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咸丰帝在内战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摆脱无计时，外患又来了。这就是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入侵中国，俄国与美国趁火打劫。不过，对于这一次战争的到来，咸丰帝毫无知觉，一点未做准备。他受了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的蒙蔽。在他最不愿意开战时，又卷入对外战争。
咸丰帝对内对外两面作战，而叶名琛恰恰又是他最为信赖的宠臣。 叶名琛，字崑臣，湖北汉阳人。1809年出生于一诗书官宦人家，长咸丰帝22岁。其早年经历与当时中国许多年轻人相同，在科举途上一路奋斗。
1835年，叶名琛26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1838年散馆，外放陕西兴安知府，1839年擢山西雁平道。1840年调江西盐法道。1842年初升云南按察使，当年底晋湖南布政使。1844年丁母忧去职。1846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1847年擢广东巡抚。从这么一份简历可以看出，叶氏是一名“火箭式”干部，出翰林院不到十年，已升至省级大员，在此期间还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这么快的速度，在清朝的汉族官员中实不多见，可谓飞黄腾达。叶名琛在官场上—路搭快车，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他办事干练。如29岁时外放兴安知府，将这一三教九流汇集、号称“难治”的地区，整理得有条有序，博得善治的能名。
二是他理学、文学修养俱深。其祖辈颇有文名，著作等身，他从小耳濡目染，也很有造诣。他的上司、同僚、部属经常被他的学问功底所折服。理学和文学在当时是最崇高的学术。能办事、学问好，使叶名琛在官场甚有好评，因而几乎一年一迁。
不过，这些都是道光朝的事。咸丰帝之所以赏识他，是因为这两件事：本书第三章中提到，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时，广东巡抚叶名琛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徐广缙，断然拒绝英人入城要求，其中叶氏的主要功绩是组织团练，准备武力相抗。这一在今人看来无关轻重的事件，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外交胜利。叶名琛因此受封男爵。咸丰帝上台后，对外持强硬路线，对敢于与“西夷”相抗的叶名琛特别青睐。此为一。
本书第四章中提到，1850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层下令“团方”，准备起义。然而此时拜上帝教的势力不仅仅在广西，在广东的会众由凌十八率领，也准备参加金田起义。因为受阻，凌十八等人占据广东高州罗镜，部众达一万多人，与太平军占据的广西永安，遥相呼应，兵力不相上下。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军久攻一年，师老无功，后被咸丰帝调往广西，接替钦差大臣赛尚阿。叶名琛随即赶至高州前线，调整部署，仅用了一个半月，便攻占罗镜，全歼凌十八起义军。此一战绩加上此前此后平定广东各地反叛的军功，使叶氏连获太子少保、加总督衔的殊荣。此为二。外能折冲尊俎，内能戈马平定，在咸丰帝的心中，很自然地将他与耆英之流比较，与李星沅等辈对照，从而看出叶名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徐广缙调广西后，咸丰帝让他署理两广总督。
1853年2月，徐广缙被革拿，叶名琛奉旨改实授。就在叶名琛柄政广东不久，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854年6月，广东天地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红兵大起义，先后占据东莞、佛山、花县、三水、顺德，以十万余众围攻广州。广东境内能征善战的部队早已调往外省镇压太平天国，叶名琛手中仅兵勇一万余人。在此危急时刻，他一不靠外省相援，二不要国帑相助，硬是靠自己的本事，沉着应变，谋定后动，居然也能婴城自固。
经过半年多的战斗，他竟将红兵逐出广州地区，随后又迫使他们退往广西。到了1855年夏天，广东全省的战火大多已平息下来，虽说还有几处仍在交战，但在烽火连天的南中国，有如世外桃源。我们若将广东与广西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的反叛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广西，而咸丰帝对广东的关照又少得多，几乎是漠不关心。而在广西局势糜烂之际，广东却能摆脱危机，咸丰帝对此特别满意。
另外，除了本省事务外，叶名琛还为湘军购买洋炮，派红单船入长江，主动派兵援江西，表现出与其他省区大吏不同的慨然以“天下”为责的风度。对于叶名琛所做的一切，咸丰帝也报以实际的奖励。1855年10月，授叶为协办大学士。
1856年2月，再授体仁阁大学士。咸丰帝没有调他来北京，仍留他在广东，为咸丰帝看好岭南的这一份家业。还有什么比一名信得过靠得住的官员更让咸丰帝感到宽慰的呢？尤其是在懈怠政务之后。叶名琛成了咸丰帝的南方一柱，一切提议建策，咸丰帝无不言听计从。
自1844年起，两广总督例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由于当时清朝自认为与“西夷”的关系仅仅是“五口通商”，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也成了清朝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最高外交官员。作为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平叛中表现出治绩，为咸丰帝所倚重；作为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也镇定自若，颇有“计谋”，为咸丰帝所信赖。事情就坏在这里。
1854年春，包令（J.Bowring）继文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于4月25日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修约是指修正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英国提出修约的外交依据是：
一、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二、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 ……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按照英方的说法，虽然《望厦条约》12年的修约期限至1856年才到期，即便按《中英虎门条约》，也是要到1855年到期，但《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粘”条约，12年的修约期应当从《南京条约》算起，1854年到期。既然英国提出有权在1854年修约，那么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
这有如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可问题的要害在于，按照国际法，中英虎门条约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只是针对“英人”，并不包括政府，更何况修约不应在最惠国待遇之内。对于这些理由，英方缄口不言，清方毫不知晓。叶名琛长期浸于传统学术，对外部世界并不知晓。他不怕“西夷”的恫吓，也不愿直接引起冲突。他就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后，对付西方使节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以军务倥偬为由，拒绝与西方外交官相见。多见面多麻烦，少见面少麻烦；二是对于西方使节各种外交文书，都以最快速度答复，而且每次都用温和的语言，对西方的各种要求一律拒绝，早一点结束这种纠缠。此次，他收到包令的长篇照会，依然如旧，对包令提出的各项具体要求一律拒绝；而对修约一事，小心地不作回答；至于包令提出的到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进行会谈一事，叶名琛敏锐地觉察到英方企图由此实现入城。
于是提出了反建议，在城外仁信栈房会面。叶名琛的答复，自然不能让包令满意。他于5月11日又一次照会叶名琛，称其对修约一事“默然不论”尤其不满，再次强调了他的各项要求，并坚持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内进行会谈。由于历史文件保存不全，我们今天已不知道叶名琛对此如何作复的，但当时的局势已使在广州的继续交涉成为泡影。自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后，徐广缙、叶名琛从未对西方的要求让过步，曾任广州领事的包令，对叶名琛的行事方式可谓知根知底；更何况此时正是广东红兵大起义的前夜，广州城也在风雨中晃动。包令北上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似乎也掌握了包令北上的情报，1854年5月23日，他在一份奏折后附了约二百字的夹片，轻描淡写地汇报了英国等国的修约要求。在这份简短报告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自信的话：“臣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如果仅仅从叶名琛的报告来看，谁也弄不清楚“修约”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对外部毫无知识的咸丰帝，对此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叶名琛对此甚有能力且不乏自信，那么一切都交给他去办理吧，下发给叶名琛谕旨中，写了这样的话： 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
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习惯，这段话意思是，皇上本人并无定见，叶名琛可全权处理。 1854年6月，包令来到上海，与先前到达的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向江苏官员交涉修约一事。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下旨江苏官员，让英、美公使南下，一切与叶名琛商谈办理。在咸丰帝的心中，叶是办理外交的最佳人选。 1854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在香港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若与强硬的叶名琛交涉，决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于是联合行动，再次北上。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要求修约。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三国决不会善罢甘休，而叶名琛已与三国公使势同水火；更见此一时期三国外交官纷纷前往镇江、南京，恐已与太平天国暗通款曲；遂向咸丰帝提议，“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其意是削去叶名琛办理外交之权，结果遭到咸丰帝的严词驳斥。
1854年10月，英、美、法三国代表到达天津海河口外。经过一番交涉，英方向清政府正式提交了修约要求18条，美方亦提出修约要求11条。
从内容来看，已不是望厦条约中的“量为变通”，而是另订新约了。咸丰帝本来就对西洋事务不甚明了，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要求更难弄清其中的真意，遂下旨：除在三项枝节问题上可到广东与叶名琛继续商办外，其余坚予拒绝。此时英、法两国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东顾，美国官员见太平天国势强，清廷可能垮台，主张再观望一段时间。三国代表在北方转了一大圈，毫无收获，不得不南下香港。但他们都没有去找叶名琛继续交涉修约之事。三国第一次修约活动失败了。叶名琛费尽心力与围城的红兵交战之际，突然想起北上的“西夷”。这些隆鼻凹眼的“丑类”肯定在极力诋毁我，殊不知在“天朝”里，“夷人”的咒骂就是对我的赞扬。话虽如此说，但到底放心不下。11月18日，叶氏上奏： 该夷酋等（指三国代表）如果径抵天津，无论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这段话的口气很大，请皇上将一切都交给奴才来办吧。此奏上呈后不久，叶名琛收到咸丰帝先前的谕旨，一切仍交给他处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叶氏的信心，这些“夷人”想绕过我与朝廷打交道，连门都没有！叶名琛的自信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2月7日，在红兵围攻广州甚急之际，他给包令发了一份照会，最后有一句话：“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叶名琛发此照会的动机是什么，包令却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机，一面照会叶名琛表示英国的中立态度，一面乘军舰直入珠江，来到广州城外，要求到城内总督衙署会谈。又是入城。反入城是叶名琛起家之本，他决不会答应包令入城商议的要求。于是，他派了两名知县与包令交涉，会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让步，过了近一个月，广州局势缓和，包令也自觉无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叶名琛突然发现去年咸丰帝给他的酌量变通三条的谕旨，既没有执行，也没有报告，于是他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详细分析情况，提议将咸丰帝已同意商办的三条也一一推翻。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十分感慨，朱批道： 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习惯，历史学家应当切入那时的语境。如从当时的语言习惯、尤其是皇帝用语习惯来看，咸丰帝的朱批，有着四层意思：一是赞扬叶名琛对外强硬的态度；二是要求对外强硬的态度不能发展到中外决裂，不能“扰乱”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因此要求叶名琛还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叶名琛的建议；第四点最有意思，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这实际是咸丰帝对其去年允诺商办三条的自我辩护（已经认识到不应当让步），这可看作咸丰帝婉转地向叶名琛作检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已到12年，美国驻华委员伯驾（P.Parker）联络英、法，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被拒绝后，又提议北上。英国公使包令认为此举不过是白费力气，拒绝同往；法国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训令，只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持。结果第二次北上修约，成为美国的单独行动。叶名琛得知伯驾北上后，立即上奏咸丰帝，要求不论三国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他本人将“坚持定约”，“设法钳制”。咸丰帝因太平军击破江南、江北大营，正处于鼎盛时期，口气软了下来，令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并告各省，对外交涉事件归叶名琛办理。
叶名琛收到此谕，心里十分清楚，稍为变通的方法不会使英、法、美三国代表满意，反会让这些得寸进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澜。于是，他仍旧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让。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修约”是英、法、美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它们必然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就在美国全权委员伯驾北上交涉之时，包令正在香港向伦敦要求炮舰。他的结论是，若要实现修约，“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指渤海湾）”。
包令在这里不仅要求战争，而且提出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了。火药桶已经打开了盖子，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稍有火星，即刻就会爆炸。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正在为一再挫败英国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而自鸣得意。此时正迷恋声色的咸丰帝更没有觉察这一点，他肯定在为有这么一位能独挡一面分担忧虑的得力干臣而高兴。战争一步步逼近了。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条名叫“亚罗号”的船，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于是，巴夏礼一面向公使包令报告，诡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污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函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亚罗号”事件只是一件小事，且内中疑问丛丛，但包令却一味扩大事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
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由此可见，英方不仅准备动武，而且将提出事件之外的要求。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允诺释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于是，包令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战争就这么打了起来，很明显，“亚罗号”事件只是导火索。
这段话的口气很大，请皇上将一切都交给奴才来办吧。此奏上呈后不久，叶名琛收到咸丰帝先前的谕旨，一切仍交给他处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叶氏的信心，这些“夷人”想绕过我与朝廷打交道，连门都没有！叶名琛的自信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2月7日，在红兵围攻广州甚急之际，他给包令发了一份照会，最后有一句话：“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叶名琛发此照会的动机是什么，包令却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机，一面照会叶名琛表示英国的中立态度，一面乘军舰直入珠江，来到广州城外，要求到城内总督衙署会谈。又是入城。反入城是叶名琛起家之本，他决不会答应包令入城商议的要求。于是，他派了两名知县与包令交涉，会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让步，过了近一个月，广州局势缓和，包令也自觉无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叶名琛突然发现去年咸丰帝给他的酌量变通三条的谕旨，既没有执行，也没有报告，于是他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详细分析情况，提议将咸丰帝已同意商办的三条也一一推翻。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十分感慨，朱批道： 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习惯，历史学家应当切入那时的语境。如从当时的语言习惯、尤其是皇帝用语习惯来看，咸丰帝的朱批，有着四层意思：一是赞扬叶名琛对外强硬的态度；二是要求对外强硬的态度不能发展到中外决裂，不能“扰乱”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因此要求叶名琛还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叶名琛的建议；第四点最有意思，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这实际是咸丰帝对其去年允诺商办三条的自我辩护（已经认识到不应当让步），这可看作咸丰帝婉转地向叶名琛作检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已到12年，美国驻华委员伯驾（P.Parker）联络英、法，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被拒绝后，又提议北上。英国公使包令认为此举不过是白费力气，拒绝同往；法国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训令，只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持。结果第二次北上修约，成为美国的单独行动。叶名琛得知伯驾北上后，立即上奏咸丰帝，要求不论三国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他本人将“坚持定约”，“设法钳制”。咸丰帝因太平军击破江南、江北大营，正处于鼎盛时期，口气软了下来，令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并告各省，对外交涉事件归叶名琛办理。
叶名琛收到此谕，心里十分清楚，稍为变通的方法不会使英、法、美三国代表满意，反会让这些得寸进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澜。于是，他仍旧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让。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修约”是英、法、美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它们必然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就在美国全权委员伯驾北上交涉之时，包令正在香港向伦敦要求炮舰。他的结论是，若要实现修约，“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指渤海湾）”。
包令在这里不仅要求战争，而且提出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了。火药桶已经打开了盖子，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稍有火星，即刻就会爆炸。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正在为一再挫败英国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而自鸣得意。此时正迷恋声色的咸丰帝更没有觉察这一点，他肯定在为有这么一位能独挡一面分担忧虑的得力干臣而高兴。战争一步步逼近了。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条名叫“亚罗号”的船，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于是，巴夏礼一面向公使包令报告，诡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污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函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亚罗号”事件只是一件小事，且内中疑问丛丛，但包令却一味扩大事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
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由此可见，英方不仅准备动武，而且将提出事件之外的要求。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允诺释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于是，包令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战争就这么打了起来，很明显，“亚罗号”事件只是导火索。
1856年10月23日，英舰三艘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叶名琛此时正在阅看武乡试，闻报后宣称，“不会有事，天黑自然会走的”，并下令水师战船后撤，对入侵英舰“不必放炮还击”。24日，英军攻占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叶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商馆等处，兵临广州城下，叶的对策是中断对外贸易。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允许外人自由进入广州城，叶名琛不予答复。当日起，英军每隔五至七分钟，便炮击一次叶氏官署，署内兵弁逃避一空，但叶毫无惧色，端坐在二堂的官椅上，当日发布宣示，要求广州军民协力剿捕，杀英军一人，赏银三十元。英军见仍不能奏效，便于28日起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当晚轰塌了一个缺口。29日下午，英军一百余人攻入广州新城，冲进两广总督衙署。多年的入城要求，终于在炮火下实现。正巧当日上午叶名琛去旧城文庙行香，遂避居旧城巡抚衙门，未被英军捉住。此次开战的英军，只是香港驻军，兵力不足，很快从广州城内撤退，然仍继续炮火射击，保持军事压力。
与炮弹同时发来的还有英军司令的三份照会，要求道歉、入城，皆为叶名琛所拒。英国公使包令也赶来，要求入广州城与叶会谈，仍被拒绝。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不算太小，广州城也一度被攻破，但叶名琛表现出超常的沉着镇定。他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叶名琛自以为窥破英方的底蕴。 “亚罗号”事件不久，双方照会的中心内容很快便由“道歉”转向“入城”。原来英“夷”的真正目的就是藉此机会实现多年的入城愿望，叶名琛一下子就充满了信心。对付此事，他有经验，也有招数。
1847年叶氏初任广东布政使，正逢英方为一细故发兵攻入珠江，一直打到广州城边的商馆，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吓破了胆，立即同意两年后开放广州。1849年，两年期满，英人要求践约，叶名琛协助徐广缙坚决顶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叶皆亲身体验。此次英方行动的规模有如1847年，这可要硬着头皮顶下去，决不能重犯当年耆英的错误。于是，他开出赏格，鼓励军民杀敌。叶名琛当然知道，军事上的抵抗根本靠不住；可他还有制敌招数。“夷”人最嗜利，万里来广州，不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于是，他又下令断绝通商，绝其财路。此举颇有今日经济制裁的味道。他要让包令掂掂分量，入城与通商，孰重孰轻？因此，叶名琛一点也不慌张，坚信一定能挫败英方的入城图谋，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罢了。“镇静”不仅是他对时局的态度，而且变为他的对策了。
从广州到北京，当时的加急公文需时约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驿递，也不过40天。可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报告事件的奏折。此时距“亚罗号”事件已经两个多月了。缓报军情，已是胆大包天之举，更让人惊骇的是，叶名琛竟然谎报军情。他宣称，清军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击毙击伤敌四百余人，就连英军的总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也被当场打死。
他还宣称，他已调集兵勇两万余人，足敷防守；美国、法国及西方各国均认为英国无理而不会相助。叶名琛送来了一枚定心丸，但咸丰帝吃后仍有所担心：此次兵衅已开，不胜有伤国体，胜则英方必来报复，或窜犯其他口岸，当此中原未靖之时，沿海岂可再起风波。他在为“胜利”而喜悦的同时，又决定不扩大事态，下旨给叶名琛： 倘该酋（指包令）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指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这真是滑稽，失败的一方等待着战胜者来“悔祸”。在这篇谕旨中，咸丰帝还授予叶名琛处理此事的全权：“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广州附近的水陆战事，打打停停。英军虽战无不胜，终因兵力不足，于1857年1月先由城边十三行退往南郊凤凰岗，不久后又退出珠江。叶名琛以为他的“镇静”之计已有效验，得意洋洋地向咸丰帝报告：“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咸丰帝闻之甚为欢喜，让叶名琛全权处理，“朕亦不为遥制”。尽管如此，他仍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在谕旨中提醒叶名琛：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吉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他让叶不要做第二个林则徐，不要光想到广东防守得胜，还要考虑到全国的情况。两个月后，叶名琛又报来了好消息：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获胜，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巴夏礼所为，另派新使前来定议。咸丰帝闻此，以为事件很快会结束，指示叶名琛见好就收，“弭此衅端”。又过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广东的消息，在北京等得心焦的咸丰帝，于1857年6月4日急命叶名琛，速将近况“详细具奏，以慰廑怀”。
尽管此时广东水师在珠江上又一次被英军打得大败，广州外围炮台全部失守，广州城已经处在内江无战船、外围无屏障、孤城困守的局面，但叶名琛依旧报喜不报忧。咸丰帝在这份奏折上宽慰地朱批：“该夷乘机起衅，天褫其魄，理宜然也”，“俟新酋到后，设法妥办，总宜息兵为要也”。
咸丰帝的全部指示，可以概括为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作任何让步。 由于叶名琛的误导，咸丰帝对真情实际上是一无所知。而真相又是如何呢？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决计扩大战争，但议会里有不同意见。1857年2月，上院一议员提出议案，谴责英国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此时，下院一议员又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以263∶247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一派在大选中获胜。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此即叶报告中的新使）；并与法国、美国频频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A.Chapdelaine）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于1856年2月被当地官员处死。
法国驻华官员多次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法国政府早已计划对华用兵，此时英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遂与英结成同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J.B.L.Gros）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立即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一再呼吁战争，建议侵占台湾、舟山，然美国对外用兵权属于国会，国内又因黑奴问题而南北对立，势如水火。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的出兵要求，但允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7年4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W.B.Reed）为驻华公使。俄国此时正在武装航行黑龙江，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由于黑龙江、吉林的驻军已大多调入关内镇压太平天国，东北的军事局势已经主客易位，虽没有发生正式的交战，但俄军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清军。
1857年2月，俄国政府派普提雅廷（E.B.Путятин）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朝缔结条约，以获英、法、美在鸦片战争后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普提雅廷在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最后南下上海、香港。他不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与英法结下的怨仇，参加了英、法、美的行动。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中国。清朝的危机空前严重。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然而此时印度发生了土著士兵起义，侵华英军不能如期到达。额尔金遂返回印度，并将香港英军与正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镇压土著士兵起义。额尔金的行踪，为叶名琛侦知，尽管他并不知道额尔金离去的背景。他不免自以为得计，认为英国的伎俩不过如此，“以静制动”的方略大获成功。到了１１月，英国已控制了印度的局势，额尔金重返香港，法、美、俄三使也已先期到达。此时，英法联军已大体集结完毕：英军有战舰４３艘、海陆军兵力约１万人，法军亦有军舰１０艘。１２月１２日，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准许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该照会限叶名琛十天内允诺前两项，否则将进攻广州。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看，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从史料记载来看，他的情报数量非常之多。可是他不会用国际战略的眼光去分析，仍用陈腐的观念去判断。他最信赖的情报有四个：一是英国女王的“国书”已经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前嫌”，“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７８００余万两，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内、城外各收地租１万两，另每日收货税１万两，合计每月收银９０万两；英国又因镇压印度土著士兵起义，财用耗尽，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三是额尔金在镇压士兵起义之中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四、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示，中英交战，法国“只在守约通和，不准助势附敌”。
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真不知叶名琛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情报的，或许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报的双重间谍？凭借着这些情报，叶名琛气壮如牛，竟然认为额尔金的最后通牒是英方技穷之后的“求和”行动！其目的是想讹一些银子，就如１８４１年广州被围时靖逆将军奕山付给赎城费６００万两一样。他还认为葛罗发出照会是受英方怂恿所致，并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国的揶揄已自生惭恧。因此，叶名琛于１２月１４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１０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并未进攻。又过了两天，１２月２４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会，声称已将事务移交给军方。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亦发出照会，限两天内广州清军退出９０里之外，叶名琛仍复照拒绝。两天的期限又过去了，英、法仍未攻城。叶以为英、法不过是虚辞恫吓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这两天的谶语无不大吉大利。现实和天意都预示着，最难过的一段日子就要过去了。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收到额尔金最后通牒的第１５天，叶名琛兴致勃勃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字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７日，咸丰帝收到此折，心中悬虑甚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结局，叶名琛不负朕望，不辱君命。当日发出的谕旨更是不乏坚定的信心： 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咸丰帝完全在重复叶名琛的话，完全受了叶名琛的蒙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２１天内广州城发生了什么，即使他杀了叶名琛都不会解恨。在咸丰朝，臣子们哄骗皇帝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高，若不行欺瞒延宕之术，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请示不汇报。“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英已经开战，他仅上了六篇奏折，可谓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
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宠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泄。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进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出一调。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入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过来了吗？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种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物”。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 “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叶名琛依旧镇静地在署内寻检文件，并声称：“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 ２９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逃难的市民挤满了街道。叶名琛仍居住在城中，并不避逃。对于部属各种议和的要求，他仍坚持不许英人入城之定见，只同意给一些银子。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门。叶住在左副都统署之第五院，敌军第一次来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劝其赶紧离开，叶仍不肯。不久敌军复至，将其捕去，送上英舰。直至此时，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此后，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三个月后客死于加尔各答威廉炮台。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为首的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衔上奏，报告广州城失陷的消息。二十天后，１月２７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
咸丰帝得知怀庆未失守，写“喜报红旌”四字，命做成匾额。今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堂内依旧挂着咸丰帝所书“喜报红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