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后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
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32人。
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胡风，原名张光人，笔名胡风。1902年11月2日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赤东乡中窑村。在他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全家只有胡风一人读书上学，走上了文学道路。
胡风从五六岁起，就帮助家里干活，拾草、砍柴等农杂活都做。整天和穷困儿童为伍，使他带了浓郁的“泥土气息”。苦难的童年，使胡风目睹了中国黑暗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埋下了反抗和斗争的火种，养成了刚毅和倔强的性格。
胡风11岁才上村学。他学习成绩很出色，受到教师和同族长辈的称赞。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胡风在村塾读了6年的古文后，考入了新式的公立小学。1921年高级小学毕业后，又考入省城武昌启黄中学。新文化的浪潮，已席卷到武汉，在武汉城里出现了大批新文艺作品，先是《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鲁迅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胡风开始以新诗形式，抒发他沉郁的心情，同时又以小说的形式，创作了反映“二七惨案”的《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寄给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于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23年3月，胡风只身奔向南京，就读于当时颇有声誉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这时，发表于《晨报·文学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使胡风受到极大震动。从此以后，他有目的地找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来看，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如闰土、祥林嫂、阿Q、孔乙己等，都给胡风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湖畔诗社的《湖畔诗集》，当时的《语丝》、《向导》、《努力周报》、《晨报副刊》，都是他爱读的刊物。在新思潮的推动下，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24年，在学生运动中，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离开南京去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春胡风从预科转入英语系，他目睹了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发动的“三·一八”惨案后，写下了《给死者》的诗，对殉难的爱国学生致以深切哀悼。这年秋，胡风又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英语系，但仍得不到求知满足。所以，仅入学数月便退学了。后来，他便应邀回到了处于北伐胜利浪潮之中的故乡蕲春县。
1926年南方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当时湖北省党部由亲共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所组成，胡风返回家乡后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使胡风十分振奋，然而很快白色恐怖笼罩了蕲春，胡风无以立足，又陷入苦闷之中。1927年7月，胡风经人介绍到武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参加编辑邓初民主办的《武汉评论》。由于此刊物倾向进步，仅出两期就被停刊。这年秋天，为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杨超，胡风在当地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在金汉鼎部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来因胡风不肯去军部讲蒋介石的那套“三民主义”，被怀疑为共产党，上任仅28天就被撤职。之后，他又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民国日报》编副刊《野火》，后因受恐吓而改名《长天》。不久，因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便被怀疑是共产党而两被审查，幸得政治部主任周壁光保释，才免于受难。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主要是诗，《寒夜》、《夕阳之歌》，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后来这些诗都收进他的第一本诗集《野花与箭》里。
胡风在南昌一切理想的追求濒于破灭，于是，决定和原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同学朱企霞东渡日本留学。
1929年9月，胡风和朱企霞来到日本，和朱企霞在东京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3个月后，又入奥平定私立补习学校的“日语补习班”继续进修日语。1931年春，胡风考入庆应大学英语系。此时，胡风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熏陶，加深了对中国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传统的理解。他虽就读于庆应大学的英语系，但主要精力却放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实际的革命活动上。在校期间，胡风化名中川，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领导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学研究会。开始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并开始以笔名谷非在《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丛书》上发表介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左翼作家的文章。这年秋天，由方翰引介，和王承志同时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读者小组，后《赤旗》报读者小组被日本共产党领导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胡风由此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不久，又与谢冰莹等3人，一起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
1932年3月，在日共《赤旗》报读者小组和国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双重领导下，胡风和中国留日学生何立华、聂绀弩、王达夫、周颖等组织了“新兴文化研究会”，下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
这年冬天，胡风受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的指派，回上海转达关于召开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事宜，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筹备会。这时他正好得到上海左联韩起来信，传达冯雪峰的意见，要胡风回上海负责文总的宣传工作。胡风于是回到上海，他先和文总负责人冯雪峰会晤，商谈了关于文艺运动的意见。胡风向冯雪峰辞退了负责文总宣传工作的委任，于12月中，和中国出席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会代表楼适夷同船返回日本。1933年2月22日，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狱中被日本统治当局杀害，日本警察从聂绀弩的住所中搜出日本《赤旗》报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胡风、聂绀弩先后被捕。胡风经严刑拷打，不屈不供，在难友掩护下，他和日共的关系始终没有暴露。日本警察当局没有确凿证据，不得不在关押3个月后释放，宣布驱逐出境。胡风6月底与聂绀弩、周颖一起由日本警察送上车回国，列车起动时，他还高呼：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933年夏天，胡风回到了上海，住在韩起家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风认识了来韩起家为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战友募捐的屠华（笔名梅志），她是江苏常州人。从上海培明女中毕业加入左联不久，正巧梅志为之募捐的战友钟潜九，也是胡风的朋友。胡风不仅捐3元钱，还托梅志把高尔基的英译本小说《三人》和一本英文字典转送狱中的钟潜九。不久，梅志这位清秀俏丽的少女，与胡风相爱了，并成为胡风最忠诚、最贤淑、最温存、最真挚的终生伴侣、战友。
1933年8月，胡风接任左联宣传部长的职务。接任后，他紧密地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在鲁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鲁迅为支持胡风的工作，每月出资20元，作为左联印内部刊物的费用。10月，胡风接任行政书记职务。同时，为了维持生活，他又到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负责为该馆所办的一个刊物《时事类编》半月刊翻译日文新闻资料，每月薪100元。1934年秋，因第三种人韩持桁的告密，并在中山文化馆内散布胡风是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使胡风无法再在中山文化馆工作，在韩持桁到中山文化馆任职不久，胡风就离职。同年10月，又由于穆木天的私人成见，向左联党团组织“告密”，攻击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使胡风无法再在左联工作，立即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
但胡风仍紧密地战斗在鲁迅周围，和鲁迅的交往日益密切，鲁迅对胡风也更信任了。胡风曾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鲁迅寓所，承担了党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联络的使命。在此期间，胡风曾为鲁迅转递了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关于查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既为鲁迅转递了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还为鲁迅转递了中共高级将领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托鲁迅转交党中央的用米汤写的密信。这些机要文件，都由胡风安全地转交给中央特科的吴奚如，顺利地完成了光荣使命。
但是，在1936年时，左联的一些人多次找鲁迅谈话，他们根据谣言，怀疑胡风是“内奸”，小报还攻击鲁迅和胡风，说什么“鲁迅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鲁迅对敌人的造谣和诬蔑，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给予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捍卫了他和胡风的纯洁的友谊。胡风为鲁迅的杂文集《淮风月谈》亲拟了广告，扩大鲁迅作品的宣传。
1936年初，在鲁迅的创议及支持下，被称为“鲁迅派”的作家胡风、萧军、聂绀弩等，创办了又一个左翼地下刊物《海燕》，虽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6年4月底，冯雪峰受党中央指派，从瓦窑堡来到上海，在鲁迅寓所听取了鲁迅关于上海文艺界及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汇报，冯雪峰向鲁迅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反复研究，经胡风提出，由冯雪峰修改补充，并由鲁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后由鲁迅征得茅盾同意，由冯雪峰通知胡风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提出来。
胡风立即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字要求什么》一文，请鲁迅和冯雪峰审读后交《文学丛报》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围攻。胡风照鲁迅的意见，不作答辩文章，最后由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关于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产生及其含义作了认真说明和科学解释。鲁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这个口号不是胡风一人提出的，而是先由他提出并征求了茅盾等人同意后才提出的，提出这个口号的文章是他请胡风写的，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把围攻的火力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以减轻胡风压力，缓解“国防文学”论者同胡风之间的学派对立情绪，再一次捍卫他和胡风的战斗友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胡风闻讯后立即赶到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并被推选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忙到22日鲁迅出殡安葬。10月29日，胡风作《悲痛的告别》，对先师鲁迅致以沉痛的哀悼。在鲁迅逝世后，胡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同时又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不久，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的参加下，编辑出版了《工作与学习》丛刊《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4辑，刊登鲁迅遗著，宣传鲁迅思想。成为勇敢的鲁迅的捍卫者、忠诚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践者。
胡风和鲁迅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与其他几个“左联”负责人之间却有误解和矛盾。
后来一切问题的症结，都起源于此。
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讲到当时“左联”负责人周扬、夏衍等曾告诉他，说胡风政治上有问题，请他注意。鲁迅不以为然，并为此对周扬等有反感。“胡风鲠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他认为胡风的缺点是：“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不肯大众化”；“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认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1936年夏，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问题争论。
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由胡风在一篇文章公开提出。
胡风在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个口号是经过鲁迅同意的，而且只字不提“国防文学”。
因此，对胡风本就有看法的主张“国防文学”的“左联”成员，便认为胡风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而另提新口号，分明是蓄意标新立异。于是，批评了胡风提出的口号。
当时，另外一些人认为“国防文学”意义不明确，而且有右的倾向，他们也赞成“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
于是，在两三个月之内，围绕着“两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在各自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坚持己见，批评对方。后来，因鲁迅的逝世和不久爆发的“西安事变”以及第二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两个口号”的论争才偃旗息鼓。
然而，文艺界的宗派成见和彼此间的积怨并没消除。胡风只写了一篇文章就退出了论争，但主张“国防文学”的不少人指责矛头是对着胡风，而不直接指向鲁迅的。
抗战初期，胡风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他担任文协理事会的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
这时胡风独立创办了《七月》杂志。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起到了良好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个指示使延安和重庆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重庆文化界讨论中，提出了“旧形式的利用”问题，即“旧瓶装新酒”，利用旧形式来表现抗日革命新内容。
当时，向林冰就此提出了一个论点，说“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认为“五四”时兴起的各种革命的新文艺只是“移植形式”，是从外国来的，不是民族的形式。向林冰的意见实际上全盘否定了因为受了外来进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新文化传统。
重庆文艺界的许多人不同意向林冰把“民间形式”说成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但他们肯定民间文艺形式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胡风不同意向林冰的观点，也不赞同和向林冰不一致的一些人的意见。1940年10月至12月，他写了题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长篇论文。
胡风特别强调外来文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并坚决捍卫这种新文艺的传统。五四新文艺接受了世界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方法和形式的影响。
胡风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强调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都是正确的，但他的意见中也有一些偏颇。
在这次讨论中，胡风不仅是向林冰等人的“论敌”，而且与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文化界名人公开对垒。
他的正确观点没得到应有的肯定，反因理论上的偏颇之处，被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是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对祖国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从而受到了长期的不公正的批判。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避开国民党的迫害，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在重庆、桂林的大批进步人士转移到香港。同年底，香港沦陷。1942年3月，胡风又回到桂林，组织了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等文艺书刊。1943年3月，胡风又回到重庆。读到了包括毛泽东《讲话》在内的《整风文献》，使他受到鼓舞，同时对《讲话》中的某些观点也有自己的理解。
文艺界的某些领导者根据《讲话》精神认为，当前主要应反对“非政治倾向”，首先要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
胡风则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状况及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认为当前应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
1945年1月，胡风主编出版的《希望》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从宇宙本性、人类历史、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
胡风在《编后记》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
《希望》第2期，又发表了舒芜的另一篇长篇论文《论中庸》。据胡风在《编后记》中说，本文是作者对《论主观》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
人们把舒芜的文章同延安整风及《讲话》精神联系起来。
整风主要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而胡风主编的《希望》却宣传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这岂不是从思想根源上论证他所强国的“主观战斗精神”？
《希望》第1期出版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召开了小型座谈会，批评胡风及《希望》的思想倾向。胡风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表示反感。
1948年，一批共产党员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相继发表了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林默涵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等文，点名批评胡风。
胡风没有被这些批评所说服，也没有马上反驳。
1948年9月胡风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小册子，作为对批评者们的总答复。
在这本小册子里，胡风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深入批判了“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
他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面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本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他们大多数是“劳动力出卖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传播先进思想的桥梁；胡风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些精辟见解，被认为是做了“知识分子的辩护人”，拒绝学习马列主义，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实际上，在这篇小册子中，胡风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以及知识分子作家思想改造和人民相结合的问题。
这场论战的对方是邵荃麟、林默涵、胡绳、乔冠华等人。
胡风说他“在着手之前，颇有踌躇，有过顾虑”。并一再声明，这些人都是他“所尊敬的友人”，希望这些讨论是“对事不对人”请予谅解。
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谈到了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主观”问题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中真正的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对胡风所持的文艺观点进行了反驳，成了后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基调。
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创作了大量讴歌党和人民的新诗。但是，胡风的作品要公开发表越来越困难。
1951年9月24日至11月，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文艺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
1952年3月，在整风运动领导机构出版的“内部通讯”中，发表了批评路翎在整风中公开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通讯。
同时，《文艺报》向部分读者分发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小册子，要求读者发表意见。不久严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寄到编辑部。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开始了。
195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的社论，指出：当前文艺界的问题，“首先，也是主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文艺的侵蚀”。
胡风对此的感觉是：“杀机似乎还有，但已不愿说得太明显了！”然而，形势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1952年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照《讲话》，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为自己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他还披露：“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舒芜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9月25日，舒芜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
舒芜的自责与揭露使胡风十分被动，他被莫名其妙地定为“资产阶级文艺集团”的头目，面临一场公开大批判。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要求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9月6日，“胡风文艺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胡风先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大会要求胡风就“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5个问题进行检查。周扬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的路线。胡风的错误被概括为三点：“（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
（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最后胡风表示慢慢消化，努力学习，争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1953年1月，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第二期《文艺报》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文章里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了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然而胡风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认为是断章取义。
这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仅在文艺界，而且在整个社会激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这是批判高潮来临前的序曲。
1954年2月18日，中共七届四中会全公报就高岗、饶漱石事件指出，党内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不但不接受批评监督，而且对批评者实行报复。在胡风看来，文艺界的个别领导正是抱此态度对他进行批判。在深入学习了公报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后，胡风的一些顾虑基本解除，他决定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文艺界的个别领导展开斗争。
同年7月，胡风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共27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
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及一封信。胡风在信中说明了自己上书的动机。
“三十万言书”共四个部分：（一）进入解放区以来的经历与遭遇，指责周扬等人把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中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就文艺领导、文学运动的方向、话剧运动的方式、电影剧本4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胡风“三十万言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第二部分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虽说胡风的措辞不无偏激之处，但不乏真知灼见。
题、“生活或生活实践”问题和“题材”问题。
胡风在《意见书》中提出了论争的“关键在哪里？”的问题。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
胡风进而提出了所谓“五把理论刀子”的问题。
这是遭到最严厉批判的论点。
《意见书》中有关“五把理论刀子”的几段原话如下：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胡风将问题提得十分尖锐。
胡风提出“五把理论刀子”，不过是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但却被简单化为胡风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
195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8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文艺报》负责人，说《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
本就对《文艺报》反感的胡风，认为这是批评《文艺》的极好机会。
于是他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垄、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
同时，胡风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10几个文艺界的负责人。
胡风的发言，引起了众多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发泄私愤。
11月25日，文联作协主席团第6次扩大会议上，有人在发言中反驳了胡风。
12月8日，第8次扩大会议，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转入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在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一节专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从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但毕竟只限于思想理论范围。
然而，事情愈来愈严重，胡风在听了袁水拍11月17日的反批评后，还没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劣势。胡风天真地错误估计了形势。
很快，《人民日报》12月16日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胡风才猛然醒悟自己的失策，开始意识到自己贸然出击，给想整治自己的人提供了良机。
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表，使鲁迅晚年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个朋友——冯雪峰与胡风，一起被推入逆境。
胡风此时才真正醒悟，自己一直在打一场永不可能取胜的战斗。对方的力量如此之大，令他惶惑，令他惊奇。
胡风原指望借助毛泽东对他的支持，把周扬等人击败，没想到形势变幻莫测，他射出的箭，返回来指向自己。
他的苦心，他的计谋，简单而天真，他必须低头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
与周扬对峙，他从不怕，但与他所由衷崇拜的毛泽东，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冲突，他也绝然不敢。
一身硬骨的胡风，决定写检讨了。
但而，胡风内心矛盾重重，他不承认自己文艺观点是错误的，但又不得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他咬紧牙关，决定反省自己。
胡风的检讨是由路翎、绿原、欧阳庄等帮忙修改抄写的。
1955年1月11日，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一开头，胡风便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
胡风在自我批评中，检查了自己在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导思想的论断，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与诊断；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片面强调实践，陷入了唯心论。但是，从文字当中，仍使人感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他尽可能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
对自己1949年后的一些活动，胡风毫无保留地作了检讨。
正当胡风惶恐不安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在关指示，昭示了胡风等人最终的命运。
继《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再次领导了批判胡风的运动。
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中，尽管真心诚意地自责，但显然不能获得毛泽东的赞许。
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在于他检讨的怎么样了，通过批判《文艺报》、批胡适思想，已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与之相左的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有其藏身之地了。
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毛泽东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作了不适当的批示：
“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地批判。”
《文艺报》又将两期合刊出版。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艺报》1、2号合刊，对胡风的批判正式揭开了帷幕。
批判胡风，给姚文元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成为最为活跃的批判者之一，从此，他平步青云。
《文艺报》同时开始连载路翎的申辩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自然，仅仅作为供批判的反面教材。
《文艺报》还破天荒免费随刊物送一册《胡风对文艺问题意见》，即去年7月呈送毛泽东的三十万言书。
从这期后的《文艺报》，批判火力从胡适转到胡风身上。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开始发表批判文章。第一篇批判文章是周姬昌的《胡风先生的立场是什么？》。
批判胡风的第一个高潮，是2月中旬中国作家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后。
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
胡风在全国各地朋友们纷纷表态，或真诚忏悔，或听从胡风的劝告，积极表态以保全自己，安然过关。然而胡风自己已无法回避。
3月6日，王元化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3月29日，《人民日报》王元化的这两篇文章，改题为《“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
3月9日，彭柏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3月15日，绿原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我对胡风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
4月15日，鲁藜在新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唯心论魔术师》。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拿起了笔。上海的贾植芳虽不情愿，但还是写了应付性的批判文章寄给《人民日报》，结果认为写得太简单被退回。他又改寄《文艺月刊》。4月6日曾华鹏在《解放日报》发表《揭开胡风“写真实”的外衣》。
历时几个月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
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在思想界巨型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
郭沫若的文章主要批判胡风在“三十万言”中提到的“五把刀子”问题。
4月，多事之秋。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台湾特务破坏失事，前往印尼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中外记者11人全部身亡。
这一恐怖事件激怒了人们，各地人民纷纷集会，抗议台湾特务的阴谋活动。
然而这一突发事件，竟被拼凑起来渲染出一个月后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和朋友们的社会背景。于是人们对蒋介石特务的仇恨，便倾泻在被说成是“特务”、“反革命分子”的胡风等人身上。
此时，舒芜也忙碌起来，4月13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还对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一位编辑，拿出胡风40年代给他的信。
很快，舒芜整理出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毛泽东审阅。于是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
形势骤然发生了巨变，就连周扬等人也毫无思想准备。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一案专案组，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五人小组：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
专案组搬进公安部工作。
公安部的人员开始集中在全国各地调查胡风等人的历史情况，以证明他们的反革命历史。同时，中宣部人员还向各地发出通知，收集有关信件，准备继舒芜的材料之后，再推出新证明。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公布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成为胡风问题的性质起根本变化的标志。
第二批材料分为三个部分：
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
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况等反革命活动；
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革命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的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这批材料除分类标题和注解以外，还加了四大段《人民日报》编者按。其中一段话说：
“（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严重的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当任务的。”
第二、第三批材料中的一些“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6月15日，《人民日报》将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并将第一、二批材料中的“反党集团”字样一律改为“反革命集团”，并由毛泽东亲写《序言》，当时这本书印了7629000册。
于是开展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一场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对于胡风，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
《人民日报》从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的篇幅发表“揭露”和批判文章。几乎所有的文艺界人士，还有解放军战士、工人、工商界人士、大学生、医生都联名写了声讨信。
《人民日报》的专栏标题，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后改为“揭露和谴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而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改为“坚决肃清胡风集团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文章标题有：《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胡风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决不能容忍》、《讨伐胡风》、《严惩胡风》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所有报刊一齐声讨，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5月初，胡风坐在家中，等待灾难的降临。
到这时，胡风仍然相信是越来越猛的思想批判，至于拿信件做证据将他置于政治运动中，他却毫无思想准备。
随着一声霹雳，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使胡风和朋友们目瞪口呆，即使一直在进行对胡风批判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一切。
5月18日，《人民日报》3版开始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通栏标题发表全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文章。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动态性消息：
“新华社18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5月18日举行第16次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准备在7月间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并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月20日以前，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事项。”
决定了胡风等人的最终命运，正是上面最后一句极为寻常的话，这就是批准将“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逮捕收审。
在北京逮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
在天津逮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
在上海逮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恩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
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
杭州被捕的有方然……
湖南被捕的有彭燕郊……
签署逮捕令的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5月13日报上出现的“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让胡风大吃一惊，非常之意外。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怎么是反党呢，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
13日这天夜晚，谢韬与妻子卢玉来看望胡风夫妇。之后的几天，还平静如常。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回忆道：
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我们感到事情严重了，但没有想到会抓人。
5月16日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吃饭。那时大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女儿也在中学住读，只有8岁的小儿子晓山、我的母亲，和我们一块吃饭。饭还没吃完，刘白羽和几个人来了。胡风见是作协领导，非常高兴，便招呼里屋去坐。晓山以为来了客人，赶快放下碗，走开了。他走到门外，看到外面站着不少人，还有车。
胡风和他们在屋里单独谈话，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我坐在客厅里，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和我谈话，无非是说反党的问题。
随后，抄家开始了。进来了一群人，把书柜上的书翻了个遍。我和胡风一直被隔开，在这期间，两人没有见面。他的饭还没有吃完，也没有再吃。对，他们抄家时，还向我掏出搜查证要我看，我什么也没说。
一直折腾到半夜11点，也可能是一两点，胡风刚从屋里出来，要把他带走。也不准我们俩说话，胡风只好和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让带，就出门了。
胡风走后，搜查的人又把一间间房子都搜了个遍。
大约凌晨时候，我也被带走了，留下母亲、晓山。从那以后，有十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胡风被捕后，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胡风被关押10年后，于1965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
1966年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3月，胡风刚和家人团聚3个月，就和梅志被遣送到四川雅安地区的芦山县的劳改茶场监督劳动，每月给生活费20元。1967年10月，随着浩劫的深入，胡风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和梅志分离。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对胡风的释放问题一直无人过问。胡风于1970年年春，上书请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报告送出后，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无期徒刑，并将胡风押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其间，已出现了内因性精神病症状。1973年初，由于胡风病情变坏，经四川省公安厅允许，梅志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护理胡风。当梅志和胡风见面时，胡风已不认识她。这时的胡风完全处于幻听之中，但在梅志的精心照顾和精神上的体贴安慰下，胡风的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到恶化的程度。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我们带着破碎的心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我们只感到了陌生和孤独。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3年刑期。我的责任是照顾好他的身体，当然还得尽量使他过得愉快。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买了稿纸让他把狱中默吟的诗全部写了出来，又准备陪同他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他想写一本有关曹雪芹《红楼梦》的美学方面的专著。不巧，图书馆正在整理内部，不对外开放。
胡风抄完了诗，就由干事陪他去治疗多年积下的痼疾：耳鸣舌燥和痔疮。同时，也游玩了成都市内的一些名胜古迹。虽然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亲人，幸好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书，空闲下来就看看书，他的心情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身体也比出狱时好些了。我们开始对成都产生了好感，这里生活便宜，四季都有新鲜的青蔬菜，能在这里改造思想，修身养性，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我们躲在这小院里，对外部世界不闻不问，这一点使得远在北京的老聂夫妇都十分羡慕，甚至于想来此与我们为邻。
其实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不久，报上就开始了批“三家村”的升级，连我们住的街上也经常召开批判会，贴上许多大字标语，很有点像1955年批判我们时的架势。我们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毛主席又提出了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的号召，看得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正在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又来催促胡风写思想汇报，并且要我尽快去文化局报到。我盼望了十多年的工作机会，不得不放弃了。我想到，胡风好容易离开监狱来到了这里，我怎能让他受委屈？我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他身体复元，并完成他想写的作品，这要比我一天到晚呆在资料室里要有意义得多。因此，我再一次准备做他的助手，和他患难与共！
我们可以到城内各处去游览，也可以到街上去购买日用品。劳改局还派了一位干部陪着我们，做不是导游的导游。我们游武侯祠时，顺便在旁边的四川大军人刘湘的墓地去参观，在那儿的一棵大铁树下照了合影。这高大的铁树，在别处可见不着。胡风说，这树有性格，它不以开花来逢迎游客。不过，我是希望看到铁树开花的。
可惜好景不长。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三司”，他们在老皇城的大墙上贴出了“火烧省市委”的大字标语。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揪这打那地把我都搞糊涂了。×处长来通知胡风不要再出门；就是我，最好也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啊！”
但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皇城门口的那两个大红石狮子被人用铁锤砸了个粉碎。一个造反派还说：“吓，你这帝王将相的看门狗，我们就是要彻底把你打烂！”我还看到红卫兵将从上海来的妇女的烫发和小裤脚剪去。北京的小儿子来信了，他将不参加这次高考，并且从今后不和我们通信了。西安的大儿子也来信说今后不再和我们通信了，就只有当农业工人的女儿还给我们写信。显然，“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到各家各户了。
胡风的处境更糟了。他不断地写思想汇报，公安厅的负责同志还来找他谈，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地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
这些情况都使我非常为难，非常担心。除了劝解外，能尽力做到的只是买点他喜欢吃的菜，有时让他喝上一杯四川名酒解解闷，也算是享受生活吧。
到8月份时，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川省的党政领导多数成了走资派。大街小巷都被标语贴满了，戴红袖章的各战斗队杀气腾腾地，眼看形势将越来越激烈。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9月初，得到通知要我们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为什么？到哪儿？没有一句话。但这是命令。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12点，那位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把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老冷坐在他的前面。这样，他就夹在了解放军和老冷之间。负责同志和司机坐在一起。
深夜的成都市，是静悄悄的，但是从大街一直到近郊区都不时有带着红袖章的造反派骑着自行车匆匆地来来去去。
车子一直往前驶，可能已到了外县，那里连路灯也没有，我只能借着车灯的光亮看到路两边的情况。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和老冷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扑向司机台，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这可不得了啦，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停在两傍高山的峡谷间，胡风由我和老冷搀扶着，好不容易才下了车，看来他已经憋得很难受了。这里是漆黑一团，连一块路牌都看不见，只能猜测这里是山区。峡谷的风很大，我感到了袭人的寒意，但胡风仍站在路边一动不动，大概是小便潴住了。我真怕他受凉，又不好催他，只有干着急。
好容易他才走过来，把他扶上车后，车又疾驰了。
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忽然，从路旁钻出一个人来，那突如其来的情况，真像是遭遇劫车大盗呢。但司机和负责同志却都和他打招呼，并且停下车让他上来。之后，一路就由他指引着，左拐右拐到了一处山下才叫我们下车。又由这位跳上车的干部（后来才知道他是这个茶场的场长）打着手电筒引路，最后将我们引到了位于一个小山头上的一大间砖房里。这时，天已快亮了。
这里是四川省芦山县劳改局苗溪茶场。胡风当然是以犯人的身份送到这里来的，不过没有编入劳改队，还让我和他单独住在这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们的老冷。这儿四面环山，过去因这里庙宇多，本名庙溪。夏天各地的绅士地主们坐轿上山来这里避暑。现在改名为苗溪，那些庙宇已多半改为茶场办公的地方，四周的荒山也被开垦出来种茶和种果木了。
说好了让我们到一队（果园队）去打饭吃，优待我们吃小厨房的干部伙食，自己花钱买饭票。这样，吃的问题解决了。不过，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并且老叫头痛，情绪也非常不好。我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的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起先，我想这可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过些时日会慢慢好的。谁知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有精神，也没人问津。我想和他说点高兴的话，他只是向我摆手，还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这时，老冷才找来了医生。先是一个中年人，老冷说是院长。他看后说血压不正常，开了点药，但病人仍叫头痛、头晕。后来，又有一个中年医生和一个青年医生来看，说是有点感冒，并且血压仍不正常，开了点药，还叫我多给他喝水，最好是果汁。
我请老冷去城里给买些水果，他买了些梨来。梨个大而多汁，正好用它轧水。他心里有内热，嘴皮都是干的。梨汁他倒爱喝，只是仍不想吃东西，光喝点粥汤，人软弱得几乎坐不起来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说要大便，我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叫他别用力了，由我死劲拉了他起来，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他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简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着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多像希腊悲剧里受难者的雕像啊！可惜的是，当时我无法给他留下一张照片。此情此景，只能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了。
第二天一早，我赶快将他的病情告诉了老冷，他反倒怪我怎么不早说。下午，弄来了一副竹制担架，由那青年医生陪着，说是送场部医院去。我拿着日用品在后面跟着。我们住进了两个人一间的干部病房，胡风仍是昏迷不醒。他们给我的任务是看着他，不让他跌下来。我就一直在他身旁。
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场长领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场长告诉我她是专区医院派来的。她给胡风做了仔细的检查，说是轻微的脑溢血加上受寒、消化不良。她打了一针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复诊，这时胡风已醒过来能说话了，他对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女医生对我说，没什么要紧，可能这两天会拉稀，要给他洗擦干净。又要我注意经常替他翻身，不要得褥疮，还有，千万不能让他跌跤，因为血压仍偏高。
只要是医生说的，我都照办。第3天，他能吃东西了。我就托老冷赶场时买了一只鸡炖汤下挂面给他吃，又吃了些鸡蛋、猪肝之类。第4天正好是国庆节，他竟然下床想听听北京天安门的实况广播。不知是离得太远了还是这里的收音机不好，只知道林彪在讲话，可一点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他一能下地，我就扶他出去晒晒太阳，也在院坝内走走。
院长看见了很高兴，就说是该出院了。我说，他还没有复原，住这么四五天就出院，能行吗？他说可以叫人给背回去。我和胡风听了都感到奇怪，一百三四十斤的老人让人背回去，我不放心。但看来又非走不可了。我就找了一根竹杖，扶着胡风在院内练习走路。幸好，发病时他没有倒地，手脚都没受影响，只是眼睛看不太清了。这没关系，我可以扶他走回去。
一两天后，院长就来通知说，天晴了，可以走了。并派了一个人为我们带路，还在一旁帮助胡风，以防在泥泞的路上滑倒。这里雨后的泥路很难走，像搽了油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跌跤。我只好踩着前人走过的脚印走，或者走在路边的草上。幸好我手里也拿了根竹杖。就这样，一步一滑地，我们总算平安到了“家”！
回到小屋后，使我们最感失望的是知道再也不能回成都了。这里已经成立了管理所，是专门管我们的。新所长来见了面，要胡风安心养病，暂时可以不写思想汇报。胡风提出想让我去成都取点书。他说，读3本《毛选》吧，要好好学习。书和其他东西，都会送来的。看来，我们将长住在这里了。
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山谷里一刮风就冷得很，而太阳底下却暖和得很，老乡们可以脱去棉衣，光着膀子捉虱子。我在北方住了十多年，对这种气候就很不习惯了，经常感冒咳嗽。胡风倒比我还能适应，没感冒，就是老说眼睛前面有雾似的一片，远处就看不清。一两个月后才渐渐好了。
刚过完元旦不久，所长就找胡风来了，手里拿了一份《人民日报》。我一看，就猜到是为了姚文元的文章来的。他问胡风读了没有，胡风说大略看了一下（其实他看得很仔细，上面划满了蓝铅笔的道道，我不得不将这份报纸藏了起来，怕他为此又闯祸）。
“那就写点感想吧！你知道，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你应该好好学习这篇文章。”
这一来，胡风可忍不住了：“姚文元的评论我不同意，尤其是把我和周扬拉在一起，说什么‘一丘之貉’。这不是事实。
我和周扬在理论上有根本分歧，反周扬是我被判刑的罪名之一。他怎样评周扬我管不着，我没有资格写感想，我是犯人，……”
所长最后只好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就不写吧。”
春节快到了。我们两人都彼此隐瞒着思念亲人的痛苦。我忙于采购过年的食品，怕他一人在家更难过，就特地留下工作给他做，要他把鸡杀了并拾掇干净。他像写文章一样仔细地把它弄得白白净净。
这个1967年的春节，我们两人过得倒也其乐融融，还共饮了几杯葡萄美酒。当然，各人心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了。
果然，所有的家什书籍等都被运到这里来了。但书都被五花大绑地捆着，没法取来阅读。我们就只好常到附近山上走走，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不久，又通知我们搬家。新建了一个院子，我们住的是大院旁边的一个小院。有两间屋，还有厨房。不过，在厨房里做了饭得从大院里穿过才能送到我们屋里，这很不方便。我就提出，愿用小炭炉在房门口烧饭吃。算是被允许了。从此开始了自炊自食的生活，我还能到场部食堂去打饭菜，但要爬一个大坡，很不好走，我轻易不去。
春天来了，正是播种的好时节。隔壁管理所来了一位处长，命令胡风将院内的土地开出来，准备种菜。我和他花了一周的时间翻地，拣石头，总算开出了一畦畦的菜地。这时，我才知道，胡风会种地，并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原来，他从小在家里就是参加劳动的。
拿来了蕃茄秧子，我们精心地侍弄它。两个人常常抬着一桶桶的粪水去浇灌，又得捆枝、打杈等。五六月间，获得了丰收。虽然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的乐趣。
这时，所长带了一位干事来，布置胡风的学习，并且要恢复写思想汇报。经常有一些来外调的人拿来问题要胡风回答。对写外调材料，胡风是非常谨慎的，不知道不清楚的决不写上，所以常常使外调的人失望。在学习方面，除了每天上午读《老三篇》之外，胡风还拟了一个精读《老三篇》的提纲和从头学主席著作的计划，可惜后来都没能完成。因为，秋天后，这管理所就在准备结束，我们的学习甚至生活都无专人管了。胡风很天真地认为他的问题快解决了，可能提前释放呢。因为，我们住在这四面高山的小城镇和劳改队的专政机构里，对外面的情况可说是一无所知的。
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一直拖延到1967年11月底。忽然来了一批人，宣布要他立即去成都。他当时很乐观，还暗中告诉我，一定是要解决问题了。但是，来人要我为他准备过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了情况并不是那么好的。胡风临行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也就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我知道，情况很不妙。
但我记得他的话，要坚强，不要失望。我只能往好的方面去设想，盼着和他的重逢之日。等呀，盼呀！1968年的元旦过了，春节也过了。管理所早就撤消了，这里只有我孤身一人。虽然是完全的自由，但生活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我却一点也没感觉害怕，因为我日夜都在盼着他的归来。
直到这年6月，茶场基建队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们首要的专政对象。从成都来了一批红卫兵，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他已被收监。
红卫兵们抄了我们的家，封了我们住处的门，我被安排去医院劳动。一二年后，又让我去劳改二队劳动。直到1973年，将我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胡风那里。我们算是分别了五六年后，才在监狱里又得以重逢！
一辆大卡车装着我从北京带来的杂物，胡风的东西都不归我，只能带属于我的衣物书籍。我要了所有的马列的书和鲁迅先生的书，还请求带了胡风的旧衣物。我被安排坐在车后面，走了三天才到川东的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在那阴森的小巷，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了一个小院。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送进了另一小院。那是一排三间房，进门第一间堆满了我的杂物，第二间搭了我们的大床，最后一间是厨房。迎面可是一堵五米高墙，如果关上小门，我就在夹墙中了。干事对我表示优待，说，不关门。屋里虽然电灯雪亮，但小天井里的青苔和四周墙壁发出的霉气和阴气，使我如置身在无人住宿的古庙之中。将电灯一灭，后窗里透进的蓝幽幽的路灯光，真使我不寒而栗。幸好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何况，我是睡在我们共睡过的大床上，我想着他，似乎他高大的身躯就在我旁边，我有一种得到了保护的感觉，就放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进他们的办公室。只见许多人围着火炉在烤火，旁边放了一个我熟悉的红毛毯的铺盖卷，我又看到一个穿着青布大衣的背影。我的心怦怦跳动，知道是他来了。干部向我交代了几句，说你们就一起住吧。这时，已经五六年不见的胡风才侧过头毫无表情地望了我一眼。他们叫他跟我走，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腰，从那大脸上我找不出一点过去的形象，我都惊呆了。他踉跄地走着，留下铺盖卷在那儿。干部们很尴尬，我一弯腰掮起了铺盖带他回到了小院里。干事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会供应你们的。还特别对我说，你的情况不同，可以要求上街的。
我们两人独自相对而站，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在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我实在找不出过去的他了。再加上那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真像哪个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和尚。
他对我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顺势跪在地上。这声音我是熟悉的，但是我止不住痛哭失声了。他却只呆呆地望着。这时，干事正走过来，他倏地站了起来。随着被干事叫走了。送他回来时，又命令他以后不准吓我。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我真不忍看下去。一个一辈子昂首挺胸活着的人怎么成了……。
慢慢地，他才带着恐怖的样儿告诉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不是过去的胡风了，我是无期徒刑犯人，我是即将正法的犯人了，我是罪大恶极的……”
我几乎忍不住又要大声痛哭了，他赶紧捂着我嘴，“你不能哭。干事听到了，要加我的罪的。”那惊慌失措害怕的样儿，使我明白他的脑子里已经混乱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了。
我只有克制住自己，慢慢将他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这一天，他帮我做家务，吃着我从成都带来的鸡蛋和腊肉。这些他五六年都没吃到了，他说连见都没见到，开始简直不敢吃，说会加罪的。我只好说：“这是我的，我要你吃的。
有罪我来承担。”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1970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都是住的监狱，那情景可怕极了。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第二条罪名是“在主席画像上写反动诗词”。他说：“我当然不会上诉。连判决书都没能给我看，话又听不太懂，这样能上诉吗？其实，我写的都是歌颂党的，他们却说我是恶毒攻击。这样青红皂白不分，我还说什么？不过，后来我明白了，罪名不止这些，而是将一切坏事恶事都怀疑上我了。他们判我无期不过是要在全世界找我的罪证，不定哪天就要枪毙我的。”
我来的时候，办公室干部曾和我谈过话，告诉我他有病，让我来照顾他，但他可不知道他得的是这种病，这病是应该送进医院去治疗的。
当天的深夜，他的病发作了。他突然要起床，说是有人要来带走他，还握手和我告别。我将他按下躺着，抱着他的头，像哄孩子似地抚摸着他的大脑门，又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我在这里，不用怕，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你。”是的，我要用所有的柔情来温暖他那受惊的颤抖的心。
他总算安睡了，像过去一样安睡了。
我可睡不着了，直到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只见他一人坐在椅子上靠着他带来的铺盖卷。他见我醒来就说：
“我可能就要走了，希望你别跟我去。那不知是什么地方，可能是水牢，刘文彩的那个，也可能是……。”那么认真有把握，使我无法劝说他，只好说：“那就等着吧。我去做早饭。”这样，延续了好几天，后来，我说要给他拆洗被褥，这才将铺盖卷打开。
打开一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棉絮已成了破渔网似的大洞小洞，有的他用线缝过。我为他缝的红绸被面，那更是丝丝缕缕了。现在是用那张灰色的包袱皮和包铺盖的粗布做成的一床被子，多可怕的又破又脏的棉被啊！
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我看。我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过几天又再报上去，说实在不是自己干的，“我没干这事，不包了。”
但有一次他可神秘地告诉我：“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他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象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时好时坏，不能自拔。
我向干部提出应该给他一点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我的神经受不了。因此，就让我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我不愿白拿25元生活费，想缠麻鱼子一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公家。开始，这工作对他还有效，他一心缠麻理麻。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困难也做不好。
他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我说，那就把我的给你吧，你的我再改改。
大热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总之，这种恐怖心理无法消除掉，生活虽然好了，但身体并没有好多少。他天天为大便不出来发愁，说是他吃这么多饭，不大便，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要他认罪，认他没有犯的罪。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我说这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终于晕倒了。
他在精神比较正常时，每天早晨都由他生火，那煤灶火我还弄不来，头天晚上我给他劈好柴，他选好炭，非常之认真，连几块大几块小都计算好。但有一天，我还没有起床，只听到他在院里说：“不好！怎么站不住？”我感到真是“不好”了，赶快下床。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到外面一声“扑通”，等我出来时他已直挺挺地倒在台阶下了。我一看，他已失去了知觉，连瞳仁都散光了。我飞跑出去叫人，外面小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跑到外面巷子里叫，也没人应声。我再也不能远走了，只得匆匆地跑回来。走到门口时看见他的脚在动，我高兴地跳过去，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就想拉他起来。我用死劲想扶他回房，但实在力不从心，只好将他抱在怀里以免躺在地下受凉。过了一会儿，他好多了，就说：“我怎么了！一阵头发昏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用力扶着我，我慢慢地挪脚，看能不能走。”居然，他在躺着由我拖着“走”了十来步。上台阶时，他用手爬，我用劲托，勉强进到了屋里，总算是活过来了！忽然，他哎哟一声大叫，“不好，裤子湿了。”还很抱歉地望着我，其实我是不会怪他的。这次，裤子里的大便特别多，我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他感到很轻松，好像是被解除了魔法。
等我将一切都弄好，准备做早饭时，才有一位干事进来。
一见到他，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经历了多么痛苦的一段时间。我说，他几乎不在人世了。他们有点发慌了，很快就请来了一个女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极度贫血，原因是痔疮流血太多了。
决定给他打肝精针和B12，这些我在患贫血症时都打过，我就把这些情况向他解释。奇怪的是，他很听医生的话，说那女医生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负责尽职。他对她很有好感，天天等她来打针，劝他吃肉吃蛋他也不再害怕会挨斗了。后来我才悟到，这五六年来一直都是这医生给他看病，除我之外，就没有别人对他表示过关心。
他的身体日渐恢复，心情也稍趋正常。军管会主任来视察，对他说些应该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的话。对我可施加压力了：主要是责怪我没有好好帮助他。我无法申辩。你们专政机关帮助了十几年都没办法，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当然，我也希望他能有所进步，以至能出牢门！
我开始试着读报给他听，后来又学“老三篇”，一起读《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论》等。我还用问答形式记下了笔记，可惜，这简单的笔记被干事知道了要去看，就没再还我。
不久，给我们换了住处。是新盖的四间房，门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们劳动的基地。周围仍是五米高墙，但有一面是临街的，可以听到老乡的说话声。这地方过去是垃圾堆，锄地时常锄出碎砖乱瓦，偶尔还有古铜钱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这垃圾堆上种了两畦窝笋。
这里的天地比较大，厚铁门关着，只我们两个人，谈话倒是自由的。我们就能谈谈过去，谈自己的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一次，我说：“听说整风交代历史要从八岁开始，你就没有交代过。现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就从八岁起交代你的历史吧！”他居然听了进去，从那时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写历史材料，写得很认真仔细。这一来，脑子里的恐怖幻觉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记忆力仍很强，连行文都和过去一样严谨，但在每篇的后面还要一再申明：“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没有干过别的事，如有，都是别人的栽赃……”到年底，洋洋20多万字的材料就陆续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时，我们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我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了相当多。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我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这种安心学习，写材料而又自耕自食的生活在我们是多年以来没能享受到的，几乎忘了自己是住在高墙内被铁门关着没有自由的人了！1975年春节前，照例狱中要开奖惩大会，胡风对此也能有所期待了。果然，监狱的书记来找他谈话了，这是他进大监以来从未有过的。书记说他有进步，至少将自称死囚的说法取消了，表示了他对政府对党的信任。胡风自己也承认是这样的。后来书记又说，党绝不愿把他关死在狱中，还是以宽大为怀，要释放他的。
我好久没见到他这般兴奋和高兴了。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者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对他还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燥地胡思乱想了。后来，他猜想可能是因为材料写得还不够全面，就又开始重新将所接触过的人来个全面交代。“重评《水浒》”，“批林批孔”等给了他很不愉快的干扰，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小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我劝又劝不住，真是无可奈何。到后来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我请求监狱当局让他保外就医，得到的回答是，他心里有火，等火散了自然会好的。所以连镇静神经的药、安眠药都不给。他整夜不睡，白天睡得连饭都不吃。这时，我只好做了面条加上两个鸡蛋放在桌上，他将两个蛋吃了，很少吃面条。他精神特好，但瘦得却只见两只大眼睛。一天，他睡着了，我守在他的床前，眼泪一点一滴地落在他脸上，把他惊醒了。他这时十分清醒，拉着我的手紧紧握着说：“我支持不下去了，看来我要先你而去了。……”“不，不能这样！过去你叫我要坚强，现在该我说你了。你要知道，这可是一场生命竞赛呀，一定要活着出去！”
周总理的逝世对他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请罪，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几天后，他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他没什么事，我也没事。但他仍偷偷地写东西，写在小纸条上，还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我发现他是在写诗，不过写了他又撕了，看去情绪倒还正常。白天多半帮我种菜、浇水，有时也读书。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全集》，那是我争来的一套，我说是许先生送我的，所以就没当作胡风的财产充公。
这几天过得很平安，没出什么事情。我常去城内书店租点书来看，有时也向他推荐，但他很少看，却对报纸发生了兴趣，《人民日报》是每天必看的。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两人站在屋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是深秋了，我们正坐在院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狄克何许人也？》的评论文章。我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这天正是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
傍晚，干事送报来时我们就问他，他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们。随后，北京就来人要胡风写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材料。当然没什么好写的，因为胡风同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来往，只知道一些传闻。另外，鲁迅先生这篇《三月的租界》是由胡风亲自送到《夜莺》杂志刊出的，他一直认为张春桥（狄克）一定是在报这个仇的。现在，他从写交代变为写揭发了，心情轻松多了。并且，北京来人对他的态度十分客气，这在他已是多年没有经受过的。
当年年底，送我们到成都附近的劳改医院为胡风治病。治得很好，他基本恢复了健康。三个月后，仍回到三监。我真担心，怕他又因失望而犯病。还好，他一心在写自己的思想收获，结果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写了几十万字，并没再犯病。我们同三监的关系也不同了，干事常常来聊天，不过还是要他认罪，至少要认文艺思想方面的罪。他没有照办，他们也无法说服他。小儿子在插队10年后考取了大学，他非常高兴，还写了诗给儿子。干事看不懂，可能扣下了没有寄出。
这期间他心中很高兴，对报上的大事十分关心，并且还常常吟诗祝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初，突然来通知说我们可以出狱搬到县委招待所去住。我们没去。几天后，监狱派人把我们护送到了成都，住进了省革委会的招待所。不久，小儿子也来到成都，和我们一起过了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
要胡风去省政协找秘书长要工作，这使胡风很生气：“关了我20多年，一出来就得去求人要工作。我已是70多岁的人，能干什么工作？不过是欺侮人罢了！”直到半年后，才通知他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1979年6月，四川省公安厅撤销对胡风无期徒刑的错误判决。1980年3月31日，中央组织部为给胡风治病，把胡风与梅志接到北京，从此，胡风在此度过了安定的晚年。他一边治病，一边撰写整理回忆录。9月，中共中央重审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10月，胡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后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胡风的8本文艺评论集，以《胡风评论集》为总题，分上、中、下三册出版。胡风在病中为该书写了长篇《后记》，追溯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总结了他一生的文艺观和历次论争的几个原则分歧的问题。他的回忆录陆续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但因长期遭受不幸，加上年迈，胡风终于在1985年6月8日，因贲门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986年元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悼词中称胡风为“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悼词最后指出：“胡风同志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