎么会是改组派？带兵的人都抓走了，敌人来了，怎么办？”
贺龙说：“德昌，你别急，我马上去找夏曦。”
天黑时贺龙径直来到夏曦的住处。一进门，见夏曦正吃鲜嫩的螃蟹。夏曦抬头见贺龙来了，立即笑道：“来，云卿，吃个螃蟹吧，这螃蟹味道很鲜呢。”说着，挑了个大蟹放到桌上。
贺龙坐在夏曦的对面，无心吃螃蟹，他满脸怒容地说：
“曼伯，怎么军队里抓了那么多领导干部？”
夏曦叹口气说：“云卿，我正要找你谈，都是我们缺乏过细工作，使得改组派、AB团、第三党钻到了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而且窃据了要职，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给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贺龙正要开口，夏曦一扬手，说：
“文常，你听我说，根据改组派的口供，江南苏区的丧失，敌人数次大举进攻江北苏区，都有改组派作为内应。”夏曦放慢语气说：“这些改组派的出身，目前看，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有些是北伐时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学生，混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最后，都成了改组派、AB团的骨干成员。”
贺龙一听，吃惊地说：“老夏，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啦？”
夏曦咬牙切齿地说：“不但是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分子中的骨干成员。”
贺龙问：“有口供吗？”
夏曦反问，“这些人都身居重职，若无口供，我会轻易地将他们抓起吗？难道我犯了神经病不成？”
贺龙想了想说：“把他们的口供给我看看可以吗？”
夏曦便从抽届里取出了几篇写满字并按着手印的纸说：
“你看看吧，这是胡慎己的口供，好多人都是他供出来的。”
贺龙接过口供一看说：“怎么这字不是他亲笔写的？”
夏曦说：“不是他写的，但是他亲口交待的，由他按指画押的。”
贺龙说：“我要亲自审问胡慎己。”
这时，夏曦站起来怒道：“贺文常，难道你还信不过我这中央分局书记吗？难道我会草菅人命吗？”随即语气略缓了一下说：“文常，这些干部成了改组派分子，我的确没想到，也很难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思想上右倾。王明同志曾经提醒我们，我们都认识不到，事实使我头脑清醒。现在，我们对这些改组派分子，正一个一个地审查，你放心吧，我们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夏曦坐了下来，继续说：“文常，你不要大惊小怪，据目前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大个的改组派，还在后头，那时，你会吓一跳的。”
夏曦略停一下又说：“国焘同志在鄂豫皖已取得肃反经验，在那里抓了许继慎，我们抓了胡慎己，这有什么奇怪的？中央不是还出现了富田事变吗？这说明我们苏区内，有坏人，敌人打我们的主意，我现在正为改造红三军起草训令，你看看吧。”说完，夏曦将一叠纸交给贺龙。
贺龙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肃反的教训，很严肃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右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
贺龙看到这里，就起身离开，飞奔新沟嘴。
贺龙到了新沟嘴，立即找到关向应。说：“向应，怎么这许多干部都成反革命了？”
关向应沉默不语。贺龙又说：“向应，这些同志在战场上都是出生入死，视敌如仇，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关向应看着贺龙说：“文常，你不要焦急，总是事出有因。
我想夏曦不会平白无故抓这些干部，他说所抓的人都有口供。”
贺龙提出自己的意见说：“我怀疑这些口供。”又说：“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说罢，愤然而出。
其实胡慎己和其他干部一样也是屈打成招。
夏曦抓了胡慎己等许多干部后，又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夏曦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江奇、马武等十几名分局与省委的干部为委员。肃反委员会成立没几天，夏曦在瞿家湾又逮捕了万涛，立时震动了洪湖苏区。因为万涛已是湘鄂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谁也不相信万涛会是改组派。被捕的当晚，潘家辰知道了此事，立即来到柳直荀的住处，潘家辰叹了口气说：“克明，万涛遭毒手，我大约也距被捕不远了。”
柳直荀一手拍着桌子说：“夏曦这样抓人，我看其中有诈。”
潘家辰说：“事情明摆着，夏曦向来小肚鸡肠，阴险毒辣，我们在四代会上批评了他，他就怀恨在心。”
柳直荀说：“夏曦这样做，还有党性吗？”
潘家辰摆摆手说：“克明，你与夏曦是老熟人了，凭你们私人交情，向他进一言，对他讲，万涛是好同志，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这样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
柳直荀说：“我与夏曦交情还好，这样吧，明天我去找他，劝劝他。”
还没等柳直荀去找夏曦，江奇就带人将潘家辰、柳直荀逮捕了。江奇在抓捕柳直荀时，柳直荀厉声问江奇：“你们为什么捕我？我要去见夏曦。”
江奇冷笑一声：“柳克明，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亲自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太猖狂了，我们刚抓了万涛，你就与潘家辰一起密谋反动计划。”
柳直荀怒斥江奇：“简直胡说八道！”
江奇眼一瞪：“你这改组派分子，嘴巴倒是硬。”说着，“啪”地打了柳直荀一个耳光。柳直荀没提防江奇这一手，一头撞在了墙上，顿时血流满面，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已被关在了一座破庙里。柳直荀睁眼一看，这里还关着很多人。
有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省委候补委员侯蔚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庭、淝阳县县委书记徐二，万涛与潘家辰也被绑在一个柱子上。其他还有许多人，有的柳直荀认识，有些不认识。每个人都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柳直荀想说话，却发现自己的嘴里也堵着棉花。他想动，手脚又被捆着，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地疼。这时，柳直荀像在做梦。柳直荀想：“怎么自己一下子就给关到这里了？”这时，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走了进来。他到了柳直荀面前，厉声道：“柳直荀，走，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问题。”说着，把柳直荀提了出去。柳直荀此时不能说话，却狠狠地盯了彭国材一眼。
彭国材将柳直荀带到一间屋，把门关上，才把柳直荀口中的棉花掏出说：“直荀，你快跑吧。听夏曦那口气，你、万涛、潘家辰，怕都没命了。”
柳直荀到此时才明白彭国材的意思。他感激地说：“国材，难为你了，我不能走，我一走，势必要连累你，还有，”柳直荀眉毛一挑说：“难道湘鄂西分局、省委就夏曦一人说了算吗？
贺龙，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
彭国材摇摇头说：“夏曦上边有后台，又专横跋扈，贺龙、德昌的话，他能听进去？”
两人正说到此，江奇带着几个人冲进来。原来，彭国材把柳直荀往外一提，就有耳目报告江奇，江奇立即带人，到了屋前，偷听了彭、柳二人谈话，不由分说，将彭、柳二人捆起。从此，彭国材也被列入了改组派。
潘家辰的爱人庄东晓，在潘家辰被捕的当晚，也同时被捕。庄东晓与潘家辰是莫斯科时的同学，1925年在莫斯科相识，第二年结婚。婚后，潘家辰回国，庄东晓继续在莫斯科学习。1929年，潘家辰又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读书，和庄东晓同班。二人相亲相爱，互相勉励。1930年底，二人同时回国，又共同分配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潘家辰为省委巡视员，庄东晓则在省委机关的宣传部门工作。
庄东晓不仅长得漂亮，人品也好，而且很有志气。她出身于名门贵族之家，18岁时，父母想以封建包办的婚姻礼法，将她嫁给一有钱人家的公子为妻。那公子寻花问柳，吃喝玩乐。庄东晓知道后，一气之下，逃到了广州，参加了革命。她本名庄淑玉，从此改名庄东晓，意思是东方欲晓。庄东晓工作能力强，又待人热情，大家都很喜欢她。
庄东晓被捕后，便与潘家辰隔离。庄东晓要见夏曦，看押的人置之不理。庄东晓一气之下，绝食七天七夜。第七天，人已不行了。夏曦才派了肃反委员会的委员鲁易、马武来见她。庄东晓见了鲁、马二人，怒问：“我有何罪，为什么将我抓起？”
鲁易在莫斯科时便和庄东晓相识。他劝庄东晓：“东晓，不管怎样，也要吃饭，有话可以慢慢讲嘛，你是不是反革命，事实会清楚的。”
庄东晓在鲁易、马武劝说下，才又进食，但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折磨，身体已不行，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之后，庄东晓挣扎着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夏曦，一封托中央分局转中央转共产国际。在这两封信中，庄东晓申诉了自己的冤枉。
庄东晓写信后，又过了数天，身子虽还很弱，但能勉强坐起了。这天，她正在床上闭目思事，一个人来到她的身边，喊了一声：“东晓！”
庄东晓睁眼一看，惊喜地说：“谭大姐，是你。”说着，要挣扎着坐起来。
来人是夏曦妻子谭国南，她见庄东晓要起来，便扶住她说：“小庄，坐着说吧，看你，几天没见，成了这个样子，眼眶儿都蹋陷了。”说着，给庄东晓倒了碗水。
庄东晓接过碗，泪珠儿滚了下来，她说：“大姐，我，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谭国南给庄东晓擦了眼泪说：“小庄，你写给老夏的信，他看到了，他要我与你谈谈。他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不是反革命，只要你把话说明白了，就算了。”
庄东晓含泪道：“夏书记要我说什么呢？”
谭国南没回答庄东晓的话，却从怀里取出一张油印的报纸，说：“小庄，你看看这报纸吧。”
这是湘鄂西省委办的《红旗报》，庄东晓打开一看，上面是一篇潘家辰的供词，大意是，在敌人大举进攻江南苏区时，潘家辰正在那里。江南苏区失陷后，敌人封锁了江南和江北的通路，潘家辰绕路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碰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衡。高衡便请他到家里做客。高衡对潘家辰讲，说他在组织第四国际，要潘家辰参加。潘家辰当即表示愿加入。之后，潘家辰又在上海碰到了湘鄂西苏区正要回洪湖的交通，潘家辰就和他一起回来了。回省委后，就秘密做起了反动组织的发展工作。报上的按语说潘家辰拒不承认自己的反动罪行，以后，在确凿证据面前，才供出他是陈独秀取消派的首领及罗章龙右派的骨干。
庄东晓看到此，简直惊呆了，片刻后，她抓住谭国南的手说：“谭大姐，不可能，不可能的！潘家辰回省委后，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在上海见过高衡，他，他决不是什么取消派！”
谭国南看了她一眼说：“小庄，你冷静一下，《红旗报》上的口供，都是潘家辰自己讲的。”
庄东晓说：“潘家辰是个自高自大的人，哪里肯听区区小高衡的指挥？他一定是受刑不起，信口乱供的。”庄东晓说到此，抓住了谭国南的手说：“大姐，我要亲自审问家辰，他如是陈、罗派的骨干，我、我就亲手枪毙了他！”
谭国南说：“小庄，我们也不是国民党法庭，怎会用刑逼供呢？相信大姐的话，潘家辰的确是反革命，老夏要我与你谈谈，希望你揭发他的罪行，与他划清界限。”
庄东晓摇头说：“不，不，他一定是受刑不过，才讲出这些话。我，我要写信给他。”
谭国南见庄晓东一定要写信，便取过纸笔，庄晓东当即给潘家辰写了一封信：
家辰：
我只说几句话，假使你并没那回事，因受刑不过而胡供，那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你有那回事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与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
东晓庄东晓写完信后，交给谭国南说：“大姐，请你把这信转给家辰。”
谭国南把信收起说：“小庄，你还是好好想想，老夏说了，只要你揭发潘家辰，他会原谅你的。”
庄东晓说：“他如果有问题，我一定揭发，如没有问题，我怎么揭发呢？”
谭国南说：“他怎会没问题呢？他那么坚决地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老夏是中央派来的，又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吗？”
庄东晓听了，含着泪说：“大姐，让我想想吧。”
谭国南说：“好吧，东晓，你冷静地想想，大姐等你的好消息。”
接下来的4天之中，谭国南又找了庄东晓两次，但庄东晓都断言说：“潘家辰决不是反革命，如说他工作中有缺点，我承认。”
这下，谭国南不高兴了，第二次与庄东晓见面后，她拂袖而去，谭国南前脚走，庄东晓立刻被押回瞿家湾，并被绑了手脚，关在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内。这屋子不算大，阴森潮湿，却关押着20多个人。这些人庄东晓大都认识，只是一时叫不上名字。他们有的愁苦着脸，有的流泪，有的叹息，有的无所畏惧。坐在她身边的是红九师政委戴实君。他趁看押的战士走神，小声对庄东晓说：“东晓，看来我活不成了，江奇、马武、朱勉之他们用皮鞭打我，趁我实在受不了时，就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我胡乱供了一些，有侯蔚文、徐二、朱可庭，还说了谁，我也不知道。”
庄东晓一听，生气地说：“你，你为啥这样乱咬人呢？”
戴君实难过地说：“他们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啦。你不知道，郑大庆被抓之后，朱勉之一边打他，一边暗示他，叫他供出刘鸣先、潘家辰。郑大庆开始不说，江奇、朱勉之就把他左手打断了。最后，郑大庆也受刑不过，胡乱招了供。”
庄东晓气愤地说：“这不是严刑逼供么？”
戴君实说：“郑大庆还给我说潘家辰受刑最多，他的胳膊不光被打断，还被江奇烧红的烙铁烫，听说潘家辰在牢内大喊大叫，要拿刀子把心挖出来给党看。”
庄东晓听到此，忍不住泪流满面：“江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说着，她突然大喊：“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
她这么一喊，两个看押的战士，朝她嘴里堵了棉花，喝斥道：“反动的改组派，看你还喊，再喊老子毙了你，你们勾引敌人攻打苏区，使我们苏区丧失了多少土地。”
庄东晓嘴里被堵上棉花，不能说话，直气得双眉倒竖，怒目圆睁。
这天，夏曦在瞿家湾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被抓起来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成员。在村北的一个打谷场南端，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高台，上面悬挂着“革命法庭”四个大字。会场前边牌楼上挂着“湘鄂西省苏维埃公审反革命大会”的横标。
上午10时左右，会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会由江奇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就指挥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歌毕，宣布夏曦为大会总指挥，尉士均为主审，江奇还从群众中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
主审尉士均先发了言。大意是：今天公审大会，是因为保卫局抓了许多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钻入了革命队伍中捣乱，破坏苏维埃和红军，破坏土地革命。他还把什么叫改组派、AB团、第三党解释了一番。
尉士均讲完，夏曦开了腔。他说：“革命的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吹大擂要把红军消灭，结果呢？我们英勇的红军与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把这些虾兵蟹将打得落花流水。工农红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大批枪弹，使革命力量突飞猛进，这样，吓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狗胆。于是，他们就变换手法，动用社会上一切反革命势力，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钻入革命阵营，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破坏革命，做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结果呢，这些反革命的阴谋，都一幕幕地揭了出来。近一个月来，省保卫局就破获了许多钻到我们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揭开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丑恶嘴脸，并使群众明白肃反的伟大意义，特召集各革命团体，组织这个公审大会。”
到各工农群众代表发言时，这些不识字的，上台只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打倒的话便了事。之后，江奇大喊：“大家注意，下面由国民党特务张锡侯交待改组派情况。”只见两个战士把张锡侯押到台上。张锡侯低着头，说：“我叫张锡侯，是国民党特务，上面派我来洪湖，与这里的改组派联系。和我直接联系的是杨国茂，据我所知，洪湖改组派很多，首领有胡慎己、曾大庆、马庭山、杨嘉瑞、刘革非、李良耀。洪湖地区的改组派书记万涛、组织部长杨成林、宣传部长潘家辰、副书记柳直荀，还有……还有……”说到这儿，张锡侯瞪着眼说不下去了。原来，这些话是江奇教的，张锡侯本来已背熟，可他见人一多，一紧张，就把后边的话忘了。
江奇见张锡侯说不下去了，便把他往旁推了一把说：“同志们，张锡侯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我来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AB团、第三党。有许多还担任了要职。他们组成联合省委，一开始，我们抓获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里的医生罗汉，后来，又发现曾大庆，之后又发现联合省委书记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辰、柳克明组成。书记是柳克明。正当柳克明与潘家辰密商改组派事宜时，被我们抓获。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委，胡慎己是军委长，下设师团委支部，还有呢……”
江奇说到这儿，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夏曦一见起身说：
“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组织最老、人数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少。他们的阴谋是在机会主义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影响，潘家辰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便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夏曦说着，扫了下会场，见人们听得很认真便一手插腰，一手挥舞着说：
“他们发展组织的对象，是地富分子，对党不满分子等。谈话的方法是向这些人宣传蒋介石军队‘围剿’的危险，说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保障生命完全”。
他们还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如果不加入，就被打死。他们还根据各人爱好来做工作。比如，他们见你喜欢女人，就用恋爱委员会拉拢；见你好吃好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拉拢。还有什么荷花会、野猫会等。而后就宣布你参加了改组派，若不从，就有生命危险。说到这时，夏曦晃着胳膊说：“现在我们发现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混入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窃取要职的，有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成员万涛、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省委监委委员侯蔚文，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省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银行行长戴补天，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七师参谋长赵奇，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九师参谋长张应南、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九师政委李剑如。”
夏曦将这些人员一公布，开会的人全都不敢相信，因为刘革非、段玉林，彭国材等，都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为解救洪湖百姓，出生入死，怎会忽然成了改组派？人群一阵骚动。江奇看到会场上群众情绪不稳，立即举手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
江奇这么一喊，大伙儿也只好跟着喊。江奇又喊：“打倒反动改组派！第三党！AB团！”
人们又跟着他喊。这时，夏曦厉声说：“将改组派首恶分子带上来！”只见一队战士将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孙德清、刘革非、戴补天、刘鸣先等鄂湘西苏区内党、政、军领导干部，押了上来。他们都被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但却怒目而视。夏曦满脸杀气，他恶狠狠地说：“现在宣布，对万涛、潘家辰、刘革非、彭国材、胡慎己、戴君实、戴补天、侯蔚文、张宗理、张昆弟、栩栩、孙德清、刘鸣先、李剑如、彭之玉、段玉林、赵奇、张应南……20名改组派首恶分子判处死刑，立……”
夏曦的“立”字刚一出口，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
“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杀过来了，距这儿已不到50里了。”
夏曦听了，脸刷地变黄了。这时，江奇过来说：“夏书记，赶快下杀的命令。您下了命令就走，这里由我来收拾。”
夏曦听了，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他又面向会场说：“刚……刚才接到他们敌情报告，说敌人距此不过50里了，显然是来劫法场，这说明这些改组派同敌人是一伙的，现在，对这些改组派立即执行死刑！”夏曦说到此，转身对江奇说：“你，你来处置吧，我……我走了。”说完，慌慌张张地下台，撒腿跑了。
夏曦一走，江奇就指挥战士们，将万涛等人押到会场西北角。30名打手，站在一边，手拿硬木棒，江奇一声令下，打手们便举棍向万涛等人打去。顿时鲜血四溅，脑浆横飞，骨肉横飞，惨叫之声，令人撕心裂肺。这些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英雄刹时便亡命于乱棍之下。
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孙德清等英雄之死，是真正的千古奇冤，令人伤感。
1957年，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柳直荀的爱人李淑一，对于英烈忠魂，予以无限怀念。信中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柳直荀的爱人李淑一也写了《菩萨蛮·惊梦》一词，以表示怀念柳直荀之情，后来，她将这首词寄给了毛泽东，其中写道：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疑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1933年除夕，贺龙对段德昌笑道：“德昌，部队可安置好了？”。
段德昌说：“都安置妥当了，师部设在邬阳关。”
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德昌，我想与你谈谈，往后再开会，纵有不同意见，也不给夏曦提了。”
段德昌说：“胡子，我这个人你了解，心里有话就要说。
我是共产党员，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
贺龙说：“走马坪开会散会时，我看见夏曦望着你的背影，很恨你。”
段德昌挑着眉毛说：“难道他能下手杀了我不成？”段德昌把桌子一拍：“胡子，中央怎么给汀湘鄂西苏区派来这么个人。红军、苏区，都要断送在他手中。”
段德昌说到此，贺龙忙道：“德昌，此话只能在我这里说，如传到夏曦耳里，他会对你下毒手的。”
段德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好吧，胡子，能不能给我40条短枪，让我下洪湖，3年后，如洪湖根据地不能恢复，红军队伍没有扩大，我将提着头来见你。”
贺龙连忙说道：“德昌，这些话不可再讲，夏曦对你提出下洪湖已很不满意了，他与我说了几次，说你不愿爬山，不愿吃苦，想回洪湖是要分裂红军。”
段德昌又一拍桌子：“我干革命，不是为他夏曦。他当分局书记以来，把红三军搞成这个样子……”
贺龙又劝道：“德昌，你的话不错，我们干革命，不是给夏曦干的，可他毕竟是中央分局书记，是中央派来的人，是湘鄂西的最高领导人，我们都是党员，应当尊重他的。”贺龙继续说：“前几天在桑植时，夏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两块木头，一块是较软的楠木，一块是较硬的檀木。楠木被雕刻匠雕成了各种佛像，放在龛上，接受人间的香火。檀木呢，因为硬，被匠人拿斧砍用火烤，最后，还打上箍，做为车轴、碾轴、鼓槌等。日日受着挤压，还没人爱惜。”
段德昌问：“胡子，夏曦这话是啥意思？”
贺龙笑道：“很明显。夏曦就是要我们听他的话，别学那硬檀木。”
段德昌听到这里，把手中烟袋“咔”地折断，往地上一摔，“胡子，他夏曦太欺人了。要软，你去软吧！我当不了驯牛！”
贺龙见段德昌气得浑身哆嗦，拍着他的肩头笑道：“德昌，别生气，你我相识也非一年半载，我贺胡子是软人吗？对夏曦的错误，我也不会相让的。”
段德昌抓住贺龙的胳膊说：“胡子，我还是刚才那句话，让我回洪湖痛痛快快地干事业，决不在夏曦手下当小脚女人。”
贺龙见段德昌又提出回洪湖，便手敲着桌子说：“你回洪湖，我个人没意见，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
段德昌望着贺龙：“我已给夏曦写了报告，要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洪湖，重新拉队伍。”
贺龙听了，惊问道：“你何时写的报告？”
段德昌说：“就是今天，到你这里来之前叫人送给夏曦的。”
贺龙听了沉默不语，他慢慢地吸了几口烟，低头在屋内踱了几步说：“德昌，做这决定之前，你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段德昌抬眼道：“胡子，写个报告，谈谈个人意见，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事？”
贺龙说：“德昌，我见夏曦这些日子老拉着脸，心中一定又在打算盘。”
段德昌说：“难道他又要杀人？杀吧，他杀的人不少了，那些冤魂，早晚要向他索命。”
贺龙道：“德昌，不要再乱说了。今天是大年三十，在我这里喝点酒吧。我找人去给你做爱吃的淝阳三蒸。”
段德昌说：“胡子，有啥好酒快拿来，我要痛饮几杯。”
这时，吊楼下来了一群人，都是金果坪的百姓，他们来给贺龙拜年来了，贺龙将他们让到屋内，又令勤务兵倒茶。贺龙、段德昌便问起群众生活，众人齐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总算抬了头。今年春节，过得很开心呀。”
这时，一队青年男女，跳着舞，也来到军部的吊楼前。
青年们歌舞已毕，贺龙、段德昌又谢过他们，众父老在楼上坐了一刻，也起身告辞了。
晚饭准备停当，贺龙吩咐炊事班，多备碗筷。贺龙又去请来左邻右舍的乡亲，同大家一起，共度佳节。
一会儿，左邻右舍的父老都请到，贺龙、段德昌叫警卫人员一起上楼。楼上摆了五张八仙桌。大家坐定，炊事员摆上了酒。贺龙、段德昌分别给大家斟满酒，而后，贺龙端起碗。刚要开口，只见军部的李副官走进来报告：“军长，夏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说有要事相商。”
中央分局办公处也是一栋吊楼，周围青松翠柏，十分幽静，夏曦便住在楼上。
段德昌、贺龙二人急急来到这里，抬头一看，只见楼上楼下灯火通明。这时，两个勤务兵迎上来，向贺龙施礼后，报告：“军长，夏书记有令，军长一人先上楼，段师长在此稍候。”
贺龙问：“什么要紧事，上楼还要分先后？”
勤务兵回答不知。段德昌说：“胡子，你先上去吧，我在这里等一会。”
当下，贺龙便上了楼。刚到楼梯口，便闻到酒肉香气。举目一看，只见楼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上摆满了酒菜，桌子周围已坐着三个人，正面的是夏曦，左边是关向应，右边是江奇。三人一见贺龙，都站起身。夏曦说：“云卿，快坐下，就等你了，我们今天好好庆祝新春佳节。”
贺龙说：“德昌还在下面。”
夏曦说：“我自有安排。”说着，便把一杯酒放在贺龙面前，说：“云卿，来，让我们为红三军取得新胜利干杯。”
夏曦说着把杯举起。关向应、江奇也举起杯。贺龙见三人举起了杯，便把酒杯端了起来，刚要说话，只听楼下一阵大乱，接着传来段德昌的叫喊：“胡子！胡子！”
贺龙听声音不对，急把酒杯放下，问道：“德昌怎么了？”
夏曦、关向应、江奇三人神色不变。夏曦依然手举酒杯，笑说：“云卿，坐下，喝酒。德昌么，我给他安排了过年的地方。”
贺龙一看夏曦神态，又看看江奇与关向应，知道其中有名堂。“难道夏曦对段德昌下手了？”想着，他向夏曦问道：
“老夏，究竟是怎么回事？”
夏曦看看贺龙，不慌不忙说：“云卿，既然你一定要问，我便告诉你，多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分子，而且是个隐藏得很深的改组派领导人物。”
夏曦的话音未落，贺龙把手中酒杯往地上一摔，浓眉倒竖：“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出生入死，红三军哪个不知？洪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会是改组派？你夏曦是瞎了眼不成？”
这时，夏曦面目一沉，说：“贺文常，你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具体地说，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局领导之下的，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决定，你是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决议！”
夏曦这一番话，说得贺龙没词了，他突然把酒杯端起，一饮而尽，而后说：“夏曦，我是个共产党员，我知道服从党的决议，可是，党组织也要向全体党员说明，说段德昌是改组派，有什么证据？”
夏曦“哼”了声说：“你问凭据么？他段德昌分裂红军。
在他的煽动下，红九师的官兵，都嚷着要回洪湖，这次桃子溪打周矮子失利，一定是段德昌暗中和周矮子勾结。”
贺龙问：“有什么证据说他与敌勾结？”
夏曦哼了哼说：“证据？证据就是他打了败仗”。
贺龙怒道：“打败仗不是他段德昌的责任，我这军长要负主要责任。”
夏曦眼一瞪说：“贺云卿，你不要执迷不悟。”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几张写满字的纸说：“你看看，写的是什么？”
贺龙把纸拿起，展开一看，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提出红三军打回洪湖的建议，或由他带红九师，或带数十人打回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贺龙看完说：“老夏，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难道仅凭此就定他是改组派吗？”
夏曦拍着桌子说：“你好糊涂哇，这报告是段德昌耍的手腕。”夏曦转身对江奇说：“江奇，你讲一讲了解到的情况。”
江奇忙道：“贺军长，段德昌表面上给分局写报告，暗地却鼓动从洪湖来的下级官兵脱离红军，返回洪湖。在他鼓动下，那些洪湖来的兵，都嚷着要回去，他这样做，不是扰乱军心吗？”
贺龙说：“洪湖来的官兵，不习惯山地作战，不习惯湘西生活，想回去，也不奇怪。”
江奇说：“段德昌正是利用了官兵们这个情绪，分裂红三军。还扬言，若夏书记不答应，就把夏书记杀了，替万涛、柳直荀报仇。”
这时，夏曦又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云卿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光知道打仗，要睁大眼看看，阶级斗争相当复杂，我在莫斯科时，亲眼看到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斗争。”稍停他又说：
“云卿，你怕是还不知道，周逸群并没有死。”
贺龙听了，惊喜地睁大眼说：“怎么逸群没遇难，他现在哪里？”
夏曦摇摇头说：“胡子，我说出来，怕要吓你一跳。周逸群现在国民党那里，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在1929年去上海时，他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邓西禹接上了关系。邓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工作，我撤了他的特委书记职务，派他到江南任巡视员，周逸群以为我们发现了他，便来了个脱身之计，暗里躲藏起来。”
贺龙猛地转身，劈手抓住了夏曦的衣领，吼道：“你说周逸群是改组派，这决不可能，周逸群决不是改组派，是他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他，领导创造了洪湖苏区，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呢！”
夏曦见贺龙脸色铁青，忙说：“云卿，你别急，有话慢慢说，不信，你问向应。”
一直没开口的关向应见贺龙问自己，便说道：“云卿，你坐下，曼伯说段德昌是改组派，不是无缘无故的，刚才江奇讲了，段德昌用‘打回洪湖’的口号，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正确路线。周逸群的情况是这样知道的。江奇最近抓到了一名国民党特务，这名特务说周逸群尚在，是改组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贺龙怒视江奇：“江奇，那个国民党特务呢？我要亲自审问。”
江奇说：“已被处决了。”
贺龙一听，眉毛立了起来，刚要再开口，夏曦一拍桌子，目露凶光：“贺文常，我问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党？告诉你，我刚才对你讲的话，并不是我个人意见，而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的意见！”
贺龙不言语了，好一会儿，他才有气无力地说：“既然是党的决议，我服从。”夏曦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重新端起酒杯：“来，让我们为今后的胜利干杯。”
夏曦、江奇、关向应都把酒喝下。贺龙一闭眼，杯到了嘴边，又放了下来。夏曦笑着说：“胡子，喝下去，这也是对你党性的考验。”
贺龙咬咬牙，将酒喝下。夏曦拿起酒瓶，又为贺龙倒满说：“来，我们再干一杯。”说着举起杯，江奇、关向应也把杯子举起。贺龙看了三人一眼，把杯子慢慢地拿起来。夏曦他看着贺龙说：“文常，我还要告诉你，在今晚，同时逮捕的改组派分子，还有王炳南与陈协平。”
夏曦话音没落，贺龙手中的酒杯便“啪”地落在了地上，他双目发直，喃喃道：“怎么，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
夏曦把自己的酒杯放到贺龙面前说：“把这酒喝下去，残酷的阶级斗争，会使你明白一切的。知道吗？正是王炳南和陈协平。”
江奇补充道：“他们攻击夏书记无能，还说要向中央反映夏书记的情况。”
贺龙一听，没再说什么，他摇摇头说：“这几天人太累了，头有些昏，我要回去休息。”
夏曦对江奇说：“送军长回去休息。”
贺龙摆摆手说：“不用，我自己能走。”
夏曦朝关向应一使眼神儿，关向应马上说：“云卿，我来送你吧。”
关向应扶着贺龙下了吊楼。来到了街上。不一会儿，军部住处到了，贺、关二人上楼来。只见军部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们还在，桌上的菜摆着未动。贺龙一见，忙说：“怎么，你们没有吃呀。”
李副官说：“乡亲们说什么也不吃，一定要等军长和师长。”
贺龙平稳了一下情绪笑道：“大家太客气了，来，我们一起吃吧。”
父老们看看没有段德昌，问：“段师长呢？”
贺龙使劲咽了口唾沫，说：“他有要事，不能前来奉陪各位乡亲了。”说着，一指关向应：“这是关向应政委。”
众父老立即向关向应拜年，关向应也向大家问好。贺龙举杯向众乡亲敬酒，此时，他只能强打笑脸。
这顿饭，一直吃到三更新年伊始，众父老才起身告辞。贺龙送走众乡亲，才拉关向应坐下，说：“向应，我是不是糊涂了？”
关向应说：“胡子，你并没糊涂哇。”
贺龙说：“向应，难道你也相信段德昌是改组派吗？相信王炳南、陈协平是改组派，相信周逸群是改组派吗？”
关向应说：“文常，我们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领导。这样一想，你就明白了。”
贺龙默不做声了。
后来贺龙回忆道：
“在立三路线时期，关向应是管军委的，代表国际路线的那些人曾想把他从立三那边分化出来，他一直坚持。夏曦一直抓住关向应这个辫子，一直抓到二、六军团会合，关对此最伤心。毛坝会议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两个小议题；
二是打一个县城整理部队休息；三是停止肃反。毛坝会议也可说是分局会议，实际只夏、关和我三人。
其他人他都不相信。第二天又提到整理红军和停止肃反，关向应不做声，我说肃反停一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么。他不同意。这时我第一次向关提出：
‘你当书记，我们开会选一下么。’关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大年初一，夏曦又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副官通知贺龙，贺龙皱眉说：“怎么又开会呀？”
但贺龙还是去了。他到了中央分局，夏曦对他说：“云卿，快坐下，就等你了。”
夏曦喝了几口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按理该让大家休息，好好过个节，可不行啊，敌人不让我们歇，革命工作也不让我们歇，所以，我们今天还得开会。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这些改组派被抓了，他们的罪行，是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段德昌，打着什么‘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的口号，鼓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蓄意在红军中制造分裂。”
夏曦说到此，停了下来，扫了一下开会人的表情，见大家都不吱声，又说：“如今抓了改组派上边的头头儿，下边肯定还有人。但是，三名改组派很顽固，连夜突击审讯，就是不招。最后，江奇同志下令用刑，打断王炳南的一条腿，段德昌昏死数次，陈协平十指打折，仍然不招。鉴于此，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平时表现，判断是否是改组派，凡有嫌疑者，一律抓起，对顽固不化者，动大刑。”夏曦说到这儿，咬牙切齿道：“对于改组派，我们坚决不能手软。
他们是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
夏曦说完，见大家不开腔，很是满意。接着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正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取得的成绩，正在给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已、唐赤英，托派首领是刘鸣先、潘家辰，陈独秀派首领是侯蔚文、李剑如，罗章龙派首领是张琨弟、王进之，AB团分子首领是柳直荀，而各派又都归周逸群的改组派领导。事实表明，改组派分子占据了分局党、团组织和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因此，我们与改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成为改组派的得力助手，而且有个别领导，还被改组派利用。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要站稳立场，擦亮双眼，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面目！”
夏曦说到此时，两眼不断往贺龙身上扫去，见贺龙闷头吸烟，别的人都低头不语，又继续说：“改组派的阴谋，共有四个方面，一是力图腐化共产党，改组成国民党；二是力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政权；三是妄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军队；四是千方百计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
夏曦又举例说：“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断送洪湖襄北，尉士均断送鄂北，段德昌、覃苏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公开叛变；改组派的第五个阴谋是私通敌军，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这里面，周逸群和何应钦、蒋介石暗中勾结。万涛是国民党在苏区的高级坐探。覃苏暗降川军。王一鸣、唐赤英故意失败。如今，段德昌又妄图把红9师拉到洪湖投敌。”
贺龙以极大的忍耐，紧咬着牙。
夏曦又继续说：“改组派分子已深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无济于事了，我们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重新登记，发展新的党员，只要公开自首，可不开除党籍，但是，仅限于连以下干部，营以上干部不允许自首。”
这时，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中内，从上到下，人人自危夏曦见大家都不言语，便说：“解散党组织的意见通过了。”
当下，夏曦又提出解散党组织后，组成七人革命军事委员会。七人是：夏曦、贺龙、关向应、宁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卢冬生。
从此，在湘鄂西分局和红三军中，取消了党团组织，之后，就连王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琛也被不明真相的几个小孩子用大石头砸死。
正月十五这一天，贺龙正闷闷地吸烟，关向应走过来说：
“云卿，还记得吗，去年的八月十五，是云遮月；今年的正月十五，是雪打灯。老祖宗们留下的话挺灵。”
贺龙听了关向应的话，说：“是啊，老祖宗留下来的话不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话也会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正说话，副官进来报告：“军长、政委，夏书记来电话，要你们立即赶到邬阳关。”
贺龙把烟斗往兜里一装，对关向应说道：“向应，夏曦不知又犯了什么神经病了。”
关向应说：“他去邬阳关几天了，可能是请我们去邬阳关庆元宵佳节吧。”
当下，二人直奔邬阳关。
邬阳关是红九师驻地，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都被关押于此。夏曦到邬阳关，是来审问这三个人的，各种酷刑都用尽，三人仍坚决否认不实之词。夏曦顿生杀机。
公审大会会场在邬阳关前的一个坪坝内，中午贺龙、关向应到了。夏曦对他们说：“段、王、陈三犯，极为顽固，要杀一儆百，我决定处决三犯。”
贺龙说：“我要见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
夏曦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你见他们做啥？”
贺龙说：“我一定要见。”
夏曦见贺龙一定要见，又猜不透贺龙有啥打算，便说：
“我们一起去吧。”
贺龙与夏曦、关向应三人，来到关押段德昌的屋前，没有窗户，包着铁皮的门打开了。里面黑洞洞的，贺龙喊了声：
“德昌。”只听墙角一阵哗啦啦的铁镣手铐响起，只见墙角一人艰难地扶墙立起。贺龙急步上前，将段德昌扶起，从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到段德昌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仅半月不见，已不成人形了，二人均热泪盈眶。这时，在一边的夏曦厉声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还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段德昌怒目注视了夏曦一眼，对贺龙说：“胡子，我段德昌一生光明磊落，今遭小人暗算，死而无怨，我求你三件事，你务必要记住。”
贺龙握着段德昌的手说：“德昌，你说吧。我一定牢记在心。”
段德昌说：“第一，洪湖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你不要忘记洪湖人民；第二，如今子弹极缺，处决我时，不要用子弹，对我，刀砍、火烧都行；第三，胡子，你派人给我做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是最喜欢吃这菜的！
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到洪湖去。”
贺龙一听，泪珠滚滚而落：“德昌，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
中午时分，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起来。公审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的大会开始了。与会代表1000多人，夏曦在主席台上下令，将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分子”押到主席台前。由夏曦宣布了“罪状”后，便开始行刑，第一个被拉出来的，便是段德昌。段德昌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他高喊着：“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岁！”
夏曦见此情形，连连喊道：“赶快行刑！”
几名持枪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会场，正在这时，只听一人大喊：“慢！”
原来是贺龙，他端着一碗粉蒸肉。来到段德昌面前，含泪说：“德昌，吃点吧。”
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几滴泪珠滚了下来。贺龙喝令左右：“给段师长松绑。”
战士们不敢动手。贺龙就亲自为段德昌解开绳索。又把粉蒸肉端到段德昌面前，段德昌接过粉蒸肉，拿起筷子，吃了几口，而后，深情地望了贺龙一眼，把筷子交给贺龙，挺胸走向刑场，贺龙含泪背转身，片刻，段德昌被砍死。
段德昌牺牲之时，年仅29岁。
他牺牲之后，湘鄂西苏区人民，对英雄无不深深怀念，人们在他的坟前，偷偷栽下了29棵青松。
全国解放后，段德昌被追认为第一号烈士。
从洪湖第一次肃反开始，夏曦抓了上万改组派，而根据地却越来越小，红军队伍越来越弱，但夏曦还在叫嚣，要继续抓改组派。
一天，夏曦又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这时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只剩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了，四人坐定后，夏曦开口便说：“目前，在分局和红军中，恐怖情绪和失败情绪较严重，这无疑是改组派散布的，说明改组派还在活动，我们与改组派的斗争还要深入进行。实践证明，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解散了，是正确的，我们要在这次清党的同时，大批吸收新党员，建立新的党团组织，提拔新的干部。对于改组派欺骗过的群众，要进行教育，只要能公开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检举他人，就可以原谅。这样，便能从各方面去瓦解改组派力量，实行彻底的改造，完全洗刷出地主、富农分子及暗藏的改组派分子，从而达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团在红三军的领导。”
夏曦说到此处，贺龙接过话：“老夏，我看肃反差不多了，从洪湖第一次肃反到现在，抓改组派差不多上万了。”
关向应说：“是啊，就算还有改组派，也只是个别抓，也不能算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了。”
贺龙又说：“我们的电台坏了半年多，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央的情况，国内各方面情况，我们都不了解，整日在这山沟里，跟瞎子一样，我看我们应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
夏曦说：“怎么联系？电台坏了，派往中央的交通员，也没有一点音信。国内形势不就是老样子，蒋介石反动派派重兵‘围剿’红军，土豪劣绅资本家照样欺压劳苦大众。”夏曦把手一摆又说：“还是从红三军和中央分局的现状说起吧。”他咳嗽了几声，说：“文常和向应说肃反差不多了，我不赞成，在一、二次肃反时，我就感到，改组派已把持了党的组织并利用各级党组织，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就产生了清党念头。只是没下决心。如今，我决心下晚了，到了茅坝时我提出了清党，宋盘铭、段德昌都坚决反对。”夏曦一手指贺龙、关向应：
“你们二人也反对，现在看，段德昌、宋盘铭他们坚决反对清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秘密开会，要暗杀我们，亏得江奇发现了他们，他们的阴谋才没得逞。那些隐藏在军内的改组派分子，我们要进一步清查。”
夏曦说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都不言语。夏曦又说：
“继续清查改组派余党，大家没有意见，我们讨论一个议题，怎样开辟新的苏区？”
关向应说：“要开辟新的苏区，我看要研究一下我们的政策，比如，打土豪，应找民愤大的打，不能乱打，前一时期，我们饥不择食，大小一起打，树敌过多。”
对这个意见，贺龙表示同意。夏曦却说：“大的土豪有罪，小的土豪就没罪吗？你们这样认识是错误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贺龙说：“我们应面对事实，我们打土豪分东西给群众，群众都不敢要，这是为啥？”
夏曦说：“那是群众不觉悟。”
贺龙说：“如果群众对恶霸恨之入骨，红军杀了这样的土豪，都会拍手称快。”没等夏曦插话，贺龙又说：“老夏，我问你，是千家怨好还是一家怨好？”
夏曦不耐烦地说：“这个事以后再说。”
四个人从早扯到午，又从午扯到晚，总算做出了决议，就是《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共提出三项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清党，继续抓改组派；第二个任务是开辟新苏区，组织来凤、龙山、桑植一带农民游击战争；第三，巩固现有苏区，领导现在的苏区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关于开辟新苏区的方法和政策上，贺龙、关向应主张：首先建立若干工作点，然后点到面，有步骤地开展，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对地主豪绅按罪恶大小，财产多少，确定打击目标；对反动团防，按其反动程度，区别对待。夏曦对后面意见，虽不同意，但见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三人态度坚决，也只好勉强答应。
分散出击的决定，使得红三军力量更加削弱。
按照会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汤福林，率领红九师及教导团，到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开辟新区；夏曦率分局机关，卢冬生率红七师，在鹤峰坚持斗争。会后，贺龙将卢冬生叫到屋里，说：“冬生，你这次出击，要与夏曦搞好关系，记住，遇事不要冒火。多请示他。”
卢冬生锁着眉头说：“我真不愿跟他去。”
贺龙说：“要你去是夏曦指定的，说明他信得过你。”
当下，贺龙、卢冬生都加紧做出击准备工作，夏曦则继续与江奇一起进行第四次肃反。几天后，他们又抓了70余人“改组派”，其中有二十七团的团长杨云生、二十五团团长周大本。夏曦连夜突击审问，仅两天，便处死了21人。又过两天，又有28人死在江奇的棍棒之下。数天后，70余人全死在了“莫须有”罪名之中，贺龙听后，只是暗自伤感，无可奈何。
张国焘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生杀大权以后，动手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由邝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钟生任政委，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四个师。十师师长刘英，政委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委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委陈奇。尔后又成立了“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担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长。
5月16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布了第一号通告：
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
5月24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的报告。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钟生的几句好话，可笔锋一转，又说鄂豫皖苏区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不仅如此，张国焘还在报告中提出了肃反。内称：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以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同国民党右派共同的活动分子。
6月29日，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要“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7月，又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肃反决议案》。其中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要求“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给保卫局提供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担任肃反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给皖西特委一封信》，在信中特别对皖西的肃反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了皖西在肃反上所谓的右倾。并指令皖西特委“对一切政治派别和反革命分子应严格逮捕”。
这次会后，张国焘把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扩展到300多人，并改名为政治保卫总局。接着，他又下令各县均成立政治保卫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及第三党。当红四军领导曾钟生等就红四军南下的行动方针同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后，心狠手辣的张国焘怀着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步伐。
7月中旬，徐向前、曾钟生率红四军主力6个团南下作战，仅一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7个团，缴枪4000多支，俘敌5000余人，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圻、太（湖）
大片根据地。
看到这些激剧发展的大好局势，张国焘却坐立不安，急忙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名义，从8月17日开始，连发四封信给红四军，指责他们犯了抗拒分局指示的“严重错误”，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批评红四军坐失良机。
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拿着张国焘的几封信，琢磨了很久后，找到了锐气十足的曾钟生。
“老曾，分局一再催促我们抓住机会进攻安庆，你意见如何？”
“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早已意见一致，从战略上讲，如我们脱离苏区几百里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反而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力为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而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
“那我们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顾啊！”徐向前叹了口气。
“其实现在分局的意见也就是张国焘一个人的意见，只要红军和根据地能得到发展，撤我的职也不要紧。”曾钟生坚决地说。
见红四军一直没有按自己的旨意行事，张国焘又发出了第四封信命令红四军：
“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他一边命令红四军迅速返回，一边准备对曾钟生进行惩罚性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张国焘暗暗为自己庆幸，他立即吩咐召集会议，处理红四军违令事件。到会人员见张国焘气势汹汹，都不敢应声。只有陈昌浩幸灾乐祸。
“曾钟生同志率红四军南下，公然违背军委会在新集的决定，而且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我认为除了撤换他的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外，别无他法。”
见其他同志没有反应，张国焘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
“现在由陈昌浩同志接替曾钟生同志的职务，并委托他作为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陈昌浩同志一定将部队撤回原苏区，将曾钟生等人调回新集，至于许继慎等应否免职，由陈昌浩同志相机处理。我现在身体不大好，等我恢复健康，当即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同志处理一切。”
30出头的张国焘可能是过于沉溺于政治斗争，额头上早早除去了头发，苍白的脸上加上近期的重病，使他讲话时脖子上的青筋冒了出来，如果不是政治权力斗争需要的话，他才不会带病出席会议呢！
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使命和强烈的权力欲，匆匆离开了新集。张国焘卧病不便走动。心里却不时地勾着手指数着陈昌浩离开后的日子数，艰难的一周过去了，他再也坐不住了。
“通信员，马上通知白雀园邝继勋师部，说我马上赶到那里。”
“可医生说您的身体还未痊愈，不便行动。”警卫员十分关切地说。
“没问题，照我说的办。”张国焘此时已顾不得那么多，陈昌浩此行的结果决定着他政治斗争的胜败，他要在这场斗争中牢牢抓住主动权。
为配合张国焘的行动，沈泽民已先赶到白雀园。张国焘到了两天后，还没见前线上的电报，忧心忡忡。
“难道陈昌浩被曾钟生他们解决了。想来曾钟生不会有那么大的狗胆吧！”
第三天，陈昌浩从前线发来了急电：
“一切都按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整，张国焘同志不必再赶来前方。”
张国焘怕漏字或少字，因此，反复看了几遍。自语道：
“干得好，我要嘉奖陈昌浩，他平息了一场反革命行动。”
张国焘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泽民，我可以睡睡觉了，如前线有什么事，你就处理算了。”
又过了两三天，白雀园归来了一小股部队。队伍中间有两位苏区军民熟悉的曾钟生和许继慎，然而他们的手都被反捆绑着，两人的武装带也被下掉了。
“快看，那不是曾政委和许师长吗？他俩犯什么错了，这么大的人物都给抓起来了。”
沿途的老百姓目送着他们日夜歌颂的曾政委和许师长从身边走过，心思不解地小声嘀咕着。
曾钟生等被押解回来的事立即使整个白雀园骚动起来。
功名卓著的曾钟生难道会反党吗？
“报告，陈昌浩政委求见！”警卫员向正在熟睡的张国焘报告，此时正在床上做着美梦的张国焘听说陈昌浩回来，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往日的他已变了一个样。
“国焘同志，幸亏你这次英明果断，不然要出大乱子。我这次前方之行，不但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
“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谈！”张国焘止不住喜悦，心里升起一股胜利者的快感。
陈昌浩喝了一大口张国焘给他泡的浓茶，理了理头绪道：
“我前后花了五天功夫，赶了800多里路程，到了驻在沂水的军部，红四军上下对我相当冷淡，不管怎样，我还是迅速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将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命令宣布了。
当时，曾钟生等人相当气愤，说什么回到分局及军委会后一定要公开辩论此事。我原以为红四军要发生倒戈现象，出乎我预料之外，他们只乱发了一阵牢骚就算了。徐向前同志起了关键作用，他表示服从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决定。曾钟生见大势已去，也只好表示服从。这样我就顺利地接管了红四军的军政委员的职务。”
张国焘此时听得津津有味，对曾钟生的失败感到洋洋得意。
“我接任军政委员后，立即着手调查红军的内部情况。经过调查，我认为多数高级干部是忠于党，忠于中央分局的。不过许继慎和他的少数亲信很有可疑之处。有人谣传‘第12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军另谋出路。’我带着疑问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则认为，第十二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如果许继慎有可疑之处，可以查处。我立即行使军政委员的监察职权，亲率几个政工人员，搜查第11师师部。我当时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慎会反抗。到达十二师师部时，大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唯一直属部队特务连，更表示欣然支持，这把许继慎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丝毫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姓吴的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慎的亲信，平时和许往来频繁，早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经的吴参谋自以为有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这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我在他保管的公文箱里，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从白区发来的两封信及一份通迅的密码。”
“此事发生后，我邀约许继慎押着吴参谋来军部，立即审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在，像是举行高级会议，更像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是紧张。吴参谋因为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并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慎是知道的；他供认他是被派来，鼓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同时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联络一些党员，渡口南下，在红四军遭受挫折时，进行反叛。”
“啊。有这么严重，许继慎给抓起来没有？”张国焘问道。
“我已把他和曾钟生带回来了。事情也很凑巧，吴参谋这事暴露后，红四军军部又给我反映了另一案件。那就是在红四军占领英山之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了一人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并带着一封欢迎许投蒋的信。内称：‘许继慎吾兄无恙：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限。等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这家伙一到英山，就被十二师政治部逮捕。许继慎当时表现相当光明磊落，连人带信一块送交红四军军部。徐向前、曾钟生等人审问特务后便找许继慎谈话，认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我听他们汇报后，把前后两件事加以对照研究，认为这不纯粹是偶然，这说明国民党已经渗透到十二师、红四军了，因此我认为红四军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整肃以纯洁革命队伍。自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后，革命队伍的地下力量暴露很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清洗革命队伍。由于情况紧急，我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当即召开红四军将领会议，宣布立即罢免许继慎的师长职务，并押送到新集审理。曾钟生虽没有证明反革命的嫌疑，可他的反党言行，擅自违抗分局的决定表明他已为反革命者所利用，所以应该一同前往新集，等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至于那些参与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等到达目的地，再一并整肃。”
“昌浩同志，你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建议分局一定要嘉奖你。”
受到上司的赞许，陈昌浩得意忘形，随即从牛皮文件袋里掏出信纸之类的东西说：
“这是前后搜获的信件和密码等，请你过目定夺。”
张国焘迅速浏览一下这些信件和密码，极严肃的眼神里却暗藏着一股杀机。
“这些证据已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心慈手软。要以此为线索，把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
张国焘的想法简直和陈昌浩的设想不谋而合。陈走后，张国焘还坐在那儿沉思了很久，“好，机会终于来了！”他右拳一下扎在左手心里。上次有人举报许继慎生活作风不好，乱搞女人，这本是打击曾钟生他们力量的好机会；可徐向前他们却极力担保，这一次可是反革命事件，你徐向前恐怕也不敢为他们说话了吧！
张国焘其实也深知敌人利用送信一招来进行挑拨离间的把戏。因为他以前就收到过国民党将领刘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张派去的人已经到了，说张国焘肯那样办真是中华民族之幸，请趁早下手等等。当时沈泽民看后，付诸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们内部自相猜疑的一种把戏”。这时他就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而是加以利用清除掉自己的对立面。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办公室，张国焘提前到了那里，并特意叫警卫将办公室布置了一番。当被解下武装带的曾钟生气宇轩昂地走进办公室，张国焘马上站起来，像是好朋友长时间没见面似的伸出双手道：
“钟生同志，你在前线辛苦了，来，来，来，咱们聊聊！”
“谢谢。”曾钟生表情冷漠地回答。
“我对你暂时的处理表示遗憾，分局同志均认为南下扩大根据地，功劳是显著的。但鉴于你没有按分局的决定行事，因而取消了你暂时的工作机会。分局认为，如果你认识过来了，还是可以回去工作的，我希望你能谅解。”
“我还是不很理解，在我们开辟大片根据地之时又突然北撤，放弃了巩固胜利成果，支援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大好时机。再说，我一直认为，用一月的时间，以兵力不足一师的红军去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吧！我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的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的命令有何不同？”曾钟生据理力争。
“好了，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分局会上及军委会上再讨论吧。我想就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的问题听听你的意见。”
曾钟生的义正严辞的驳斥使得张国焘哑口无言，他不得不转变话题。
“我认为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蒙住了眼睛，许继慎这个人我最清楚不过。1921年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进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那时就是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并在同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也屡建战功。27年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毫不动摇。30年后担任鄂豫皖根据地红一军军长，对红军的建设及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像他这样一位忠于党并经受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投敌叛变呢？那两封信的事，我认为，纯粹是敌人的挑拨离间，如果组织硬是怀疑，可继续调查，不过要慎重从事，不要因此影响红军将士的士气。”
“真是一丘之貉，自身难保，还要包庇他人。”张国焘在心里暗骂道。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这么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分局及军委会决定在近期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工作，望你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
“糟了，革命队伍又要流血了。”曾钟生以为自己在政治上负责后可免除部队的灾难，没想到红军将士也在劫难逃，因此他十分痛心。
当晚，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拟定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指出：
在中央分局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方面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
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曾钟生同志。在曾钟生同志的领导下，四军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曾钟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曾钟生同志绝不能再继续担任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中央分局的委员陈昌浩做军事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
这时，王明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而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则是秦邦宪，临时中央于11月3日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分局的报告和四军的报告以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
“这一回合的斗争我又赢了。下一回合整整许继慎他们就无后顾之忧了。”自收到临时中央的批复后，张国焘深深松了一口气，顿觉眼前道路开朗多了。
继陈昌浩之后，红四军缓缓撤回白雀园来了。这时军中已弥漫着肃反的阵阵狂潮。
许继慎被捕后，陈昌浩组织几批审问小组加紧审讯。可许继慎高昂着头，拒绝诬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张国焘见此情景，对陈昌浩说；
“明天我要到下面的河滩上进行审讯，看这个红四军里的反革命头子松不松口。”张国焘话里充满了杀气。
曹家河湍湍急流，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弥漫着一股杀气。惊心的画面出现了，一个六尺大汉顶着烈日，手被捆绑着立在河滩上。离他两尺处的大岩窟门处有一群五大三粗的红军战士，他们或坐或站，中间则坐着一个光头，他就是张国焘。被捆绑的人也就是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同志。
张国焘看到烈日下大汗淋漓的许继慎，阴阳怪气地说：
“许继慎，我们红军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是给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把同国民党接触的经过，以及在红军中发展的对象名单，彻底交待清楚。”
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经过无数次鞭打，已是血流满面，皮开肉绽，看着这个特殊的审讯场又环顾四周碧绿的青山，心想道：这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后时刻了，使我自豪的是革命10多年，无愧于党和人民。面对眼前凶狠的打手。他大义凛然道：
“我的历史大家都知道。黄埔时期有很多同学，大革命无论党派如何，大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我的革命信念是从来未改变过的。去年我到苏区时，国民党的改组派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表示现在奉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很好，将来等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了政权，我可以带着军队投过去，与改组派合作。可我并没接受，并把这事向组织汇报。前不久，黄埔另一同学曾扩情又派人送来一封信，我当即派人将他逮捕，连人带信一并交给了军部，这你们清楚的，其它我没有什么要交待的了。”
“那你师部的吴参谋，你又作何解释？”张国焘死死纠缠不放。
“吴参谋的事，是我工作中的疏忽，可我对他同敌人的联络之事，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我愿意对此事承担一定责任。”
“那你把军中与敌人有联系的可疑分子交待一下。”
“我没有参预此事，又怎么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呢？”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张国焘一拍面前的石板，指着左右的打手咆哮道：
“绑到马上，拖，拖，拖。”
张国焘最后的绝招终于使了出来，随着他的吼叫声，几个唯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摞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的双手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的他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只听河谷上空一声鞭响，那战马在河滩上飞奔起来，许继慎的躯体被拖了过去，河滩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这位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活活地拖死在曹家河的滩上。战马跑了一圈后，打手把手放在许继慎的鼻子下，又摸了心脏部位，然后跑到张国焘跟前。
“报告，许继慎已死。”
“罪有应得，可他这一死，我们又断线了。从现在起，必须到全军每一个角落实行清洗，掀起肃清反革命及国民党改组派的高潮。……”
对于许继慎、周维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曾回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红四方面军的肃反越演越烈，据陈昌浩后来回忆，从1931年9月13日起到11月22日仅两个多月，就先后逮捕和杀害排以上干部战士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等人后来的回忆，当时红四军中被杀害的指战员远比此数多。
曾在红四军中专搞肃反的政务科科长杨克武说：“刑法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说过话，一个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另一个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另一个抓去，如法炮制，株连很多人，然后一一杀害。”
常毅同志说：“张国焘在肃反中呼风唤雨，结果把下边干部的头都刮晕了。1932年的5月中旬，部队行军至安徽叶集时，我们团政委将全团集合，以点名方式实行肃反。团政委手中拿着花名册，说：‘谁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站出来！’没人站出。因为谁都知道自己不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
当时，大家都十分紧张，生怕点到自己头上，若点到自己头上，戴上‘帽子’，就要杀头的。团政委见没人站出来，就按册点名，点一个捆一个，就在这一次，全团干部战士被逮捕的就有50多名。审讯方法更荒唐，被捕的人首先承认自己是改组派、AB团或第三党，然后再供认其他一两个人，或供出已牺牲人的也行，供出了，就可放掉，去抬担架或扛大米袋子。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认别人，不仅要严刑拷打，还要杀害。”
据史料记载，张国焘坐镇白雀园不几天，肃反便从上层波及下层，不少连队的干部都被抓了。
徐尔珍写的一份材料说：“1931年秋，我们团已改编成41团，住在英山县城。一天，张国焘派了刘英到我们团主持肃反。当天，就把连排干部逮了50多人，当即严刑审讯。把这些干部打成了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我那时在团政治处当干事。我们主任叫袁汉民，他受刑不过，招认了三条罪，一是组织反革命暴动，参加过反革命会议，时间是每晚出去开会；二是搞破坏，准备割电线；三是在英山城里组织‘吃喝委员会’，并担任负责人。不久，刘英把逮捕的五十多人，活埋在距英山城南里的一个大坑里。我们政治处当时有13个人，那一次就活埋了11人，袁主任也是那次被活埋的。”
另一份史料载：有一个叫张守平的指导员，入伍前是个小学教员。在连里有一定的威望，打仗勇敢，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就因为他有点文化，就被当做改组派抓了。其他连的连长、指导员，也都以改组派的罪名抓了起来。当时，搞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过日子。为甚捉的人越来越多呢？是因为互相“揭发”、互相“检举”造成的。
“揭发”、“检举”的作法主要两条，一是诱供，把人捉来后，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说如果揭发出谁是改组派、AB团，就可以把他放了，这样，张三便供李四、李四供王五、越供越多。有的供出的名字，供者与被供者都不认识，只听别人说过这人，就瞎供。有的全连点名抓改组派。二是逼供。使用酷刑苦打成招。“揭发”的越多，便说态度好，只要被别人点了名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抓起，诱供、逼供的结果是被逼者又胡乱供人。这样你“咬”我，我“咬”他，恶性循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就抓不完了。到后来，某某人曾和某某人一起吃过东西，哪怕一起吃了几粒花生米，就说是什么“吃喝委员会”的，立即逮捕。
当时，各团、各营、各连还开展了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竞赛，看谁抓得多。有的团把正常的党团活动，也说成是改组派活动，并把参加党团活动者抓起来。
随着肃反声浪高涨，红军被抓的人越来越多，赤色恐怖笼罩着军队。搞得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来的政治空气，民主作风，阶级感情，统统没有了。在一些连、营里还设立了“政治战士”，团、师里设了“保卫干部”，其情形同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差不多，起监视各级干部的作用。
从白雀园肃反开始，张国焘、陈昌浩就不断地向中共中央报告。1930年10月9日，张国焘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天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在报告中，把红军说得一团漆黑，说“红军干部都极大恐慌”“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在红军里当干部。”
1931年11月，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和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上总结说：“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到了改组派首领被我们逮捕之后，大家才害怕。在未发现以前是不注意的。现在改组派到底肃清没有？大部分是破获了，但没有肃清。陈昌浩同志说黄安的改组派不多。这话可不见得，说比较少可以，陈定候、陈静宜、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他们不都是黄安人吗？”张国焘稍停又说：“改组派的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观原因的，过去我们发展党的组织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农也拉进党内来，只要是我们的朋友、兄弟、亲戚都介绍到党内来。富农路线，说革命的地方地主富农也是革命的，说不革命的地方连贫农、雇农也是不革命的。加之地方过去送了不少坏分子到红军中来，苏维埃秘书长专政，然后是司务长专政，开除的共产党员专政，以及不革命的地主富农坏分子专政。命令群众抬台子，又不向群众解释，还说你不抬台子就是不革命的话，又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怎么不发现改组派？怎么不发现第三党、AB团！？”张国焘再提高嗓门喊道：“就是有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到中央分局来后，坚决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把党从立三路线的泥坑里纠正到正确路线上来，建立了保卫局，加紧了肃反工作！”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写道：
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说明当时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
由于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的军政党群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揣揣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战斗经验、勇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杀害了，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徐向前还回忆：
“白雀园‘肃反’，都是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证说，我刚来鄂豫皖边时廖荣坤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张国焘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生、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纲、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当一把手。
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
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
‘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法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株连一片。逼供信，冤假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
据有关史料统计，红四方面军的肃反，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其余都被杀掉。在肃反过程中，仅三十团就换了三次团长，政治委员及主任也换了三次。有的团换了四五次。大批被撤换的干部罪名都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他们被捕后，有的在前方枪毙，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仅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据统计就有500多人，其他各团也不小于此数。
张国焘坐镇白雀园，在红四军中展开疯狂的大肃反后，恶浪很快波及到鄂豫皖苏区各个角落。
11月25日，张国焘就肃反事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称：
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正确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领导者，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
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提供的经验还大，可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接着，张国焘又以“元芳”、“张特力”等笔名，连续在他主办的《肃反专号》及党、红军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下指示，致使“肃反”扩大化之风越刮越烈。
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称：
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从我们党内、国内、苏维埃、工会……中清洗出来，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中心工作之一。……要继续扩大肃反的胜利，必须学习前方经验利用到后方来，广泛地举行清洗运动。
肃反的“声浪”使许多人头脑发热。许多群众也不清楚什么是改组派，什么是AB团，只要有人指证，对于嫌疑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方式多是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激愤之下，也无法为自己辩护。
这股“高唱入云”的声浪，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冤魂。当时分局委员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以及鄂豫皖苏区创始人戴克敏、曹学楷等都以“改组派”、“第三党”及“AB团”的罪名被杀害。仅光山县委及县机关第一次被捕的就达100多人。后来经多次清洗，区乡政权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
在周河地区，肃反中被杀害的共有100余人。乡苏主席李间寿、区苏会计凌介德、二乡团支部书记鄢道乡的常委韩家虎、区游击队长傅良太等，都是这一带参加革命最早的，结果都被杀害了。据统计，周河一带革命最早的18人当中，有14人被肃反杀害。
在光山县乘马区第七乡，乡苏维埃主席韩家应也被杀。滥杀，搞得乡苏维埃主席没人愿意干。
在乘马区的第九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五任乡苏维埃主席都连续被杀。此外，乡苏委员米维记、村苏主席桂家钱，都被杀害。杀到最后，乡里党团员被杀光了，农民余田龙到福田河买东西，说了几句闲话，也被保卫局的人杀掉了。
在陈店王湾村，肃反总共逮捕16人，杀害了13人，其中有教师和农民。
在麻城的中官驿和宋埠地区，区里的58名工作人员除一名炊事员外，都被逮捕，而后大多被杀害在可新桥的西大山脚下响水堰。
在鄂东北道，道委书记罗作环顽固执行张国焘肃反指令，将红四军后方医院的熊政委和党委秘书都杀害了，又将红军中伤病员20多人杀死。
箭河曹门的吴先海说：“1932年8月，箭河曹门的吴世恩，因其老表被打成‘改组派’，保卫局的人把他和其他的几个人捆在一起往北押送，正好从曹门村前的大河堤上经过。吴世恩在被押的人群中看见了他的老表。他这老表是箭河胡洼人，便上前与老表说了几句话，晚上吴世恩就被捉走了，说他是反革命，第二天就处死在曹门的后山上。箭河肖家湾有一个外号叫肖鸦雀的老百姓，平时爱说笑话。一天，他看见赤卫队打胜仗回来，每人挑两捆枪，就开玩笑说：‘嘿嘿，瞧你们挑枪，跟卖甘蔗的一样。’就因为这句话，说他诬蔑红军，被捉去杀了。”
在商城，被杀害党政及地方武装干部有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红日》社社长及革命法庭庭长吴靖宇，连红军总医院商城分院的9个人也被杀了7个人。
赤南县县委机关共48名干部，被以改组派罪名的杀害就有45个。
商城县先后三次大肃反，村苏维埃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在南溪。亲身经历者张竟说：“我们那里没有一家不参加革命的，没被肃反的很少。白沙河区第一任赤卫队长余品高、彭昌定被杀害在南溪。家里人也被肃反杀的有彭的弟弟彭宏银，第三任村苏维埃主席，我父亲到区当常委，也被肃反杀害了。
我叔父家十几人都被杀完了。”
据郭述申同志后来回忆道：“当时在商城的负责同志现在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杀得太多。1933年商城县委书记，我记得是高开文被杀，少共书记雷金杨也被杀。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同志，现在恐怕所剩无几了。”
麻城县幸存的方忠濯回忆麻城县的肃反情况说：“当时的小山上、河坪里堆满了死尸，国民党叫老百姓把这些尸骨都收埋在一个大坑里，并且还堆了好高，群众起名‘万骨墩’，虽然没有一万人，也有上千人，这些被杀的人都是乘马、顺河、中宋边区、福田河区、黄土岗区的。这里的区委、区苏一般都有五六十人，大部分被杀，留下只有少数人。我在保卫局时，也亲眼看到每天从各地送到这里案子就有一百多，有时多达一二百，保卫局白天就一一地审，审了后就送到革命法庭关了好几间屋，夜晚都送出去杀了。在新集附近有两个杀人的地方，一是响水堰，二是土门坳西面大山脚下的水沟坦克。其中杀人最多的是响水堰，当时强迫AB团分子在那里挖了像水塘那么大的坑，晚上就把改组派AB团分子押到这里，一人一刀，就是没有死，也被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解放后在这里盖农场，挖的全是人骨，并且这一块到处都是这样。很难找到没有骨头的地方。”
1932年1月7日英山中心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县属各级领导机关成员几乎全都成了反革命。现将报告部分摘录于此：
皖西北整个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务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几乎完全是；英山党团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都是；英山的苏区八个区委只剩下一个区委书记，非苏区的三个区委完全皆是，党的团的加入第三党的几乎有三分之一。
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后，又把军队的这一套当作经验推广到地方，乱捕乱杀，大革命时期曾任孝感县农民协会会长、当地出名的农民领袖、陂孝北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及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都是使敌闻风丧胆的人物。1927年黄麻爆动时，魏祖圣带领农协会，破击京汉铁路以配合起义。结果两人都被张国焘肃杀了。新集县委书记郭术申，连他的秘书什么时候被抓走都不知道。当时新集是个3000多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也不敢一个人走路。
当时，肃反的连锁反应十分严重，如县委书记有问题，这个县委、县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跑不掉。下边的区委、区干部也都跑不了。亲身经历过肃反的占广华说：“如果上头出了问题，就逐级向下牵连，甚至将那一批干部一网打尽。高敬亭在熊家河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将赤城地方乡级以上，部队里排级以上的干部共抓了200多人，团、营以上干部都是高敬亭亲自审问，主要负责同志杀了20多人。我所知道的朱世升、萧新甫同志都被杀掉了。”
各地的妇联干部也几乎被杀光。曾靖华的胞妹、商城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曾昭如被处死。就连徐向前的夫人也被杀害。
徐夫人叫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民家中，没读过书，在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抵黄麻地区时，程训宣投身革命，从事妇女工作。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曹学楷和倪志亮介绍，于1929年底和徐向前结婚。姐弟5人，除姐姐幼年夭折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参加了黄麻暴动。二哥程启宗，在黄麻暴动中牺牲了。弟弟程启波也参加了红军。程训宣为人正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别人前面。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酷刑，对其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要她招供，供出同伙。程至死不说，直至被打死。
徐向前回忆说：
“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29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团聚的机会。1932年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
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兄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共青团和少先队虽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但张国焘对他们也毫不手软。他以CY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团组织少先队的肃反情况，其中写道：
这次鄂豫皖和地方红军中发现了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团内一样发现不少，并且比党内还要更多（分局秘书长、少先队总指挥两个部、分局组织部干事、孝惑中委书记、光山县委书记、皖西北特委书记、麻城县委书记），这些书记都是一个月以前撤换了工作的，但是还在领导工作，在县委里面及区委里面发现不少改组派、AB团的分子，并且陂安南有整个支部都是这些分子，红军中，军区青年团委书记及四军青年团委书记，以及绝大多数的师团委书记和团委都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另外，皖西北最多，现在正在进行大举破获。
新县田铺乡田铺村李天泰和袁克福说：“我们七乡四村的女干部冯雁华、余孝二人，都被肃杀。乡少先队的分队长方凤谊，还是个女娃，童子团的小队长熊习炳更小，都被肃杀了。”
张国焘还以鄂豫皖区特总党团的名义，于1931年12月12日，向中央职工部及全总党团写了报告，称：
工会的领导机关混进了非阶级成份以及反动分子，如特总工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雷书诰，两个秘书长郑一民、郑新民，两个巡视员潘恩善、李庆林，光山县总工会的委员长、秘书长，事务主任，一个常委都是改组派，新集市工会委员长是一个裁缝铺老板，家里还雇两三个伙计，以上都是最近发现的，至于隐藏着的现在还不知道。
张国焘亲手炮制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使整个苏区成了一座“肉坟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