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始人、共和国元帅贺龙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毛泽东连声说： “翻案！翻案！”，周恩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我没有保住他啊！”
1969年6月9日。
北京301医院14病室，几个医务人员围在一张病床前紧张地忙碌着。病房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走廊里，几个身着军装、面无表情的人不停地踱来踱去。
患者姓王名玉，上午8时55分入院，系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入院前，因“误诊”为肠胃炎，确诊后又输入大量的高渗葡萄糖液，这对病危的糖尿病人是绝对禁止的。如此“治疗”措施，导致了患者病情急剧恶化。
谁也想不到，这个被称作王玉，年过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
病房里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名住院军医和几位助手在忙碌着。元帅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很想马上逃离出去。
清晨，当医生准备送元帅住院时，元帅紧紧拉住夫人薛明的手说：“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1968年初，元帅病情恶化，患了“失语症”，就在这所医院的医生诊断书上，竟写着“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的字样。又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了瓶子外边，被一个普通护士骂得狗血淋头。从此，他就再也不愿住进这所医院了。但是，他丝毫不怨恨那个护士，因为那时他是作为一名“专案审查对象”住进医院的……
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倒，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F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想以此陷害贺龙和彭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当时正是二月。在“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下，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便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于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军政委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并让吴法宪对此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答应下来，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立即照办。
林彪之所以交代这两个人写材料，是因为二人都怀恨贺龙。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因种种派别活动，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处。他们指示中央军委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这时，贺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这话使专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十分不悦。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知道情况不妙。为了稳住阵脚，便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这时，贺龙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调整嘛！”
林彪又陷入了被动，很是恼怒。
现在，林彪见时机已到，便向李作鹏和吴法宪下了命令。
不仅如此，林彪还通过叶群，策动一个叫宋治国的人来诬告贺龙。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侧，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人独自伏在一张小长桌上书写。不远处，一个同样是军人装束，体态略微臃肿的女人用余光瞟了一眼那个正伏案疾书的身影，嘴角露出奸诈的微笑。这便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和妄图谋害贺龙的叶群。
9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国向警卫人员交待完公务，正准备离去，林彪的老婆、“林办”主任叶群站到了他面前：“宋处长，别急着回去，我们聊聊好吗？”
宋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机械地被叶群挽着手臂，拉到了西大厅一侧。
过了几天，又一次神秘的谈话后，宋治国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办公室的张秘书，索要纸与毛笔。
“宋处长要练毛笔字吗？”
“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治国表情十分严肃。
宋治国忙了两天写好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意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马上领会，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叶群还不放心，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写个证明，即《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
宋治国诬告信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等10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以下部分内容：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时，暗杀毛主席。”
对此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扶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坐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
“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
现在就去找。”……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千万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林彪经过一番策划，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和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地送给了毛主席。
林彪之所以要整垮贺龙的原因有二：
一是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使林彪感到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重用贺龙而把他挤掉。
二是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与毛泽东接触很多。有一次，毛泽东和他谈起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还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等等。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后，十分紧张。长期以来，林彪对此耿耿于心。还有一次是1937年1月，八路军几位师长随朱德、彭德怀去洛阳出席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军官会议。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写了一张纸条给贺龙。说，蒋介石是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可吹吹风。这件事，成了林彪长期难以为安的一块心病。
林彪很怕知道他很多底细的贺龙成为他夺权的障碍。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
贺龙当场打开了吴法宪的诬告信。吴法宪在信中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黑线，要篡党夺权。贺龙看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想到吴法宪竟然会无中生有。心里很生气，把信叠起来，问毛泽东说：
“主席，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淡淡地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用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沉默无语，陷入痛苦之中。毛泽东看了看他，说：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处在痛苦与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在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向出席会议的人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
“经过与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等人暗地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一句：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征求意见去了。
毛家湾林彪住宅。这是一幢经过伪装的豪华住宅。表面上看去，它倒更像一座营房，普普通通地趴在一片树林的背后，只有那进进出出的高级轿车与四周森严的警卫，显示了这座建筑物极不普通的身份。
下午1时半，按照贺龙元帅所惯用的军语说—13点30分，他的车子按约定时间到达了毛家湾。他走下车，照例点燃了烟斗。他嘴唇上硬硬的小胡子，加上剪成短短的平头，使他的脸出现一种既精神又富有才智的表情。
这时，林彪正在他挂满毛巾的卧室里不安地踱来踱去。他自从平型关战役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一见冷水就感冒。1949年进城后一直在各地疗养。林彪还有从不洗澡的怪癖，按林彪的理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水乃属寒性，寒是随着毛孔进入内脏，与火相冲突便产生感冒。据说自1953年以来林彪从不洗澡，而后干脆连脸也不洗了。于是，各式各样的毛巾就成了他的卧室、起居室内特有的装饰。
他们终于在铺着墨绿色地毯的会客室里见面了。会客室除了一扇高大的屏风之外，看不到沙发、茶几，甚至连一个小方凳也没有。
“贺老总，我对你没什么意见。”林彪假惺惺地说，进而突然话锋一转：“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意味深长地笑了，但却让人感到一种阴冷的恐怖。
“军委碰头会我是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贺龙简单、明确却同样咄咄逼人地说。
谈话陷入了僵局。
两位元帅保持着距离，在沉默中对视着。
依然是久久的沉默。
林彪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他感到一种难以压抑的怒火往上涌。这时，他不由自主地往屏风后边望了一眼。
因为他曾听说贺龙身上常带着一柄进口小手枪，于是在贺龙来之前，林彪就责令他的老婆叶群亲自带领几个彪形大汉持枪埋伏在屏风后边，“以防万一”。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一直笼罩他的全身，最后，他把材料丢在地上说：“好，话都谈开了，你走吧。”贺龙元帅从容离开后，他才慢慢镇静下来。他抬头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叶群，欲言又止，因为对于今天的约见，叶群是坚决反对的，说：“贺胡子软硬不吃，你白费功夫。”
这次会谈后，林彪对贺龙彻底死心，于是罪恶的黑手加紧了行动。几天后，林彪开始在会上公开点贺龙的名，说他是“大土匪、大军阀”，并吩咐其反革命集团成员们疯狂大造舆论，诬陷贺龙，贺龙的问题变大了，渐渐地，毛泽东主席对贺龙元帅的信任也动摇了，他点头同意，可以就贺龙问题“在小范围内打招呼”。
军委碰头会的名单上，贺龙的名字没有了。
1966年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军区的负责人。
就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大肆加紧诬陷贺龙的同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也参与进来。林彪向来对江青吹捧之至，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1968年3月，林彪还使出招数，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
是林彪一手将江青扶上台的，于是在陷害贺龙元帅的阴谋中，江青等人积极地进行配合。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966年12月30日，江青不顾中央关于对贺龙问题只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精神，跑到清华、北大等地对红卫兵头头们进行煽动。之后，又找到贺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元帅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庭院，以及首都的大街小巷。
1967年初，在“一月风暴”席卷下，“文化大革命”进入向“走资派”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新阶段。1967年1月9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军委副主席林彪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了碰头会。
然而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却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林彪、江青在会上竭尽其能，对贺龙进行诬陷、诽谤。
林彪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贺龙到处搞夺权，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说：“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
林彪：“贺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是彭德怀、贺龙。一是兵痞、一是土匪，他们的总路线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
“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罗、邓、彭结合起来就不简单。”
“贺、罗、彭是一帮的。”
江青：“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林彪：“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打好了。”
……
在林彪和江青的煽动下，贺龙和夫人薛明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就有人来揪斗。面对袭击，贺龙愤怒地说：“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我应该去见见他们。”薛明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十分担心。他却笑了：“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不能让丈夫出去，劝他道：“那也得请示总理呀！”贺龙只得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随贺龙来到总理家里，向总理请示。总理关切地说：
“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我顶着。”当时，周恩来总理叫秘书接通了贺龙家里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群撤走，并留贺龙夫妇住在自己的家中。周总理亲自为贺龙夫妇安排了住处。邓颖超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信笺来说：想吃什么就写上，让厨房的同志做。周恩来对贺龙一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深感动了。他万分感激地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啊！”
周恩来多么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啊，但是这显然不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一线领导同志都受到了冲击。
1月18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还约了江青。
江青不但不来，还指使人在约定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喊“打倒贺龙”。
在刺耳的呼号声中，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保你的嘛！”又不无遗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还不会适应，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贺龙牢牢地记住了总理嘱咐，并让薛明帮他记下来。然而，这却是他听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两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战友的永别。
1月19日这天……
一辆米色“伏尔加”牌轿车开出了中南海，向西郊方向驰去。
中南海里，就在伏尔加出发的那幢住所前，一个瘦削的身影伫立在门下。他半侧着身躯，右手已握成了一个拳头。半晌，他似乎决定了什么，转身走进屋里。
“崇碧同志，”他对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我想了又想，你还是赶紧到西郊去一趟，亲自把贺龙送到八大处。不这样我不放心！”
“总理，我保证把贺老总安全送到。”
临走，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贺老总到了后，你立即来个电话。”
米色伏尔加迎着风雪疾驰。在它的后座上，坐着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妻子薛明。当轿车行至翠微路时，司机却沿着环形车道拐弯向东，朝北京站方向驰去。
“同志，不是去西山吗？怎么……”贺龙疑惑地问。
“贺老总，这是总理亲自安排的。”司机回答道。
一路红灯，轿车走走停停，最后突然转进一条岔街，钻进一条胡同，停在一辆黑色上海轿车后面。
“贺老总，我只能送到这里了。”司机十分抱歉地说，“请老总坐那辆车子继续走。”
“哦！没关系，没关系。”元帅说着，跨出车门与妻子一道上了上海轿车。轿车的引擎响了一声，滑出了胡同口……
原来，为了贺龙夫妇的安全，周恩来要求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
周恩来安排贺龙夫妇住的地方，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警卫战士，只有贺龙夫妇二人。
贺龙与薛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长时间住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贺龙戎马倥偬，少有短暂相聚，多是长久离别，1945年日本投降，贺龙率部进军丰镇、集宁，经过延安的柳树店薛明和儿子的住处。如不是警卫员提醒，贺龙也许就疾驰而过了。薛明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和儿子握握，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
然后就驱车远去。解放后，党和国家赋与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是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在这个半山腰的平房院落，贺龙夫妇倒也能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躲避林彪、江青的迫害。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刚直不阿的贺龙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然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是多么难受啊！但想到总理的嘱咐，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这时，报纸上正在连篇累牍地报道上海的“一月风暴”。
贺龙十分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领导同志的名，这激起了贺龙极大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
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贺龙常常痛心地摇摇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给清理出党外了！”
进入2月以后，贺龙思索得更多、更深沉了。他有时翻阅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默默思考，有时在屋里缓慢地踱步沉思。有一天，他突然把一叠纸推到夫人面前，低声说：“写！”
然后沉痛地谈起了洪湖地区的肃反问题：1931年至1933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整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解散了党的各级组织，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贺龙心灵的深处留下难忘的创痛，以致30多年后，他还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真是血的教训哟！”他的手在颤抖，双眼也湿润了。
当谈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揪斗、被迫害，他的语气更沉重了：“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经过一个月的回忆和思索，3月7日，贺龙终于写完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扩大化和取消党的领导等惨痛的历史教训。
薛明帮助贺龙记录整理着报告的文稿，透过那些语重心长的语句，她又一次看到了这位革命老战士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在这个荒僻的山沟，贺龙虽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党的事业。
不幸的是，就在贺龙用历史上血的教训来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的时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正在大搞阴谋诡计，历史的悲剧已经在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林彪、江青一伙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贺龙的头上，如同现代的秦桧，制造了又一出“风波亭”冤案。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置贺龙于死地，也是最能置贺龙于死地的莫须有的罪名，要数他们精心炮制的“贺龙搞二月兵变”这一冤案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接见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及红卫兵“小将”。
于是，昔日的学生、今日的红卫兵，扔掉课本，捧起了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冲向北京街头。他们满怀激情地背诵其中的词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据统计，从8月19日至9月末的40天时间内，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抄家33600多户，赶出北京的地、富、反、坏、右85000多人。
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说：“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他又说：“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
往日的老师，一夜间成了黑帮，于是编成“牛鬼蛇神队”，规定他们早晨见面的第一句问候是：“哟，你还没死啊？”
拷打、凌侮……多少专家、教授、学者，或死于非命，或自尽身亡。红卫兵曾荒谬地说：为什么十字路上亮了红灯就不能前进？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居然红灯不能前进，真是反动透顶！红色就是革命！要改！改为红灯前进。
又有人说，为什么必须靠右侧通行？右，是什么路线？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不值得我们红卫兵小将警觉吗？多么天真！
数不清的自行车，排成几十人的横队，一手扶着车把，一手高举红旗，浩浩荡荡，顺着长安街，呼啸而去！
“红色恐怖万岁！”
在他们的心目中，林副主席5月18日讲得是多么地好啊：“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
一天，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联会。会上，一个行政干部突然想起一件事，并且立刻意识到此事的严重性，他说：“今年2月，有人到我们学校看房子，说要住一团的兵。”眨眼间，他感到此事的严重性比他刚才意识到的还要严重，他声音都变调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军队干什么？明显，是想搞政变！”
又有人神秘地补充：“听说还很急！好像马上就要开进来的样子！”
当时有一个学生肯定地说：“这是搞兵变么！二月兵变！”
于是，一张大字报随即贴了出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这张大字报，被满怀激情、高度警惕的红卫兵迅速传抄，如同当年战争年代在烽火中传送的“鸡毛信”。
在议论纷纷中，北师大一位姓王的学生，听说北京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去联系过借房，也陷入沉思：这是偶然的吗？北京？彭真？二月？那边要住一个团？这一切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于是，他奋笔疾书，给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刷了一幅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其副题是：“质问郭影秋，彭真黑帮要到人民大学驻兵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张大字报，又被迅速传抄。因为是第二份，于是更令人触目惊心。
那时，多数领导者，都有自己的联络员。康生的联络员向他汇报了“二月兵变”的传闻，康生当即用红色铅笔在这份材料上批了“重要”二字。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会上，康生突然问列席会议的郭影秋：
“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不知道？”
郭影秋平静地回答：“没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以审问追查的口气紧接着说：“你既然知道这件事，那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仍然平静地回答：“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说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康生这时气咻咻地把联络员抄来的大字报甩在桌子上，指点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
7月27日晚，康生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就在今年的二月底，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且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看过房了！这件事是包含极大的阴谋的！”
8月2日，当时仍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学，在师生员工大会上，就“二月兵变”的谣传，郑重说：“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
邓小平想要澄清事实，而林彪却把水搅得更浑。
8月8日，正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
与会者来到会场。贺龙也步入大厅。正在这时，走在贺龙侧后方的林彪的老婆叶群惊叫了一声。本来神经紧张的人们均侧目过来，机警的保卫人员也闪电般地靠近叶群身边。
这时叶群故作姿态，发出颤抖的声音。失色的神态，更加重了紧张空气。只见她指着正在向会场走去的贺龙：“他身上有枪！”
这时的保卫人员就顾不得许多，又闪电般地接近贺龙，用身接触的方法，进行搜查。除了他的大烟斗外，贺龙身上没有任何武器。
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休息时，江青和叶群来到一个角落。
江青问叶群：“刚才你遇见什么鬼了？神经兮兮的！”
叶群十分苦恼地说：“贺龙的问题送了一大堆材料，主席还只说‘在小范围内打招呼’，林总最怕的就是贺龙比他身体好，昨天他又一夜没睡，为这事犯愁。贺的老婆，又与我在北京同过学，有些事她知道底。”
江青撇撇嘴，说：“那你说他身上带枪有屁用！”
叶群叹了口气：“唉！全国都在传说‘二月兵变’！我是想让贺龙也沾上边！”
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将假做真，大吃一惊地反问叶群：
“‘二月兵变’？贺龙？这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她转脸看见了康生，边叫边走过去：“康老。”
她低声在康生耳边耳语了一番。
康生听罢不断点头：“我早就有这个疑心！这才合乎阶级斗争的规律，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
北京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看房子，计划驻军，确有其事，但并非要搞兵变。为说明真实情况，北京卫戍区正式写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中央军委于1966年2月4日指示北京军区，为加强地方武装，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该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负责训练民兵，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
3月2日，北京军区下达命令，由74军299师（这个番号是后来编的，不是谣言，是为了保密）负责组建任务。
新组建的这个团，没有营房，由卫戍区出面，向北京市人委交涉，请求支援。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以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后到大兴县、房山、丰台区，但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正在这时，海淀区人民武装部介绍：
有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有些空房可用。于是找房的同志先后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愿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用。
但是，卫戍区刘政委，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妥，决定不借。由南苑的一个教导队挤出一部分营房给新组建的部队，不够住，就搭帐篷，或住靶场的靶壕。
这份报告，呈送了有关领导。康生也有一份。但是，同是一份看法却各有不同。康生又拿起红色铅笔，在“74军299师”下面划一杠，批道：这是贺龙的老部下。他又在“或住靶场的靶壕”下面画一杠，批上：是修碉堡吗？
后来，叶群口授警卫处长写的那些材料，也转到了“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手里，于是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大言不惭地不断在大庭广众面前宣称：
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贺龙把持体育口，他在体育界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养蜂夹道！枪口对准中南海！给体委发枪，一次就是700条！还有电台！体育搞无线电干什么？那是进行政变联络的！他为什么对体育那么热心？那里的人年轻体壮，搞政变顶用。
然而，身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直至临终之际，连“二月兵变”的一个字都不知道，也没有人问过他半句。
随着对贺龙迫害的升级，林彪竟然在一次会上血口喷人，诬蔑贺龙是“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叶群在总参的会上再次叫嚷，贺龙要搞反革命兵变。
1967年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总理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总理的严词拒绝。她仍不肯罢休，继续猖狂地展开了诬蔑贺龙的罪恶活动。株连越来越广，那些在贺龙领导下工作的干部们，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甚至湘鄂西老根据地的群众，都被加上种种罪名，遭到残酷迫害……
3月7日，贺龙把写好的报告托人带给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3月11日，周恩来又派人看望贺龙、薛明夫妇。告诉他俩，总理一直关心着他们的孩子，除了小女儿又明以外，别的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要他俩放心。
入夏，林彪、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和周恩来，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怕被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不许拉开。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有一段时间，他们只好睡在光的床板上，没有一个枕头。与此同时，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饭里的砂子太多，只好把米从做饭的战士那里要来，晚上两人戴上老花镜把砂子拣出来。贺龙没烟抽，就拿几角钱让战士买包旱烟叶，用纸条卷着。不能买时，就把丢掉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
从这些折磨中，贺龙敏锐地觉察了林彪一伙的险恶用心。
他对薛明说，要做好思想准备，他们很可能把我们分开。
薛明吃了一惊，忙说：“我不能跟你分开。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要作最坏的打算哟！”他微微一笑，“你放心，我完全能够照顾自己。”
几天后，一辆吉普车上山来，要带薛明去配眼镜。当薛明配好眼镜回到屋里时，她看见地已扫了，烟缸也清理了，竹竿上还晾着一件洗净的衬衣。薛明摸着潮湿的衣服，眼睛也湿润了——贺龙是想用这来安慰她的心，表示：“万一分开了，我也可以生活！”
虽然贺龙夫妇做了克服困难的准备，然而林彪、江青一伙越来越狠毒，他们竟然连续45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其理由则是：水源困难。
其实，警卫人员也在大量用水！唯独不给贺龙夫妇用，大热天，一天只给贺龙夫妇一小壶水。脸不洗了，口不漱了，薛明为保证丈夫饮水，忍着干渴，小心地保护着这一小壶水。当时的贺龙已是一个71岁高龄的糖尿病人，决不能缺水呀！
那些日子里，薛明只要一见到天上有几块云彩，就十分“高兴”。遇到下雨了，就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也拿到门前接雨水。
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雨，一大盆很快就接满了，当贺龙夫妇抬着盆跨上台阶的时候，忽然贺龙脚下一滑，扑通摔倒在地，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贺龙连续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行动，大便也结燥起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为了使仅有的一点开水让贺龙喝得有味些，在他养伤的十几天里，薛明请一位战士买来一角钱的茶叶末，珍惜地放了一点在他的茶缸里，给他泡了一杯茶。
“好喝！”贺龙接过喝了一口说：“还有茉莉花味哩，你尝尝。”
夫人接过喝了一口。他又说：“头口烟，二过茶嘛！二过更好喝，你把头一过喝了。”
薛明又喝了两小口，马上明白了：丈夫这是要自己多喝点开水呀。薛明不能再喝了。贺龙是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有责任保护他。于是她又把茶缸递过去。贺龙摇摇头：“你劳累，又好出汗，能不渴？你又要喝你的雨水去！”
薛明这才知道她喝雨水的秘密早被丈夫发现。她只好连着喝了两口，眼泪却漱漱落落地掉到了茶缸里。
一天，薛明正给丈夫揉腰，他忽然指着她的耳朵说道：
“哎呀呀，看你的耳朵。”
原来长时间睡在地板上，没水梳头洗脸，耳边竟结了一层蜘蛛网。薛明不由心头一酸，可是薛明又不愿引起丈夫的伤感，连忙说：“还说我呢，也不看看你自己！”
贺龙一天天消瘦下去，头发和胡子一天天长起来。天气炎热。薛明的头发长了，就用绳子扎起来。贺龙的头发也长了，薛明就找来剪刀，把他的头发剪短了，又用心地把胡子修剪得像他平时的样子。
修剪完了。贺龙摸摸头发和胡子，满意地点点头，幽默地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了。
秋风秋雨渐渐凉，转眼秋天就要到了。
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就时时掀开窗帘一角向外眺望，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
每逢这样的时候，薛明就心头发酸。她知道贺龙老记着年初和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9月间，贺龙已被林彪、江青一伙列为专案审查对象，他们夫妇已完全落入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
10月，周恩来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贺龙。来人热情地说：“贺老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给你烧暖气。”
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切断了周恩来与贺龙的联系。
与周恩来总理的联系被切断后。贺龙多次怀着崇敬与爱戴的深情，谈起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教育。他把周恩来看作是自己革命的引路人，从南昌起义前夕至今，40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周恩来对他的关怀，与年俱增。而今，当他受迫害时，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他，他是何等的感激！每当报纸来了，他总是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也想念着毛泽东。他特别专注地学习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8年3月26日，他指着毛泽东的这篇著作，无限感慨地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的去做，那就好了。”贺龙面对现实，心情沉重地说：“不对头呵！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了，‘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
贺龙对人民军队有着极深切的感情。即使在他遭受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一提到人民军队，他就精神振奋，自豪地讲起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光辉历史。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
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对待战士，贺龙一贯爱护。就是对待监护他的哨兵，也不例外。有一天夜里，外面下起雨来，贺龙像过去一样对薛明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
贺龙对子女也爱得很深。但却决不是溺爱。他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在受迫害的日子里，他与夫人谁都不愿提起子女。
在一天深夜，贺龙终于谈起了孩子。他说：“长草短草，一把挽倒，他们要斩草除根的。”接着又叹息着说：“孩子呀！我把孩子们也连累了！他们的处境一定比我们难得多！”又说：
“这样也好。他们真正经了风雨、见了世面。让他们摔打吧！”
“他们有希望。他们是属于党和人民的！”
不久，贺龙收到了小女儿又明的一封信。这是在他受迫害的两年半时间里得到儿女的唯一的一封信。又明在信中告诉爸爸妈妈，她说，她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写道：“哥哥姐姐们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也很爱护……”。小女儿的来信，给贺龙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一连几天，他都十分高兴。并且亲自握着笔杆给孩子们写信。勉励子女们：好好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练。
然而事实并不像又明说的那样“很好”，而是把种种可怕的罪名和谣言加到了贺龙儿女们的身上，到处搜捕他们。鹏飞和晓明把小妹妹又明藏在一个老同志家里，两人连夜逃出了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劳动。后来还是周总理派人找到他们，送回了学校。
1967年10月，贺龙的儿子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在陈毅仗义执言下，才住进了医院。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那个窃取公检法大权的谢富治作了“批示”，在“企图外逃”的“罪名”下，鹏飞、又明和许多老同志的子女一起，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了半年多。又明从少年管教所出来后，与几个老同志的子女一道到陕北插队落户。谁知一个深夜里，一伙人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她们住的地方，一把扑灭了油灯，然后便劈头盖脸地打来，又明的髋骨被打伤了……
而贺龙亲手写给孩子们的信，他们一封也没收到。
贺龙在遭受迫害的两年半里，不仅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充满着深情厚爱，而且对林彪、江青一伙充满了憎恶和愤恨，表现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顽强的斗争精神。
尽管林彪、江青一伙造出荒唐怪诞的谣言，但他们从不敢在贺龙面前提出什么问题。1967年底，薛明在地下室台阶上捡到了一角绿色纸片，这个油印的传单上有“贺龙篡军反党”等字样，贺龙看了一眼，淡淡一笑，说：“他们喊‘打倒贺龙’，我却不打倒自己，我没有罪，我还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1967年9月11日，在江青、林彪、康生、叶群、陈伯达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一份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元帅“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报告，从林彪手里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两天后，即9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了。
1968年8月16日下午。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贺龙专案组在京全体成员，正焦急地等待着中央领导人、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的接见。
在座人士，都是从各军抽调上来的“好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都异常活跃，调到贺龙专案组后，经过一年来的“战斗洗礼”已变得更加“成熟”。
今天，能再次聆听“理论权威”康老的教诲，他们感到十分兴奋。
约定的时间过了一刻钟后，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康生在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陪同下走进了会场。他抬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然后快步上前，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和到会者一一握手。
身为“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是一个造谣、诽谤的高手。早在40年代，就有一位女同志被康生诬陷为特务，证据竟是“她走路像日本人”，同时还无耻地说：“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解放后，作为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元帅，以非凡的精力与惊人的体魄，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同时，兼任了国家体委主任。1955年根据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展国防体育的指示，经有关部门批准，又在京成立了航海、航空、无线电、坦克等俱乐部，为国家训练了大批人才。而康生却信口雌黄，以此作为诬陷贺龙元帅的材料。
1968年4月22日，贺龙专案组一位副组长在工作日记上曾写道：
康老指示：
“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海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
1967年11月1日，在康生、叶群亲自主持下，贺龙专案组曾制定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专门强调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突破口”。此时，他正操着沙哑的山东口音，靠在沙发上对专案组全体人员大放厥词：
“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与我们打过仗的，一直是斗争的……。”
“湘鄂西肃反他杀了许多共产党，到底是肃反扩大化，还是贺龙有意杀共产党，向蒋介石投案，扫清投降的道路？”
“你们有成绩，历史问题搞了不少。”
说到此，康生停顿了一下，抬手往上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狡诈的微笑……
1968年9月18日。
西山。
“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枪毙了，栽赃！这完全是栽赃！”贺龙把手中的几页纸使劲扔到几案上，如一只受伤的雄狮怒不可遏地在屋内踱来踱去！
中午，负责守卫的战士给贺龙传来一封“贺专”（即贺龙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发给贺龙的亲启信，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要元帅交待历史上“罪行”的书面提纲：“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洪湖，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据原贺龙专案组的一位同志证实：“……关于什刹海的一个破炮，是海军退役下来的，在国防体育项目中只能作为练习瞄准用，不论炮口对准哪里，都打不响。”
然而，康生的理解是“炮口对准中南海”，是为了威胁甚至谋害中央核心领导人。
原来自1968年6月14日开始，贺龙由原来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此后，贺龙就从周总理的保护之下，落入林彪、康生、江青、叶群等直接控制下的专案组的魔掌。
专案组强迫两位老人每天站在“宝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深刻反省，还多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来密封的“交待提纲”，强迫元帅交待历史上及现实上的反党罪行。
贺龙面对敌人的子弹连眼都不眨一眨，然而，他的心却被林彪、江青一伙用最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璜起来、盗用他最为信赖的党的庄严名义射来的毒箭伤害了。
“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根本没有确凿证据，如有证据，也是假的！”
林彪、江青一伙也深知，要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置元帅于死地，只靠他们手中的几份信口雌黄的告状信和红卫兵从敌伪报纸上剪来的一些造谣材料还远远不够。
于是他们不断扩大材料来源。在林彪、江青直接操纵下，在北京地区全国各地和军队内部，将贺龙元帅的一些老部下和与贺龙有“重大”关系的分别立案审查，作为“贺龙”分案被打成“贺龙的人”，实行“隔离审查”。为获取他们所需要材料，非法进行了一系列的逼供、诱供、套供，甚至不惜动用法西斯式肉刑。据记载，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在1967年8月至1969年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共被审讯416次。在含冤逝世的前三天，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一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竟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卫士”残酷折磨，1969年6月6日因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终于惨死在医院的马桶上。
为了查证贺龙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材料，专案人员奔赴全国有关省份。
贵阳。
1967年12月2日。
几个手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介绍信的军人，匆匆走进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办公室。他们是根据红卫兵从北京《晨报》上抄来的一条线索，专程前来查证所谓“贺龙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8月5日向蒋介石致电乞降的反革命罪行”。
没有进省革委班子的副省长欧百川等十几个人被电传到了省公安厅“集中考虑问题”。
几天后，在一间普通办公室里，北京来的人与欧百川的“谈话”正在进行。
来人：“现在贺龙在北京搞‘二月兵变’，你要揭发他的罪行，证明是因为贺龙叛变革命，才使南昌起义失败的。”
欧百川；“‘二月兵变’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贺龙历史上没叛变。”
来人：“你要老实交待，不要欺骗中央。”
欧：“我的确不知道。”
来人：“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投机革命。你当时是他手底下的副师长，要与他划清界限。”
欧：“……”
来人：“你要大胆揭发。听说你子女工作不错，不要给子女脸上抹黑……”
欧：“……”
来人：“怎么样？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立案审查贺龙，是中央和林副统帅亲自批准的。”
欧：“我不敢欺骗中央，可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来人：“你这个老混蛋！不说今天就站在这儿，不许喝水，不许吃饭！”
贵阳调查组专门制定了“02战斗方案”，并从地方军队抽调了十几个人充实力量，设立了保密室，安装了直通北京的专线保密电话，准备每天向中央汇报“战果”。没想到“计划”刚开始实施就遭到挫折，……
在贵阳“02战斗方案”实施的同时，四川成都也在积极行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谷志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清、秀山县的“老秀才”唐再扬等受到审查。
1967年底，身为四川省最高检察官员的谷志标，在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看护下，被秘密监禁两个多月，每天分三班轮流进行批斗，让其交待段德昌被杀的经过。
段德昌是红三军高级将领，是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与贺龙毫无关系。
“我的天呀，你哪里知道当时的恐怖，我的枪都给没收了。”这是专案组向贺龙元帅调查这一问题时，元帅发出了感叹。
元帅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也未能幸免。
1967年底，几个身穿军装的人突然闯进了贺勋臣的家。
“我是军委派来的，来了解贺龙的问题。你说，贺龙是不是杀过一个共产党！”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大个子气势汹汹地问。
“没有。”贺勋臣回答很坚决。
来人失望地走了。
不久，他们再次找到贺勋臣：“你跟了贺龙那么多年，不会一点情况都不知道。这次你非谈不可。”
“同志，我实在不知道。”
“谁他妈的跟你是同志。”大个子说着，举手就是两耳光。
这位80多岁的老人，当即昏倒在地，口鼻流血……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也被逼得无可奈何，于1967年4月30日跳楼自杀……
1968年秋天。
西山某地，阴云密布，太阳正有气无力地向地平线的下边落去……
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了。
这天，贺龙打开箱子，拿出一身笔挺的元帅服穿在身上，在屋里不停地踱来踱去。
1955年9月，贺龙首次穿上这身元帅服，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在多次庆典中，贺龙都是穿着这身元帅服。而今，身穿元帅服的他，却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他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主席、总理的身边，再为党做点工作。
当他被一群阴险小人陷害的时候，他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够站出来为他讲一句话：“贺龙是好同志！”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曾以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成为党和军队的核心，每当革命进入关键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总是高瞻远瞩，为党指明正确的斗争方向，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这种卓越的才能及非凡的预见性，一大批杰出的领导干部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形成一种坚定的信仰。
与许多老帅一样，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仰，贺龙深信这场革命的必要。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把那么多的老干部打倒，使他洞察到这伙人的野心，他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
元帅手中的烟斗早已熄灭，但他还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凝望荒凉的山谷和那颗即将逝去的夕阳。
远远望去，他那本来很合体的元帅服已显得有些宽大……
林彪、江青等迫害贺的所谓“二变”之一，即历史上叛变，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贺龙一事。因为熊当年曾救过贺龙，所以，蒋介石派熊前往，熊亦欣然受命。
熊贡卿水旱兼程赶到恩施，湘鄂边“剿赤”军总指挥张刚为其洗尘。当下，熊贡卿给贺龙写了一信。内称：
云卿惠鉴：
宁乡一别，弹指近十载矣！先闻云卿北伐功勋卓著，瑞龄甚为欢悦，后闻云卿入赤党，行逆道，甚为憾之。今闻云卿龙入浅滩，虎落平川，瑞龄怜卿之才，特在蒋公介石面前，保荐云卿弃暗投明，重步人生。介公甚慕云卿之才，言明以往如烟掠过，并愿以重任委之，想云卿乃深明大义之人，必不负介石公一片苦心，如蒙赏光，瑞龄愿与云卿面会。
熊瑞龄12月27日熊贡卿写了信，署上了自己的号（其号瑞龄），第二天，便派亲信梁素佛乘了滑竿上路，直奔龙山投书。
贺龙率领红三军转移到龙山的茨岩塘。吃过晚饭，阴沉天气又飘起了清雪，屋内冷如冰窖。贺龙叫勤务兵拿来些木炭，在屋内拢了一盆火。大家围成个大圈子，听关向应讲《水浒传》。就在这时候，有副官送来了梁素佛带来的信。贺龙看了，笑着对关向应说：“娘的，对我贺龙策反，瞎了狗眼。”
一面拿信给关向应看。
关向应也笑道：“蒋介石八成又读了《水浒传》，看到宋江最后受了招安，便打起红军的主意了。”
贺龙坐下来，把炭火拨旺，说：“向应，我倒有个打算，咱们在这湘鄂川边大山里，同中央又失去了联系，对各苏区、对敌人、对国内外各方面情况，都不了解，我看不妨让熊贡卿来，我们通过他的嘴了解各方面情况，回头再把这家伙毙了，也为民除一大祸害。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么。”
关向应说：“你这打算不错，不过，我们还是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分局批准了我们再行动。”
贺龙说：“好，我现在就去分局。”
贺龙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了分局所在地，见到分局书记夏曦，便把情况说了一遍，把熊贡卿写来的信也给夏曦看了，而后谈了自己的打算。
夏曦也正为不知外界情况而犯愁，正求之不得，说：“胡子，让熊贡卿来吧。”贺龙回来对关向应说夏曦已经同意，关向应便以贺龙名义，给熊贡卿写了信，请他来龙山。
第二天一早，贺龙便把信交给了梁素佛说道：“梁先生，见到瑞龄公，请代贺龙问候。”
梁素佛拱手道别，而后坐上了滑竿，回到施南。
熊贡卿见到贺龙应允他前往，十分高兴，第二天，便与梁素佛二人分乘滑竿轿，带着50名身挎盒子炮的扈从，9副用大红纸封盖的挑箱，10匹骡子驮着包袱，前呼后拥到龙山境内，行至距红三军驻地茨岩塘有5里之远时，熊贡卿便下了滑竿儿，要步行至茨岩塘，以示其对贺龙的尊敬。
贺龙这日正同卢冬生等商量工作，接到报告之后，便下楼到了村口，见一干瘦的老头儿，头戴水獭皮帽，身穿青底儿团花长袍，外罩蓝缎子马褂子，颌下几根黄须，由梁素佛扶着。熊贡卿一见贺龙，立即几步上前，拱手说道：“贺军长，宁乡一别，十载不见面了。瑞龄特为云卿军长请安。”
贺龙听了，也拱手道：“熊老先生今日前来，文常有失远迎，请熊先生见谅。”
当下，大家进村，到了一栋木房前，贺龙一伸手请熊贡卿屋中歇息。又叫身边人安排酒宴。
熊贡卿也叫下人将大小箱子和礼物搬到屋中。
熊贡卿随贺龙进入这间很普通的鄂西砖木结构房。屋中火塘里木柴烧得毕毕剥剥的响，烤得屋中暖烘烘的。贺龙说：
“熊老先生请坐吧。”
熊贡卿不断地打量贺龙神色，见贺龙谈笑风声，这才一撩长袍，坐了下来，勤务兵送过茶来，贺龙也坐了下来，打火吸烟。熊贡卿喝了口茶说：“自与将军宁乡一别，时时挂念，无奈将军多年奔驰疆场，小老儿我年事渐高，故不得与将军相见。”
贺龙说：“熊老先生今日远道而来，文常甚为感激。”
熊贡卿说：“小老儿慕将军之德才，才不顾远道而来。此次来鄂西之前，见到了蒋司令，蒋司令对将军甚是厚爱，渴望将军为念黎民百姓涂炭之苦而弃暗投明。”
贺龙说：“是啊，古语说，贤臣寻明主而事，良禽择良木而栖。”
熊贡卿鼓掌笑说：“对，对，将军说的太对了。”接着，熊贡卿转身说；“把蒋司令送给将军的礼物拿来。”
梁素佛答着，便把箱子打开，从箱子里托出一套呢子军服，军服上摆着一副金边红底的肩章，肩章下压着一张委任状。梁素佛把委任状摆开，贺龙一看，见上面写道：
委任状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主席蒋中正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贺龙见了，没动声色。梁素佛又从箱子里取出一张钱票，递给了熊贡卿。熊贡卿捧着钱票，笑眯着眼说：“这十万大洋，系蒋总司令为将军安家之用。”又指着摆着半间屋的大包小箱说：“这许多美酒、罐头，都是慰劳众兄弟的。”
贺龙说：“熊老先生为红军之事，真是费了一番苦心哪。”
熊贡卿说：“哪里哪里？理当理当！”
这时，勤务兵走了进来报告：“酒宴已齐备。”
贺龙遂笑着请熊贡卿入席。
大家来到了隔壁房中。见一张八仙桌子上，摆满了酒菜。
关向应也过来相陪。大家落坐之后，贺龙举杯说：“熊老先生、梁先生为我贺龙、为我红军命运远道而来，贺龙心中高兴，愿与熊老先生对饮一杯。”
熊贡卿连忙把杯举起，笑道：“将军盛意，瑞龄不胜感激。”
当下，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熊贡卿的话就多了，贺龙问道：
“熊老先生，文常在这深山僻壤多日，现山外时局不知有何变化，望先生赐教。”
熊贡卿问道：“将军不知想听哪个方面的情况？”
贺龙说：“各方都想听听。”
熊贡卿说：“国内的情况么，日本人占了东三省，那个冯玉祥、宋哲元偏要组织什么抗日军队，跟日本人打仗，蒋主席对他们的行为恼透了。日本人都是精灵，跟他们打仗，不是拿着鸡蛋撞石头么？”熊贡卿喝了口酒，又说：“蒋主席乃盖世雄才，按蒋主席之意，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先把内乱平了。从去年9月起，蒋主席便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一百万大军向江西红军实行‘围剿’。为使数万生灵免遭杀害，蒋主席好生之德，已派人去做招安。去川北红军处有四人，去江西的也有数人。”
熊接着说：“云卿将军，现在我们都不是外人了，有话就直说啦。蒋公介石为对付红军，可是费了心血啦，除了调兵遣将外，还派了很多得力之心腹，钻进了红军内部呢。”
贺龙听了，心头一震，且故做惊讶道：“有这等事？”
熊贡卿说：“有哇，将军身边就有哇，不然，蒋主席怎么知道将军面临的困境呢。”
贺龙假意笑道：“看来我的脑袋随时都在蒋氏的手中捏着啦。不晓得这人怎么这么高明，竟躲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而我竟然不知道。”
熊贡卿笑着：“我说句难听的话，这叫暗算无常死不知。”
又道：“敢问将军身边可有个江奇么？”
贺龙忙答：“有个江奇。”
熊贡卿说：“将军怕是没看出来吧，这江奇，便是蒋主席派进来的人，蒋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十分满意。”
熊贡卿说到这儿时，贺龙的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可他依然不动神色，又笑着问道：“请问熊老先生，我身边不知还有何人为蒋主席所派？”
熊贡卿说：“还有何人我就不知了，这江奇么，我也没见过面，临来鄂西之前，蒋主席亲口对我讲，说如果将军深明大义，愿弃暗投明，要我可找江奇，说此人是国民党员，早在湘鄂西红军中多时，成绩显著，可为我帮忙。今将军已成自己人了，所以，瑞龄才敢明言。”
贺龙笑道：“这江奇果然本领不小，在红军多年，居然能瞒过许多人的耳目，可谓足智多谋。”
熊贡卿说：“将军可否使江奇与瑞龄一见？”
贺龙说：“这个容易。我们今日饮酒，明日，我要江奇来就是了。”
当下，关向应也频频为熊、梁二人倒酒。一边饮酒，熊贡卿又说了许多贺、关不知道的事，像那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等联合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事宜，熊贡卿将其所知，说个彻彻底底，贺龙、关向应听了，都记在了心中。
这一餐饭，连吃带喝带谈，一直到了深夜才散。熊贡卿见贺龙、关向应如此热情，很是高兴。
第二日，贺龙又摆酒，同关向应一起，再与熊贡卿、梁素佛畅谈，贺龙、关向应连着给二人戴高帽儿，美得熊贡卿摇头晃脑，像个刚出水的鲫爪儿鱼似的。把他所知之事，一古脑儿的倒了出来。几个人整整地谈了一天，谈的实在没甚话说了，贺龙说：“熊老先生这几日辛苦，今日早些歇息吧。”
熊贡卿笑道：“与将军相坐，不知疲倦。”
梁素佛一旁答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关向应笑道：“若是话不投机就半句多喽。”
熊、梁闻言，皆大笑。笑毕，回住处休息。二人走后，贺龙对关向应说：“向应，我看这两个宝贝肚里货抖落的差不多了。”
关向应点头说：“向分局报告一下，把他们处理算了。”
当下，二人来到了分局，见到了夏曦，将熊贡卿所谈之情向夏曦做了汇报。当夏曦听说江奇是打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后，只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握住贺龙的手，连连说：“枪毙，明天就把江奇枪毙。”
贺龙说：“江奇在红三军和分局内做尽了坏事，他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好同志，要审查清楚，再做处决。”
夏曦坐在了凳子上，长叹一声说：“我怎么让江奇蒙骗了呢？”呆坐了一阵之后，对贺、关说：“抓熊贡卿事，你们去办吧。”
当下，贺龙、关向应回到了军部，连夜安排。
这晚，熊贡卿、梁素佛二人，正在坐着升官的美梦。门哗啦开了，二人一下惊醒，梁素佛忙问道：“什么人？”
警卫班长道：“请二位先生起来一下，我们军长有请。”
熊、梁二人刚把衣服穿好，警卫班长一招手，立时过来几个士兵，三下五除二的将二人捆起。熊贡卿大喝道：“不得无礼，我是你们军长的贵客。”
熊、梁二人还要喊叫，战士们用小细麻绳儿把他们的嘴勒起，而后，扔在了屋中一角。就在这同一时间内，随熊而来的50名扈从，也被缴了械，江奇也被抓起来。
第二天，红三军开始向桑植方向转移。那熊、梁二人也被押着随军行动。熊贡卿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人，哪里能随军行走？走到一个叫七里台地方，熊贡卿爬在地上，死活不走了。人报贺龙，贺龙说：“既然他不想走了，就让他在这地方喂狗吧。”
贺龙说罢，传令部队停了下来，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当地的老百姓也被邀请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由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的经过，宣读了分局关于逮捕和处决熊、梁的决定。
而后，贺龙痛斥了蒋介石、熊贡卿之流的卑鄙伎俩，表示了自己跟党走的决心。接着，关向应、夏曦也讲了话，他们表扬了贺龙的坚定革命立场，号召大家战胜困难，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历数了熊贡卿、梁素佛的罪恶。这天，天气很冷，可前来开会之人，心里都很热。红三军的干部战士，人人都为贺龙不受高官厚禄利诱而感动。
这时候，熊贡卿早已吓得面如灰土，双腿打颤，把裤子都尿了。
贺龙提高嗓门道：“立即执行枪决！”
话音儿没落，几名红军战士便将熊、梁二人押到会场外边。片刻，传出两声枪响，那熊、梁二人便魂游地府了。
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枪毙熊贡卿、梁素佛，表现了贺龙忠于共产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立场，贫贱不移志的英雄气慨。哪个想得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段历史公案，还成了打倒贺龙的主要罪状。
1968年的5月16日，康生恶狠狠地说：“贺龙在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要把现行和历史综合研究，将其罪状具体落实。”1968年9月18日，审查贺龙的专案组送给贺龙一纸。此时，贺龙正在关押受审。睡的是硬床板儿，床人推门进来后，便把几张纸扔在了地上，随后，又把掺满沙子和老鼠屎的饭倒在了地上。贺龙看着地上的饭，没有动气，此等事，早已习以为常了。当他拿起地上的纸一看，原来是专案组要他交待熊贡卿赴龙山招安他的“历史罪行”。
纸上写的是要他交待怎样通敌，怎样向蒋介石请示改编队伍，怎样同熊贡卿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有哪些人，最后达成个什么协议……贺龙看罢，气得浑身发抖，把纸扯得粉碎，而后吼道：“见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群狗娘养的！”
1968年底。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江青、叶群、康生、张春桥等正聚集于此，研究中央文革“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对象的定案问题。
周恩来总理也被迫参加了会议。
会议已接近尾声。
因长时间歇斯底里的喧吵，参会者均有些疲倦，连一向注意自己形象的张春桥也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中央文革”顾问兼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强打精神，正操着沙哑的山东口音进行最后的总结式发言：
“……时间很多、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问题，能定的或基本能定的定下来。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员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这个“德高望众”的“理论权威”一改往日的斯文，杀气腾腾地说：
“九大”召开的日期愈来愈近了，林彪、江青一伙有些慌了。如果让这些“老家伙”们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无疑是在给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专案组抹黑。
“专案组同志的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我看就凭现有的材料，给贺龙定‘二变’（即历史上叛变，现行政变）没问题……”这时，江青从沙发上欠起身，将刚看过的一份关于贺龙元帅的黑材料扔到几案上，左手无力地垂放在大腿上，抬起右手，用力地揉了揉太阳穴，用教训的口吻一边说，一边用挑战的目光注视着凝眉沉思的周恩来总理。
早在1967年3月，江青收到林彪亲笔批转来的武汉市20中教师晏章炎诬告贺龙元帅历史上曾向蒋介石乞降的黑材料，就曾气势汹汹地闯进总理办公室，质问：“怎么样，这下可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当即被总理制止。而后，总理又亲自安排将贺龙元帅送往西山保护起来。
在1967年2月，陈毅元帅被数万名红卫兵围困在大会堂内，也是周恩来全力保护，同红卫兵代表整整谈了一夜，迫使对方妥胁，使陈毅元帅准时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林彪、江青一伙已意识到，周恩来已成为当前必须攻打的堡垒。
1967年9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曾亲自出面，召见北京大学的一个红卫兵头头，指示她带人到山东曲阜“讨孔”，并特意加了一句：“到了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于是，数百名红卫兵连夜奔赴曲阜孔庙，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孔夫子”的罪行，并当场砸毁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而石碑上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为使世人更加明瞭，这伙“红色卫士”气势汹汹地向周公庙开拔，声称是捣毁这座象征着“现代周公”的庙宇。
林彪、江青一伙所要打倒的决不是一个贺龙。
在“文革”开始后的短时间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均被罗织罪名，戴上“叛徒”、“内奸”、“特务”、“反对毛主席”之类的帽子。
1968年5月18日，“贺龙专案组”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上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份《贺龙专案案情进展综合报告》：
“贺龙专案组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员，负责审查的案犯18名，有关案犯5名，共23名。其中省、军以上的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早在1967年5月，后成为“四人帮”二号人物的张春桥在同上海市革委会科教卫生组主要负责人陈琳瑚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曾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作了赤裸裸的诠释。
张：“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陈：“反修防修……”
张：“不对，你说的这些只是一般地对外宣传上讲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陈：“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刚才不是说了吗？通通搞掉，一个不留！
怎么？还觉得有点可惜吗？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留！”
1968年寒冷的冬天来临了。
清晨的雾霭遮住了疲乏的冬日。满山是凋落的红叶，在寒风的吹拂下顽强地挣扎着。
刚听完广播的贺龙元帅，默默靠在床头，那日渐消瘦的脸庞露出一丝沉重的疑虑……
来西山之后，元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了。虽然当时他仍身为“八大”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报纸与广播竟成为他唯一的消息来源。
广播中刚刚传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的消息。
由于江青、林彪一伙的迫害，身为“八大”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元帅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力。从公布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中，贺龙还知道，许多八大中央委员及大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出席会议。
贺龙默默地点起烟斗，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贺龙知道，林彪等人欲将他和薛明置于死地，除了是为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外，还有历史上的原因。
“七七事变”后，薛明随平津学生到南京请愿，发现后来成为林彪老婆的叶群和国民党人物来往密切，还曾参加过CC学生讲演比赛，并获得第一名。1943年延安整风时，薛明找叶群谈话，叶承认当时在南京讲演时曾宣称：“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在薛明要她向组织交代上述问题时，叶群却又哭又闹，满地打滚……从此，叶群便对薛明怀恨在心。
1966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叶群刚从浴池里爬出来，江青突然来到毛家湾，看望林彪夫妇。
“我看到你，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林彪说了三遍。
在林彪卧室，林兴致勃勃地向江青谈起了他的养生之道，诸如人不应洗脸、洗澡；吃东西应该全部地吸收掉，拉大便是不正确等等。
江青看林彪露出倦容，便拉起叶群的手，把嘴贴在林彪耳朵上说：“我跟敬宜去坐会儿，说点女人的事。”
在叶群卧室里，江青和叶群肩并肩地坐在一起。
“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想办法帮我去打倒！”
听到这一句，叶群知道了江青此行的目的，她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但老奸巨猾的叶群却向江青表示：“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我的事，我这边能办，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己找人办。”
因为她深知江青的毒辣，不愿让她抓住自己的把柄。叶群的确是位相当狡猾阴险的女人。
在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之后不久，叶群便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要他“想法把薛明送出北京，越远越好”。
对于“叶主任”亲自交代的事情，吴法宪当然不敢怠慢。
1969年11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三辆军用小轿车急速驶入北京丰台火车站，在一列即将发出的列车边停了下来，四男四女八个军人，将一位虚弱的老人押上一节普通车厢。
这就是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她被押送到贵州的一个空军农场。在那里，年逾五旬，身体虚弱的老人被当成一个重犯看管，强迫改名换姓，不准给孩子写信，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加派一个班的兵力看守。
她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吃饭、走路、劳动、睡觉，甚至上厕所都有两个以上的人监视。他们竟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经常在半夜叫醒薛明，要她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子里转来转去……
一个寒冷的冬日。
已是晚上九点，西山某地，两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互相挽扶着，在几个军人的催促下走出房门，艰难地爬上停在门外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刚才，已入睡的贺龙夫妇，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惊醒。
“什么事啊，这么晚了？”薛明一边起身开门，一边问到。
“要修屋里的暖气管道，给你们换栋房子。”一个人生硬地回答。
“我已经睡了，这么冷，明天再换吧。”门开了，元帅向已走进房里的战士商量。
“少啰嗦，让你换就得换！”一个战士不由分说，一把掀开贺龙的被子。
……
这一晚，薛明始终没有睡，望着贺龙清瘦的面颊，默默地流着泪。
在元帅的一生中，曾遇到过许多危难，蒋介石当年出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都没有买到，但是，这一次恐怕是在所难免了。
在搬家前几个月的一个傍晚，北京某部负责联系监护的一个警卫参谋，带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走进了贺龙的房间。
“贺老总，这是师部给你们派来的保健医生。”参谋将年轻人推到前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你们很关心，让我们检查一下你们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
“检查药物是否变质”自然是好事，一向心底坦荡、善良的贺龙夫妇将存放的所有药品毫无保留的全拿了出来。
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飞快地驶出京西宾馆的大门。
“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刚受到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召见。按照黄总参谋长的授意，几天后，“贺专”负责人亲自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的自备药品，并要求专派一名政治可靠的医生或护士。
贺龙从1950年发现有轻微糖尿病以来，经药物、饮食治疗，病情一直较稳定。因近两年政治、人身上的迫害，病情逐渐加重。专案组的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并报康生批准后，经六道“政审”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名“政治可靠”的护士×××来当“医生”。
在其报到的当天，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芦某某便郑重其事地强调：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和控制贺龙的药品。
就这样，元帅夫妇从家中带来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药品37种计3000多片被全部收缴，甚至检验尿糖的试剂也被拿走。此后，根据某参谋关于“维持现有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元帅的指示，这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不仅不给元帅以必要的照顾与治疗，还中断和减少过去元帅服用的降压灵及D860等必备药品的用量，使贺龙同志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在元帅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没查过。
元帅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补了又补，他和薛明合用的一块毛巾已破了一个大洞，只剩了四个边。
“过去长征穿的衣服就是这样，现在又穿上旧衣服，很好嘛！”这一切，元帅都毫不在意，他常对薛明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背时我都不怕。”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作了全面肯定。此外，在所通过的新党章中，林彪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
元帅从报纸上得知，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是整老干部有功啊！”元帅气愤地敲打着这些人的名字：“说不定我的专案正被他们把持着，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贺龙元帅已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几天来，他在一个小小的日记本上，写满了“冤枉”二字。
1969年5月上旬，元帅连续摔倒七次，到后来，连他心爱的烟斗也不愿拿起来了……
在林彪一伙百般折磨和残酷迫害下，贺龙的病情日益恶化。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可怕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薛明十分着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求医生前来救治。然而，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也没止住呕吐。一直到晚上八点，才来了两个医生。薛明向他们讲了贺龙的病情请求马上抢救。医生没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输了葡萄糖及生理盐水，他们把瓶子吊上就匆匆地离开了。因为专案人员就在外屋直接掌握这次“救治”，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输液的时候，贺龙神智仍是清楚的。而医生却大声说：
“病人昏迷。”在他们出去时，贺龙对薛明小声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贺龙说得不错，当他们吊盐水时，薛明对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他们进行检查，并谨慎用药。在薛明的再三请求下，他们才取了病人的小便去了。半夜，检查回来，几个人对着化验单嘀咕着，“对，是这样！”薛明以为，根据检查，应该输葡萄糖。但后来她才知道，当时他们检查的并非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毒！而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2000CC。据有关资料记载，6月8日晚10时，元帅的呼吸为28次B分；11时45分为30次B分；12时为40次B分；凌晨3时为45次B分；显然酸中毒愈来愈重。
6月9日天亮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要他住院，并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不理会他们，却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望着医生们那木然的脸，他们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不允许，我就在房里等你。”
屋里顿时乱起来。他们拿来一副担架，就把贺龙往担架上抬。薛明在茫然中只听到一个人厉声地说：“快，把手表摘了！”原来贺龙因瘦了很多，手表已脱落了。薛明赶紧跑过去，把手表往上推了推，随手握住了那只瘦骨嶙嶙的手。担架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薛明紧跟着后想挤上去，可车已开走了。直到看不见车影，薛明才回到房里，呆坐着，双眼发直，一直坐到下午，一动也不动。
下午3时，有人敲门。说是要薛明跟他去医院核实一个材料。，马上又能见到丈夫了，薛明一下子站起来，快步跟他走了出去。
到了医院，薛明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员迎面走过来，冷冷地向她宣布：“人已死了！”
什么？人已死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已不在了？明明6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说话！
薛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那个专案人员又恶狠狠地对薛明说：“在临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过。”
听了此话，薛明明白了：贺龙的确被他们整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与他们进行斗争。
稍后，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向薛明叙述贺龙住院检查的经过。因为薛明悲痛的还处于半麻木状态而听不真切，只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3点零9分死亡。3点零9分，这就是说，从离开薛明的身边到死去，只有6个小时零9分钟。
“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这个数字，薛明慢慢地清醒了，她悔恨这6小时。
她怀疑这6小时。贺龙患的是糖尿病，6小时，他还是清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以及医术高明的医生，为什么仅6小时便造成死亡？
显然，贺龙完全是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的。早在1968年春，林彪和他在总后的死党邱会作就在他们的黑指示中写着，贺龙是“诈病”。并指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由“政治军医主宰”。
就在薛明想着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的母子终于见面了，然而母亲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永远没有了爸爸。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却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却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革命家。
薛明被两个孩子挽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带到了贺龙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贺龙那瘦弱的身躯。
贺龙含冤而去了。
他那浓黑的双眉紧蹙。
他口还微微张着。似想说点什么。
他的胡子也没有修剪……
贺龙就这样地离去了。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者。捉弄历史的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死有余辜的林彪终于在1971年9月摔死在异国荒漠，受到了历史的应得惩罚。
不到两个月，周恩来终于找到了贺龙遗孀薛明的下落，派人专程到贵州，把她接回北京。不久，她和失散5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为贺龙平反昭雪的事。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1974年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说，要给贺龙同志平反，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1975年6月9日，贺龙的家属还不知道总理会亲自参加。突然，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休息室门外，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只听他大声呼喊：“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恩来走进去，薛明赶紧迎上，扑在总理怀里。周恩来用手抚着薛明的肩膀，声音颤抖、眼含泪水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薛明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的消瘦的脸，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照顾。……”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贺龙的女儿晓明走过来，说：“周伯伯，您也要保重身体呀！”周恩来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仪式开始了，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48年前，在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说过：“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现在，周恩来又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在悼词中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