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延安审干”中提出“抢救失足者运动”，并采用“逼、供、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幸运的是，这次冤、假、错案较快地得到纠正，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了自我批评。
然而它对党、对人民政治上、精神上造成的创伤很深。尤其在“文革”中，旧事重提，悲剧重演，这个历史教训何等深刻……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中华儿女遭到残酷屠杀。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顾，反而发动了内战，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此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延安也成了人人向往的地方。
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和对共产党的敬仰，纷纷奔向延安，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在党校、抗大、鲁艺、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延安充满了革命的朝气。
经过整风运动，这批来延安的同志普遍提高了觉悟，大批同志入了党，为我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打下了良好基础。1943年下半年，整风运动还未结束，又开始了审干。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说：“特务之多，不足为怪”；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因此，在整风中审查干部的同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还提出了“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同时这个决定还特别提出，防止逼、供、信，指出：“审讯人对待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而审讯人或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的方针与方法。”
这个决定还对具体怎么搞好审干作了说明。
秋天的夜晚，已有了寒意，但是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康生等人通宵达旦地指挥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
各单位的汇报一份份送到领导机关，一些人在计算着本单位的成绩，搞出了多少特务，多少叛徒，多少反革命，然而却很少有人去顾及这些材料的可靠性。
1942年10月，当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期阶段时，延安中央社会部收到了一份寄到鲁艺的材料，揭发在西北公学学习的青年张克勤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虽然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御侮。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没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企图，并不断派出大批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延安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想破坏和扰乱的中心。
此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了两次反共高潮后，积极准备第三次高潮之际，这个揭发材料当即得到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的高度重视。他下令逮捕了张克勤。
康生早就对张克勤有怀疑，鲁艺来的揭发材料便“证实”了他的怀疑。康生早就对甘肃地下党组织有怀疑。
甘肃党是西北地区较早开展地下斗争的党组织，这样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党，却无端地遭到康生的怀疑。1940年6月，设在兰州的中共甘肃省工委正、副书记等5人正在开会，突然被国民党军警在进行户籍检查中发现，5人都遭逮捕，甘肃省工委遭严重破坏。这次甘肃省工委的被破坏，纯粹是国民党军的一次偶然“收获”，并非目的就是为了搜捕地下党组织。可康生等因此更加怀疑甘肃整个地下党组织，认为甘肃党组织内部有奸细。
来自甘肃地下党组织的张克勤自然也遭到怀疑。张克勤父亲的被捕使他雪上加霜。1940年12月，甘肃省委秘密联络站兰州“华美照相馆”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该馆的经理、中共地下党员、张克勤的父亲被特务逮捕后，叛变投敌，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康生的理论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鲁艺的揭发材料不断寄来，张克勤是“特务”的证据已经足够了。在一次会上，康生振振有词地罗列了“张克勤是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的几点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
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克勤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张克勤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怪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1936年10月，张克勤在西安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当地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特怀疑，经中共甘肃省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转移到延安学习。被抓的这年，他才仅仅19岁。
康生命令手下对张克勤进行了严密审问。
审问人员向张克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到延安的？”张克勤详细介绍了自己到延安的经过。“你来延安干什么？”。“我是由甘肃党组织的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审问人员见抓不住什么破绽，便单刀直入：
“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已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工作的？”
张克勤开始回答提问时，心情是十分平静的。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把张克勤弄傻了。好大一阵，他才反应过来，苦笑着道：“我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我来的手续是清楚的。”
然而，张克勤不交待是不行的，审讯人员采用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的办法连续不断审问张克勤。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张克勤越来越累……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时候，连审讯人员也觉得困了，蜡烛也要用完了，便打电话请示社会部的负责人，回话是：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能休息呢，我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
张克勤实在支持不下了，第三天他交待：他在兰州国民党一个官员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到延安是受特务组织派遣，专门收集八路军及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当问他既然参加了特务组织，他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开出来时，他说，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是国民党特务组织。
张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学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也派代表参加了。张克勤在讲台上，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罪人！”接着痛哭流涕地向大会介绍自己如何加入甘肃假共产党，怎样受国民党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还控诉国民党特务使自己受骗上当，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
在随后的审问中，张克勤还交待出十几个人。特务张克勤的发现震动了延安城：既有张克勤，就可能有王克勤，赵克勤，延安机关、学校这么多，各地来的人都有，鉴于这种情况，为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决定对全党干部的政治历史作一次全面审查。中共中央发布了“审干指示”，毛泽东在1942年11月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整风的任务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
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弄清革命与反革命。
1942年12月，审查干部的运动正式开展起来了。
对甘肃党组织的怀疑引出了对张克勤的怀疑，而张克勤的交待又“证实”了甘肃党组织是打着红旗破坏共产党的假共产党组织。于是甘肃地下党组织在审干一开始就成为重点。
甘肃党被认定是重灾区。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在审干中首当其冲。所有地下党员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审查。他们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是奸细，并在严刑拷打之下，乱供一气。因此，1943年3月，中共甘肃省工委领导孙作宾、李铁乾等在延安、陇东的近40名甘肃地下党员全部被捕，押往延安，一些地下党员的家属和二三岁的小孩也随大人被关押。
康生此时大肆宣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也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触动。“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新策略。”
康生“破获”甘肃“红旗党”案，十分兴奋，开始对所有国统区共产党组织表示怀疑。
不久河南地下党也被康生打成了“红旗党”。
原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维帧被审查。
紧接着，中共中央通知现任河南省委书记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和一批党员干部到延安接受审查。
王志杰、郭晓棠一到延安立即被隔离审查。随后二人又被开除党籍。
在审干中，河南省委上到书记，下至一般干部，凡与河南地下党有关系的同志，甚至从河南来的党外干部、家属以及13岁的孩子都未逃脱被当作“红旗党”挨批的厄运。他们大多数被打成“特务”“叛徒”、“奸细”。
王志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恢复党籍。郭晓棠的党籍拖到1950年才恢复，直到1956年才分配了适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时，郭晓棠成为河南省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人，在残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在康生的鼓动及操纵下，被打成“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除甘肃、河南之外，还有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浙江、陕西等共10个省市党组织，这些地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一大批党员干部都被打成“特务”、“叛徒”。
在大打“红旗党”的同时，延安的少数机关、学校也开始了内部审干。
康生把张克勤作为典型：到处现身说法，试图带出新的典型。
1943年4月19日后，延安掀起一股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高潮。
4月9日—12日，延安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干部2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大会由社会部部长、整风运动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亲自主持。胸佩大红花的张克勤站在讲台上痛哭流涕地讲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如何被挽救的经历及感受，使与会者大受感动与鼓舞。随后，康生大谈延安还有许许多多的“张克勤”，号召这些“张克勤”起来悔过自新。
这次大会使审干运动急速发展。审干运动从内部少数机关、学校小范围的运动竟发展成了公开性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特斗争运动。
为了推动及促进各单位的“坦白运动”，康生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胸挂大红花，先后到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巡回“坦白运动”报告。
于是，各单位、各系统又掀起了“坦白运动”高潮，延安行政学院有一个班的一个小组的成员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他们买来红枣、花生，开庆祝大会，邀请其他还没“坦白”的小组参加。“坦白”的学员一起畅谈“坦白”的思想过程，动员、启发尚未“坦白”的学员。有的单位领导为本单位没人“坦白”而坐立不安。边区政府所辖的总务处，有一批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政治历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杂工人，他们说没什么问题可以“坦白”的，但却使他们的上司总务处长无计可施。这些工人见老处长这样苦恼，为帮助平常待他们不错的上司，决定全体去“坦白”。
“坦白”后，老处长眉开脸笑，工人们也戴上了大红花，没有丝毫压力。
在西北公学的一次“坦白”会上，主持人看着坐在大礼堂的人员，一个一个地看，看着谁像，就让谁承认是“特务”，上台“坦白”。
知识分子成为“坦白运动”中的重要对象。
抗战时期，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从各地汇集延安，延安成为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抢救运动”开始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成为被抢救的对象。因为，知识分子在家庭出身、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许多方面，和工农同志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工农干部的眼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的问题。知识分子由于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前后不一致，参加革命时间较长、较早的知识分子能在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等方面注意改造自己，逐渐缩小与工农干部的距离，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的差距要大一些，会暴露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弱点。
在“抢救运动”中，负责审查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工农干部。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动摇性，不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基于这种见识，他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知识分子“另眼相看。”
当时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占总数的90％以上。绥德师范“抢救”的人员达230人，占全校师生的73％。
“坦白”出来的“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日渐增多，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康生不仅不认为这是运动指导方针的错误，反而当作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
在康生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日益扩大且“收获”很大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特务的渗透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连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发展了大量党员，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实施特务政策，我各地党政军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量内奸分子，其方法十分巧妙，数量足以惊人。
这个决定使康生等人搞的扩大化“抢救运动”披上合法的外衣，继续畅行无阻。
“抢救运动”继续进行。为了完成“抢救”任务，一些单位领导还采取武力强迫本单位人员“坦白”。
在“坦白”光荣的压力下，一些“坦白”者闹出一些笑话。
某部门一名青年干部，结婚不久。晚上他工作到深夜才回家，新婚的妻子一直在灯下等他回来。丈夫回到家，不仅没被妻子的爱心所感动，反而怀疑妻子有问题，硬拉着妻子到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处去交代。妻子哭哭啼啼，李克农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一个“张克勤”带出一个大规模的“抢救运动”，一批又一批人“坦白”成为特务。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康生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已经“坦白”了450多人。）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个特务。”又说：“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为引起人们对特务的高度警惕，他声色俱厉地说：“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不胜枚举。比如，混入新四军的许慎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鼓里宁等，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
在自吹一番“坦白”成效后，又以同情的口吻号召大家：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
康生的这个报告很快下发延安各个机关、单位，于是，延安“抢救运动”达到最高潮。
各个单位按照康生报告的精神大开“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分子。一时间，特务如麻。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只有200多人，就抓了170多个“特务”；延安警卫团一个团被抓的“特务”占全团人员的80％以上，延属各县抓“特务”达2463人，其中一个县，在13天内就挖出了一个200多人的特务组织，连仅有60多人的中央秘书处，也挖出了10个“特务”。
“抢救运动”中抓出那么多的“特务”，特别是在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下发之后，“特务”越来越多。
其原因是“抢救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
在审干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对张克勤的逼、供、信。
“抢救运动”后期，逼、供、信更为严重。
主观推测是“抢救运动”中的常用手段。审干人员按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经过调查判断某个人是否“特务”。只要看谁像“特务”，就逼这个人承认是“特务”，承认了就“坦白”。“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语成为审干人员的行话。
有时，这种主观推断竟闹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在延安某单位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领导人，见僵持了许久，还没人主动上台“坦白”，便在会场上走来走去，盯着每个人看，看谁像“特务”，就要他上台“坦白”。会议结束时，参会人员有一半都像“特务”，都上台进行了“坦白”。
威胁恐吓是“抢救运动”中的另一常用手段。
采用恐吓手段，效果“颇佳”。在绥德师范的一次“坦白大会”上，一个13岁的男学生跑上讲台，手举一包石头说：
“我交待。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他们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这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
严刑拷问是“抢救运动”后期最常用的手段。那时，运动没有白天与黑夜之分。抓住“敌人”就连夜审问；直到“犯人”“坦白”才休息。
对于那些死不招供的“犯人”，康生指使手下人用尽一切手段弄到口供，他说：“让犯人永远答不完……他答不上来，主动权便在我们手里，他只得听从我们摆布。……把犯人整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使我们永立不败之地。使犯人永远被动，处处挨打，防不胜防，只剩下一条路，投降。”
在康生的倡导和怂恿下，逼供信越演越烈。几天不给水喝，不让闭眼休息，不让坐凳子，压杠子，拨火棍抽打，光着身子站冰地，泼冷水，假枪毙，是逼供信中采用的一惯性刑罚手段。
1943年4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的杜征远，刚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认为有什么急事，便打开了门。一声喝斥：你被捕了！使杜征远不知所措，被迫跟这些人走。第二天，便开始对他进行审讯。审问人员问道：“你是怎么样加入特务组织的？”“我从没参加过特务组织！”审讯人员冷笑一声说：
“连河南省委都有问题，你是交通科长，是掌握党内情况的重要人物，能没有问题？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共产党。”
“你家属从敌占区来，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审讯人员说得像模像样，最后，杜征远抵不过，只好认了。被康生称为“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时任延川县办事处主任。一天被押到边区银行，进行审问，要他承认是“日本特务”。根据是：萧煌的妈妈是日本人；
他本人是从后方来的，很复杂；到延安后社会活动积极；所在办事处短缺3000元款项，被怀疑是用作特务经费。萧煌后来回忆说，为了让他承认是“日本特务”，“对我软硬兼施进行逼供，不认帐，就要杀我的头。”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大搞“逼供信”，被“抢救”的人越来越多，延安有全部被“抢救”之趋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渐渐发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防奸工作的9条原则：“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帮助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康生虽遵令登出，却置若惘闻。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从重庆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听到所谓四川是“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能这么搞呢？我在四川那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没听说有什么‘红旗党’！”
毛泽东对康生的做法也表示了不满：“这样搞肯定有问题。”
7月30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要坚持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令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干工作的9条原则，同时批判了“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错误，强调“分清是非，分清轻重”，“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
10月19日，毛泽东在康生送来的一份材料《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这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份材料说：绥德反特大会开了10天，有2600多人参加。在大会上坦白的有260人，被揭发的有190人。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布后，审干运动逐步走上正轨。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共中央又针对“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最后的结果是真正属于“叛徒”、“特务”或暂时无法作出结论的只占1．2％。解放战争爆发后，对于那些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作出结论的，毛泽东指示：“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这样被“抢救者”全部得到了甄别解放。
1945年春，毛泽东在延安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的一次大会上，面对在座的干部，心情沉重地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由我来承担”，并郑重向所有受委曲的同志深深地鞠了一躬。“七大”召开前，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毛泽东再次向参加会议的中央机关及边区干部承认审干中的错误，要求各单位对被“抢救”错了的同志，要在原场合下纠正。毛泽东以他那博大的领袖胸怀为“审干运动”划上了句号。鉴于康生的错误，被撤消了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的职务。
审干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连续不断的“坦白会”、“劝说会”、“控诉会”、“批判会”不但影响各机关、各部门的正常工作；而且使人时刻小心自己会不会被人“坦白”成特务，整日生活在不安之中，根本无心工作。
审干运动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边区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大批从国统区和沦陷区出来到延安参加抗日的青年人、知识分子被打成“叛徒”、“特务”，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一腔热血，满心希望能在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一展自己的抗日抱负，却没料到等待他们的会是“特务”的“帽子”，他们不解。有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情绪，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极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审干”对那些参加革命较早，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从事地下活动的同志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忍受着随时都会牺牲生命的危险，为党工作。但一场打击“红旗党”的运动却使他们无辜遭劫。四川省委工委书记邹凤平，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党忠诚，由于在与敌人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伤好后从此直不起腰来，他还有胃病和肺病，1940年中央将他从四川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开始了，四川党被打成“红旗党”，他这个原四川省工委书记也“在劫难逃”，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极大打击。
加上妻子也揭发他是“特务”并离开了他，使他愤而自杀。
审干运动由于中共中央的及时制止，没有出现乱杀人的惨状，但逼供信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抢救运动”中不少人因受不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投井、上吊。仅延安一地，在运动中自杀的就有近60人之多。
作为中共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审干运动。审谁，逮捕谁都是由康生说了算。
康生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审干开始，他就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把年仅19岁的张克勤打成“特务”，把有着较长斗争历史的甘肃党打成“红旗党”，进而把四川、河南、陕西等20几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甚至怀疑所有这些党的地下党员都是“特务”，而进行严刑逼供。
在“抢救运动”中，康生煞费苦心，想了一个“坦白运动”，鼓励动员人们“坦白”，“坦白”的人可以骑大马戴红花。
在运动中，康生只重“口供”。为了得到口供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进而凭口供抓人。
康生违背“坦白从宽”等中央关于审干运动指示，对那些态度好，交待问题又清楚的“犯人”不停地审问。问出“犯人”本人是“特务”，还要问出同伙是谁；参加了哪个特务组织？领头是谁？下层组织有哪些？康生对手下说：“我们搞肃反应这样，先抓住一个典型，把它放出去。让它咬……
咬了这个，再咬那个，无休止地咬。咬了一大串，谁也跑不了。他咬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咬了那个人。这样一来，一变二，二变四，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成果不就扩大了吗”？
在康生唆使下，办案人员大量采用逼供信手段套取口供，因而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康生对这些被严刑拷打逼出的口供不作任何调查，就作为逮捕人的证据。因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特务”。康生明知这些数据虚假，却邀功请赏，大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把延安说成一个特务成堆，坏人成群的地方。他在所谓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更是把“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推向顶峰，使当时的延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在延安审干中，康生还罗织罪名，把王实味打成“五人反党集团”的头子，制造了另一起大冤案。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上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班。1926年，经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王实味告别怀孕的妻子刘莹奔赴延安。
1938年5月，当时的中宣部长张闻天指名调王实味到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4年时间王实味共译出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
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此时，王实味已调到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每月津贴四块半，比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拿半块。
王实味的那篇“著名”杂文《野百合花》，使他登上了短暂一生的巅峰，也从此决定了他的政治生命。该文分两期刊登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在最初三期接连发表了3篇文章。壁报轰动了整个延安，毛泽东亲去观看。
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对王实味进行了不点名但却严厉的批评。
接着，胡乔木与王实味谈话、写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毛主席的本意并不想将王实味“一棍子打死”，而是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的”。
然而后来康生的介入，使王实味的问题复杂化。
康生对“王实味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搜集王实味的言论及材料，并指责研究院的干部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同时还向院党委领导同志个别交底：
“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有组织活动，是蓝衣社特务。”
康生一锤定音，使王实味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斗争逐步升级。
老谋深算的康生，深知单靠捕风捉影给王实味扣上“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不足以置王实味于死地，于是又罗织罪名，在“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
经过康生一番精心策划，终于将王实味、潘芳、成全、王里、宗铮打成了“反党五人集团”。
之后，康生又亲自上阵，组织批斗大会，并发表了近3万字的讲话。1942年10月31日，在康生一手把持下，王实味的问题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1943年4月1日晚，康生下令中央社会部将王实味逮捕。同时逮捕的还有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内奸”、“特务”的200多名干部。
王实味度过了4年监禁生活，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由于是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王实味从中央社会部转押晋绥根据地。随后，王实味在山西省兴县蔡家窑，被晋绥公安总局处决。
事隔不久，毛主席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一定要再赔一个王实味，但“人头落地，是不会再长出来的”。
国家公安部经过大量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91年2月7日，正式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
《决定》说：“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对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