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何应钦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心中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连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四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将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起，毛泽东就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北面有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有七十里；南面有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曰：“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也在终日琢磨，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公秉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的是他，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的也是他。上一回，幸亏他逃得快，才算未曾全军覆没。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未免心惊胆战。
五月八日，公秉藩麾下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极端重要的情报，该旅步哨抓获一红军排长，说毛、朱、彭、黄皆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那排长据云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重罚，乘监视疏忽之机逃了出来，过来投诚的。
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漆着青天白日旗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于是，五月十一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
各路之先声。”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呀!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都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收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宣告成立，台长为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十二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正在这节骨眼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五月十六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十时许，公秉藩师已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当时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赶紧逃脱，溜之大吉。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收发报机。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第二次反“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还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写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自云，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入”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乃指蒋介石也。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鏖战正急、战火正烈的日子里，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小插曲……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忽地来了两位神秘的客人，求见黄公略。一个青年学生模样，另一个五十多岁。那五十多岁的人自称是黄公略的胞兄，名叫黄梅庄，看上去确实有几分像黄公略。黄公略乃“毛、朱、彭、黄、滕”中的“黄”，红三军的军长，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毛泽东十分倚重黄公略。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便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黄公略本名黄汉魂，敬佩汉代名将张良，因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遂改名“黄公略”。来者黄梅庄，确系黄公略同父异母之长兄。黄公略之父黄秀峰娶妻左氏，生三子，长子即黄梅庄，次子黄星远，三子黄麟四。左氏去世后，黄秀峰娶丫环彭氏为续弦，生一女一子，女为黄菜香，子即黄公略。黄公略与长兄黄梅庄，相差二十多岁。
黄公略于一九二七年初入黄埔军校，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七月，和彭德怀一起在平江领导暴动。十月，彭德怀、滕代远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黄公略仍留平江一带打游击。一九三○年六月，黄公略出任红三军军长。这时，彭德怀为红三军团总指挥。
彭德怀平日从黄公略的谈吐之中，知道黄梅庄在家欺凌庶母彭氏，以为彭氏丫环出身，身份低贱。他与黄公略关系也不好。如今，忽地远道赶来求见黄公略，此事颇为蹊跷。再说，彭德怀前些日子听说《湖南民国日报》(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登出《彭德怀黄公略赶快率部来归》，其中提及何键把黄公略的生母彭氏和妻子刘玉英押来长沙，作为“人质”。看来，国民党十分“看重”黄公略，因为他毕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曾在“蒋校长”手下受训。
彭德怀以前去见过黄梅庄。这一回，“旧友”重逢，置酒相待。彭德怀拿出“竹叶青”，频频劝酒，却自称不饮酒(其实他是能饮而不饮)。黄梅庄酒后吐真言，原来，他此行负有特殊使命：“委员长、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委员长”，即蒋介石。“汉湘叔”，乃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蒋介石任命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在那里建立“宣抚使署”，从事对红军的“宣抚”，即策反。黄汉湘“宣抚”的头一个目标，当然是黄公略。于是，找来黄梅庄，派他前去求见黄公略。黄梅庄说着，打开带来的皮箱，箱内有一千五百枚银元。在皮箱的夹层里，藏着两封信，那是蒋介石、黄汉湘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黄梅庄把信交给了彭德怀。蒋介石的信，以“校长”身份，劝黄公略“迷途知返”；而黄汉湘的信，则称赞“蒋公美德”，并愿以叔父身份担保黄公略“反水”之后的人身安全。
彭德怀阅信后，知道了黄梅庄此行的目的。不日，彭德怀将那皮箱密封，交给与黄梅庄同来的青年特务，说黄梅庄已去黄公略处，嘱他将此箱速速运回南昌，面呈黄汉湘。“宣抚使”黄汉湘收到这皮箱，以为策反有望。打开箱子，却几乎使他昏倒。原来，箱内是一颗人头——黄梅庄的脑袋!箱内还附有以黄公略署名的一封信，内云：“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从此，那“宣抚使署”从南昌消失。黄汉湘再也不敢去“宣抚”红军了。蒋介石见何应钦吃了败仗，“宣抚使”亦无济于事，便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再赴南昌。这次，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直接指挥第三次“围剿”。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增至三十万。所增加的十万兵马，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以卫立煌为总预备军总指挥。蒋介石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发表文告宣称，他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舍命疆场”。主帅从鲁涤平而何应钦而蒋介石，兵力从十万而二十万而三十万，蒋介石确实是想要“踏平”红军了。红军呢?刚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还剩三万多兵力，还来不及喘一口气休整。这一回，以一比十地迎战蒋军，何况敌方主力是蒋军嫡系精锐之师。仗着人多势众，兵力雄厚，蒋介石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为战略方针。毛泽东仓促上阵。因为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相隔不过一个月。红军想不到蒋介石来得那么快。
毛泽东呢?好在上两回反“围剿”都获大胜，在军内威信倍增，这一回依然用“诱敌深入”作战略方针，依然用的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办法。一开始，蒋介石好得意，雪花般的捷报纷至沓来：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广昌城头；宁都不战而克；瑞金落入国军之手；富田、水南、白沙、沙溪、中沙、大金竹、头陂……接连易主。面对十倍之敌，毛泽东连连放弃一座座城池。正在蒋介石兴高采烈之际，毛泽东秘密召见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面授机宜。
自从毛泽东一番吩咐之后，红十二军忽然改变了朝南退却的步子，却朝东北方向前进。往日行军，衔枚而进，偃旗息鼓，如今扬起了红旗，特别是在蒋介石的飞机前来侦察时，连花被面都被扎在竹竿上，迎风招展，颇为招摇。队伍特地拉开距离，行军时变成长长的队伍。他们偏爱泥尘多的道路，喜欢踏得尘土飞扬。每逢三岔路口，则必定用石灰水刷上某某军团朝此前进之类字眼，画上大箭头。到了村庄扎营，则在各处门板上写上某团某营驻地之类，那些部队的番号则随便“创作”……
正在寻觅红军主力决一雌雄的蒋介石，听信飞机的侦察报告，把红十二军当成红军主力。于是调兵遣将，尾追不舍。罗炳辉见蒋军主力尾随，知道蒋介石已经中计，于是十分“照顾”蒋军，放慢了前进速度，以使蒋军能够跟上。有时，还往后打几枪。蒋军以为红军布下伏击“口袋”，小心翼翼地派出侦察部队探路，直至查明没有设伏，这才继续前进。
罗炳辉走着走着，专拣高山行军，不断地翻山越岭，弄得尾追的蒋军叫苦不迭。蒋军士兵不由得长叹：“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如此这般，红十二军把蒋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