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来的运筹帷幄、连续作战，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7 个月内打破胡宗南中央系步骑兵24个旅及杂牌10个旅的攻势，歼灭及给子歼灭性打击者达11个旅，使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为此，毛泽东特地写下军委通报，向各军区、各野战军通报了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
从撤出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经过9 个月作战，取得了皇皇战绩，部队得到了扩大和锻炼，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诸如，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俘虏兵），加之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战斗频繁，政治思想教育跟不上，党的工作较弱，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仍然以为像在国民党军那样，吃谁家的粮就当谁家的兵，情绪极不稳定；在部队的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不断发生；个别干部以为打了几个胜仗，便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贪生怕死，打滑头仗，弄虚作假，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这时，各解放区正在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进行轰轰烈烈的消灭封建剥削的土改运动，农民的翻身与诉苦斗争，激励着部队的指战员。鉴于此，彭德怀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11月27日，他和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需要有一时期的训练，需要普遍深人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的恐惧心理。这一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
11月四日，彭德怀亲自召开1 、3 、6 纵队旅长、政委以上干部会，安排了整训计划。要求进行民主检查，“表扬优点，揭发缺点，总结过去，策划将来。”强调各级指挥员要深入连队，尤其深人支部，反对过去只有政治工作人员做政治工作，而没有发动全体指挥员做政治工作的非群众路线方式。
冬季整训从土改教育人手，发动士兵诉苦，开展诉苦运动。解放军官兵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笔血泪账，亲身遭受过地主与富农、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带来的种种痛苦。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这个深刻而实际的阶级教育，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为阶级仇恨，懂得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战场上立功。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彭德怀亲自到连队检查指导。第1 纵队358 旅的忆苦三查搞得早，彭德怀非常重视，亲自下纵队指导。一天，他和甘泅淇来到358 旅，听了汇报，又去参加控诉大会，还找干部战士座谈，了解情况。听到一位解放战士的悲惨遭遇，他的心情非常难受。沉默了好久，然后转头对358 旅政委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方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方剥削，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
通过调查，彭德怀充分肯定358 旅的经验，他对余秋里说：“你们搞的忆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你们要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
在诉苦和讨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转入“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阶段。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有的主动地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以及查支部与党员的作用，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彭德怀总结三查效果时指出：通过三查，揭露了思想作风上的不纯问题，检查了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事件和有关人员，批判了个人主义享乐思想、贪生怕死的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清查出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和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斗志不强，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的干部，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1948年1 月，在三查基础上，彭德怀及时将运动转入群众性的练兵运动，通过练兵，使勇敢与战术、技术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指挥能力，为转入外线进攻作了思想上、军事上的准备。
经过三个月的整训，部队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彭德怀概括总结了整军经验，上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他在整军报告中写道：西北野战军经过诉苦和三查，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过去解放兵、子弟兵间的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被阶级友爱代替了。它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群众纪律，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发扬了群众创造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同时，发扬了民主作风，部队中的管理教育方式，亦有很大改善。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是继承了古田会议的精神，是我军新的整军方式，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和继续。
1948年1 月底，彭德怀就整军运动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大加赞扬，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把它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将这一运动推广到了全军。其后，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又指出：“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周恩来则赞扬诉苦三查做得好，是壮大军队的法宝，说这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11月13日，毛泽东一行又由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九支队”从此改为“亚洲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这里住了3 个多月，直到1948年3 月21日离开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