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回任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特授为钦差大臣的上谕，专差递到周家口时，曾国藩正在下围棋，就在棋枰边上拆阅了廷寄，他不作一声，继续打棋上的一个“劫”。
午饭后一局棋是曾国藩唯一的嗜好，心越烦棋下得越起劲，然而黑白之间并不能使他忘忧，拈子沉吟时，棋枰往往变成了地图。这一条“大龙”是运河、那一条“大龙”是黄河，而着着进逼，到处流窜的是捻军。他不善于下“杀棋”，从僧王殉难以后，他更体悟出知拙善守，稳定待时的道理，然而旁观者都不以为然，包括他一手提携，认为可付以衣钵、畀以重任的李鸿章在内。
现在要让李鸿章来下这局棋了！他分辨不出自己的感觉，是忧是愤，是委屈还是寒心？自己也觉得三十多年持志养气，不该有这样的不平之情，然而他用尽克制的功夫，只能拿一个“挺”字诀来应付，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释然于怀。
“子密！”他下完了棋，问他的幕友钱应溥，“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从江宁动身跟李少荃说的话？”
钱应溥自然记得，上年五月把两江总督的关防交给署理江督的李鸿章，登舟北上时，他曾说过，“决不回任！”为了表示决心，这年四月请彭玉麟派了船，把欧阳夫人送回湖南，而李鸿章也当仁不让，一心就等待真除。现在看样子有了变化，钱应溥不知如何回答？只含含糊糊地点一点头。
“少荃来接我的钦差，我依然一本初衷。”曾国藩揸开五指当作一把梳子样，理着他的花白胡须，“钦差大臣的关防，明天就派人送到徐州交少荃收领，我呢，请你仍照原意，替我拟个折稿。”说着他把上谕递了过去。
钱应溥不想他真的如此固执！以他的身体，实在应该回江宁，好好休养，但是拿这些话来劝是无用的，且先依他，回头大家商议了再说。
“就这样措词，”曾国藩慢慢念道：“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如果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所以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诸军军心，庶不乖古人鞠躬尽瘁之义。”
“大帅！”钱应溥觉得有个说法，或者可以使他重作考虑，“钦差大臣的关防是交出去了，又不回任接督署的关防，以何作为号令？”
“这话有理！”曾国藩想了想说：“有个权宜之计，先刻一颗木质关防，文曰：‘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等奉旨开了缺再截角缴销。”
手中不能无印，事实上也只好如此。钱应溥拿着上谕悄悄去找曾纪鸿——曾国藩的第二个儿子，刚到营中来省亲，曾国藩原来打算第二年正月进京陛见，带着曾纪鸿一起北上。现在有了这道上谕，指明毋庸陛见，曾纪鸿因为免了老父一番长途跋涉，自然觉得欣慰。
“二世兄，你慢高兴！老人家不肯回任，李少荃就来不了，事情会成僵局，麻烦大得很呢！”
二十一岁的曾纪鸿楞住了，好半晌才说：“钱大哥，你知道的，老人家不准我们跟他谈公事。”
“这不是公事！朝廷体恤大臣，处以善地，老人家是公忠体国，做后辈的应该有做后辈的想法。”
曾纪鸿何尝不希望父亲回任？全家都是这样希望，他母亲甚至在筹划搬出督署以前，表示宁可住周家口，不必回湖南，用意就在一有回任的消息，便可半途折回。如今消息来了，岂可不苦劝一劝？
于是两人商量着约齐了幕友，一起去见曾国藩。他人虽方正，却最喜谈天说笑话，所以饭后在他卧室或书房聚谈是常有的事。谈来谈去谈入正题，你一句他一句都是劝他打消原意的话，曾国藩方始明白，大家是有所为而来的，便静静地只是听着。
反复譬解的道理都说完了，他才开口：“你们的话都有理，无奈不知我的苦心。决不回任的宗旨，是我深思熟虑所定下来的，今天我的心境如何且不说，执持原意，决不是负气。子密，我刚刚自己拟了一段话，你可以把它编排在奏稿里头。”
说着，他从抽屉中取出一页纸来，交给钱应溥，大家围在一起看，只见他写的是：
“若为将帅则辞之，若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涉迹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臣内度病体，外度大义，轻减事权则可，竟回本任则不可。”
部曲是不会窃笑的，不论湘军还是淮军，谁不知道“大帅”的为人？至于清议交议，或恐不免，然则为来为去为的是他真道学的名声。曾纪鸿心想，义正辞严的话，正面来辩，徒劳无功，得要走一走偏锋。
“爸爸！”他说：“儿子觉得‘每以坚忍尽忠为法’这句话，似乎还有斟酌的余地。”
曾国藩最喜欢儿子跟他谈论文字学问，虽有辩驳，不以为忤。他的教子，亦是因人而施，老二纪鸿的格局不如老大纪泽宽宏，所以每每教他，作文“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才不至于束缚拘滞”。现在明明一段说理圆满的文章，却道有瑕疵可摘，这就是平地起楼台，“笔仗使得强”，正见得他已有进境，所以欣然问道：“如何欠斟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说完，便是半望空中，慢捻胡须，大有侧耳细听的样子，这使得曾纪鸿倒有些紧张了，略想一想，大着胆说：“忧谗畏讥，似非‘坚忍’，而‘尽忠’亦不在不避艰危。朝廷为地择人，照儿子的看法，在后路筹饷，亦并不比在前方打仗容易。”
曾国藩点着头笑了：“前面的意思还不错。可惜后面露了马脚。所以你须切记，”他正一正脸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以为知，立论就会站不住脚。你说朝廷为地择人，意思是要我回任去替李少荃筹饷，这就是你少不更事，说了外行话！李少荃用得着我替他去筹饷吗？”
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太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决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见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摧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但是，他既率师西征，也总要有人来接他，吴棠既不可，则又该谁来呢？李鸿章在这里，便用“或谓”的语气，为他“老师”出了新的难题：“或谓宜调筱兄”为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江苏巡抚——
信看到这思，李鸿裔到底忍不住了！
“李宫保真是内举不避亲！”他冷笑道，“亏他怎么想出来的？难道江苏的督抚，注定了非他合肥李家的人来干不可？”
这是说李瀚章——李鸿章的长兄，字筱荃，拔贡出身，分发湖南当知县，以替湘军办粮台起家。这三、四年由于李鸿章的“圣眷”，朝廷推恩，连番超擢，同治元年还是一个道员，如今已升到湖南巡抚，如果再调署江督，他的官运就好得不能叫人相信了。
其时信已看到结尾，钱应溥大有意会，不断点头：“噢，噢！原来真意在此！”
还没有传观到下文的人，心急便问：“真意是什么？”
看到曾国藩面色凝重，对轻率的议论有不以为然的意思，李鸿裔不敢造次，话到口边，复又咽住，支吾着敷衍了过去。好在李鸿章的真意何在，虽有知有不知，曾国藩的用意却是大家都明了的，他要推荐李鸿章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但以过去一直向朝廷这样表示：“庙堂之黜陟赏罚，非阃外诸臣所宜干预，”不能出尔反尔，同时也碍着“牢骚满腹”，虎视眈耽，虽已奉调闽督，却还不能赴任的吴棠，更不便指名密保，因而以不肯回任作侧面的挤逼，希望挤出慈禧太后一句话来：“既然曾国藩说什么也不肯干，那就叫李鸿章去！”
于是大家各散，钱应溥照曾国藩的意思，拟了一个折稿，细核清缮，派定专差，第二天午间辕门鸣炮“拜折”。曾国藩依然围棋一局，寄烦忧于黑白之间。
但奉到的上谕，措词恳切而严峻：“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诚信相孚已久，当此捻逆未平，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岂能无误事机？曾国藩仰体朝廷之意，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着即廪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迅奏肤功。该督回任以后，遇有湘淮军事，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以期联络。毋许再有固请，用慰廑念。”这“毋许再有固请”六字，已指明再无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会在面子上搞得很不好看。
曾国藩无可奈何。安排琐务，过了年自周家口动身，由陆路到徐州，走了十天才到。从李鸿章手里接了印，师弟二人，细谈西北的局势——陕甘总督左宗棠尚未到任，剿西捻的责任，还在曾、李身上，而张总愚一大股已经逼近西安，朝命督催赴援，急如星火。
※ ※ ※
西路紧急，东路亦不轻松，任柱、赖汶光、牛洪、李允那些“太平天国”的“王爷”，落草为寇的捻军，纠合马步精锐，不下十万之众，在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古云梦泽一带盘旋，狼奔豕突，拚命想打开出路。原为湘军后隶淮军的郭松林一军，中伏大败，李鸿章嫡系的“树军统领”，广西右江镇总兵周树珊在德安阵亡。东捻屯兵臼口——钟祥县南九十里，臼水入口之处。据哨探谍报，正计议分兵三支，一支渡襄河入蜀，一支出武关会合西捻，一支屯在湖北声援各路，只待过了年便要大干一场。
不过，比较起来还是西路吃重，而且陕西巡抚又已换了恭王的好朋友乔松年，格外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密旨不断严催，要曾国藩兄弟，督促鲍超的“霆军”，即速援陕。一到了陕西，不久就要归陕甘总督左宗棠节制，曾左不和，并且左宗棠跋扈任性，看不起行伍出身的武将，为此，鲍超不愿西去，托词待饷，逗留在湖北不走。同时湖北巡抚曾国荃，一个折子参倒了官文，革去湖广总督，由谭廷襄署理，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湖北的军务便只有独任其艰，也希望把鲍超留在省境。这一来，唯有另派援军入陕。
曾国藩和李鸿章先顾眼前要紧，商量的结果，决定调老湘军刘松山“寿军”援陕。刘铭传的“铭军”二十营约一万人，鲍超的“霆军”二十二营约一万六千人，此时都驻河南南阳一带，限令克日南，分路进剿屯臼口的东捻。
鲍超接到命令，知道可以不必去受左宗棠的气，大为兴奋，当时下令开拔，由樊城渡河到襄阳，沿汉水往南扫荡。
“霆军”的打仗，与众不同，这是由于鲍超的性格所形成。他是四川夔州人，跟宋朝党进是一路人物——他的胸无点墨的笑话，与党太尉也差不多。有一次从捻军那里俘获四幅屏条，是董其昌写的《江赋》和《海赋》，下款署着“臣董其昌奉敕敬书”，原为明朝大内的珍物。有个幕友欺他不识字，意存吞没，骗他说这四条字没有上款，不便张挂。鲍超认为不要紧，补一个上款好了。于是那幕友奋笔直书：“春霆军门雅蜀”，见了的人，无不是想笑不敢笑。
这样的人，自然只有胡林翼、曾国藩才能欣赏重用，而鲍超的报答知遇，也真是一片血诚。他带兵只有八个字：“身先士卒，生死相共”，每次出阵，将官在前，士兵在后，也无所谓“戎装”、“行装”，红顶子、双眼花翎、黄马褂，穿戴得极其辉煌，打仗就如上朝一般。也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势，洪杨军只见了翎顶辉煌，疾驰而至的部队，便奔走相告：“霆军来了！”随即鼠窜。甚至有些官军被围无法脱身时，冒用“霆军”的旗号，居然亦能化险为夷。
因为鲍超有这样的威名，所以遭妒，刘铭传就是其中之尤。他与鲍超同时领军南下，但路线不同，铭军由枣阳沿汉水东岸挺进，一路也打得很好。铭、霆两军在钟祥会师，逼得东捻退保杨家洚、尹隆河一带。
于是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臼口之东的下洋港，与南面尹隆河两岸的匪垒成鼎足之势。方圆二、三十里之间，更鼓相闻，旌旗蔽日，在暗沉沉的冻云下，弥漫着一片惊心动魄的杀气。
这样的战局，真是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自然维持不到好久的。霆、铭两军信使往还，秘密约定第三日辰刻——早晨八点钟进军夹击。刘铭传心想，东捻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此。这一仗打胜，便是呈献新任钦差大臣的一份大大的贺礼。但转念想到鲍超，顿时又意兴阑珊了。
其实也难怪鲍超，以湘军宿将，十年之间，大小数十战，出生入死，威名远播，现在与淮军后起的刘铭传，比肩作战地位相等，自不免由不平而有轻视的意思。在刘铭传，看鲍超目不识丁，有勇无谋，不过偏裨战将，只因为受胡林翼、曾国藩逾格的宠遇，才有那么大的名气！自己那一点不如他？声名处处落在他后面！每一想起，便有无限的抑郁。
就为了这一份不甘心，刘铭传盘算了又盘算，想定一个主意，他把所有的营官都找了来会议，首先说明这一仗关系重大，非胜不可，接着便问：“胜是胜了，有面子的不是我们！
面子叫谁占了？”
这还用说吗？自然是鲍超。他的部下虽未开口，但神情之间，已经作了回答。
“不错，鲍春霆！”他自问自答地说：“我们拚命，别人首功，这种傻事不能干！”
然则计将安出？有人提醒他说：“已经跟霆军约好了，不能说了不算。”
“那个说了不算？”刘铭传说，“不过淮军决不能让人说一句，因人成事。我们各干各的，不能落在别人后面，要赶在前面。我想不如早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把捻匪打垮了，叫霆军来看看，到底谁行？”
说到这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这是连他自己都为未来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情绪所激动了。部下看长官如此，谁不喜功？个个心动，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相互用眼色认可了这个胆大的决定。
于是，接下来便是商量战法。捻军跟僧格林沁捉了好几年的迷藏，而且也从官军那里俘获了许多马匹，加以熟于地形，所以飘忽如风，诡诈百出，常用的是两种战法，一种是用老弱诱敌，而精锐利用天然形势遮蔽，官军贪功深入，必中埋伏；一种是以前队挑战，另选精骑，绕出官军后路，施行突袭，所以官军总是凭借村堡，先求不败，再求获胜。如今既非以自保为足，而且要想一举击溃人数数倍之多的东捻，就非扬弃过去那种为捻军所熟悉的战法不可。
当时议定，全军尽出，留五营守辎重，其余十五营尽皆渡河，分为左、中、右三军，每军五营，齐头并进。这样出其不意地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全面出击，为以前官军剿捻很少有的举动，先予敌人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感觉，在气势上就占了上风。
会议妥当，诸将辞出，各自去作准备。到了约定的那天，大家半夜里便都起身，一到卯正，刘铭传一马当先，冲出营门。
于是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刘铭传是不打算回下洋港了，东捻蚁聚，连眷口不下十万之众，一仗“剿洗”不完，怕乘胜追击之际，还要派部队回来照料辎重，未免耽误时机，所以倾师全出。
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刘铭传驻马等候谍报。两三拨哨探接踵报告，说是捻军仍在尹隆河对岸，未见动静，似乎对官军出击，尚无所知。
这还等待什么？刘铭传立即下令，以步兵五营留在宿食桥守护辎重，余下的依照原来的计议，全数渡河。原来的计议是分作三路，齐头并进，右军先扑尹隆河北岸的杨家洚，任务特重，刘铭传特派他手下最得力的唐殿魁担当。左军统带是刘成藻，中军则由他自己亲自率领。
这一带是真正的古云梦泽，湖泽纵横，楚天辽阔，又当冬季水浅，更便驰驱。刘成藻的左军先到河边，人马涉水而过，接着中军也渡了河，拉开队形，向前直冲。
捻军自然已得到了警报，也分作三路迎敌，牛洪在西、任柱在东，赖汶光和李允居中策应。铭军是刘成藻的部队较弱，而东捻以任柱一股最强悍，所部全是马队，跟僧王周旋过很长的时间，转战数千里，能够人自为战。这最强的正好碰着最弱的，而且首先遭遇，刚一接触，刘成藻那五营就稳不住阵脚向后转了。
左军一转，带动中军，刘铭传一看这情形，恨不得把刘成藻抓来手刃于马前。此时无奈，唯有硬拚，下令冲锋。
长号筒“呜嘟嘟”地吹得好响，马队一路冲锋，一路开洋枪，乒乒乓乓，夹杂着万蹄杂沓，加上后续步兵“杀呀，杀呀”的喊声，声势十分惊人。东捻中军的赖汶光和李允，颇有惮意，正在有些踌躇，想先避一避锋头，忽见东面尘烟大起，遥遥一望，喜逐颜开，那些喽罗们亦无不精神大振。
东面来的是任柱的马队，一部分渡过尹隆河去追击刘成藻的部队，一部分由任柱亲自领着来攻刘铭传的中军。拦腰侧击，形势最利，等刘铭传发觉，已颇难应变——任柱的马队飘忽如风，转眼迫近，拦腰被冲为两段。
后一段溃散，前一段恰好遇着赖汶光和李允，迎头痛击。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两百亲手训练的亲兵保护着，在乱军中夺路而走。
中、左两军都垮了，右军唐殿魁却打得很好，轻易夺下杨家洚，渡河击退牛洪一股，正遇着任柱侧攻中军，飞马来援，阻遏了攻势。
然而这一挡却使他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中、左两军死的死、逃的逃，捻军三路合而复分，一半渡河去追官兵，一半对付唐殿魁一军。他只得两千五百人，捻军则有两三万，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和两名营官吴维章、田履安力战阵亡。
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坐待就擒。
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一军，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官军，但中路捻军，渡河而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忽然间有人惊惶地喊道：“霆军，霆军！”
但见北来的霆军，仿佛大海潮生，初看不过一线，等听出人喊马嘶，已如怒潮澎湃，转眼迫近。霆军的排面拉得极广，那凌厉无比的气势，急风骤雨般慑人心魄，捻军先就有了怯意。
霆军大敌当前，情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铭军的溃卒口中，得知友军吃了败仗，到底败到如何程度，先得弄个明白。因此，鲍超下令暂停，会合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娄云庆、宋国永、孙开华、杨德琛，策马上了一处小冈，大家拿望远镜四处搜索，怎么样也望不见铭军的帅旗。
“坏罗，坏罗！”鲍超着急地说，“刘省三怕的是完蛋了！
怎么搞的嘛？”说着，拨缰就走。
等下了小岗，他才发令，分兵三路击敌，而以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后路。他自领中路，又以骁勇善战，曾经与敌周旋了两昼夜不进饮食而始终不懈，外号“孙美人”的孙开华，居中策应。
诸将接令，各回本部，看着差不多了，鲍超亲自用左手发炮，巨响一声，哨烟四起，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杀”声，三路齐发，如排山倒海般压制捻军。霆军纪律虽不佳，赏罚极其分明，那些兵一上了战场，只有一个念头：“不死就享福。”所以此时个个奋勇争先，挺矛舞刀，迅如疾风，当者披靡。
中路因为有炮队，行动比较慢，左右两路最先接敌，往中间逼紧，把捻军挤得不是后退，就只好拚命向前。向前的来得正好，鲍超亲自率领的洋枪队，正在等着，看捻军将到射程以内，便即跪倒放排枪，一排放过，另一排接着来，放过的那一排一路跪，一路装弹药，到了前面再放。如是周而复始，名为“连环枪”，运用得法，威力极大。
两排枪放过，中路的捻军就已支持不住。这时任柱和牛洪的马队，已渡河驰援，马队要靠马，而马有“西马”、“北马”之分。西马在多少年前称为“代马”，嘶风追月，固海内一世之雄，但比起生长在蒙绥大草原中的“北马”，又不免相形见拙。官军的马自然是北马，而捻军的马因为都夺自官军，所以也是北马，喂养得却比官马好。只是马虽胜过官军，武器不堪匹敌，捻军的马队多用长矛，官军的马队是用洋枪，另外还有炮队支援，这一来捻军就要倒霉了。
“开炮！”鲍超亲自下令。
炮也是“连环炮”，左右交替着往疾驰而来的捻军马队中轰，顿时人仰马翻，捻军的阵法大乱。负策应之责的孙开华，一直按兵不动，这时遥遥看见杨德琛的马队，已从远远两侧兜了回来，包抄捻军后路，怕玉石不分，轰了自己人，急急奔到鲍超面前报告：“霆公！不必再开炮了！该冲锋了！”
鲍超举起左手，用望远镜扫了一周，大声说道：“要得！
火候够了。”
鲍超用兵，最讲究一个“势”字，但这个“势”，有时只是他“存乎一心”，旁人莫名其妙，往往平地扎营，一无依傍而四面受敌，问起来说是“得势”。此时临敌察势，他说“火候够了”，果然够了！但见杨德琛的马队，两翼齐张，千枪并发，捻军前面迫于炮火，后面又有归路被断之虞，纷纷回窜，孙开华一马当先冲了出去，鲍超也由亲兵护卫着，亲自踏阵。
掌帅旗的那名亲兵，是千万人中特选出来的，个子生得不高，而膂力惊人，在马上把丈余高的一面紫色帅旗，举得极高，马疾风劲，旗面尽展，斗大一个白丝绣成的“鲍”字，老远就能望见。他的部队都以这面旗为指引，奔驰冲杀，呐喊的声音，传到十几里外。
两翼杨德琛的马队，不久便合而为一，终于隔断了捻军的归路，前后夹击，而西面是汉水，唯一的出路，只有东面一条。东面就是古称竟陵的天门，四面皆湖，形成天然的屏障，捻军无法进城，折而往北，霆军却冲过了尹隆河，变成主客易位。
捻军的巢垒多在尹隆河南岸，东起洪水转折之处的多宝湾，以西是拖船埠、张截港，一望无边，亦不知内中虚实。于是鲍超暂且驻马，一面分兵翻回尹隆河北去追敌，一面扫荡贼垒，东捻数年的积聚，除掉毁于炮火，便都落在霆军手里了。
战局到了清理战场的阶段，各军纷纷呈报战果。鲍超最关心的是铭军将领的下落，派出亲兵到各路去查询，战场辽阔，一时未得结果，却有人送来一个珊瑚帽结子，珊瑚四周绕着一串细珠，鲍超一看，眼圈便红了。
“省三殉难了！”他凄然向他的幕友说。
“何以见得？”那幕友不解。“有珊瑚帽结子的也多得很，不见得就是刘省帅。”
“你不知道，红顶子多了，不值钱了，省三另外搞了个名堂，喏！”他指指围绕珊瑚的那串细珠。
那幕友想起僧王殉难，也是先发现了他的三眼花翎，因而才找到遗尸，于是便问送帽结子来的人：“这是在那里找到的？”
“杨家洚以北，叫不出地名的地方。”
“快派人去找铭军刘大帅的尸首。”
“不忙走！”鲍超站起身来，“我自己去。”
“这不必！”另有个幕友劝他，“此刻有多少事要大帅裁决。
多派见过刘省帅的弟兄去找，一定可以找到。”
“这话也有理。就多派人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送信。”
尸首没有找到，却有了个好消息，刘铭传、刘成藻还有好些幕僚，因为霆军的及时赶到，已经脱出重围，回到下洋港去了。
“还好，还好！”鲍超很欣慰地，却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查一查，那些东西是铭军的？”
清点结果，夺还铭军在宿食桥所失去的骡马五千余头，洋枪四百支，号衣八千多套，还有各种杂色军械，再加上十几颗红蓝顶子，二十多支花翎、蓝翎。另外两千多名陷入重围的铭军，也被救了回来。至于霆军自己的战果，夺得捻军的辎重，照例不计，鲍超也不问，由各军自己去分配，只计成功，照各路所报，算起来杀敌两万，生擒八千有余，这里面自然有虚头，但照这一天这一仗来说，虚头不算多。
乱糟糟忙到天黑，才算略微有个头绪，各路收兵的收兵，暂驻的暂驻。捻军已往北朝大洪山一带逃窜，追剿还是待命？
各军纷纷前来请示。
“为啥子不撵？”鲍超断然决然地下令：“今天撒锅罗，明天统通给我开拔！”
霆军向来越打越勇，听说明天开拔，不以为奇，各回本营去部署。坐镇中军的鲍超却上了心事，铭军所以致此大败的原因，他已从脱围的铭军将官口中，得知大概，“唉！”他重重地叹口气，“叫我做了刘省三，心里也难过噢！”
如何不难过？原想露一手给霆军看，谁知一败涂地，不是霆军，几乎全军覆没。再往深一层看，本来会师夹击，可操胜算，因为兵分力弱而致败，那时捻军势如狂飚，一下子把如期践约的霆军也卷在里面，跟铭军落得个两败俱伤，这笔帐怎么算？
“大大小小的仗，我都记不清了，跟别军一起打也常有，我大胜，别人小胜，我败罗，别人也讨不了好，算起来总差不多，从没有今天这个样，大胜大败！老夫子，”鲍超请教他的幕友，“我倒问一问，从前有没有这种事？”
鲍超的幕友没有什么好脚色，腹笥不宽，无以为答。欺侮他没有吃过墨水，使劲摇着头说：“没有！从来没有！”
“我倒想起来了，”鲍超突然问道：“韩世忠黄天荡大败，那时候，岳飞在那里？”
幕友答不出来，反问一句：“霆公，你问这话，是何用意？”
“学个样嘛！”他说：“譬如说，韩世忠大败，岳飞大胜，两个人见了面，有些啥子言语？明天我见了刘省三，照样好说。”
“原来如此！这也不必以古人为法，可以想得出来的。”
“好！我请个教。”
“当然不可以得意。”
“这我知道。”
“更不可以怪他。”
“我倒不怪他，我还要谢他。”鲍超得意地笑道，“他简直就跟李少荃拿下常州不打江宁一样，让功给九帅嘛！”
“霆公，”那幕友正色说道：“这话万不宜出口！传到刘省帅耳朵里，会结怨。”
“不错，不错，”鲍超深深点头，“自己人说说笑笑，没有那个要挖苦他。”
“不能挖苦他，也不必安慰他。霆公就只当没有这回事好了！”
鲍超虽理会得不必安慰刘铭传的意思，却是大有难色，踌躇了一会问道：“你看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幕友答得极干脆，“刘省帅已经在说，霆公自居前辈，看不起他，这一来显得架子是真的大，不妥，不妥！”
“我也觉得不妥。唉！打仗容易做人难。”
这一夜鲍超辗转思量，怕见了刘省三难以为情，竟夕不能安眠。无独有偶，刘铭传亦复如是！胜败兵家常事，而这个败仗打得不但不能为将，并且不能做人。一千遍捣床，一千遍捶枕，只是想不出明天见了鲍超，该持怎样一种态度，该说怎样一句话，才能使自己下得了台？
除了鲍超还有李鸿章——刚刚接钦差大臣的关防，就给他来这一下，如何交代？然而那究竟是以后的事，眼前就是一个难关，鲍超不必说别的，只拉长了四川腔问一句：“省三，你怎么搞的？”那就连有地洞可钻都来不及了。
想来想去，唯有希望鲍超自己不来，才得免了这场羞辱。再不然就只好托病不见。这样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心里略微定了些。但到了第二天中午，听说鲍超亲自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被救的弟兄到营，他才发觉自己的想法行不通，这样的“恩德”，那怕病得快死了，都不能不见一见他，道一声谢。
这一见彼此都是面无人色，忸怩万状。相互招呼得一声，双方都象喉头堵着一样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刘铭传才开了口：“恭喜霆公！”
鲍超想了一晚上，一路来在马上也不断在想，把刘铭传可能会说的话，以及自己如何回答才合适，都想到了，就没有想到这一句。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不能不说是一喜，照平常的情形，遇到别人道喜，只有两种回答，不是“彼此，彼此”就是“多谢，多谢”，而这两种回答都不适宜，一时却又想不出第三种答语，那就只好报以微笑了。
他不答腔，话便接不下去，当然也不能瞪着眼对看，刘铭传避开了他的视线，偏偏一眼就看到鲍超送回来的，那个失而复得的珠围珊瑚的帽结子，顿时心如刀割，脸色大变。
看这样子，鲍超觉得不必再逗留了，站起身说：“走罗，走罗！”一面拱拱手，一面已向外移动脚步。
刘铭传茫然送客，直到营门口才突然清醒，“霆公！”他说，“改日我到你营里道谢！”
“不必客气！”鲍超答道，“弟兄已经拔营，我现在也就往这面走罗！”说着，用手指一指北面。
往北面自是乘胜追击。刘铭传心想，剿捻四镇，自己独以淮军首席，屯四镇之首的周家口，一年半以来，转战千里，大小数十战，所向有功，为了想聚歼捻匪，克竟全功，创议扼守沙河，谁知为山九仞，这一篑之功竟让给了鲍超！转念到此，又妒又恨，心里那股酸味，怎么样也消减不掉。
就由于这股冤气的激荡，刘铭传把心一横，找了他的幕友来会谈。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但即使是在亲信的幕僚面前，这个主意也有些不容易出口。沉吟了好一会，决定先套一套大家的口气。
“事情要有个归结。”他用低沉的声音，徐徐说道：“我有个看法，要跟大家商量，我不晓得我这个看法，大家想到过没有？淮军现在责任特重，爵帅又新近接了钦差大臣的关防，我们不能不替他着想，顾全大局。各位看，我的话可是与不是？”
说了半天，不着边际，亦不知他的用意何在？不过这时自然只有顺着他的口风，有的应声：“是！”有的点点头，静听他再说下去。
“鲍春霆占便宜的，就因为他是‘客军’，没有什么责任，胜也好，败也好，反正就要到陕西去了，无所谓！各位看，是不是这话？”
这叫什么话？带兵剿匪，朝廷瞩望，百姓仰赖，都殷切地在盼望捷报，如何说“胜也好，败也好，无所谓”？因此，有些不以为然的，便保持沉默。
“我在想，”刘铭传硬着头皮说下去，“爵帅的威望要维持，本军的士气尤其要紧。不能让一时之挫，损害全局。请各位想一想，可有什么善策？”
大家都不作声。开口以前，先要把他的意思弄明白。要说“善策”，只有不服输，整顿人马，跟霆军一样追了下去，打个大胜仗，庶几功过相抵，可免咎戾。但这是将略，何劳问计于动笔墨的幕友？
这样一想，旋即恍然，所谓“善策”就是要在笔墨上动手脚，出花样。多少年来军营的风气，打胜仗则铺陈战功，打败仗则诿过他人，此刻不妨如法泡制。
于是管章奏的幕友，点点头说：“这一仗是先挫后胜。”
“不错，不错！”大家纷纷附议，“先挫后胜”四个字确是个好说法。
“不过，”那幕友又说，“也不宜率尔入奏，应该先具牍呈报，请爵帅作主。”
“对！高明得很。”刘铭传说：“那就拜烦大笔。我想，今天一定得报出去，决不可落在人家后面。”
这“人家”是指鲍超，他除了专折奏捷以外，当然也要咨报李鸿章，如果落在他后面，李鸿章先入为主，信了鲍超的话，自己一番心机或会落空，所以要抢在前面。
于是那名幕友，立即动笔，以“先挫后胜”这句话作为主旨，把战役经过大改而特改，说是“相约黎明击贼”而非原定的“辰刻”，是“黎明”则铭军便是按时出发而霆军“未能应时会师”。责任属谁，不言可知。
接着便说铭军孤军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下面那一句是那幕友的得意之笔：“不知实霆军也！”霆军不但后来，而且惊动了铭军，妙在不直接说破，仿佛是一句不忍直指霆军过失的恕词，便显得格外有力量。
至于留五营守护辎重，也改了说法，是因为“后路惊传有贼”，不能不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由于这样一调动，阵线有了缺口，“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但仍旧全力撑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这个弥天大谎，编得有头有尾，入情入理。报到徐州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的幕友据以转奏时，又加重了扬刘抑鲍的语气，彼此的功过便越发明显了。
这是一面之词，还有鲍超的一面之词。他倒是存心厚道，只叙自己的战功，并说援救了铭军，对于刘铭传卸甲丢盔，坐待被擒的狼狈惨状，略而不提。同时叙事亦不够明晰，所以湖北巡抚曾国荃，荆州将军巴扬阿都只知道尹隆河、杨家洚大捷，究竟是霆军的功劳还是铭军的功劳？不甚了了。但李鸿章一看，与刘铭传所说颇有不符，不免怀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铭军所报不尽不实——他的想法跟刘铭传一样，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兼以新拜湖广总督之命，正当有所答报，说不得只好顾全自己的顶戴，委屈鲍超了。
鲍超的奏折先到，发了一道嘉勉的上谕。等李鸿章的奏折到京，慈禧太后看出其中有接不上头的地方，便把折子发了下来，当面关照恭王，要查一查明白，究竟是霆军救了铭军，还是霆军未能应约会师，以致铭军先有挫败。
远在数千里外的战役，而且疆场之间，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能道其真相。恭王与宝鋆都认为无法查，也不必查，因为虽有先挫，毕竟大胜，李鸿章既未指名参劾鲍超失期，朝廷乐得不问，问了反而多事。
但新任军机大臣汪元方的看法不同，“鲍春霆一向骄横，最近左季高有个折子，还提到这话。”他说，“刘省三淮军新进，虽然官位相等，鲍春霆未见得把他放在眼里，失期之事，我看不假。”
恭王比较沉着，笑笑不作声，宝鋆却是一向说话随便，顺口答道：“管他真假呢？争功诿过，原是兵营积习，谁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回事？以后看李少荃有何表示，再来斟酌，也还不迟。”
“不然！佩翁，”汪元方平日唯唯否否，不大有主张，独独对这件案子，侃侃而谈，“李少荃与鲍春霆有旧，而且新接钦差大臣关防，宗旨在调协湘、淮两军，不便指名题参，朝廷既赋以重任，该当体谅他的苦衷，为他出面，整饬军纪。”
“整饬军纪？”宝鋆微吃一惊，“啸翁，此事莫非还要大张旗鼓？”
“纪纲要紧！”汪元方越发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态，“骄兵悍将，非痛加裁抑不可。”
恭王看他这样子，似乎有些闹意气，也不知是跟鲍超还是跟宝鋆？反正此时不宜再谈这一案，便敷衍他说：“这自然是正论。我们再等一两天看，这一两天总还有军报来，看情形再商量吧！”
这就一两天，鲍超、李鸿章、曾国荃、巴扬阿都有奏折到京，鲍超连战皆捷，战果辉煌，李鸿章则是据情转奏，说刘铭传以尹隆河一役，先遭挫败，自请参处。
鲍超拔营穷追捻军，在安陆以北的直河、丰乐河、襄河等处，连番克敌，杀敌一万余，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一万人，另外有两万难民脱出捻军的掌握，又在大洪山区捉住任柱和赖汶光的眷属。目前已追至河南枣阳、唐县地界。
“鲍春霆名不虚传！”恭王十分欣慰，“应该有所奖励。”
“不然！”汪元方打断他的话说，“王爷不可为此人所蒙蔽。”
“怎么？”恭王愕然，“何以见得是蒙蔽？”
“王爷请看湖北来的奏折。”
湖北来的奏折是曾国荃所上，补叙尹隆河一役的经过。这个奏折不知出于他手下那个幕友的手笔，糟不可言，原意是在为铭军的败绩有所卫护，说霆军与铭军约期会师，分路进剿，霆军所剿的是赖汶光，铭军所剿的是任柱，赖弱而任强，所以霆军胜而铭军败，但鲍超的原奏是，击破了东捻的主力任柱，始获大胜，彼此的说法，有明显的抵触。
“鲍春霆功不抵过。”汪元方说，“他虚张战功，言不符实，误期于先，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如果科以失机与掩饰的罪名，应该斩决！”
“啸翁！”宝鋆大声说道，“此论未免过苛。”
“我是就事论事，无所偏袒。”
“我亦不是偏袒鲍春霆，无非从激励士气着想。”
两个人又有起争执的模样，恭王便作调停：“且等上头有了话再说。”
“上头”还是那句话，鲍超的功过要细查，两宫太后看着来自各方，同奏一事而说法纷歧的奏折，颇为困惑，慈禧太后说道：“有功的该奖，有过的要处罚，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人都闹糊涂了！”
“这都是因为鲍超所报不实之故。”汪元方越次陈奏，“请旨该交部议处。”
“这不大好吧！”慈安太后说，“不管怎么样，鲍超总是打了胜仗。”
“他说胜仗，不尽可靠。为了申明纪律，臣以为非严办不可。”
这时恭王不得不说话了，“汪元方所说的虽是正论，不过湖北军务正在吃紧之际，朝廷似乎不得不放宽一步。”他说，“事在疑似之间，不宜作断然处置。”
“事无可疑的……。”
“这样吧！”慈禧太后不让汪元方再说下去了，“拟个上谕，申饬几句好了。”
“是！”恭王又问，“李鸿章代奏，刘铭传自请参处一节，请旨办理。”
“那当然也不必问了。”
于是拟旨进呈，说是“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其自请参处，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议处。”
谴责的旨意，已经由兵部专差，飞递在途，鲍超却还兴高采烈，有着好些为人为己的打算。他平生打过许多胜仗，但自觉这一仗最得意，最重要，也最痛快，自下洋港与刘铭传一晤以后，亲追穷寇，接连五昼夜，纵贯湖北南北，追到鄂北枣阳、唐县一带，东捻经桐柏山区窜至河南泌阳，鲍超方始松了口气。
其实他还可以追，只是有一番报答知遇的私意。平生意气感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尽瘁而死的胡林翼，一个忧谗畏讥的曾国藩，而后半段的事业，尤以得曾国藩的庇荫为多，因此他对“九帅”亦别有一番爱戴之意。曾国荃自复起为湖北巡抚，不甚得意，屡奉朝旨，说他剿捻不力，与左宗棠、李鸿章的飞黄腾达，相形之下，益发令人不平，鲍超为人打算，想留在湖北，帮“九帅”的忙，所以不肯追东捻到河南。
为自己打算，他实在不愿入陕，听左宗棠的节制，“我是豹子，他是骡子，打伙不到一起！”他这样说。夔州话念鲍为豹，所以他自称豹子，而“湖南骡子”自是指左宗棠。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北招兵买马。他是功名之士，任劳可以，任怨不干，而任劳亦必先较量利害得失，陕西是个烂摊子，他不肯贸贸然去收拾，要练马队，要造炮车，要肃清中原，确保饷源不断。好在他有个杭州的大商人胡光墉能替他在上海向洋人借债，不要户部替他筹款，就乐得随他去搞了。
在湖北，左宗棠跟鲍超见过面，朝廷一直有旨意，催调鲍超一军入陕，所以左宗棠虽未入关，已以鲍超的上司自居，当面指责他的部下骄横不法，习气太重。在客地尚且如此，一到陕西，正式隶于部下，以“左骡子”的脾气，决没有痛快日子过，所以他千方百计拖延着不肯入陕。
为人为己，有这个大胜仗，便有了留在湖北的理由，而此一仗亦足以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因而他老早就对部下表示过：陕西可以不去了，同时必膺懋赏。他没有期望自己再晋爵，但打算着他的部下都可以换一换顶戴，升一升官。
这天屯兵在唐县，正在筹划回樊城休养补充，亲兵来报：
“徐州有差官到，说是来传旨。”
“等到了！”他很高兴地说：“先摆香案，找大家一起来听恩旨！”
于是先把差官接进来招待，同时分遣快马，把他部下的骁将，宋国永、娄云庆、孙开华、杨德琛、苏文彪、段福、谭胜达、唐仁廉、王衍庆都找了来，恭具衣冠，红顶子、蓝顶子跪了一地，静候宣旨。
一听就不对！开头一大段，全系指授方略，饬令鲍超一军，兼程东下，会同曾国荃所部，剿办窜至麻城的一股捻军。接着提到刘铭传尹隆河之败，差官读到“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这几句，他浑身发抖，冷汗淋漓，几乎昏厥。
“这搞的啥子名堂？”他惶蘧四顾，大声问道：“你们大伙听见了没有？”
他的部下都不开腔，一个个脸色铁青，眼中仿佛冒得出火来。那差官看情形不妙，草草念完，把上谕往封套里一塞，摆在香案上，然后走到侧面，甩一甩马蹄袖，要以他的记名参将的身分，替鲍超请安行礼。
鲍超却顾不得主客之礼，把拜垫一脚踢开，招着手大声说道：“你们都来，都来！出鬼罗。”
不但召集将领，还找来幕友，把上谕又细读一遍，鲍超紧闭着嘴，侧耳静听，双眼不住闪眨，听到一半，猛然把桌子一拍，霍地站了起来，定睛不语。
“九帅回武昌了没有？”他问。
“还没有。”娄云庆答说：“还在黄州。”
“马上到黄州去看九帅。”鲍超对娄云庆说，“刘省三搞啥子鬼？淮军整我就是整湘军，你跟我一起去看九帅！”
“霆公，”娄云庆比较持重，这样劝他：“现在底细还没有摸清楚，去了也没有用。铭军那里我有条路子，先把刘省三的原奏，抄个底子来看看再说。”
鲍超想了半天点点头：“要得！”又指着幕友说：“马上替我修起两封书信来！一封给九帅，一封给大帅。给九帅的信，问他把霆军的战功朗个报的？给大帅的信……？”
给曾国藩的信，应该如何措词，颇费踌躇，倘发怨言，于心不忍，不发怨言，又无用处。就这沉吟不语之时，宋国永冷冷地开了口。
“免了！”他也打着四川腔说，“大帅又不会跟人家拿言语，何必教他老人家心烦？”
“对头！大帅的信不要写了。”
于是幕友为他写好致曾国荃的信，询问上谕中所谓“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这句话的由来，指派专差，星夜驰往黄州，信封上写明“鹄候回玉”，而且关照专差，不得复信，不必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起码得有四、五天工夫，鲍超满怀抑郁，加上部下各营，议论纷纷，群情愤慨，怕有哗变之虞，因而忧心忡忡，夜不安枕，惹得咸丰十年初，在安庆以西小池驿大破陈玉成所受的旧伤复发，右臂、左膝，形同偏废，但仍力疾起床，等候消息。
两处的消息，几乎同时而至，刘铭传呈报李鸿章的原信，底子已经抄来，鲍超听幕友念完，手足冰冷，浑身发抖，再听念到曾国荃的信，劝他顾全大局，不与淮军计较。这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委屈到了家，仿佛孤儿受人凌辱，呼吁无门似的，一时悲从中起，放声大恸！
“刘省三龟儿子！”他一面哭骂，一面拿左手把桌面都快捶破了，“你整老子不要紧，有功不赏，你教我朗个对得起弟兄？”
这一哭惊动了全营官兵，有的来劝，有的躲到一旁去生闷气，还有些鲍超从三峡带出来的子弟兵，认为刘铭传忘恩负义，狗彘不食，决心跟铭军开火，缴他们的洋枪。
消息传到鲍超耳中，悲愤以外，又添一层忧虑，他把宋国永和其他数名四川籍的将领找了来，劝导不可如此，但自觉愧对部下，因而措词极难，讷讷然无法出口。幸好持重稳健的娄云庆，以曾国藩作为借口，说是果然闹出事来，朝廷一定责成曾国藩查办，岂不害他为难？而且本来有理，一闹变成无理，尤为不智。就这样说得舌敝唇焦，才算勉强把他们压制下来。
由于连番刺激，五内震动，鲍超复发的伤势，突然加重，便奏请解职调理。这时正由徐州回驻江宁的曾国藩，在旅途中得知鲍超愤郁成疾，引发旧伤，大为焦急，派人带着吉林人参，兼程赶了去慰问，同时分别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虽无责备的话，但语气中亦颇表不满，希望赶紧有所补救，慰抚霆军。
于是曾国荃派了人把鲍超接到武昌，到汉口请了名医来替他诊治。在周家口的李鸿章，自觉此事做得有欠光明，无奈已经入奏的事，不好更改，唯有设法从别的地方，替鲍超多说好话，请朝廷优予奖护。同时也怕御史参他欺罔冒功，得要赶快派遣亲信，到京里去多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