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牢固地植根在农业社会中，受到传统观点的限制。太平军则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客家人改信基督教和使用暴力打出老家，其间仅隔六、七年时间。太平军运动与白莲教和三合会传统有这种显著的差别，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它不仅作为一个世俗制度，甚至作为一个信仰结构，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地被消灭。在确定太平军运动的真实性质时，观念形态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起了主要的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由于客家人毗邻西方入侵地点，他们的村社通过洪秀全能够接触到一种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瓦解作用的教义。此外，这个教义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二元论和一种救赎上帝选出的黎民的启示性诺言。同样地，在社会方面这一教义被注入种族分化的环境之中。壁垒森严的客家人抱有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完全反映在此时牢牢地支配着他们的信仰上面。
然而客家人仍然是汉族血族，因此可以有说服力地向汉民族发出驱逐异族压迫者的号召。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总号召描绘了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派最后得救的图景。但是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它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他们所崇奉的纯粹主义和奥秘的思想体系不利于太平军同那些无论怎样反满，但仍然立足于传统信念和传统组织形式的团体去结成联盟。太平军与三合会和捻军的关系反映了这种困难。尽管太平军与它们偶尔也进行过合作，结果都没有形成长期的联盟。在十九世纪中叶，农业中国形形色色的叛乱连绵不绝，沸反盈天。它们仅能进行一定的战术合作，这一事实使它们很容易遭到镇压。其次，太平军屏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对太平军来说，城市是清帝国正统性的象征，也是使他们那些独特的制度能得到培育的温床。农村组织的各种固有形式更容易被正统的上层人士所利用，他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团练竟然成功地对太平军占据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外许多县的农村保持着控制。因此，太平军和它力图加以统治的农村社会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鸿沟往往与城乡之间的鸿沟互为表里；这是一种文化分裂的难以理解的怪事，随着西方势力侵入通商口岸，中国以后的几代人都将深受这种文化分裂之苦。
可是，恰恰是太平军的这些缺陷向人们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叛乱都更加专心致志地直接对付他们的时代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太平天国关于新的所有制、新的地方控制结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的见解，就是针对清帝国后期那些令人瞩目的问题作出来的真正的反应。由于太平军的这一特有的现象以及太平军产生的背景，要把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史只归之为王朝衰亡史这一习见的类型，恐怕是很困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