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虎视眈眈，在夺得了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第五次“围剿”，一桩突然发生的事变，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那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南较场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面新奇的旗帜——上红下蓝二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顿时，鞭炮声、鼓乐声大作，上千人在南较场上发出热烈的欢呼。一个新的政权“中华共和国”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帜，出现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华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面“中华共和国”国旗，是在福州南较场上由蔡廷锴亲手升起的。蔡廷锴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他曾受过中共影响，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率部离去。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当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从上海日租界向闸北中国驻军进攻时，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视为异己，调往福建，攻打红军。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蔡廷锴和蒋光鼐无奈，只得率部进攻红军，与朱德、周恩来交手。蒋介石部队进攻黎川时，红军主力正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跟十九路军作战。
前有红军，后是大海，十九路军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这支队伍毕竟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着手成立“中华共和国”。
蔡廷锴、蒋光鼐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冀得到支持。他们物色到一个颇为恰当的人物，以设法打开中央苏区之门。此人名叫陈公培。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曾写及他：“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陈公培是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共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但是陈公培在中共方面，有许多老朋友。于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延平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设宴款待陈公培，那猪肉、鸡放在脸盆里端上来。彭德怀曾回忆说，“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
彭德怀马上电告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起初回电，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大抵以为那“脸盆宴会”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没几天，中共临时中央又给彭德怀来电，称“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所谓“第三党”，指的就是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生产人民党”，又称“生产大众党”。那是蔡廷锴、蒋光鼐正在和李济深、陈铭枢筹建中的一个政党。彭德怀不由得摇头，“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说出一番“歪道理”。其实，中共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问题，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举棋不定，导致朝令夕改。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内中，最令彭德怀困惑的是，项英于九月二十五日来电，要彭德怀对陈公培“耍一个滑头”。电报原文如下：
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来)，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须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项英这样的“耍滑头”的谈判，难以取得真诚的成果。于是，陈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后，只得在十月下旬再来中央苏区。这一回，他跟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一起来瑞金，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博古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那时已安装了军用电话)，告知这次谈判是由政府出面的。毛泽东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政府首脑。于是，在瑞金，由毛泽东出面，接待了陈公培和徐名鸿。那天，毛泽东特地换上一身新衣。中共临时中央指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为全权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来，他就是潘汉年!此人精明能干，能文能武。他十八岁便加入创造社，主编《洪水》。十九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二十四岁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跟鲁迅共商文坛大事。不久，他又转入秘密战线，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党员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面临被捕的危险，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离开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来到瑞金后，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又干起“文”这一行。当周恩来物色跟十九路军谈判的全权代表时，点将点到他头上。这不光因为他擅长交际，而且由于他在特科工作时，曾跟十九路军中共秘密党员有过密切联系，跟徐名鸿也有过交往。
潘汉年与徐名鸿在瑞金重逢，谈判颇为顺利。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便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十一款。协定末，双方如此署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协定指出，双方“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协定签毕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见了徐名鸿，并派出潘汉年作为常驻福州代表，黄一青(即黄火青)为秘书，随徐名鸿一起返回福州。有了这份协定，蔡廷锴、蒋光鼐心定了，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较场升起了“中华共和国”国旗，宣告与蒋介石决裂。二十二日，选举李济深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一九三三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史称“福建事变”。同日，“生产人民党”宣告正式成立，陈铭枢为总书记。
福州高举起反蒋大旗，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蒋介石不得不把已经摆好的第五次“围剿”的阵势改变，急调十一个师入闽，“进剿”十九路军。这时，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策略：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三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
他“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的”《彭德怀自述》，第一百八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坐失良机，良机坐失!那年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厉害，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早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王明就针对当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一事，发表文章，认为：任何国民党匪徒、上海的资产阶级、十九路军将领都不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相反，他们事实上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联共(布)《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三二年第五百一十六期。“福建事变”发生后半个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于十二月五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博古在他的《为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一文中，特别强调要“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良机。那时，蒋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军和红军的联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曾在回忆录中极为生动地描述过蒋介石的恐慌之情：当时蒋介石进行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吾(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元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的战事。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十九路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蒋介石五万大军入闽，十九路军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向了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中华共和国的首都福州易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先后亡命香港。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也就降下帷幕。蒋介石消灭了异己的十九路军，松了一口气，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