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2节 可耻的鸦片输入者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中外贸易，已有长久的历史。一方面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顽强地抵抗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出产的茶、丝为外国市场所需要，出口的数量每年都有增加，因此，在一般商品的交换上，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国的有利地位。以最重要的中英贸易而论，一七八一——一七九○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一项，即达九千六百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二银元。英国输华的商品，在一七八一——一七九三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五百九十二银元（其中毛织品占一千三百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四银元，其他货物合计为三百零六万六千一百九十八银元）①，只及到上述茶价的六分之一。到十九世纪，茶叶不仅是英国的必需品，而且又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利所在和英国政府的大宗税源。中国输英的茶叶，从一七九三年的一千六百万磅，增加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每年平均为三千万磅以上；英国的茶税由于一再提高，由一七九三年的六十万镑，增加到一八三三年的三百三十万镑②，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成熟，要求增加新的市场，用商品向国外取得利润，英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没有得到成功，竟无耻地以大力来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

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贩卖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英国贩卖鸦片为时较晚，一七二七年英国运华鸦片约二百箱。一七五七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十年以后，运到中国来的鸦片增加到一千箱。一七七三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英属印度政府，在这一年确立了鸦片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充分实现，它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一七九七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制造鸦片的特权；从此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就在这个垄断机构的操纵下，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政策的原则，在当时确立这一政策、并竭力帮助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的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W.Hastings）的声明里说得很明白。哈斯丁斯在一七七三年这样宣称：“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①必须指出，这个声明里所指出的对外贸易，主要的也就是对华贸易。哈斯丁斯一方面认为鸦片有害，必须严格限制它的国内消耗；但另一方面为了对外贸易，他不仅对它不加禁止，反而积极鼓励外销。从哈斯丁斯起的历任印度总督在鸦片贸易上所奉行的，就是这个罪恶的原则。

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和制造的特权以后，就竭尽一切可能来扩大鸦片输出。从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到鸦片的加工制造和公开拍卖，都由东印度公司直接一手包揽。为了增加鸦片产量，它强制一部分农民种植鸦片，用垫款方法引诱更大一部分农民也去扩大种植，同时更不断地开辟新的鸦片产区。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设立的鸦片加工工厂，不但大量制造毒品，并且十分用心地研究怎样使这个毒品更能投合中国人的口味，使它的输出量能够继续扩大。鸦片制成后，东印度公司通过国家官吏，在加尔各答市场公开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到中国来。

从一八○○年起，东印度公司在拍卖鸦片后，表面上不再参加对中国的鸦片运输与贩卖。一八一六年它规定公司船只不准装运鸦片来华，违则给予经手的职员以停职的处分。实际上东印度公司这些表示，都是十分虚伪的，其目的不过因清政府从一七九六年起一再严禁鸦片入口，想借此来掩饰其进行非法贸易的丑恶，以表示鸦片贸易与它无关，预先开脱贩卖毒品的责任。因为所有往来中印间经营鸦片贸易的私人船只，其实都必须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这些船只的船长与船员，大部分由公司派定，如果发现他们所装运的鸦片，不是公司出产的，东印度公司随时可以收回执照，取消他们来华贸易的权利；这样，用不到自己出面，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就源源地运到中国来。

鸦片贸易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和烟贩，都有大利。首先是东印度公司。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Bengalopium），每箱成本费用是二百三十七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①，两者差额为二千一百九十一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一八三○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②。第三是烟贩。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比一切合法贸易都容易做，一则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再则购买鸦片的货款是预先付清的，根本不会有倒账，因此贩卖鸦片，不仅获利丰厚，而且稳当可靠。英国鸦片贩子泰勒（R.Taylor）在一八一八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③以一八一七年为例，公班土这一年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一千七百八十五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二千六百十八卢比，两者差额为八百三十三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①，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W.Jardine）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②。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一八二一年以后，更加飞跃发展起来。一八三一年，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英国在华最大的贩毒公司渣甸洋行（Jardine，MathesonandCo.）从这一年起，一面组织专运鸦片的飞剪船队，经常往返伶仃洋与印度之间，一面竭力将贩毒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鸦片贩子又通过贿赂方式，收买清朝官吏，“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然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③。由于以上的情况，因此最后造成烟祸泛滥全国的局面。而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傣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④下面是鸦片输入的数字，其中一小部分属于美国、葡萄牙，极大部分是英国的鸦片（从三十年代起，沙俄也自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下表未计入）。

1800—1801年4，570

1821—1822年5，959

1830—1831年19，956

1835—1836年30，202

1838－1839年40，200箱①

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十九世纪初年起，中英贸易逐渐发生变化，中国从出超变为入超，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在鸦片贸易上英国从中国所得到的现银，不仅能补偿它与中国一般商品交换所造成的差额，而且引起中国大量的现银外流。以一八三○年为例，英国在不到二千三百万银元的对华贸易额中，鸦片占了一千三百多万银元，中国输出的现银，达到六百七十余万银元②，此后外流的数量更大。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些劳动群众。吸食地区从“海滨近地”扩大到十数省。大量现银外流的结果，引起银价高涨。由于清政府缴纳赋税以银两为标准，因此人民的负担加重，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鸦片输入激增，清政府感到有银源枯涸的危险，便一再下令严禁鸦片进口。一八二一年以后，外国烟贩在黄埔、澳门进行鸦片贸易感到不便，就移到伶仃洋去，在那里鸦片走私益发活跃。伶仃洋面经常停泊有囤聚鸦片的趸船，从印度及别处运来的鸦片，先卸在趸船上，外国烟贩勾结中国私贩，用普通称做“快蟹”或“爬龙”的特制快艇，从趸船上取得鸦片，再分别偷运到各地去。以渣甸洋行为首的英国烟贩经常到沿海口岸走私，其活动范围一直伸展到天津与奉天海口。

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以及英国烟贩在中国的走私活动，历来都是在英国政府的默许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到一八三二年，由于中国一再禁止鸦片入口，英国政府为了确切明了对华鸦片贸易所给予印度政府的直接影响，就印度政府的财政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英国政府认为鸦片税关系重大，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必须继续。这样鸦片贸易由英国政府的默许变为公开的认可了。而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益发成为英国政府包庇的对象。英国议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三金镑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百分之三百零一点七五的税率征收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①。

这是英国政府不愿放弃鸦片税的十分露骨的表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是这样的：它为了继续掠夺中国人民，为了使中国人民继续负担一部分印度政府的支出，就坚决主张继续进行鸦片贸易。而当中国显示决心禁烟时，最后它便以武力来破坏正义的禁烟运动。

与英国烟贩在中国大规模贩毒的同时，美国烟贩们的鸦片走私活动，也是十分猖獗的。鸦片战争以前美国在华商人都经营鸦片贸易①，他们跑遍全世界搜罗鸦片，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坦白承认，美国商人能够运到中国来的鸦片全运来了②。但是尽管美国烟贩到处贩运鸦片，因为产量最大的印度鸦片控制在东印度公司手里，这一点决定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不得不居于第二位。

美国烟贩在印度不能插足，土耳其成了他们主要的鸦片来源。在一八○六——一八三四年的二十九年间，根据报关数字，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一共是八千九百零一箱③，这个数字当然是缩小了的，实际上输入的数量要大得多。美国烟贩除贩运土耳其鸦片外，还在波斯和伦敦收买鸦片。例如一八一七年美国大鸦片贩子普金斯（T.H.Perkins）和亚斯脱（J.J.Astor）都在波斯买鸦片，从波斯鸦片获得的利润，比土耳其鸦片高出四分之一。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andCo.）和三十年代的旗昌洋行（PussellandCo.），都是美国在中国的巨大贩毒组织。普金斯洋行在一八一八年即有年销一千三百五十箱的实力④，在伦敦、士麦那（Smyrna）都设有办事处，当时它仅次于东印度公司，而为其他任何英国商行所不及。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美国烟贩的走私范围，就已扩大到中国沿海各地。有名的美国鸦片走私船“风精”号（“Sylph”）、“西风”号（“Zephyr”）、“气精”号（“Ariel”）等，驶速既高，又有武装设备，他们经常在沿海口岸实行武装走私，并把中国私贩在广州买妥的鸦片，分送到其他的口岸去。

随着美国鸦片输入的增加，中美贸易也逐渐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出产的能与中国相交换的商品不多，在过去它不得不运来白银，换取中国的丝、茶与布匹。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美国输华的现银愈来愈少了。一八二四年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可能就是普金斯）就这样说：在过去三年中，他不曾有一块西班牙银洋运到中国来，而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一百万银元以上的商品，其中极大部分是丝与布匹。他依靠的方法主要是“从土耳其取得鸦片”，到中国来出卖①。美国烟贩就靠了这种方法，从中国抢走了中国人民辛苦生产出来的财富，他们带给中国的，却是杀人不见血的毒品。

英美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彼此之间是有矛盾的。印度鸦片在东印度公司严格垄断下，美国不能分享，使美国烟贩怨愤不止。同时，美国从土耳其运入大量鸦片，又引起英国烟贩们大声叫苦。一八○七年东印度公司就向英国政府表示，对于新来的美国竞争者，“若不加以制止，将严重损害英国的贸易”②。但是在对华鸦片贸易上所表现出来的彼此互相排挤、互相抱怨毕竟是次要的矛盾，他们与中国的矛盾才是主要的。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彻底执行禁烟令，鸦片贸易便会完全消灭，要继续谋取暴利也就不可能了。面对着中国的禁烟运动，英美决不放弃鸦片贸易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当中国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展开时，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就出面干涉，成为挑起侵略战争的祸首，而次要的鸦片输入者美国，就成了英国侵略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