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艭”,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艭”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他长大后,嫌“艭”字过分冷僻,于是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即“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竟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一九二三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一九二四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
第一,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当时首先是能否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的反对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七月二十一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三日——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紧接着,七月二十七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因此斯大林拒见他。随后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一九四九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十七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直至斯大林死后,一九五六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二九年被印度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维经斯基还算不错,未遭厄运,先后从事农业、工会、教育工作,做了教授,一九五三年病逝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