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几个同志一起散步闲谈，不知怎么偶然提起各人的游踪。有一位同志说他没去过大寨。我说：“我去过！那个年代的那些供‘学习’的红旗单位，我差不多都去过。”
“你去过大庆吗？”
“去过。”
“小靳庄呢？”
“也去过。”
于是引起别人的羡叹，都惋惜自己当年没去，此景已不可再得。这一谈，我倒真想把当年那些“游踪”都写下来，以免自己和别人忘记了。不过，得都再去一趟，看看今天的样子，才好写。想想只有一个地方，是用不着再亲眼去看，作一番对比的，那就是大连红旗造船厂。不妨一叙。
这个造船厂也是当年的红旗单位。1976年春，我奉命前往“学习取经”。一个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跑到造船厂去取什么经呢？原来，这个造船厂据说刚造出一艘五万吨巨轮，要举行下水典礼。而那时“中央文革”正在大力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外国买办洋奴思想”，据说造出这艘船就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重大打击，因而不管对于什么行业的人，都有同样的教育作用。
我们北京每个大出版社都派了人，包括出版局负责干部，组成一个相当不小的代表团前去学习。到了大连，才知道这厂里已经集中了全国各大厂矿来的人，还有交通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领导干部，共约上千名代表，竟是一个全国规模的盛会。大家都挤在造船厂的招待所里，八人一室。虽然到了避暑胜地大连，却绝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去海滨顺便游览一下，大家连街都不逛，一心等着“学习”。
过了一天，由于我们出版社先前曾来人在这个厂里约过稿，于是得到特殊优待，先上那明天就要下水的船上去参观。
我们几个怀着挺庄严的心情，跟着一位厂革委会领导干部，还有那位被约稿的工人作者陪同，上了船。一登上甲板，一位同行的老同志就差点绊了一跤。原来那甲板上横七竖八全是铁链、橡皮管、螺母、焊条……简直没有容足之地。船上丁丁当当一片敲打声喧，工人正在忙着干活。怎么明天就下水，今天还这样？是扫尾活没完吗？我们自知不懂工业，也不懂管理经济，对这问题姑且闷声不响。再往里走，到了船主体部分，上面是扶手栏杆，凭栏下望，只见船肚里空空如也，像个大空海碗。我虽没有工业知识，但对于这里是应该装机器的地方，还是知道的。现在既然没东西，只能潦草一望，便随众下船。
第二天就是下水典礼，工厂用汽车把代表们都运到海滨。那真是万头攒动，海滩上满满的都是人，那船已经用五彩带和红绸、红花打扮起来，沿海滩还搭起看台。交通部的部长等领导干部有桌椅，坐在前排。我们这一群就站着挤在人堆里望。那位工人作者站在我身边，我小声问：“这船能开下水吗？”他答：“用千斤顶顶下水就完了。还没装机，是个空壳，怎么开？”一会儿，厂革委会以及来宾陆续讲演，痛斥“买办洋奴思想”，然后是盛大的剪彩典礼，礼炮轰鸣，船被推下水。群众欢呼。
是否世界上轮船的下水典礼就都是以船壳下水？我孤陋寡闻。但是想也想不通：若是如此，没有机器，焊成十万吨、百万吨的空壳推下水去，不也都可以办到？越想越别扭，已经有些兴趣索然。
我们要向这个厂取的“经”并不止这条船，接着厂里就让我们去学习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原来这造船厂办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还有刊物。（怪不得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也叫来！）厂革委会宣传部长申述理由说：“我们厂既然有一个船舶研究所，工人占领上层建筑，为什么不可以同样有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于是我们去参观了那个“研究所”的展览会，看了他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其内容无非是那个时代那些吓人的空话，有些陈列的原稿，确是工人写的。而我光看了看那密密层层黑压压的小字，就突然产生一种又烦恼又哀怜的情绪，不愿再看内容了。
然后，还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王某。这位部长坐在将近一丈长的大办公桌后面，口气和他的办公桌一样大，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据我所知，只是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注）。听了更使人晕头转向，无法想像。
最后，我还进行了些个别接触，那位有稿约的工人作者找我谈他的创作情况。革委会给他的任务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主题是工人学哲学，要把工人在学“哲学”的路上如何当家做主的过程塑造出来。他已经努力写了几万字，现在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作为编辑，我本该告诉他：“停止你这种无效劳动吧。”但是，这是厂革委会与我们社先来组稿的一位新领导协商好的，我束手无策，只得含糊支应过去。然后还有市里指定的“三八”女子炼钢炉的工人要写小说，一个岛上的小学“开门办学”也要写小说……都来谈计划，都得应付，而作品还只字全无，简直使人弄不清这究竟是计划，还是梦话。
最难堪的还是在这里遇见了田手——“一二?九”时代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延安文协的干部。如今秃着头，赤脚穿双没有鞋带的破球鞋来看我，说他也是市文化馆的“创作员”，来问他该写什么。唉！可怜的老田，你怎么还要在这里把你的头脑和生命白白送给这些人糟践？我对他却无法再像对那些人那么应付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问问他的，生活，有没有老婆，有地方住没有。
从那条空壳船到那些荒谬的计划，整个就是一篇荒诞派小说，田手的模样更使我惶惑不安。
我在干什么呢？“取经”，实在是取不下去，也听不下去了。我急于想走，大家都想走。偏偏那个造船厂又不管订回京的票（据说也有订票，曾在食堂里广播过，凡未听见的就都作为自动放弃论）。我们无法，各自想出路回家。最后我和两个同伴自己买了硬座火车票，熬了一天两夜，才算在深夜昏头昏脑狼狈地跑回了北京。所以，直到现在，谁再提起去大连度假，我还都心有余悸，毫无胃口。
那时，我对那条空壳船下水有些不满，对那些哲研所，写小说，万人注鲁迅，则更是讨厌透了。这里工业经济方面的虚假和他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荒谬，交错着在我脑子里滚来滚去。直到回来之后，才慢慢知道他们攻击“造船不如买船……”的口号，实际就是攻击周总理。这才有了完全上当受骗的感觉。而且触类旁通，倒也领悟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如果经济基础搞糟了，意识形态大概就不可能搞得太好。反之亦然。
现在，我已经确知那种万人作注释、荒谬的哲学和文学计划，都早已不存在了。由此逆推，那样的造船，那样的下水，那种搞工业、搞经济的做法，也必不再存在了。想到这里，心里释然，写下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