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十年，由于日益加重的封建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不断侵入，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潮，这就是首先反对本国封建压迫、同时也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
一八五一年一月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长期被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大众争先恐后地投入了这个求生存的斗争。革命人民建立了政权，组织了军队，两三年间星星之火蔓延成燎原大火。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军发展到长江中游，占领武汉。此后革命武力更以排山倒海的态势，向长江下游汹涌推进。二月十八日大败清朝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军队于九江，二十四日占领安徽省城安庆，三月四日取得芜湖，三月七日陆路先锋迫近南京。在革命武力猛烈冲击下，终于在三月十九日攻占了这座江南大城，不久镇江和扬州也被太平军占领了。
太平军军事方面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度惊惶。在南京未被占领前，北京的封建统治者除下诏罪己外，还处罚了一批统军大员，企图以此来挽救军事上的溃败。当然这些措施都是无用的。江苏的地方官吏对太平军的惊恐程度，甚至超过北京的封建统治者。他们被太平军所向无敌的攻势逼得走投无路，为了逃出面临的绝境，竟开始直接勾结外国侵略者来反对革命人民。三月初江苏巡抚杨文定命令前同顺行行商、当时的买办官僚上海道台吴健彰向上海英、美、法领事乞援，要求外国兵船开入长江，帮助清军守卫南京。
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打算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加紧侵略中国。早在一八五二年一月，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就曾建议公使文翰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处境困难的时机，对它施用压力，并断定清政府必然会答应英国的要求①。现在清朝地方官吏窘极求救，阿礼国认为良机已到，马上向在香港的文翰发出紧急公文，建议由“大不列颠一国，或是在中国海面拥有舰队的三个强国联合起来，去制止这个毁灭性的战争”（即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阿礼国还建议“趁（清朝）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阿礼国企图乘机勒索的主要内容是无限制进入中国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外交关系，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②。文翰接信后，立刻准备去上海，“不仅为了亲自考察目前的情势，而且一旦事态变化，能够采取比领事权力所可采取的更有决定性的行动”。他向英国外相表示，如果清政府要求英国兵船帮助清军守卫南京，而英国能从而取得商业上的利益，清政府的建议是可以考虑的①。
三月二十一日文翰匆匆赶到上海，他还没有得到太平军已攻入南京的确讯，但已知道南京决守不住了。当天他命令阿礼国答复吴健彰说，英国全权大臣已到上海，“高级当局之间的接洽比较方便了，如果两江总督阁下要求援助，或就当前局势与全权大臣有所洽商，应由总督正式行文致公使本人，而不要由次级官员转达”；他并且声明“一经收到来文，对其中内容当即予以最善意的考虑，并及早答复”②。文翰打算与两江总督直接交涉，显然野心极大。侵略者十分明白：勒索对象的地位愈高，勒索的成绩也愈可观。可是此后不久，清军方面的败耗，接二连三地涌到上海，南京被攻占了，陆建瀛被杀了，与此俱来的还有其他对清朝不利的消息和关于太平军百战百胜的种种传闻。这些突然涌来的败耗给予外国侵略者的印象是十分强烈的。新的情势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清朝政权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对清朝政府的帮助能不能阻止太平军的胜利发展？当这些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以前，他们是不便明目张胆地站在清朝一边反对太平军的。因为很清楚，如果清朝政权被推翻了，新政权不但会否认在这种情势下外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而且会异常加强对他们的憎恨。二十六日，到前线去了解太平军实况回到上海的英领事馆翻译密迪乐（T.T.Meadows）报告说：清朝在南中国的统治权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外人的干涉只会无限期地延长兵灾与混乱，得不到其他结果①。文翰在收到密迪乐报告书后态度突然一变，赶忙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暂时“不以任何方式偏袒中国政府”（指清政府）。英外相克拉兰敦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样，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形势，英国的侵略手段终于被迫由准备公开与太平天国为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暂时等待和观望。
就在太平军的兵威震动江南的四月里，在上海的外国侵略者先后宣布“中立”。他们所谓“中立”，只是暂时避免武力干涉，而在这种伪装下进行其他侵略活动。因此他们一方面宣布“中立”，一方面又由文翰、阿礼国等人策划，在上海租界成立武装，积极构筑工事，把这部分中国领土置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使之成为在长江下游抗拒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中心。到四月下旬，这些工作大体安排停当以后，文翰决定到南京去“访问”太平军。
文翰的访问南京，除了亲自考察太平军实况以外，主要目的在刺探太平军领导人员的对外态度。四月二十二日文翰动身前给英国外交部的公文上说：“由于还不清楚举事者（指太平军）对外国人的意向究竟如何，由于他们是一个比我们以前所悬想的更可怕的团体，在获悉他们的意向以前，我不愿无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立刻乘‘哈尔米土’号（“Hermes”）火轮炮舰进入扬子江……。此行目的是向各方面说明，目前英国是守中立的。……此举也许会发生效果，诱使举事者的领袖们宣布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意向”①。四月二十七日文翰到达南京，次日，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太平军提出如下内容的照会：
近来闻得中国人与满洲人兴动干戈，又闻贵王已得守金陵，传播不一。有满洲官晓谕云：借西洋国火轮船十数只由长江直上，与贵王军兵打仗等情，此皆满洲官之假语谎言。查我英国往各国贸易、居住，凡各该处有兵戈，向例均不干预，今在中国焉有借用火轮船相帮之理？至于满洲官雇广艇，置买西洋船只，本大臣并不闻问。所有英国商民船只，均不准其雇用。其买卖英国人商船者，与买洋布及各货无异，难以禁止。如他国买卖船只，本大臣更难阻挡。但买去之船，俱不许用我国之旗号。设有我国人民仍旧在船为满洲官使用者，实属不该，本国决不庇护。总之贵王与满洲相敌，我英国情愿两不干预。独是英国在上海建造许多房屋居住，并礼拜堂及堆货栈房，黄埔江内是有英船多只来往停泊。刻下贵王已抵金陵，与上海近在咫尺，闻得贵王军兵欲到苏松一带，后至上海，时贵王之存心立意，欲与英国如何办理之处，先愿闻知②。
这个照会清楚地表明了文翰以中立的幌子来诱骗太平军的用心。在另一个地方，文翰更直接使用恫吓手段，他用书面形式向太平军表示：“英国人在上海的极大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太平军进抵上海时，希望不要干扰英国人的生命财产，万一他们遭到了侵犯，那末必将引起愤慨，正如以签订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作为结束的战争时期所引起的相同的愤慨一样。”文翰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又说：“我提醒举事者的领袖们，英国政府与中国现存王朝之间订有条约。为了使他们知道该条约的内容以及英国的真正地位，我给了他们一份中文的约本。”①文翰的态度十分明显，不管中国内战的结果如何，英国仍然要坚决保持它已经取得的特权，它在中国的地位是决不容许改变的。一旦它在上海的利益受到太平军的“干犯”，它便不惜对太平天国实行武装干涉。
太平军表现革命人民的严正立场，坚持了平等自主的外交原则，宣布太平天国并不限制通商，只要求英国人不要再到中国来贩卖鸦片。但他们对付外国侵略者是缺少经验的，因此当文翰表示英国无意协助清政府以后，太平军的领导人员“错误地因为宗教的形式相同的原故，而把以信奉基督教做招牌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做朋友，完全不了解侵略者只是利用传教事业做侵略的工具，没有预想到就是这些满口讲上帝的教义的国家竟会帮助敌人来打倒自己。……对外国侵略者缺少应有的警惕”②。
文翰与传教士麦都思，研究从南京带回来的宗教书和其他材料，综合各人观察所得，写成下面的报告，由文翰寄给英国政府。
如果举事者成功，至少传教士的活动可望获得完全的容忍。这些人看到外国人一般地都和他们遵奉同样的教义，因而当他们得势时，可能对外国人怀抱友善态度。他们无疑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品以及他们的行为上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不象现在这样的有名无实，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一斗争中去，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举事者们可能施与他们的任何攻击①。
这就是文翰从南京回来后得出的结论，英国一直标榜的所谓“中立”政策，显然是更加具体化了。法国和美国当时也采取了这个政策。事实很明白，他们之所以采取“中立”政策，只是为了要观望一下，好看清楚究竟用什么方法利用这一复杂的局势为自己取得更多的权益。在一八五三年的夏间，文翰幻想着“很可能从举事者方面获得比前此从清政府方面所获得的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②。
文翰访问南京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也于同年十二月以镇江、扬州天主教徒受到太平军“迫害”向太平军提出责难为借口，到南京进行刺探活动。太平天国革命者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干涉内部事务，因此对待布尔布隆的态度极为冷淡。布尔布隆在南京得到的印象是：太平军纪律严明，南京的秩序非常稳定。他去南京以前，曾向英使表示法国政府倾向于清朝政府方面，暗示英国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但从南京回来以后，他也只得建议法国政府继续采取“中立”政策③。
继英法之后，一八五四年五月美国公使麦莲（R.McLane）也在“中立”的名义下去南京侦察。他下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他清楚地看出太平天国执行着捍卫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因而断定一旦太平军在全国掌握政权以后，决不可能承认清政府与列强已经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所以麦莲从南京回来后，坚决主张从各方面支持清政府，并借此从清政府取得新的侵略特权。这也就是后来英法美实际所走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道路。
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国公使包令（J.Bowring）派翻译官麦华陀（W.H.Medhurst）等去南京访问。这次他达到了和麦莲相同的结论，并建议英政府抛弃“中立”的面具，公开站到清政府一边，对太平军实行武装干涉。这时他们所以暂时还没有扯下“中立”的伪装，是因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之间彼此还有很大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