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并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被迫害致死。仅在“文革”中，因刘少奇冤案而受到刑事处分的多达三万人。
根据历史资料和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大体上是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重大分歧。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问题是在1962年。
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70年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同志长谈之后，写了一本名叫《漫长的革命》的书。书中说：“1962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对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认识及态度问题。
分歧的过程是：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的。他曾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通过“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两个决议时，刘少奇也是赞同的。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看法。刘少奇当时认为必须继续纠左，特别是批彭后，他觉得应发一个纠左的文件，他对批判所谓彭德怀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积极参加了。
大体上在1961年下半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重大分歧。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会后刘少奇即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农村的真实情况，使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说：“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
1961年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明确地表达了此种看法：“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这些错误不是路线错误，但如果不及时改正，继续坚持，即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他还明确指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1961年7月，在讨论聂荣臻同志《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就是乱指挥，人家也听，但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是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报告。他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分析道：有经验不足问题，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作风。他还说，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有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还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以上观点都明显涉及了三面红旗，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表示要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他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的，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那时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天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错误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而且已经解决好了。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于是就产生了重大分歧。正是这一分歧使两个并肩战斗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分手了。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在发现财政存在严重赤字后，刘少奇提出在非常时期，应采取非常政策。他建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
同时还采取了政治措施，对干部实行甄别，为1958年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平反。1959年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及错误处理的同志，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极少数外，基本平了反。
对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采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当时没提出不同意见，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不满意。他认为右了，刮了“翻案风”、“单干风”两个风，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于是，加深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
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提到纲的位置上。并批评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这里包含了对刘少奇同志的批评。
十中全会后，从1963年开始搞四清运动。刘少奇积极参加了四清运动，并在讲话及指导运动中也有某些“左”的东西。八届十中全会后刘少奇并没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并且还努力跟上。但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比如四清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不同意都看作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认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刘少奇是不同意的。
1965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时，矛盾终于爆发。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大好，很多会议他都不参加。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工作会议，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泽东却坚持要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在谈到四清运动矛盾的性质时，他强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当时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
第二天，毛泽东又讲话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民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于是矛盾公开化了。
会后几位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批评他在会上插话，对毛主席不够尊重。
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也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按毛泽东后来与斯诺谈话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加上毛泽东不适当地总结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于是，他决心要在政治上把刘少奇“搞掉”。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既不是个人恩怨，也不是权力之争。刘少奇一向很尊重毛泽东，在主持工作时，所有的大事都请示毛泽东，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少奇当时要向苏联“修正主义”投降，主张派人参加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而事实是：苏共准备于1966年3月召开二十三大，发来邀请电。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经开会研究认为应派人参加，不派正式代表，派两个观察员也行。刘少奇说，此事需请示毛主席。因毛泽东不同意，就没有派代表团。
而造成分歧的关键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凌驾于中央之上，又很自信，认为自己的一套是完全正确的。他从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出发，把刘少奇的一些正确意见误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误认为是修正主义复辟。
1965年11月发表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暗含着对刘少奇的批判，虽然当时很多人都没看出来，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
后来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批《前线》，批北京市委，矛头所指日益明显，但当时还并不明确。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借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观点。
刘少奇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等，并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在一些问题上与毛泽东不够一致的地方作了自我批评。
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这便是当时刘少奇对发动“文革”很不理解的真实心态。
1966年5月24日，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作者是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7人。而此时，《五一六通知》刚传达不久，除了聂元梓这样的中层党组织负责人外，普通党员及广大群众还不知其内容。这张大字报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和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群众运动，并且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之前，周恩来曾针对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留学生的特殊情况，提出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慎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注意内外有别。而聂元梓敢置总理的指示于不顾，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一手操纵的结果。
康生早就摸透了毛泽东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五一六通知》一发出，为迎合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奇想，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继而朝上攻。他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到北大密谋活动。从批判北大党委开始，进而搞垮北京市委，直向“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开火。
曹轶欧到北大后，表面上是了解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暗地却避开北大党委，开始“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活动。她先找到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要陈整理陆平等人的材料。但陈对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断然拒绝。曹碰壁后，便选中了权欲熏心的聂元梓。
聂元梓在“四清”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曾受到陆平的批评，而市委书记彭真也支持陆平。于是聂元梓怀恨在心，现得到“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支持，便联合哲学系一些人，炮制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现后，北大师生纷纷批评聂元梓，而且周恩来总理和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也批评了聂元梓，使聂等人惶惶不安。
老奸巨滑的康生怕露出马脚，立即让曹轶欧拿走大字报底稿，并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把它密报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大字报底稿后写上：“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对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当天下午，康生、陈伯达紧急下令，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这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发表，北大师生十分意外，全国也为之震动，连中央高层领导也不知所以。陈毅吃惊地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先给个通知？”周恩来答说：“我也是在临近放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播出后，康生心中的石头落下了，他在北大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得意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说“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不是真共产党，而是伪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之后，陆平等人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各地报刊也登载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于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燃烧了起来。
学校的动乱开始升级。反对校党委或党支部，批判专家、学者、权威的所谓“革命行动”在高等学校十分普遍。几天后许多学校的领导及教学基本瘫痪。
毛泽东当时未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即陷入应付混乱局面的繁忙之中。6月3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运动情况的汇报。刘少奇指出，应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使运动步入轨道。同时拟定了对运动的《八条指示》，力图控制混乱局面。
为尽快控制动荡局势，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还考虑沿用过去运动中常用的派工作组的办法，决定参照对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要中央有关部门及军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由北京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
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继向当地一些学校派出工作组。
但局势还在继续恶化，挨批挨斗的人日益增多，自杀和打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在狂热情绪的驱使下，背着工作组，揪斗了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和学生。
刘少奇认为对运动中这种过火行为及混乱现象必须加以约束和引导。6月20日，他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并在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之后，刘少奇还几次接见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要求他们引导学生讲政策，“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所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尽管代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意见，而且在有的具体问题上也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但实际上与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大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1966年7月，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向毛泽东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上种种罪名。刘少奇知道后仍坚持己见，认为对工作组不能一概否定，7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多数是好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几次汇报后，对刘少奇、邓小平指导运动的做法表示了极大不满。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
阻碍革命势力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这样就否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意见。
刘少奇当时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但仍然提出，马上把全部工作组撤出会引起混乱。
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上万人参加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此项决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承担责任，同时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的第一天，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大会报告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作法再次承担责任。
他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由我在家主持。
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
8月4日，毛泽东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更严厉的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就在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十一中全会开始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和1962、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不仅明显地针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而且明确指出党中央内部有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阶级斗争“左”倾理论、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也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
在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不仅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尽情的发挥，而且猖狂攻击刘少奇。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
这和许多人对这张大字报不理解有关。实际上很多人对它有意见，不敢表示罢了。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十六条》的基本内容是：高度评价“革命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充分肯定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规定了“一斗二批”的任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坚决依靠”没有订出差别标准的“左派”，规定采取“四大”的形式，区分干部和群众为左、中、右三派，还确定“文化革命小组”等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十六条》明确确定了“左”的指导思想。
更出乎中央第一线和与会人员的意外，毛泽东在全会上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8月12日下午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同时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
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谢富治、刘宁一。
改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不满，从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改组，使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组织上的调整，使林彪的权力上升了，刘少奇的权力削弱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第一线不再存在，刘少奇处在被批判的地位，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但已不参与领导工作。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务，实际上未经法定手续被免掉了。
同时，林彪、江青一伙也开始了陷害、攻击刘少奇的阴谋。
8月14日，林彪通过江青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份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22日，清华园内也出现了《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这是首次公开向刘少奇挑战。
刘少奇则对毛泽东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中所下的结论有“保留意见”，并表示，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无意义的，是认识问题，他并没在“背后活动”。刘少奇已处于一种有分寸的退却状态。
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次批驳利用“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一些人纷纷成立组织，反对工作组。
清华大学学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于8月24日，针对工作组问题，贴出了一批矛头直指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虽然，在当时由中央“文革”直接掌握的舆论工具斗争锋芒直指刘少奇，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认为刘少奇不可动摇的信念，加上刘少奇手中还有部分权力，于是大部分人处于观望态度。
刘少奇、王光美则通过刘涛在清华园组织了保卫工作组的学生，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同时将针对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全撕掉。群众沿袭大流，倒向了保卫工作组一边，少数派处境仍然十分困难。
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利用早已定论的“六十一人出狱”问题攻击刘少奇。江青、张春桥等人也纷纷向刘少奇施放明枪暗箭。
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集中解决“中间”（指各级干部）的问题，以便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会议原定3天，后到28日才结束，前后共计20天。
会上，毛泽东讲了话，10月12日林彪在小组会上发言，16日陈伯达在大会上讲话，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刘少奇被迫在会上作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
邓小平在10月23日的检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指明“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了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同时，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中央文革指挥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具体部署。
1966年12月，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中南海西门前嘎然而止，车上跳出一个壮汉，他就是造反“司令”蒯大富。他一下车，就被一个面瘦、肩披军大衣的人领进了传达室里，门关得严严实实。
那人便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秘密接见蒯大富。
蒯大富按张春桥的要求，汇报了他南下上海串连的见闻以及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张春桥偶尔插插话，不时点点头。
最后，他凑到蒯大富跟前诡秘地说：
“你知道吗？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停了一下，又心怀叵测地说，“他们的能量还大得很呐，你读过《红楼梦》吗？里面有两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这一两个还不是死虫，他们占着位置，还在顽抗！”
“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兵团’提出这个革命口号！”这时，蒯大富慷慨激昂地表白。
张春桥截住了蒯大富的话说：“说得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不要半途而废！”
“请首长放心，我回去就布置，保证照办！……”蒯大富受宠若惊地说。
“我和‘中央文革’的同志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当蒯大富的汽车疾驶而去，张春桥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
19日，蒯大富按张春桥的旨意，将清华的另外两个群众组织吞并，主持了所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叫嚣：“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
次日，在清华园航空馆，他又召集总部头头们开会，布置23日把“打倒刘邓”推向北京市的计划。这下，全场乱了营，一些人不同意这样匆忙上阵。蒯大富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叉着腰，拍着桌子吼道：“谁敢反对我老蒯，就是反对中央文革。
谁敢不去，哼！”
12月25日，由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干的、耸人听闻的反革命大行动开始了。
上午，蒯大富带着5000余人摇旗呐喊着由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之后，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在王府井、西单、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进行反革命宣传，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陷、谩骂。“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楼，贴满了大街小巷。
这一天是共和国的耻辱日。
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北京，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全世界。
序幕一拉开，迫害刘少奇的行动便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了。
12月30日下午，得意忘形的江青与姚文元等窜到清华园，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在西操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1967年要在各条战线发动全面进攻！”
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康生将一卷铅印的刘少奇的讲话材料单独交给蒯大富，说：“回去后要组织批判。”
不久，陈伯达拍着蒯大富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行百里而半九十。”鼓励蒯大富拿出更大的勇气，充当他们的马前卒。
直到此时，刘少奇还保持着一种虚幻的平衡，造反派还不敢对他直接下手。然而他的儿女们却在不同的场合和地方被迫作检查、挨批斗，他的妻子也逃不了被批斗的命运。
1967年1月6日黄昏，王光美在家里接到电话，说女儿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
刘少奇着急地说：“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想到周恩来总理一再嘱咐的不让离开中南海的忠告，十分犹豫。刘少奇不加思索地说：“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批斗。”
刘少奇和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看到受伤的女儿，却看到了被作为人质扣留在医院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这原来是江青怂恿蒯大富设下的圈套，目的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演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当清华造反派意外地看到陪同王光美前来的刘少奇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啊！
就在对方惊愕的瞬间，刘少奇的儿子对母亲说：“他们是为了抓你。”已冷静下来的王光美对眼前的一帮对手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带着子女及工作人员离开了医院，王光美则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在逼迫下写了四点保证。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干预下，王光美才在次日凌晨返回中南海家中。
第二天，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经过。
1967年1月10日，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公司联合行动，在天安门广场火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通告，销毁刘、邓的画像，各地纷纷响应。
“劫持王光美”而惊动刘少奇的事，传到了毛泽东耳中。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将刘少奇接来谈话，劈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毛泽东认为，1月6日惊动刘少奇这件事必须由他亲自出面做安抚。
会见中，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与刘少奇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而刘少奇却一再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他还郑重其事地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带妻子儿女到延安或老家种地，作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毛泽东沉默不语，不停地吸烟。
他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到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他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在与毛泽东谈话后的第四天早晨，中南海某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要撤除专用电话，刘少奇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你们无权撤！”可是，造反派还是不容分辩地将刘少奇家的电话线扯断。
那时，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都以最醒目的版面设计刊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在《刘少奇十大罪状》、《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出访中的丑恶嘴脸》等骇人听闻的标题下，尽是陈词滥调。
1967年2月4日，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被逮捕了。
1967年2月上旬，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异端发展十分不满而掀起了著名的怀仁堂正义抗争，从而又必然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伙的更疯狂的反扑——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
从2月中旬至3月下旬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标志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组织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刘少奇进攻的时机终于成熟。
在三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等对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系统批判。
毛泽东还对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论著作了如下指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浪潮，并将它称之为“黑《修养》”。
毛泽东还通过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论，向刘少奇发动大规模的精神攻势。
1967年，批判《清宫秘史》已被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
1967年3月，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首先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诩是“红色买办”。经历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刘少奇看到了这有意中伤的诽谤，油然生出一种悲凉。
他记起了两个多月前毛泽东与自己的相会和对自己的安慰，于是，在1967年3月28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但是，申述信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报。
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次日，《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开始在全国各地相当大的范围放映，说是“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影片的讲话：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此文回顾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在我国放映这部影片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和江青之间发生的意见分歧的情况，暗示这种分歧分别代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不同思想见解。
批判《清宫秘史》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顶颠。
戚本禹的文章在结束之前，以“八个为什么”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大罪状”，并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的结论。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日，刘少奇看后把转载此文的报纸一摔，对家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强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叛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持反共’”时，刘少奇被激怒了，但他仍据理申辩说，此事“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事实真象。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贴出后，很多人争相读看。
然而，几个小时后，刘少奇的“答辩”被撕成碎片。同时，传出“上面”的指示：“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
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码权利也被剥夺了。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的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未结束，叶群就在8月11日、12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3日，林彪看了写出来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材料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当日，林彪就把这封信及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康生早在1966年8月13日，由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领导写信，揭发王光美的“问题”，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
9月16日，康生亲自写信给毛泽东，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愈加严重。
当时，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把一些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整理上报，又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类材料择要呈送毛泽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不断地摆在毛泽东面前。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1967年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派性斗争恶性膨胀，局势十分混乱。毛泽东虽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毛泽东既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在“倒刘”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舆论，1967年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治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1967年初，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倒刘”活动蔓延全国，并且愈演愈烈。全国已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虽然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虽在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浪潮，但毛泽东仍把他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因此，没有对他立案审查。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一心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了促使毛泽东彻底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他们用“株连”的手法，先对王光美立案，进而达到对刘少奇迫害的更加升级。
在1966年冬，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极左思潮泛滥，“倒刘”气氛日浓，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讨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成立班子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于是先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12月15日至18日，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是一份无头无尾的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青汪东兴萧华叶群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自己提出来的；让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在这份名单的上方，还写有“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12．8。富治同志交来”字样，是专案组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标上去的。
一位为江青作传的美国作家这样写道：50年代，江青和王光美曾有过真心诚意的交往。江青总是步行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住的宽敞的院子去（刘少奇与第四个妻子离婚后于1948年同王光美结了婚）。一般情况下她们聊聊家庭、服装，以及作为政治领导人家庭中的主妇的问题。
王光美的家庭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成员遍布世界各地。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40年代她曾在军调处工作过，和许多美国人打过交道。王还获得过北京某教会学校的学位。王光美可能不像江青那样吸引人，但气质风度却要比江青更高雅。王无需着意修饰也姣好动人。尽管王光美比江青晚入党15年，但在北京政界名流中，她比江青人缘要好，而且在社交场合更大方得体。
60年代，当两位妇女感到40多岁了，极想干一番大事时，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两人的丈夫发生了分歧。中国的政治变得混乱了。以苏加诺夫人访华时的照片为导火索，江青开始向王光美发难，表明她要伸手夺取政治权力了。
1963年，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多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有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请她为自己的服饰出出主意。王和刘少奇将要到东南亚去访问，她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她知道江青爱看小说，能记住小说中关于服饰描写的细节，或许能出些好主意。
江青建议她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雅”又“不同凡响”。江青从来没有访问过东南亚，也许她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王光美穿着天鹅绒套装会热得要命。“总的来说，我不主张戴首饰。”江青补充道。
王光美很重视江青的意见，但是陪同刘少奇进行国事访问，是一件时间冗长而又引人关注的事，因此，自始至终，王光美总是不断更衣换装。在仰光，缅甸的奈温总统送给王光美一串珍珠项链。到雅加达后，有一天晚上，王光美便戴着它出席了苏加诺总统和夫人的庆祝宴会。到处是欢声笑语，整个宴会充满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谊的气氛。在介绍庆典的电视片中，人们看到王光美凑上前为苏加诺总统点烟，然后挽着总统的手臂从宴会厅走到另一间屋子去欣赏音乐。
在北京，江青收看了新闻片，发现王光美戴着一串项链。
王光美和江青互相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不久，她们之间的关系便趋于恶化。王从事的农村改革与同一时期江青的戏剧改革是一个较量，或者简直就是对着干。王光美住在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桃园生产队，在那儿搞“四清”运动。这场运动成了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一场政治皮球战。
王光美在上海作了一篇7万字的报告，讲述她在桃园取得的成就，她丈夫将这篇报告转呈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江青也就她戏剧改革的成就在北京戏曲观摩会上发表演说。当王光美告诉管农业的干部，什么是最适合河北贫瘠土地的肥料时，江青则正对演员讲如何挎枪才不至于伤了生殖器。
毛泽东刚刚告诉江青，她将代表山东成为人大代表，江青就从国务院一份记录上看到王光美被指定为她的家乡河北省的人大代表（农村政策取得胜利的桃园就在河北省）。在此之前，王光美对人大并不像江青那么感兴趣。但作为人大代表，这同过去坐在中南海大院里谈论不争气的孩子、废寝忘食的丈夫以及清扫明代大瓷瓶总要出岔子的服务员，那就大不一样了。
江青最不可告人的一个肮脏的想法就是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并且应该利用家庭关系网。如果她在想把某个领导人赶下台时遇到了麻烦，那么她会寻找机会，让这个人自己的孩子来反对他。当一个男人倒台时，她会让这个男人的妻子也跟着倒楣。
“应该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大学做检讨！”（王光美领导工作组尽力使该校运动走上正轨）当1966年后期刘少奇被打成“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高喊。
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说：“王光美不老实，她去印度尼西亚之前来看我。我当时正有病住在上海，她说她想戴项链，穿花衣服去访问。”当江青迎合年轻人反特权的思想情绪，第一次在讲话中提到王光美三年前的雅加达之行时，听众都急切地想知道下文。“我告诉她是应该准备几件衣服，还告诉她我主张穿黑颜色的。她是一个党员，不应该戴项链。”
“她听了我的意见后，虽然几夜没睡好觉，但还是按我的意见办了，还说去东南亚不会戴项链。”
她安排大家看王光美东南亚之行的电影片，这是她对王光美多次进行攻击的材料。她向大家宣布：“这部片子宣传了资产阶级宫廷般的生活。”她很希望大家除了对刘少奇和王光美不满外，也向文化部和她的死对头、剧作家夏衍开火（片子是在夏衍授意下拍摄的）。不用说，影片中出现的镜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那天晚上戴项链的场面。
“电影就这样上映了。”江青声音中充满痛惜之情，以期引起公愤，“千真万确，这女人戴着项链，她骗了我！”人群中顿时附和声四起。……
每隔一小时都有人向江青报告斗争王光美的情况。在清华大学主楼七层一间房子里，王光美和看押她的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展开了辩论。王光美有时还在地板上静坐以示抗议。
经过一番对峙之后，三个女红卫兵强迫第一夫人（刘少奇当时仍然是国家主席）去穿一件丝质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这是她“和苏加诺调情”时的那身打扮。现在，王长胖了，旗袍显然太小，结果被一个红卫兵把两边撕开了。
一帮子嘻嘻哈哈的红卫兵头目，像戏弄笼中雀一般对王光美进行嘲弄。由江青导演的压轴戏开场了，红卫兵拿出了最主要的道具来对付王光美。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脖子上，每个球上都打了叉子。这是一串江青进行报复的套索。为了留作纪念，江青还让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一天一夜的人身侮辱就这样开始了。
王光美措词激烈，不断说：“你们无权这么做。”似乎中国的权威还不如她那串被糟蹋的项链值钱。高台子上，王光美背后站了一群陪斗对象，在那儿听着，记着，想法指控最新出现的斗争对象，以便保自己过关。
1967年初，江青仍不放松对王光美的攻击。一次政治讨论会上，在谈到刘少奇家庭情况时，她说：“你们知道吧，王光美的父亲跟国民党有勾结。”江青开始策动刘少奇与王前（刘与王前在1947年离婚）所生的女儿刘涛造反。对她进行了一番威胁利诱之后，她在一次集会上说：“我认为我父亲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派。”
江青认为刘涛反对她父亲的讲话太软了。为了满足强烈的复仇心理，江青安排刘涛和她的母亲王前见了一面。刘涛第二次谴责她父亲的言词就比较合江青的口味了。王光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漫画像上又被加上了一笔重彩，很快就在中国家喻户晓了。
在很难得到真实新闻的当时的中国，一点点真理（或谬误）稍经加工、渲染和反复强调，便成了伟大的真理（或谬误）。有关王光美的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她简直像是从婴儿时起就是一个“美国间谍”了。
1967年9月，一天晚上，江青同康生在钓鱼台吃饭。在谈到王光美时，江青想知道，现在将王光美逮捕入狱是否条件成熟。康生打电话找到“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命令他即刻赶到钓鱼台（这个专案组是在江青、康生支持下于1967年5月成立，以便为刘、王定罪的组织）。
“今天晚上，你们必须拿到逮捕王光美的逮捕证。”江青一边从沙发椅上立起身来，一边对专案组长严厉地说道。“我明天一早就要。”主管公安工作的康生死死地盯着专案组长。
康还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王光美的间谍问题现已正式定性。”
专案组长第二天一早拿着一份文件来找江青。文件上写着：“王光美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间谍，基本上可以定性了。”江青在文件上方批道：“非常不妥——退回专案组。”江青非常清楚，在中国共产党的专用政治术语中，“基本上”这个词可以被看作一种搪塞的用语。专案组长去见康生。康看了江的批示后说，他要亲自签发逮捕证。在康所拟定的起诉书草稿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王光美便不单成了“美国间谍”，而且还成了“日本间谍”、“国民党特务”。江青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
据王光美的孩子们证实，要不是毛泽东在送呈他批阅的起诉书上写了“刀下留人”几个字，王光美恐怕早已命赴黄泉。她在狱中度过了12个春秋。
一辆小车驶进王光美和刘少奇住处的后门。两名在“刘、王专案组”工作的公安人员从车中走出来。刘少奇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离去，只剩下戴白帽、穿围裙的郝苗还在那儿。一小时后他被捕了。当专案人员逼他详细说出王光美“为美国做间谍工作的情况”时，他说：“我不过是个做饭的。”
“给我们讲讲你所记得的有关她解放前的活动情况。”他嗫嚅着说，那时他在上学，什么也不记得了。公安人员反驳说，他的烹调过于讲究。还说这些年他一直在腐蚀刘少奇和王光美，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准备。比如他掠夺人民的财富，为他们制作奢华的佳肴；虽然季节已过，可还是让他们吃上时鲜的上海螃蟹。
由于专案组的努力，单在北京就抓了64个与刘少奇、王光美案有牵连的人。郝苗也被捕入狱，一呆就是6年。
11月的一个傍晚，两派红卫兵在进行辩论，他们的观点并不明确，但个个慷慨激昂，就好像“9·15”、“9·16”两个组织的孰是孰非将决定中国的前途。江青当时也在场。她的军装褶皱，脸上却因为斗争的喜悦而放光。她听着双方的辩论，没有说话，而她的出现却又确确实实为这场辩论定了调子。最后，她站起来作出裁决。
“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她大声宣布，“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过，两个组织内部都有一些坏分子，特别是‘9·16’内还潜藏着一名外国间谍！”
江青经常这样完全不考虑政治后果而进行无端指控。但是在1966年底这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江青却是胸有成竹，而且想要大获全胜。
在航空学院，一位青年一言不发，心情紧张地坐在他的屋子里。他是“9·16”的一名成员。但他认为参加今晚的会不合适。青年长着白皙瘦长的脸，很像他的父亲，他叫刘允若，就是正在挨批斗的共和国主席的儿子，也是江青所说的“外国间谍”。
刘允若被关押了8年之久才于1974年被释放。这时他已经得了精神病。他得知父亲已去世，后母也在狱中关了多年。
1977年，44岁还依旧孑然一身的刘允若死于肺病。他的朋友说：“他最终还是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的，但是真正决定了他命运的，是江青说他是‘外国间谍’。”
1968年，王光美已经成了中国最不幸的人之一。江青还是接二连三在讲话中以忿忿然的口气讲到王光美。在1968年3月一次会议上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时，江青说：“他那个了不得的老婆王光美，是个美国特务。”同月，在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国领导人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江青出语惊人，道出了她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宿怨。
“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反对我。”她说。此时周恩来和康生就坐在她旁边，谈论着四川的危急局势。“他实际上是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柯老（前上海市长）去世前把这个情况对我讲了。”凭什么说刘少奇在延安就反对她？在延安时，江青并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除了项链事件，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与江青的京剧改革之间的竞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宫廷生活”的絮叨外，真正使江青耿耿于怀的，是刘少奇在同王光美结婚前10年，就反对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且在党中央作出决议以限制江青婚后的社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大叛徒，真应该千刀万剐！”江青在1968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至于王光美，作为正式的第一夫人，则是江青个人的最大对手。不论江青有没有项链，她都不能作为第一夫人出台。
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进行系统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9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提出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然而康生、江青等人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此专案组的名称相当混乱。1966年12月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作“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后才结束。
1966年刚组建“王光美专案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后陆续增加到数10人，在专案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若干个“外围组”，担负次要工作。
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离，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来的人全部撤出，岳从军队调入干部取代。曾担任专案负责人的肃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1967年11月也被捕入狱。
尽管专案组人员有很大变动，但此项工作一直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直接负责人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当时专案组一个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谢富治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江青同志，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生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业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关于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1980年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讯，才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用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1967年时张重一已67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于是，张就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而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晚期，但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1967年10月24日专案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
“送江青同志一阅。”江青批阅同意。
1967年11月9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记述了审讯张重一这一骇人听闻暴行的全部过程：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共80多盘。但是，后来只剩下20盘。
其中一盘里可听到如下问答：
问：张重一，你把你知道的王光美的情况交代一下！
张：哎……哟……这，这是完全应该的。得让我好好想……
问：你想了好几天了！
张：我应该说，我是想王光美这个人，现在还没想得清楚。
问：王光美是特务不是？
张：（含糊不清的低语）
问：你了解什么情况！
张：跟她父亲的关系……
问：她父亲是怎么个关系？
张：嗯，哎……我怎么这么糊涂呀，现在又搞不清楚了。
问：你现在一点也不糊涂！你今天把问题交代清楚，好住院去。
张：（含糊不清的嘟囔声）……我愿意。
问：她父亲叫什么？
张：唉，唉，我忘了……嗯，我感觉这里面有错了，哎，我说的可能是刘少奇，我说乱了。
（挣扎的声音，几个人叫“不要动”、“不能动”、“你一动就危险”的声音。一个长时间的混乱。）
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
张：嗯……我昨天……好像说过。
问：王光美是特务与刘少奇是什么关系？
张：与刘少奇……关系，我不知道。
问：你要端正态度，否则对你没好处！
问：你认识袁绍英是谁吗？
张：认识，是杨承祚的小舅子。
问：你认识杨承祚的老婆吗？
张：认识，她叫袁振新。
问：这人是男是女？
张：男的。
问：这人在哪？
张：哎……我闹不清楚。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
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
江青、康生、谢富治就凭张重一，以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祚的一些“口供”，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多次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自然成了“美国特务”。江青又凭空制造出刘少奇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的神话。
张重一临死前的回答，粉碎了诬陷者罗织编造的一切谎言。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是不是？……
王世英，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江青胁迫这位老同志说刘少奇是“叛徒”。但是，王世英的回答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
1968年3月26日3时，王世英“因肺癌皮下及肺脏腹腔转移死亡”。
1967年9月3日丁觉群写的材料中说：“刘少奇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找不出这种关系？他搞了什么黑组织？有哪些人？进行什么活动？……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
他被迫说了违心的话后的第二天他写了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9月25日，他又专门给审讯他的人写信：“老杨：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原“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的证词说：“康生指示说，专案组斗不过被审查对象，要用小型批斗会整徐冰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要专案组全体出动参加小型批斗。从7月5日至13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
原专案组副组长巫中在证词中叙述了当时审讯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组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曾在北平作党的地下工作，介绍王光美任军调部我方翻译工作，江青、康生为诬陷刘少奇、王光美，便审问崔月犁，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他不知道；审问他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他也不知道。于是，审问者逼他数数字，从1、2、3、4数到48，这群人上来就打：“你早知道，为什么不说？”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审问人拿来杨承祚的像片，背面写着“杨承祚”，给他看，让他念。就这样，崔月犁成了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也成了自己介绍王光美“打入”我方代表团的“证据”。
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就是江青、康生等人这样荒唐地制造出来的；许多人被定为“叛徒”、“特务”的伪证，也是江青一伙这样制造出来的！
江青直接控制、指挥专案组迫害无辜，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谢富治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中说：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江青在一次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代表时也明明白白地说，她“现在担负着每一个大专案”。她还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本厚厚的“罪证”上批：“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9月29日，林彪看了这个“罪证”材料，写信表示同意，还特地“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主犯张春桥也说：“你不要看这么一本啊！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
……这样一本东西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打倒刘少奇的伪证，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弄虚作假、逼供信。间接手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对刘少奇女儿说：“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1967年，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但还没进行调查取证，但江青等人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
二是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来参加专案工作的人员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康生还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远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江青也多次吹嘘“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丝毫不同意见，就被他们斥为“右倾”，有的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送原单位挨批。
萧孟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三是剥夺审查人申辩、申诉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无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辩护。据萧孟说：“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能申辩。审讯时对为自己辩护的辩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写出了也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就被指责为“右倾”、“为某某人翻案”。
为获取口供，江青等人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64人。至于因专案需要或稍有嫌疑而由有关部门、单位收审的，就更多了。
1967年8月5日，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人民日报》特别登载这张大字报全文，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指出，“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里，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各自的院宅内，同时召开了所谓“批斗刘、邓、陶大会”，江青的小女儿李纳也来了。江青一伙还特意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准备在全国放映。
这天，北京酷热沉闷。可刘少奇和王光美却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使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即所谓“坐喷气式飞机”，长达两个小时20分之久。
在斗争会上，刘少奇的答辩不但被不停的口号声打断，而他本人还要遭受语录本的不断拍打。
一个造反派高声喊道：“刘少奇，我问你，你是不是说过‘三自一包’？”
刘少奇低着头，弯着腰，镇静地回答：“我没说过，但那在文献里有记载。”
“文献是谁写的？”
刘少奇没说话。此时此刻，说话一不小心都会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造反派于是又问有关“黑修养”的问题。
“你为什么在1962年再‘版黑修养’？”
“因为有人提议出版。”
“谁提议的？”
刘少奇犹豫了一下说：“康生。”
造反派们立刻哗然，他们乱吼乱叫，并对刘少奇拳打脚踢。因为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刘少奇竟把责任推到他头上！
造反派们又问彭真的问题：
“你为什么听信彭真的？”
刘少奇说：“因为他从不说谎。”
最后，造反派们问：“刘少奇，你相信毛主席吗？”
刘少奇答：“我当然相信毛主席，如果不相信毛主席，我绝不可能活到今天。”
会场上，频频响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一片杀气腾腾。
会后，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一角，被迫向两幅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这时的刘少奇已鼻青眼肿，腿也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一跛一跛地走路。
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随着对刘少奇迫害的升级，对妻室儿女的“株连”与摧残也升级了。
在8月初的中南海批斗大会上，年仅6岁的幼女小小吓得大哭不止。
9月13日，王光美被捕，“罪名”是美特、日特和国民党特务。从此，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12个春秋，被关到了秦城监狱（林彪、江青一伙还在内部给她签了一张死刑判决书）。
1968年3月，林彪突然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在他们被捕的次日，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女儿平平也被抓了起来。罪名是说他们要把刘少奇和贺龙救出来，送往外国使馆。他们的二儿子刘源源也曾两次被捕……
自从王光美被捕后，刘少奇整日盼望着能看见被隔离开的妻儿。他总是佝偻着身体，有时蹭到孩子们的住所，有时又蹭到他认为关押王光美的后院墙根。不久后的一天，在刘少奇的住处筑起一堵高墙，把刘少奇去后院墙根的路也堵死了。
几天后，有人按江青、康生一伙的旨意，搜查刘少奇的居室，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刘少奇表示强烈抗议，但被来人强行按在地上，抽走皮带。
1968年夏，一天夜晚，刘少奇突然发高烧，因没及时治疗，转成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狠毒地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于是派医护人员抢救。然而，当医生提出要刘少奇住院治疗，却又被拒绝了。为了减少对病人的精神刺激，医生提出摘除刘少奇房里的大字报、大标语，也被拒绝了。
刘少奇的肺炎被治愈后，人虚弱得无力起床活动。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没人帮他换洗衣服，没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身上也长满了褥疮。
1968年10月5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此后，因脑软化的症状恶性发展，刘少奇失去了吞咽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他时而紧握拳头，时而张开十指乱抓，当他痛苦地在空中划动双手不止不休的时候，有人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放在他手里，他紧捏着，才稍微安静一些。时间一长，两个塑料瓶被捏成了“葫芦”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
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到半数。
会议期间，毛泽东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大会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指示都是正确的。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于“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中央专案组即“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用逼、供、信得来的伪证、假证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其中写道：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1929年窃据满州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变。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专案审查小组还“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和同伙叛国叛党的罪行”。
全会错误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对刘少奇个人的处理，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建国至“文革”前17年全党工作的估价问题。同时还牵涉到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问题。全国仅因为为刘少奇冤案鸣不平而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多达2．8万人，至于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则更多。这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最大冤案，而且也是中共党史上的最大冤案。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70寿辰。江青、康生一伙有意在这天破例让他听广播，专放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以此折磨这位70岁的病危老人。
刘少奇听着公报，脑子里不时掠过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迫，不断呕吐，血压陡然高到260B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至40℃。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被摧残，刘少奇患了多种疾病——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他的身体一天天垮了。
到了1969年10月，林彪策划以战备为名，把所有妨碍他全面夺权的障碍清除出北京。
10月18日，林彪的亲信黄永胜等人向全军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称，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要求部队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形式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却以毛泽东说得好，烧掉为指示，继续通知疏散。刘少奇成为“第一个号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
10月17日，刘少奇病情更重。他输着液，鼻孔插着长期放置的鼻饲管，吸痰器不时伸进他的喉头，吮吸着涌上来的脓痰。医护人员说过：他“随时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催促他立即离京的指令越逼越紧。为了通知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默默无言。理解这“转移”二字所包含的内容。他把脸转了过去。护士又把那张纸拿在他眼前，刘少奇再次把脸转开。无奈，刘少奇原卫士长只得俯在他耳边，把写在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不久，他便被转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长期卧床，无人清洗，身上又脏又臭。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子上又蒙了一条白色床单。晚上7点，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专案组人员监护下，由护士及刘少奇原卫士长陪同，乘飞机向河南开封飞去。
晚上9时过，载着刘少奇的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拖出舷梯，由救护车送到原开封市人委大院内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层高的楼房，前后左右均不临街，电网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刘少奇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的里屋内。
这里的气候已开始寒凉，刘少奇身受风寒，肺炎再度发作。到开封时，体温升到39度，呕吐不止，当时河南省的负责人却向上报告：“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在开封，医护人员除了定时给鼻饲、帮助翻身外，仅进行很有限的治疗。
11月5日，刘少奇再发高烧，经抢救，两天后体温降至37．2℃。
11月10日晚，刘少奇体温再次突然升高达39．7℃。因受检查条件限制，“当时不能确认是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
11日深夜，刘少奇病情突然恶化，喘着粗气，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体温达到40．1℃。在治疗无成效的情况下，于12日清晨6时40分才发出了病危通知。
5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两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了现场。在刘少奇病情日益恶化时，守护在他身边的医护人员，曾提出是否能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但谁也不敢作主。在刘少奇溘然与世长辞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之后，他的遗体被抬到西楼一层的廊檐下进行拍照。
11月13日凌晨，当刘少奇的原卫士长再次赶到他的身边时，只见刘少奇遗体被放在地下室的过道上，身上盖着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巴一片血迹。卫士长细心地为昔日的共和国元首、自己跟随的首长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长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
1969年11月14日深夜12点，头部和面部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遗体，被六七个人抬上一辆“六九”型吉普车。因吉普车太小，刘少奇的双脚还露在车厢外面。
15日零点刚过，载着刘少奇遗体的“灵车”在细雨中驶向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在半夜火化。当时，20多名军人把火化场全部戒严，只留下两个工人操作火化，当“灵车”开进火化场时，有人还喷洒了消毒药水。
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白花，没有黑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匆推进了火化炉。当刘少奇的遗体化为灰烬，他生前在开封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遗物也被付之一炬。
刘少奇不仅无声地走了，而且留下了一份奇特的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123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现住址：××××部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71性别：男职业：无业堂堂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他曾亲手参与缔造的共和国里，死后连使用真实姓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并相应撤销当时专案组提出的《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5月13日，按中央指示，王光美同子女前往开封，迎接刘少奇的骨灰。
5月17日下午3点，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万人礼堂座无虚席，但除了悼词，雄壮的国际歌，再无别的声息。
刘少奇生前曾多次表示，在他死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不要留存人世。
5月18日，当刘伯承得知刘少奇的骨灰还未如愿撒向死者生前渴望的海洋时，主动向中央请求：将此任务交给海军执行。之后，海军方面派来三名军官，就海葬事宜和王光美商谈，提出派专机将骨灰及随行亲属送到海军安排的地点，出动军舰，海空护航，执行这项任务。
5月19日8时许，由七八辆汽车组成的一列灵车队，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开出，向北京西郊机场驶去。原定由海军派出的专机，已改换为中央派出的一架三叉戟飞机，正等候在候机楼旁。到处是赶来送灵的人，到处都是阵阵低语和哀泣声。在和送别的人们一一握手后，王光美等几人捧着骨灰盒登上了飞机。
10点，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青岛附近的一座海军机场上。
打开舱门，只见两列持枪脱帽、垂手肃立的水兵，组成接灵仪仗队。当灵车经过青岛市区时，5万多人出来迎接。有的插着白花，有的挽着黑纱，他们流着泪，哭泣着。
当灵车驶入军港时，在停靠着受命载运灵柩的军舰的码头上，肃立着一列左手托帽、右手行军礼的海军军官。港内的所有船舶，不论大小，也不论国别，都下半旗致哀。
军舰，驶向预定海域。此时天空由晴转阴，一会儿，下起雨来，仿佛苍天也在为刘少奇致哀送行。
伴随着给予国家元首的最高等级的21响礼炮轰鸣，亲属们每人轮流捧起一把骨灰撒向大海。刘少奇终于按自己的心愿深深地投入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