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淳[1] （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即清穆宗，清朝第十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61年至1875年在位，共13年。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27日），同治帝生于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咸丰十一年（1861年）即位。同治帝在位期间，清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军之乱到同治七年（1868年）为止。他在位期间清朝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同时兴办洋务新政，清朝后期出现了一个政治稳定的时期，史称“同治中兴”。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公历1875年1月12日）崩于北京紫禁城养心殿，终年19岁。庙号穆宗。谥号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葬于河北省遵化清东陵之惠陵。
咸丰六年（185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27日），载淳生于储秀宫。[2] 咸丰八年（1858年），载淳的弟弟悯郡王早夭，其后载淳一直是咸丰帝唯一存活的儿子，也是慈禧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载淳开始上学，由编修李鸿藻授读。[3] 七月，咸丰帝病危，召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代写珠谕，立载淳为皇太子，并命上述大臣赞襄政务，[4] 咸丰帝去世后，6岁的载淳即位，拟定年号“祺祥”，载淳嫡母钮祜禄氏和生母叶赫那拉氏并尊为皇太后。[5]
咸丰死后慈禧太后勾结奕訢发动北京政变。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载淳，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6] 慈禧太后鼓动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夺权力，暗中联络在京的恭亲王奕訢为援。御史董元醇奏清皇太后进行垂帘听政，并派恭亲王辅政。八大臣以清朝无此先例，令军机处拟旨斥驳。慈禧串通慈安拒绝盖印，将折旨留中不发。八大臣以“搁车”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折谕旨。事后八大臣以小胜而疏于防范，其对手则加紧暗中策划。在取得外国势力支持后，奕訢不顾八大臣梗阻，于九月中旬奔丧热河，与两宫密谋政变之策，召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密拟拿问各旨，旋即返京布置。奕訢争取到朝中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胜保等人也表示效忠于两宫太后。在两宫太后催促下，八大臣同意回銮北京。[7-8]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和幼帝载淳启程回京，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十一月一日两宫太后抵京，即召见奕訢等王大臣，安排政变事宜。次日，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罢景寿等军机大臣职。[9] 三日命奕訢为议政王，入军机处，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七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八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景寿、匡源、杜瀚、焦祐瀛褫职，穆荫遣戍军台。[7-8]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下谕命曾国藩、左宗棠保住衢州并且进而解徽州之围。命曾国藩调兵遣将保卫上海不受太平军的侵扰。调蒋益澧部赴左宗棠军。[10] 不久太平军进逼上海，薛焕上书英、法各国将派兵协同清军围剿太平军，同治帝嘉奖了他。[11] 捻军侵扰沭阳，载淳下谕僧格林沁要南北兼顾进行驻防，清军克复莘县。不久李世忠的军队攻克了江浦、浦口。[12] 鲍超被提升为浙江提督，冯子材被提升为广西提督。二月，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载淳在弘德殿入学读书，祁寯藻、翁心存等人授读。[13] 三月，编纂的关于帝王政治和前朝垂帘听政的书籍完成，命名为《治平宝鉴》。[14] 六月，京师同文馆设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培养翻译人才以利于开展洋务运动。[15] 闰八月，庆端军克复缙云，多隆阿军克复了荆紫关。各地军队也势如破竹，鄂军克复了竹山、竹谿、黔军克复了天柱、邛水、太平军逃窜到了老河口。[16]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左宗棠率军克复浙江的金华、汤溪、龙游、兰谿等地。[17] 川军在四川大渡河围剿太平军的石达开，将其击破。[18] 七月，懿旨命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弘德殿皇帝读书的事，并命绵愉之子奕详、奕询给载淳做伴读。[15]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太后懿旨要为载淳进讲《治平宝鉴》。六月，清朝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15] 七月，平定太平天国后进行封赏，晋封议政王恭亲王之子载澂为贝勒，载濬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军机大臣文祥太子太保衔，宝鋆、李棠阶太子少保衔。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四川酉阳县人民不堪教会欺凌，数百人奋起捣毁教堂，即酉阳教案。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外国银行开始操纵中国金融市场。中亚细亚浩罕国阿古柏乘新疆回民起义之机入侵新疆。三月，太后命醇亲王奕譞到弘德殿督促皇帝读书。并且罢免了恭亲王的军机和议政职务，命文祥等办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宜。四月，赖文光等指挥捻军在山东歼灭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主力，僧格林沁突围时被杀。五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成为洋务派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开始。闰五月，起用沈葆桢督办江西防剿的事务。[19] 七月，御史蔡寿祺以妄言夺职。八月，英国在上海租界设按察使署（即最高法院）。九月，送咸丰帝的灵柩至遵化定陵安葬。[15]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率“中国使团”出访美国、英国、俄国、法国、普鲁士等国，是为中国使团首次出访国外。八月，以奏请修理园庭，夺御史德泰职。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滇军克复禄丰，甘陕的回匪攻陷定边。同月，紫禁城神武门的木库失火，同治帝下诏进行修缮。[20] 二月，刘松山督剿金积堡的回匪时中炮身亡，载淳赏道员刘锦棠为三品卿衔，接管刘松山的部众。并且派遣与俄国谈判商界的使臣前往齐齐哈尔、吉林进行会谈，命富明阿、德英据约率军防守，不能对俄国让步。[21] 五月，命崇实前往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教案。[22] 六月，命彭玉麟赴江南，会同沿江督抚整顿长江水师。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刘锦棠等率军攻克金积堡，甘陕回乱的匪首马化龙等被杀，清廷加左宗棠一骑都尉之职，赏刘锦棠云骑尉、黄马褂。[23] 同治帝调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到天津，筹办与日本通商的事务。并且命瑞常为大学士，文祥为协办大学士。[24] 三月，金顺等军占领宁夏，匪首马万选被杀，滇军攻克澂江，攻入江那土城，匪首马和等被杀。[25] 同治帝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瑞常为文渊阁大学士。自从初春开始到三月，同治帝连连祈雨。[26] 五月，发生天津教案。[15] 六月，益阳等处的民间会社的起事被平。陕回白彦虎纠结西宁的回族民众袭扰河州。[27] 载淳命叶赫那拉·瑞麟为大学士，仍留任两广总督。[28]
由于慈禧太后贪恋权力，她以载淳“典学未成”为由，拖延载淳亲政时间。直到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才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载淳婚姻是个大问题。找谁做皇后，两宫皇太后意见不一。慈安太后提议以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慈禧太后主张以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为皇后。[29] 载淳本人喜欢前者，载淳便以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为慧妃。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滇军攻克大理，云南回乱的首领杜文秀、杨荣、蔡廷栋等被杀。载淳论功进行赏罚。[30] 同月，两宫皇太后因为载淳将要亲政，下懿旨要求同治帝“祇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下旨要内外臣工“公忠尽职，宏济艰难”。载淳正式亲政，下诏“恪遵慈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31] 六月，载淳到瀛台，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哩、美国大使镂斐迪等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载淳，并且呈递国书。[32] 九月，载淳以方便太后颐养为名，实为自便，降旨兴修颐和园。修颐和园需银1000万两，木材一项，径七寸至四尺多，长一丈五到四丈八的楠柏陈黄松木要3000根。钱，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各省款项支绌，当时西北左宗棠又正镇压回民起义，捐输和厘金全用在上面了，清政府的财力根本不允许再拿出这么多钱来修园。木材需从四川采集，但道光初年以来已经砍伐得差不多了，无从购觅，况且运输艰难万分。十月二日，御史沈淮上疏请求缓修，师傅李鸿藻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李文田也都上疏劝谏。载淳不听。回乱首领马文禄被清军所杀。载淳论功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其他各有封赏。[33] 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十九日，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正式开工。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日本以台湾高山族误杀琉球船民为借口，出兵台湾。三月，日军侵略台湾。五月，以慈禧皇太后万寿节，予在京旗官年60以上者恩赏。六月，命翁同龢直弘德殿。十一月，命内外奏牍呈两宫披览。晋慧妃为皇贵妃，珣嫔为珣妃。[15]
十二月初五（公历1875年1月12日），载淳逝于养心殿，享年19岁。两宫太后召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赐奕譞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免朝会行礼。王大臣等以遗诏迎载湉于太平湖醇亲王邸，与慈安太后居钟粹宫；慈禧太后居住在长春宫；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诏停三海工程。以第二年为光绪元年。上大行皇帝谥为“毅”，庙号穆宗，封皇后为嘉顺皇后，皇贵妃为敦宜皇贵妃。[15]
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訢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訢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34]
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二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两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34]
总理衙门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34] 最初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同治九年（1870年），同治帝将其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奉天三省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驻天津。[35]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载淳亲政，时年18岁。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慈禧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九月，载淳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朝廷震动，反对重修圆明园。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 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20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36]
江南制造总局。是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36]
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10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34]
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36]
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24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成为总长者1人，内阁总理1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14人；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2人；从事实业者30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等。[36]
第一，同治处理了一些外交事务。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十三日，他在紫光阁接见日本特派大使。之后，俄国、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公使向他递交了国书。
第二，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应越南国王要求，载淳派遣两广总督瑞麟帮助越南抗法。
第三，由于台湾高山族人误杀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日本以此为借口侵略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二十九日，载淳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少年载淳写字想抵御日本侵略。后来通过谈判，订立《北京专款》，日本撤出台湾，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要是说载淳在外交方面还算做了点事的话，那么内政方面他就什么成绩都没有。要说有，那就是他制造了麻烦。
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载淳十三年皇帝，十九年的人生，是有幸还是不幸。说同治他有幸的，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尊荣，过着锦衣玉食，钟鸣鼎盛的生活，没有兄弟跟他竞争，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37-38]
但是同治也是不幸的，第一大不幸，幼年丧父，六岁父亲就死了，第二大不幸，童年就被放到宝座上，不能享受童真之乐。第三大不幸，跟他母后关系不好，经常受到训斥。第四大不幸婚姻不如意。第五大不幸，才十九岁就一命呜呼了。[37-38]
纵观清朝十二帝，载淳确是去世年龄最小的一位。世人皆叹载淳可悲可怜，短暂一生无所作为。其实载淳并不真是无所作为，在其在位期间，出现了同治新政。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39]
《清史稿》：穆宗冲龄即阼，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泊帝亲裁大政，不自暇逸。遇变修省，至勤也。闻灾蠲恤，至仁也。不言符瑞，至明也。藉使蕲至中寿，日新而光大之，庸讵不与前古媲隆。顾乃奄弃臣民，未竟所施，惜哉！[40]
史学界有这样评价：“宣宗好俭，穆宗好奢。”[41]
萧一山：文宗、穆宗，巽懦童騃，曷能当此大局？然亦无显著之失德。[42]
贾熟村：同治帝载淳在位期间，经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倡导，也办了一些所谓“洋务新政”。因此，封建史学家称道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但是，所谓“同治中兴”却与同治帝载淳没有多大关系。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是其生母慈禧和皇叔奕訢。载淳幼年时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43]
芮玛丽：“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44]
张艳：总的说来，同治时期，统治者包括洋务派的各项改革措施仍是为了保存传统封建体制。[44]
父亲：爱新觉罗·奕詝，庙号文宗，谥号显皇帝。
嫡母：孝贞显皇后，即慈安皇太后（1837年—1881年），钮祜禄氏。
生母：孝钦显皇后，即慈禧皇太后（1835年—1908年），叶赫那拉氏。
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赛尚阿之孙女。
淑慎皇贵妃，富察氏。
庄和皇贵妃，阿鲁特氏。
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
荣惠皇贵妃，西林觉罗氏。
有一个孩子在嘉顺皇后肚子里时，就被慈禧害死了，所以都说他无子，后来有人追尊这个孩子为末阿哥。
载淳曾让一个小宦官拿着自己御笔批的字条到内务府领500两银子去买木瓜吃。内务府负责人荣禄前来奏请：“各宫所需木瓜有专门部门供给，没必要再花这么多冤枉钱！”[45]
在社会上还有一种传说，李镇在文章中也加以重复：“据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经曾祖父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同治皇后）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皇后）哭诉备受母后（慈禧）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46]
可知载淳在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在窗外偷听的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载淳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此说未见档案史料记载，其事有无策，姑不作评论。[46]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同治有两个癖好，一是好玩，一是好奢。载淳喜欢两种游戏，一是蹴踘，一种是蹶张。前者类似足球戏，后者是以足踏弩，使之张开。载淳喜欢演戏，但他演的不是重要角色。有一次，演《打灶》，恭王奕 儿子载澄扮演小叔，一个妃子演李二嫂，同治演灶君，他身穿黑袍，手持木板，为扮演李二嫂的妃子一打一骂以为乐。载淳最喜欢玩的是掼交。他让小内监横卧板凳之上，他用手按在小内监肚子上，要下面的小内监旋转如飞。好些小内监受不了。
有一个叫王庆祺的，提前开发载淳男女方面的情趣，给他提供淫秽画册，载淳看得乐此不疲“心神不宁”，并且心中逐渐有了一座“断背山”，此后与长得“丰美仪”的王庆祺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
对于载淳的死，尽管清代宫廷史料，特别是档案内均有较明确的记载，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笔记中，还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并加了一些演义性的描绘，有的说他死于天花，有的说他死于梅毒，[49] 也有的说他死于疥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桃花圣解庵日记》记载：……嘻戏游宴，耽溺男宠，日就裸瘠，旋患痈，项腹各一，皆浓溃，日未昏，殆不知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50]
《慈德外记》记载：“私家著述，皆谓太后纵帝游荡，及至得疾，又不慎重爱护，以至深沈不起，……盖帝常履饮于外，至翌晨召见军机时犹未归也，或醉中言语失次，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间皆窃窃私议恐帝寿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临朝，两宫皇太后代执国政，月底帝遂降谕日：‘朕于本月有天花之喜，……’”。[50]
《四朝佚闻》记载：“穆宗之崩，传者不一，或云天花，或云内毒，而医药不能尽合……”[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澄清历史事实，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中编纂公布了《同治进药簿》。根据宫中所藏《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中御医对载淳临死前诊断记录（即脉案）及处方的研究，认为从这本进药薄的名称，以及从载淳患病到去世的脉案、用药处方，都可以证明载淳是因患天花没有治好而去世的。[51]
官方档案中关于天花的诊断，几乎没有记录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医学观察者的看法，根据外国医学团体的内部报告，载淳至少在四五年前就染上了梅毒，并且由于病情的发展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几年之后，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梅毒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到了这一阶段，纵有回春妙手，多半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52]
其实。载淳的病情和死因，可以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中看得一清二楚，《万岁爷进药底簿》中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载淳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病情和用药情况，它完全证明了载淳最后死于天花。这是详实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