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末尾忽地只署“朱”，没有“毛”了!
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是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吗?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掼纱帽”了!
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三月十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三月十日凌晨一时，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电报，抬头写着“(万急)朱主席”，末尾署“林聂”。那时，朱德发给各军团的命令，总是写军团长和政委两人名字，因此各军团给朱德的电报也总署军团长、政委的名字。“林聂”，即林彪、聂荣臻。那份电报，主要是林彪的意思。
林彪在凌晨一时给朱德发来“万急”的电报，是因为他提出重要的新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日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
屋子里坐了近二十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
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
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后来的故事：
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既然周恩来在三月十一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指黔军犹国材旅——引者注)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指鲁道源旅——引者注)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指安恩溥、龚顺璧两旅——引者注)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引者注)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朱德的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发出了朱德的电报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博古五常委均在场。虽然不过事隔一天，情况却截然不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三月十二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历史学家为了区别于原“三人团”，把新成立的“三人团”称为“新三人团”。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