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3节 贩毒与禁毒的斗争

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被取消了。在此以前，英国对华贸易，除东印度公司外，其他商人不能直接从英国贩运商品到中国来。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工商业资本家的势力日益增大，对于限制他们活动的规定，也就日益不满。以曼彻斯特资本家为代表，他们认为东印度公司独占对华贸易对于推销英国工业品非常不利，因此竭力提倡自由贸易论来攻击东印度公司，并引用一八一三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特权被取消后，英国对印度纺织品的输出激剧上增的情况，来加强自由贸易优于垄断贸易的论据。在英国资本家不断鼓动和巨大压力下，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终于在议会通过了。

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以前，中英之间的关系主要属于商务方面。就英国方面说，对华贸易的代表者在伦敦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在广州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SelectedCommitteeofSupercargoes）。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后，在伦敦由英国外交部代替以前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来处理有关对华贸易问题，同时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在中国成立一个机构，来代替以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W.J.Napier）为驻华商务监督，并以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德庇时（J.F.Davis）、罗宾臣（G.B.Robinson）为第二、第三商务监督。英国设置驻华商务监督，直接隶属外交部，不仅由它来执行以前东印度公司大班的职务，并且企图借此通过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来达到增开口岸，扩大中英贸易的目的。律劳卑是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高级官员，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到中国来，并以熟悉中国情况的德庇时、罗宾臣充当助手，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表明英国准备对华推行积极政策的意图。广州英商原来以为英国政府会任命东印度公司职员充当英国驻广州的代表的，他们接到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的消息后，感到极大的兴奋，认为此后的鸦片走私和贸易活动将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大鸦片贩子查顿马上写信告诉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卫定（T.Weeding）说：“我希望你尽最大努力，在他（律劳卑）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了解与中国人交涉时采取尊严、坚决和独立行动的必要。”①查顿企图事先来影响律劳卑，使他将来对华交涉时，采取强暴的手段。

律劳卑来华的任务，可以从他启程之前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给他的训令中明白看出。这个训令指出，律劳卑到中国，第一，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第二，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第三，不要干涉和阻扰鸦片走私②。这个训令表明，律劳卑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主要的有三个：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海军据点，以便在适当时机进行武装侵略。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律劳卑到达澳门，八天后，他违反惯例，不经清政府同意，径直驶到广州。清朝统治者知道律劳卑是“夷宜”而不是普通的大班之后，就益发严格地要求律劳卑遵守原定一切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规定。但律劳卑决意打破一切惯例，要清政府与他发生直接的关系。当两广总督卢坤以停止中英贸易的“封舱”方法加以抵制时，律劳卑便以大炮来威胁清政府。九月五日律劳卑命令两只英国兵船，强行驶入珠江，轰击虎门炮台，并煽动在广州的英商，支持他的侵略行为。律劳卑狂妄地进行恫吓，宣称中英战争即将发生，中国应负完全责任。

卢坤下令“封舱”以后，广州行商感到自己特殊地位的动摇，也遵令先后停止中英贸易。卢坤并积极修理炮台，整顿珠江防务。律劳卑认为只要派出“拥有少数船舰的英国武力，到沿海来活动”，就可以毫不困难地“使中国皇帝清醒”①（按即迫使清政府顺从英国的要求）。但当时他除了以两只兵船炮击虎门实行恫吓外，没有实力发动进一步的武装进攻，而卢坤断绝中英贸易，又使律劳卑不得不有所畏惧。因为“封舱”以后，不但直接威胁原来在广东的六十四家英国商行（主要经营鸦片贸易）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废止，许多到中国来发横财的英船这时陆续开到广州，“封舱”同样也使他们遭到严重的打击。律劳卑眼看这年从六月开始的中外贸易的旺季即将过去，终于决定在九月二十六日返回澳门。他当时对广州的英商说：“目前的纠纷已非商务本身，而只牵涉到我个人了，因此我还是退出广州为是。而且我已经很满意地知道，你们的利益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失。我希望有一天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力，使我置身于适当的地位。”②律劳卑在广州时，和英商经常联系，与英国最大烟贩查顿的关系特别密切，鸦片战争前为主军事侵华的广州英国商会，就是广州英商根据律劳卑的建议成立起来的。

律劳卑退回澳门后不久就病死了，德庇时（一八三四年十月——一八三五年一月）、罗宾臣（一八三五年一月——一八三六年十二月）相继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他们根据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决定采取更稳妥的侵略手段，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所谓“相安无事”的政策（TheQuiescentPolicy）。这个政策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竭力避免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暂时与清政府维持和平的关系，以此来扩大鸦片走私。罗宾臣执行这个政策尤其显得积极，在罗宾臣就任商务监督以前，自伶仃洋面开往广州的英船，都要先到澳门向住在该地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领取货单，这使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的英商感到很大的不便。罗宾臣为了便利英国商人走私和贩毒，于一八三五年十一月起，自动地从澳门迁到伶仃洋面的单桅快船“路易莎”号（“Louisa”）上办公。从此鸦片走私得到更大的方便。

当罗宾臣任驻华第一商务监督时，义律（C.Elliot）是第二商务监督。义律于一八三三年到中国，来华之前，曾在殖民部担任职务，而且充当英属几内亚的高级官员，富于殖民地的统治经验。当他在第二商务监督任内时。曾经责备英政府“太不关心在广州采取积极行动”①。他写信给外交部，对罗宾臣表示极端不满，要求英国政府准许与中国重开谈判，以达到增开商埠的目的，而且要求用武力来支持这一谈判。一八三六年六月巴麦尊接到义律对华情况的报告，一周以后，他就宣布改组原来三个驻华商务监督的机构，只设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同时任命义律担任这个职务。巴麦尊这一决定，说明英国政府当时已同意义律的建议，决意用武力来支持对华的商务谈判，并且为了更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才集中权力于义律一人之手，以便义律亲手来主持他自己所主张的积极的侵华政策。

当时中国方面由于鸦片输入激增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日益显著的严重现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库平纹银每两折合制钱一千文上下；一八三二年，就涨到一千三百五十文；到一八三八年，增至一千六百多文。银价腾贵的结果，不但中国人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同时也威胁到清朝统治权的稳固。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不得不讲求对付的方法，来处理造成这一结果的鸦片问题。从三十年代初起，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在鸦片问题上主张弛禁的妥协派和主张严禁的抵抗派两个个同的派别。当这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义律对妥协派寄以莫大的希望。他认定清政府立刻会颁布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的命令，预期英国烟贩由此可以公开而无限制地向中国推销鸦片。

但是义律的希望落空了。这时抵抗派的势力抬头，一八三六年清政府决定再一次严申烟禁，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比较认真地执行法令，短期内禁烟收到相当的效果。一八三七年六月查顿在私信上表示，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由于中国官吏搜捕私贩，本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我们只好尽力之所及，用欧洲船运到沿海去销售”①。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的戒备也很严密，九月间一只鸦片走私船被击沉以后，好些同样的船只不得不退回伶仃洋面，连一箱鸦片也没有卖掉。同年十一月查顿的报告上又说：“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武装的欧洲船只到沿海去兜销，或者寻找类似台湾那样的新市场①。一八三八年一月另一个大鸦片贩子马地臣（J.Matheson）也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我们的药物（指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此地卖出的有限数量是完全靠欧洲船只在沿海脱手的。”②但是尽管禁烟有了这些成效，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腐败的清政府没有彻底实行禁烟的决心和办法，因此禁烟忽松忽紧，一时雷厉风行，往后又俨若无事了；这样，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便变本加厉起来，大批的单桅和双桅纵帆式快船也参加走私行列。他们不仅在沿海口岸推销，并且明目张胆地张挂起英国国旗，从珠江口直到广州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但是，当时使禁烟不能贯彻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蓄意破坏。当中国禁烟暂时收到相当效果时，义律就决意出来干涉。一八三七年他抓住邓廷桢指名驱逐九名英国烟贩的机会，要求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以便逐步实现对华侵略计划。义律一面向邓廷桢要求重新建立关系，一面请求印度总督的帮助，同时要求东印度舰队海军少将加丕尔（T.B.Capel）用海军来支持他的侵略活动，他的信上说：“被地方偏狭精神所造成的全部贸易的困窘情况，迫切需要用一切妥当而慎重的方法来加以拯救”③，意思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中国禁烟。他又向巴麦尊说明保护这九名被逐烟贩的必要和意义，义律认为他们是英国资本家的“远方代理人”，他们代表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其作用在于将由中国掠得的财富送到英国去。

一八三七年四月义律到广州，企图通过直接交涉，达到增辟口岸、扩大鸦片贸易的目的。但邓廷桢首先要他逐走九名烟贩，禁止鸦片船的活动。义律最初抵赖，宣称由于船只所属国别不容易分辨，不能执行禁止走私船只的命令；随后又以邓廷桢给他的文件没有经过适当的传递手续，强词夺理地根本否认这些命令的效力；最后鉴于原定计划的破产，便托词巴麦尊不同意依从前的方式进行交涉，于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日怏怏地离开广州。

义律在广州期间，就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使用武力。英国政府同意义律的意见，一八三八年七月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F.Maitland）率领兵舰“威里斯立”号（“Wellesley”）和“亚尔吉林”号（“Algerine”）到广州示威。马他仑命令兵舰强行驶进广州，进行武装挑衅。但中国人民在正义的禁烟运动的推动下，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这样迫得马他仑不得不退出广州。同年十二月，广州人民抗议英美商人以抢走绞架、捣乱刑场、阻止中国处决烟贩等方法来破坏中国禁烟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将近一万人的示威。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是坚决主张禁烟的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短期内在武昌、汉阳查获烟土一万二千两，在湖北、湖南两省收缴烟枪五千五百多支，获得初步的胜利，这些胜利增强了他的自信心，相信全国禁烟必能成功。到广州前，林则徐对广东鸦片走私的地点及中外鸦片贩子的姓名，都已调查清楚。英国鸦片贩子中，查顿和颠地（L.Dent）最重要。查顿知道风声紧急，就逃回英国去鼓动战争。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便与邓廷桢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一面严办烟犯并缉拿颠地。三月十八日又召集怡和行行商伍绍荣等，令其转告外国商人报告存烟数目，听候办理。

义律坚决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三月十八日的谕贴宣布以后，义律一面令珠江口外的趸船逃逸，并作战斗准备；一面抗议广州设防，并准备迫令英侨撤离广州。三月二十四日晚，义律由澳门潜入广东洋馆，指使烟贩颠地乘夜逃遁。当时人翻译的西报记载说：“义律到省甫行上岸，即到颠地馆内，各外国人俱已知道，皆去见义律，于是即说皆到公司馆会议，中国管店工人，围着颠地之馆，以防颠地逃走，看见许多夷人，以手拉手，奔出馆来。义律头上带着扁帽，手中拿着剑，围馆之人恐怕夷人用武，往船艇上去，围馆之人，就跑到岸边截住。”①林则徐按照“违抗封舱”旧例，下令停止贸易，派兵严密围守洋馆，撤退仆役，断绝趸船与洋馆往来交通。义律竟施行恫吓，要求颁布牌照，驶离广州，否则“一切后果，本人均不负责”。林则徐严加驳斥，指出阻碍英国缴烟的首犯，就是义律本人。义律看到不能用直接抵抗的办法保护鸦片贸易，于是企图利用缴烟引起中英两国直接冲突，来破坏林则徐的禁烟。他不但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命令英商缴烟，保证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烟价，并且为了达到联合外国商人一致对华的目的，也请美商同时缴出鸦片，将来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损失。英美烟贩得到义律如此有力的保证，陆续交出鸦片两万多箱，价值二百四十万英镑。大烟贩马地臣称颂义律缴烟命令为“远大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①。义律就用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把林则徐处分不法商人的问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问题。

义律缴烟以后，林则徐立即下令恢复中英贸易。同年六月在虎门将已收缴的鸦片全数当众焚毁。当时到虎门参观烧烟的有美国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船长弁逊（Capt.Benson）及美籍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等十个外国人。他们起初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可是他们参观烧烟以后，也不得不佩服林则徐办事的认真与彻底。裨治文的记载说：“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②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这一行动，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