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6节 中美、中法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从以上的叙述里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一手挑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充市场、寻找殖民地而向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所进行的武力压迫。英国对中国威逼的成功，也替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开辟了乘机勒索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并不止于中英条约的签订，还应该把随之而订立的中美、中法不平等条约看作鸦片战争与中英条约的直接继续，二者都是这个时期内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八四四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情势及其惧外心理，压迫清政府先后订立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和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前者因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所以又称中美望厦条约；后者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军舰上签订，因而又称中法黄埔条约。这两个条约都是在同一年订立的，因此，到一八四四年止，中国与当时最主要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

（一）中美望厦条约

一八三九年三、四月间轰轰烈烈的广州禁烟运动，给了英国鸦片贩子极其严重的打击，同时也使美国烟贩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正当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千方百计阻挠、甚至不惜挑起战争来破坏中国禁烟运动的时候，在广州的以鸦片贩子为主的美国商人，于一八三九年五月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同英国、法国、荷兰联合一致，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主张“凡中国埠头，但要准外国人任意贸易”。美国商人相信只要英、法、美三国兵船到中国领海示威，定能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订约的要求，如此则“中国人若有好处与别国之人，致米利坚人亦可得分受其好处”①。

一八四○年一月这份请愿书送到国会以后，引起美国官方的重视，但美国国内一部分对华贸易商人却不赞成直接参加英国侵华战争，而主张采取趁火打劫的方式，认为这样对美国更有利些。美国政府于是在鸦片战争时期，派加尼（L.Kearny）率东印度舰队来中国，以便乘机拣取些便宜。加尼来华后，在战争中为英军声援，战后又压迫清政府赔偿美商损失数十万银元。美国国内政客及传教士，在鸦片战争时期，竭力替英国侵略战争辩护，前总统亚当姆斯（J.Q.Adams）于一八四一年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对华作战是完全正当的。在中国多年的传教士倪维思（J.L.Nevius）说：“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鸦片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①

中英订立南京条约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深切注意。一八四二年十二月美总统泰勒（J.Tyler）在给国会的咨文上，建议美国派正式代表来华，与中国建立新的商务关系。一八四三年五月，美国委派著名的政客、律师、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盛（C.Cushing）为专使、以当时国务卿的儿子韦勃斯脱（F.Webster）为秘书来华，早在中国的美籍传教士伯驾（P.Parker）、裨治文和卫三畏（S.W.Williams）以“中国通”的身分担任使团翻译。美政府在给顾盛的训令中指明，在中国新开放的口岸里，美国必须获得与英国相同的通商条件，否则，美国不能与中国和平相处。

一八四四年二月，顾盛等到达澳门。首先他以“进京”、“面见皇帝”来恐吓清政府；后来声明除钦差大臣外，不与其他官吏谈判，不承认两广总督程矞采为交涉对手。清政府果然经不起顾盛的恫吓，于是另派钦差大臣投降派的耆英到广东与顾盛交涉。六月十八日耆英到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会谈，他在谈判过程中所抱的宗旨就是所谓“一视同仁”的投降外交原则。当时顾盛的态度，如耆英笔下所描写的：“时而恭顺，时而桀骜，情词甚为闪烁”，且“动以北驶为挟制之词”；又说他“人颇狡狯，防范不厌周详”①。谈判时，顾盛要求接受他所拟定的条约草案，作为不进京的条件。七月三日，耆英接受顾盛的要求，双方在望厦村订约，共三十四款，这就是美国侵略者从中国勒索到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望厦条约里，美国除依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英国从中英条约里所取得的各种特权外，还获得了在中英条约上所没有、或虽有而尚未明确规定的权利：

（一）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望厦条约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等三款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相比较，领事裁判权在望厦条约里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美侨与任何外籍侨民在中国发生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如有犯法行为，不受中国法律拘束，使中国主权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二）关于破坏关税自主的规定望厦条约第二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据此，在外国参与下制定的海关税则，中国不得独自修改，要修改必须与外国侵略者协议。实际上就是只有在符合外国侵略利益的条件下才可以修改，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被破坏无遗。同约第六款载明，美国商船纳钞已毕，因货未全销，改往他口转售，勿庸重征船钞；第十款，美国商船进口，止起一分货物者，按其所起一分之货，输纳税饷，未起之货，均准其载往别口售卖，倘进口商船，并未开舱，即欲他往，限二日出口，不征税饷船钞；第二十款，合众国商船进口，纳清货税后，欲将已卸之货运往别口售卖，到他口后免其重纳货税。这些规定为洋货的推销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并成为外国侵略者夺取中国沿海贸易权的滥觞。

（三）关于侵犯中国领海权的其他规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四款与虎门条约第十款，本已开英国兵船在中国通商口岸停泊的恶例。望厦条约第三十二款更规定美兵船不仅可以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而且各港口官员还要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第二十六款又规定“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中国无从统辖”。这样外国船只出入中国领海，如入无人之境，进一步侵犯了中国领海权。

（四）其他如望厦条约第十七款准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建设礼拜堂，成为后来法国要求天主教弛禁的前导。又如同约最末一款中规定十二年后修约，这就为列强日后进一步的勒索预先准备了借口，引起了无穷的修约纠纷。

中美望厦条约是比中英条约更细致更完备的不平等条约，不久它又成为中法黄埔条约及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条约的范本。甚至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条约的侵略性，说“美国在望厦条约中第一次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①。

（二）中法黄埔条约

鸦片战争以前，法国对华贸易远在英美之后，当时中法关系也较中英、中美疏淡。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发生后，法国开始注意中国情况，企图乘机渔利；第二年派真盛意（DuboisdeJancig-ny）来华，调查远东情势，从事侵华活动。鸦片战争结束，中英订立条约，英国取得许多侵略权利，法国不甘落后，于是决定派遣正式代表来华。

一八四四年八月，法国使臣剌萼尼（ThéodosedeLagrené）到达澳门。清政府与他办理交涉的是投降派耆英。剌萼尼曾任驻希腊公使，外交手腕极其狡猾。他住在澳门，在正式开始谈判前，坚不透露其来华的具体任务，耆英只得派人到澳门去从旁探听。这时剌萼尼就故意放出各种空气：忽而传说他要与中国结好，共同抗英；忽而又传说他将与中国为难，图据虎门；有人说他将要求天主教弛禁；又有人说他将北上进见皇帝；探报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耆英如坠雾中，大感困惑①。这样剌萼尼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权，而耆英却处于被动与焦急等待的地位。十月初，耆英、剌萼尼两人开始正式谈判，这时剌萼尼已详细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并掌握了清政府的情况，于是援引英美先例，提出订立商约的要求。耆英等投降派一贯认为“抚夷不外通商”，从不考虑国家的久远利益，加之这时对外国心怀恐惧，因此很快地答应了剌萼尼的要求，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广州附近的黄埔签订中法五口通商章程。

黄埔条约共三十六款。根据这个条约，法国不但轻易地取得英美已经得到的各种重大权利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而且还攫夺了一些新特权。例如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在五口地方租赁房屋行栈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时，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后来这就成了法国扩大租界的借口①。同款除给予法人在五口建造礼拜堂及坟地等权外，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就给中国政府强加了保护教堂的条约义务，外国侵略者利用传教权利从事公开的侵华活动，便由此奠下了第一块基石。由上述各点可以看出，中法黄埔条约实际上已超越了中英、中美条约的特权内容。但是侵略者的欲望是不会有止境的，刺萼尼并不以条约中规定的特权为满足，他又在条约之外，抓住天主教弛禁问题，进行新的讹诈。

法国本是天主教国家，一贯以天主教作为向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清政府自一七二四年初（雍正元年年底）宣布教禁后，不许人民信天主教，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各地传教，这个禁令对于法国企图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如前所说，刺萼尼一到澳门，就散布过要求天主教弛禁的空气；后来与耆英谈判商约时，便正式提出这个要求。法国从黄埔条约中取得了在五口建教堂传教之权，但如果清政府的教禁不废除，那末对法国借宗教活动扩大侵略是很不利的，因此刺萼尼决意于条约之外，力争开放教禁。清统治者最初对天主教没有深刻的认识，害怕它会象白莲教等一样，被人民利用来反抗封建统治者，因而反对天主教弛禁。其实他们不了解，天主教自传入中国的时候起，便与统治者结合并为统治者服务，与白莲教等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刺萼尼的坚决要求下，耆英对天主教弛禁问题的态度游移不决，既不敢坚拒刺萼尼的要求，又不敢明显违背清廷的旨意，但他更害怕外国人“别生枝节”，内心倾向对法妥协。耆英不曾认真反对刺萼尼的要求，却欺骗道光，自称“迭经往复辩论，数日之久”，“实已不遗余力”；欺骗之后，继以恫吓，说法国“兵船多只，航海远来”，其要求“若过为峻拒，难免不稍滋事端”；恫吓之外，当然还要解除道光的顾虑，因又奏说天主教自传入以来，“并未滋事，究与白莲、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最后的结论是建议朝廷，对刺萼尼的要求最好是“姑允所请”①。道光当时很信赖耆英等投降派，便于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即黄埔条约正式签订后不到二十天，批准天主教弛禁。

道光本来是要应付一下刺萼尼，表面上虽答应弛禁，却不公开宣布。刺萼尼却决心将侵略计划贯彻到底。一八四五年八月初，他利用黄埔条约即将换约的时机，向耆英要求公布弛禁令；换约以后，他亲到上海、宁波、厦门各口调查，十二月初回到澳门，以各地实行弛禁令“有名无实”为借口，要挟清政府切实执行，否则，“两国之事，正未可知”。道光在这种威吓下，于一八四六年二月二十日下令，不许各地官吏再查禁天主教，违者加以处分；同时又命令各地将康熙年间所建造的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其余一律发还给教徒。这样就满足了刺萼尼的全部侵略要求。

刺萼尼逼迫清政府开放教禁，是法国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从此以后，法国对华侵略，又多了一种新的方式——借宣传宗教之名，行其政治、文化侵略之实。由于片面最惠国条款，这个新的侵略特权，同样也被其他各国取得了。后来传教特权经一再扩充，外国传教士便随伴着鸦片和商品，源源侵入中国；而在外国侵略者操纵下的教会，也就发展为干涉行政、包揽词讼、搜集情报、霸占田产、欺压人民的活动场所，中国人民又多了一项新的灾难。

在美、法来华订约前后，西方国家如葡萄牙（一八四三年）、比利时（一八四五年）、瑞典、挪威（一八四七年）以及其他国家，也先后前来要求通商，争逐利权。清政府本着所谓“一视同仁”的可耻原则，一概允准。从而可以看出：经过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不只是向英、美、法几个大国开放，而且是开始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次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外发展和对华扩张势力的必然结果；而英国保护鸦片贸易就是它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直接原因。这次战争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民必须进行新的反压迫的斗争。

“中国在一八四○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①由于原有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外又加上新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紊乱和不安的程度大大地增加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新的人民的革命运动必然要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②；“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①五十年代激发广大的中国农民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同鸦片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消灭了封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它推倒的只一个“敌人”，而获得的却是亿万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