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