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洪学智接到陈赓的电报后，急忙乘车赶往桧仓。没想到出来迎接他的竟是邓华。洪学智奇怪地问道："你不是在开城谈判吗？什么风又把你吹回来了？"邓华说："先进去吧，进去就知道了。"洪学智随邓华进去见了陈赓。陈赓说："你来得正好，事情是这样的。总理来了命令，要我立即回国，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由邓华同志代理。咱们一起研究一下战局吧。”
自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又粉碎了美李军发动的夏秋季攻势，歼敌近8万人。在后方，志愿军又大破敌军设下的绞杀阵。为了配合开城谈判，美李军又在策划一次新的战役。陈赓、邓华、洪学智经过仔细地考虑和讨论后，决定革新战术，粉碎敌军的新的攻势。部署已定，陈赓交接了工作，于1952年6月中旬启程归国了。到了北京，他立即向周恩来报了到。
周恩来这一个时期工作异常紧张。三年经济恢复建设已取得了预期的进展，有些重点工程已开始建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治愈了战争的创伤，正在为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作准备。其间真是英雄辈出，捷报频传。在青岛，一年仅16岁的女纺织工郝建秀创造了新工作法，提高工效好几倍，被人们称为郝建秀工作法。在鞍山钢铁公司，有一个叫孟泰的老工人，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每天下班后不回家，在厂区内外收拣多少年来被人们丢弃的器材。当时正值鞍山恢复建设，极缺零部件，孟泰即将自己收藏的一房子器材捐献给厂里，确实解了一些燃眉之急。在山西一个叫西沟的村子，有一个叫李顺达的人领着农民互助合作植树造林，使大家的日于逐步好过起来。真是百废俱兴，千业兴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眼看朝鲜战场已经稳定，短期内战争不能结束，决定按计划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领导制订建设计划的重担自然是落到他的肩上了。周恩来深知事体重大，领导部长们反复推敲计划。但大家对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再者许多重点工程都急需苏联的合作，所以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北上访苏。周恩来又日夜忙着访苏的事，累得肝部疼痛起来。
陈赓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报了到。过了几天，周恩来即把陈赓接到西花厅，两人一起去丰泽园。毛泽东把他们接进去后，陈赓着急地问道：
"主席，这次是要给我一个什么任务啊？"毛泽东说："这个不急，你先说说你对美军的作战能力的看法吧。"陈赓说："好吧，那我就向主席汇报一下。朝鲜战争表明，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墨守成规善于变化。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它要两天时间。我们在夜晚包围它后，如果当夜没有消灭它，第二天白天美军就会出动飞机坦克把这个团救援出去。原因就是敌军的装备占压倒优势，而我军的技术装备太落后。如果我军的技术装备有较大的改善，朝鲜战争的局面就会有更大的改观。现在情况下，敌人要把我们赶回鸭绿江，那是幻想；但我们把美军赶下海去，也是不容易。证明战争将是持久与长期的。我们准备长期坚持吧！逐渐改善我们的装备与交通，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点点头说："很好，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事。朝鲜战争表明，技术装备已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苏联装备了我们六十个师，又给了我们一些飞机。但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专门培养空军、装甲、雷达、火箭、海军等方面的高级技术干部。谁来办呢？你来办吧！"陈赓连忙推辞："主席，这个我隔行，恐怕办不好。"毛泽东笑笑说："你隔行？谁又懂行，你指出来。"陈赓无言以对。周恩来劝道："陈赓同志，你虽然不懂军工，可你懂得办军校嘛。长征时期，你不就是干部团的团长吗？"毛泽东说："对了。我们挑选你正是因为你有办军校的经验。不懂军工技术，可以学嘛。"陈赓说："好吧，我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陈赓走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商议了几件事。毛泽东说："提起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事，我又想起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来，国务院的方案拟订好了没有？"周恩来回答说："已经拟订好了。调整的重点是北京和华东、华南。准备把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各专业也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专门办工科，北京大学从现在的沙滩迁到燕京大学校园，现在五道口一带创办地质学院、钢铁学院、机械化学院、矿冶学院、航空学院、政法学院、邮电学院、医学院，再加上附近的清华、北大，使这一带成为北京的大学城，华东的高校现在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京。准备取消南京的金陵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有关系科并入其他学校。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改为工科大学。在上海再创办航空学院、体育学院等大学。在广州，取消岭南大学，把中山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国家大规模建设就要开始了，需要大批人才。一定要办好这些大学。要抽调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军事工程学院去。"周恩来说："还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主席，在美国英国的许多学者正在积极争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李四光、邓稼先已回来了，钱学森也正在争取回国。"毛泽东说："很好，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谈了一会知识分子问题。蒋介石临从大陆逃走前，动员大学教授科学家撤到台湾，确实走了一些，但大部分人都扔掉飞机票，藏起来等待解放。李四光、邓稼先、钱学森等人本来在美国、英国已经成家立业，但一听新中国成立，谢绝一切挽留，放弃别墅、汽车，毅然远涉重洋回来报效祖国，说明广大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是热爱祖国的。当然，由于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新中国还一时不太习惯，组织他们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他们尽快对新中国习惯起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应从爱护、尊重、鼓励他们的爱国热情出发，万不可因为他们有点历史上的瓜葛就把他们列入另册。
毛泽东又问道："恩来，你还有什么事吗？"周恩来回答道："中央这次决定我率政府代表团访苏，我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关于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延长期限的换文，我很担心，要是斯大林同志不同意换文，撤走苏联海军，那我们的压力就大了。"毛泽东说："我看不会。现在朝鲜战局已经基本稳定，美国急着想结束战争，斯大林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争取苏联海军继续留驻旅顺口，只要他们不走，美国的战争狂人就不敢往东北扔炸弹，这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现在我们只有一边倒。朝鲜战争苏联没有出兵，但给了我们许多有形无形的支援。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在朝鲜就更难打噢。我们一定要尽快增强我们的国力，加强国防力量。你要大力支持陈赓的工作，只要是他需要的，都要尽量满足他。"周恩来答应说："好，那我走了。"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为了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党已经对教育工作进行了改革，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的反动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了革命的政治教育，在高校建立了中共党委，以保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
为了解决工农兵群众接受教育的问题，党和国家大张旗鼓地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了扫盲教育运动，组织工人、居民、农民和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识字班、冬学（冬天农闲时举办的学校）、夜校的学习，编印了大量的结合时事教育的通俗的文化学习课本。通过扫盲运动，使全国大部分工人、农民和妇女识了字，可以看报写信。同时，党和国家又大力发展小学中学教育，注意吸收工农子弟入学，给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工农子弟发放助学金。党和国家还在全国办了大量的正规的工农速成中学，选送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优秀的工人农民到学校学习，采用各种方式提高工农兵干部和优秀的工人农民的教育水平。许多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被保送到各类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
于此同时，党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以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工业建设人才和教师。大批高等院校的教师愉快地服从国家的需要，离开原来的大学和城市，到条件比较苦的边远城市参加新的大学的创办。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的培养速度大大加快了。以国内急需的地质勘探人才为例，建国前全国只有一百余人，建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发展到一万多人。很多大学里其他专业的学生，急国家之所急，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学地质专业。他们毕业后，奔赴地质勘探第一线，踏破戈壁荒山，风餐露宿，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是愉快服从国家分配，争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工业建设第一线去。
党和国家还建立了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在文艺工作上，党继续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医药卫生工作上，党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消灭了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建国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渴望加强学习。党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清除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组织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接受革命实践的教育。1951年《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此年9月，北京大学十二名著名教授发起学习运动，北大开始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学习运动，北京、天津的其他高校也紧接着开展学习运动。周恩来受中央委派，向京、津两市的高校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党总结了京、津两市高校教师的学习经验，并推广到全国所有高校和中等学校以及其他行业中的知识分子中去，全国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学习，广大知识分子批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使自己的立场进一步站到人民立场上来，力争更进一步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克服关门主义倾向，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一大批符合党章要求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成为党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党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领导干部，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
此后，党还引导广大知识分子结合具体事例，发动了几次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但也出现了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开始抬头。
现在还是回到1952年夏吧。
陈赓是个急性子，接受了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后，便到清华大学进行考察，请何东昌教授、周培源教授推荐一些教授，随后又考察了全国一些城市。考虑到军事工程学院的设备和教学主要靠苏联，决定把学院建在哈尔滨郊区。决心已定，陈赓便下令调集5千名建筑大军修盖校舍，自己则拿着何东昌等推荐的教授名单找周恩来要人。偏巧周恩来因为忙着出国的事，一直不得空闲。陈赓插不上嘴，索性乘周恩来上厕所小解的时候跟了进去，好在他和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时起就一直摸爬滚打，无须顾及那么多繁文缛节。周恩来在卫生间里听了陈赓建校的汇报后，拍拍他的肩说："你呀，还是在黄埔时的那个急性子。你要的这些教授，我都给你。"说完拔出钢笔在教授名单上写起批示来。写完后他又对陈赓说："你再看看，还需要调哪些教授。出国之前，我要专门找些人开个会，解决军事工程学院的师资、校舍等问题。"陈赓感激地说："有总理的支持，我就放心了。”
周恩来结束了卫生间的公私工作后，又回到会场和部长们推敲和苏联谈判的细节，一直忙到8月中旬，其间又开了两次会，解决军工学院的师资建设问题，回来又在办公室批阅各种文件。邓颖超担心他累垮了，好几次在办公室外面喊他休息会儿。可是怎么能休息得下来呢？全国党政军日常大事都得他处理，即将访苏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陈云、李富春、粟裕等人也隔三差五地过来向他这个团长请示出国的有关事宜。累是累，周恩来心里可是很痛快，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各种准备工作基本成熟。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国访苏。团长周恩来，副团长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代表团成员有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副总参谋长粟裕。代表团顾问有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再加上工作人员，代表团共有60多人。
飞机起飞后，中间休息了一夜，第3天在莫斯科机场降落。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在机场迎接。周恩来检阅了仪仗队后，即驱车去郊区的国宾别墅，李富春等率代表团其他成员仍住进城内的苏维埃大旅社。
代表团稍事休息后，即得到苏联外交部通知，斯大林将在20日会见代表团。周恩来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便和陈云李富春等带着厚厚的两大册计划去会见斯大林。大家都是熟人了，所以谈起来格外顺当，三言两语，便进入主题。周恩来说："经过五次战役，朝鲜战局已稳定下来，我们和美李军在三八线形成对峙局面，估计短期内战争不会结束。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现状，我们希望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如果贵国政府能批准这一换文，这将是对中朝人民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个有力支持。"斯大林说：
"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直接援助了苏联，我们也应该支持你们嘛。我个人完全同意苏联海军继续驻在旅顺口。这个换文发表，将给敌人以很大的震动。当然我们作为客人不好要求留下去，只能由你们主人主动提出才行噢。”
周恩来见这个要求一下子被斯大林接受，心中非常高兴，又建议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加强中苏友谊。现在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铁路线要绕满州里，绕了一个大弯子，很不方便。我们建议修筑从我国集宁到蒙古乌兰巴托的铁路线。这条线路修通后，可直接在乌兰巴托与苏蒙铁路接轨，这样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路程就近多了，非常有利于加紧中蒙苏三个国家的联系和合作。"斯大林高兴地说："好啊！我完全同意，不过这还得征求蒙古国的意见，我准备邀请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苏。他到莫斯科后，咱们一起与他商量一下，我想泽登巴尔同志肯定会赞赏这个计划。"接着斯大林和周恩来又谈好由苏联提供一亿卢布贷款，在中国华南种植和割制橡胶的项目。这几件事谈好后，周恩来便提起这次访苏的主要目的：
"斯大林同志，中国党和政府为了尽快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决定从1953年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其中不少项目需要贵国政府的合作和支持。我们带来了一个要求支援的清单，请斯大林同志过目。"说完便把两大本翻译好的材料递给斯大林。
斯大林接过材料翻了一下，问道："你们准备在这五年中，工业产值的每年递增速度是多少呢？"周恩来回答说："百分之二十。"斯大林摇摇头说："太高了。我知道你们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工作很出色，但订计划应量力而行，每年的递增速度应不高于15％，能留有余地，应付意外的事变和困难。"他看看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说话，知道他们有些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又补充说道："你们放心，我们苏联党和政府大力支持贵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你们需要的设备贷款，派出优秀的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
周恩来等人听了，不禁喜形于色，不料斯大林说："你们的计划很庞大，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的意见。我看是不是这样，由我们两国的有关部门组成几个专业组，具体讨论研究一下这个计划，再作最后的决定吧。”
周恩来见斯大林面有倦容，再说第一次会谈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便准备告辞。斯大林说："请再等一下。上次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来谈朝鲜停战的问题。但是我发现他们连敌我双方部队的位置都弄不清楚，这怎么行呢？我想知道朝鲜确切的敌我态势，你看怎么办呢？"周恩来说："这很好办，请彭德怀同志来一趟莫斯科。"斯大林说："对对，我请彭德怀同志秘密访苏。"周恩来说："还应请金日成同志来。"斯大林说："应该应该。”
会谈结束后，中苏双方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论证中国政府的一五建设规划。由于许多项目涉及到苏联的专业、资金、技术，讨论起来非常费事。苏方的工作人员又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因此工作组的运转比较缓慢。周恩来非常着急，和陈云等人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安排讨论，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工作，各个工作组的工作开始走上轨道。苏联工作人员见周恩来工作这样认真、仔细，简直不知疲倦，深为感动，都主动配合，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周恩来却累得淌了几次鼻血。
工作组的工作刚刚走上轨道，彭德怀、金日成又秘密地到了莫斯科，周恩来少不得安排他们的食宿。斯大林得知彭德怀、金日成于9月1日到了莫斯科，立即于9月4日会见彭德怀和金日成，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也被邀请参加会谈。
大家坐定后，斯大林看看彭德怀，见他英武朴实，一身正气，确有大将风度，不由得心里有几分喜欢。他问道："彭将军，我急着想知道，朝鲜前线敌我态势如何？"彭德怀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朝鲜前线敌我双方的态势图。斯大林极为满意，当即说："中朝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为了有利于谈判，我再给中国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但中国的空军不要出击到三八线以南，那样会给敌人扩大战争制造口实。朝鲜人民军空军应该积极行动，我可以给朝鲜同志四个师的飞机，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车。"大家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感谢斯大林同志的援助。"斯大林笑着说："不要这样说嘛。中朝人民在前线打击侵略者，也是在支援我们嘛。西方对我们搞封锁，我们需要的那些稀有金属还不是靠中国同志的支援。”
说到这里，斯大林又问周恩来："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军衔呢？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周恩来回答说："本来是要逐渐实行薪金制的，因为朝鲜战争这个工作停了下来。”
会谈结束后，大家准备回去，斯大林说："请大家留步，我要为彭将军组织一个舞会，请大家赏光。"这一段时间，周恩来等人工作得太辛苦，也正想找机会轻松一下，于是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分乘汽车驶向斯大林别墅。先是会餐。斯大林向大家一一敬酒，轮到彭德怀时，斯大林忽然换了大杯，给自己斟满白酒，同时也让服务员给彭德怀换上大杯，斟满酒。斯大林举起大酒杯，对彭德怀说："彭将军，我已很长时间不用这么大的杯子喝酒了。今天欢迎你，我破例用了大杯敬酒，为你和志愿军的英勇善战，干杯！”
中国代表团成员见斯大林用这么大的杯子敬酒，很为彭德怀担心。谁知彭德怀举起大杯和斯大林一碰，便一饮而尽。斯大林也一饮而尽。两人倒过杯子，相视而笑，众人都为二人的豪爽鼓起掌来。
宴会以后，又是舞会。彭德怀不会跳舞，斯大林便拉着他的手绕场一周。人们看见斯大林这么敬重彭德怀，不禁为中苏友谊频频鼓掌。
周恩来刚送走彭德怀，刘少奇又率领由他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刘长胜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要来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周恩来免不得又是一番忙碌。毛泽东因为留在苏联的高级干部太多，国内还有一大摊子事要人处理，便指示周恩来回国，由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继续谈判。周恩来便于9月22日结束访问飞返北京。
周恩来回国后没有几天，刘少奇便于10月2日率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李富春、驻苏大使张闻天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员和苏联党政领导人马林科夫都到机场迎接。当时世界上有45个共产党派代表团来莫斯科祝贺，莫斯科装扮一新，到处是红旗鲜花。机场上礼炮声不断，仪仗队一队一队地轮换接受检阅，记者成百上千地在机场上挤来挤去。中共代表团下机后，迎接礼仪更是隆重。斯大林特别指示，把刘少奇的座位安排在大会主席来宾席第一排的首席位置上。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刘少奇想单独同斯大林交谈一下，征求斯大林对中国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但是他知道斯大林忙着开中央全会，安排人事问题，所以不好主动提出来。迟疑之间，他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刘少奇拿起耳机一听，原来是斯大林打来的，请他去克里姆林宫谈一下。刘少奇放下电话，便率代表团去了克宫。
刘少奇是第二次访苏了。1949年他曾率中共代表团访苏，为毛泽东访苏作了准备，转眼间四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次重见斯大林，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只见他倦容满面，气色很不好。根据这次苏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斯大林已选定马林科夫作自己的接班人了，所以会见时其他人都没有参加，只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在座。
对于中国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觉得中国的经济基础太薄弱，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发展国家经济，等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后再对他们进行改造。1948年他在天津讲话时就讲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要大家保护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怕什么，政权在人民手里，又有国营企业作国家经济的骨干，还怕资本家来造反么？不料，自己的这个讲话在党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毛泽东也批评说，这个问题没有这么讲的，刘少奇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向斯大林谈了中共准备在1954年实行三大改造的部署。
斯大林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说："我们过去在对资本家是实行没收其财产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的，在农村采取的是消灭富农的办法，把300万富农赶到西伯利亚。这样太急了一点，结果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内战结束后，列宁同志及时地在全国推行新经济政策，还是要调动私营的积极性，实际上是在补课。这样情况才逐渐好起来。你们应该做得更好些，学生应该超过老师嘛。”
刘少奇说："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好的作用，现在他们也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所以我们用赎买的办法实现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可以出任副厂长、副经理，他们还可以拿点定息。”
斯大林听了，眼神里闪出一丝疑虑，但没有表态。接着问道："那么富农呢？对他们怎么办？"刘少奇说："我国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一类是地主，一类是富农。我们所说的富农和苏联的富农还不完全一样，他们还是参加劳动的。因而我们对地主的办法是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对富农则是没收他们的大部分财产，中国人多，地主富农加起来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所以不宜集中，就地监督劳动，争取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工作我们已经通过土改革命完成了。下一步的工作是通过组织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互助合作，逐步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没有意见，只是问道："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这个工作？"刘少奇说："十五年。"斯大林说："我看可以。我过去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不大妥当，给你们造成了一些困难。你们完全可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大胆实践，我是希望学生超过先生的，以后你们还可以用你们的经验多多帮助亚洲其他国家的同志嘛。"刘少奇说："是的，毛泽东同志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派韦国清同志帮助越南同志制订奠边府战役计划。"斯大林说："那很好嘛。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现在我们苏联已不再是一支孤零零的突击队了。”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席间人们谈笑风生，只有饶漱石寡言少语，不时以阴冷的目光望望刘少奇。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对其他中国党代表团成员都很热情，唯独对自己淡淡的，联想到自己即将被从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很不高兴。
刘少奇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回国后，处理了一些公文，不觉就到了1952年年底。这时中共中央正在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原来作为草案已于去年12月下发给党内。劳动互助组织在老解放区的农村中已有较大发展。例如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早在1943年就在西沟带头办起了互助组，1951年他又在西沟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参加初级合作社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折股入社，由合作社组织全社社员进行生产，劳动量折合成工分，年终按工分领取报酬，另外，合作社也对农民的股份给以一定的红利。
但是，在老解放区农村，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助组织发生涣散现象，出现了两极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党内意见不一。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议》认为，组织起来，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组织是中国四亿农民的必由之路，只有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并使其不断地从初级阶段逐渐向公有制的高级阶段发展，才能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贫困农民增加生产，走上富裕之路，也才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也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规模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党委按照《决议》的指示，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注意积极发展、稳步前进和自愿互利，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试验，证明这个《决议》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乃于1953年2月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和修改，通过后正式公布。
1953年夏天在粮食供应方面出现的严峻情况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3年是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和工矿区人口大量增加。工业化的发展又加大了对原料（棉花、油料等）的需求，这样，一些适于种植原料作物的地区大大增加了种植面积，专门或主要种植原料作物的农户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量大为增加，而当时小农经济的农业无论是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还是在提高粮食的商品率方面都是能力有限，粮食供应不足。这种情况又反过来导致小农存粮惜售，粮商粮贩乘机大量收购粮食，囤积居奇。1953年9月4日，北京粮商在几小时内把北京粮市上的粮食抢购一空，待机牟取暴利。
一个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共中央的面前：如何保证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怎么办，经过反复的讨论，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保证国家对商品粮的需要量，只能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即国家统一收购农民的粮食，统一按定量对城镇、工矿人口及需要供应商品粮的农民、牧民、猎民实行粮食配给供应，禁止粮商、粮贩收购粮食和擅自经营粮食。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措施，是何等的大事，1953年国庆之夜，中共中央还在天安门城楼里讨论这个问题，当晚中共中央拍板定案，在全国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在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党委会同政府部门，派出无数支工作队，分工包干，深入每户农户家中，逐户核定产量，动员交售余粮。当时全国有农户一亿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由于党的威望，由于在土改中党和农民形成的亲密关系，也由于工作队员们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说服工作，加之在统购中充分照顾了农民的合理利益，所以1953年秋冬的统购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但是，这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全国农户有一亿，如果每年逐户核定产量，动员售粮，工作将是非常繁难的。为了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有必要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也就是说要把一亿农户组织成为若干万个农业合作社。
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将要大大加快才行。另外，只有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农业，才能更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方面的客观要求加起来的结果是，从1953年底开始，全国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把农业增产和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决议》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上。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在加快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同时，党也特别强调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
据1954年底的统计，互助组由1951年底的四百九十万个增加到一千万个，初级农业社由1951年的三百多个增加到四十八万个，参加农业互肋合作组织的农户有七千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由原来的19.2％增加到60％。在产量方面，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优于互助组，80％的合作社增产增收。
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六十七万个，经过整理，巩固了六十五万个，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在加快进行。1953年6月，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中，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改造和改组，国家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使私营企业的大多数都同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联系和合作。私营企业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的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到公私合营的高级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后，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决定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以上工人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方代表居于企业的领导地位，企业利润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大块，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的办法。这样一来，资方红利只占企业利润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利润归国家和工人所有，这就使这些公私合营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私营企业都是一些设备陈旧简陋生产率很低的小厂、小作坊，再加上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等原因，原料、市场都受到限制，继续经营甚为困难，便纷纷出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国家当时正在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可能抽出那么多资金和干部投入这么多私营小企业。但这些小企业一再要求实行公私合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对这些小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组织手工业者组成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再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后，对手工业的改造也加快了速度。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题。
且说1952年年底，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斯大林给毛泽东送来了一袋机密材料。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