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3节 外国侵略者协助清政府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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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订立后，外国侵略者更加需要扶植清政府，借以巩固和扩大侵略利益。清政府在革命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也需要外力帮助来消灭人民革命，维持其腐朽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共同利益就使它们有了进一步结合的可能。

北京条约订立后，统治阶级的首脑咸丰对侵略者的疑惧一时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当外兵撤出北京后，北京的清朝王大臣虽一再吁请“回銮”，他还不敢回北京来。咸丰说：外人“不来则已，来则必起争端”；另一处又说：“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体诸多不协”①。但尽管咸丰疑惧未消，清朝中央一部分当权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却开始了显著的转变。恭亲王奕訢就是最先转化为一心依靠外国的洋务派的代表。奕訢等人从与侵略者直接接触的实际经验中，深切体会到侵略者并不要推翻清朝政权。他们在北京条约签字后不久的一个奏折中说：“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屡揣该夷词意，谅不至心存叵测。且前月自开城后，该二国带兵二万余，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②随后，他们又向咸丰解释道：“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①，反复说明侵略者并不可怕。奕訢等人的意见愈来愈大地影响咸丰的态度，他们的势力也就日见扩大。一八六一年咸丰死去，宫廷政变发生后，他们在清朝中央的地位愈加巩固，并且处于压倒的优势。

一八六一年一月清政府设立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洋务派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个机构有利于中外反动势力实行勾结，也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对清朝政权进行多方面的控制。侵略者早就要求清政府设立这样的机构。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公使驻京，第五款规定清政府指派大学士尚书作为对英国交涉的对手，因此废除从前两广或两江总督兼办外交的制度和成立新的外交机关已成必要。清政府在一八六一年成立总理衙门，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表现，当时由奕訢、桂良、文祥三个满洲贵族、官僚执掌外交权，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分驻上海与天津。在这个机构成立前，奕訢曾向英使馆的威妥玛透露消息，威妥玛首表赞成，他认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处（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说：“此实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②。外国侵略者欢迎清政府这一措施是十分自然的。

总理衙门是一个规模小而权力大的机关，它经管的事情很多，性质又很复杂。除外交外，还包括通商、海关、各口训练新军、办理同文馆等事务，后来修路、开矿、制造枪械，它也涉手经理；实际上包括了整个“洋务”。总理衙门初成立时，奕訢等人就

确定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为首要的任务①，并用求得侵略者谅解和不断出卖主权的办法，来取得他们的帮助。

侵略者是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人民的。因此北京条约刚一签字，法国代表葛罗就向奕訢表示“愿为中国助剿发逆”，宣称“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沙俄公使伊格那提业幅也提出“中国发捻横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并表示“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②。这样法、俄两国就明确表示了“助剿”的意向。但沙俄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提供直接援助。至于法国，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立刻调动军队去侵略越南，因此也不可能集中它在东方的力量帮助清政府。当时只有英国没有类似的限制和牵制，但它没有提出“助剿”，原因是英国当时正集中力量开辟长江新口岸，同时它看到咸丰在热河被一批顽固派包围着，他对侵略者心存疑惧，军事合作的内在条件还没有成熟。但英国又不愿意俄法在清朝政府中的影响提高而对它不利，因此采取破坏的策略。威妥玛告诉奕訢说：“剿贼本系中国应办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据地方，于彼何利？非独俄佛（法）克复城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必不据为己有。”③这表明英国暂时还不想采取直接进攻太平军的行动，并在阻止清政府对法俄的信赖。因此虽然当时上海一带地方官吏因为已有接受侵略者帮助的经验，欢迎外国“助剿”，而奕訢等人也有与外国合作的倾向，但借外兵“助剿”，毕竟还没有成为事实。

北京条约订立后，英国在中国感兴趣的是尽早实现长江通商的利益。一八六一年二、三月间，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贺布偕同巴夏礼等人，乘兵船从上海溯长江到武汉进行了一次视察。这次视察的直接目的及其后果之一，就是开辟了由镇江到武汉的航路，开放了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并在镇江、九江、汉口成立了英租界，开始实现北京条约所给予侵略者的一些重要利权。从此长江中、下游这一富饶地区成了对英国具有重大侵略利益的区域，而上海作为英国维护这个区域利益的主要据点来说，其地位也就更显得重要了。

但是，正是在长江下游这个区域里，屹立着太平天国革命势力。英国自不能对这个情况置之不理。所以贺布、巴夏礼等人在行程中，曾不得不与天京当局发生关系。他们访问了天京，目的当然不在建立友好关系，而是又一次侦查太平天国的内部情况，对太平天国进行讹诈。英国侵略者不但要求天京当局承认他们从清政府所得的利益，而且特别看重巩固自己在上海的地位。由于英国这时表面上还打着“中立”的招牌，同时中国的革命人民当时对外国资本主义还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太平天国方面又一次为“洋兄弟”所惑，同意了英国的要求，答应在一八六一年不进攻上海和吴淞周围一百里（三十英里）以内的地区①。

应当指出，尽管太平天国革命当局对英国作了很大的让步，可是在英国势力侵入长江以后，英国侵略者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当局不可能长期束缚自己的行动自由，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英国为了充分地实现在长江通商的特权，总是要力图排除一切障碍，而太平天国革命势力就是英国在这一带实现其特权的最大的阻力。本来北京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的规定，已无异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敌视太平大国的宣言，而英国势力实际侵入长江更加速了它对中国革命人民进行镇压的行动。贺布在结束长江视察以后写给英国的报告中，直接把太平军称之为“一伙有组织的强盗”①，这就明显地表示出英国侵略者即使正在从太平天国方面得到让步的时候，也是对它充满着仇视。后来巴夏礼更亲自跑到北京，向清政府说什么太平天国“断无成事之理”，曾国藩等的“水陆各军，纪律严明”，只是“饷项不足，船炮不甚坚利”②，暗示从这些方面加以改进，就可以更有效地攻击太平军；这更清楚地表明了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一事上进行实际勾结的意向。此后清政府开始筹划向外国购置船炮，并由英国人李泰国负责主持。贺布对太平天国的敌视态度，得到了驻上海的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A.Protet）的赞许。在仇恨中国人民这一点上，英法侵略者仍然是一致的。

正当贺布等人在长江扩张英国侵略势力的时候，英法公使积极在北京筹设使馆。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到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第二天也在北京成立英使馆（后来俄国公使巴雷捷克（П.Баллюпзeк）于一八六一年七月、美国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于一八六二年七月到北京）。英法公使到北京后，力求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彼此间并为此展开了一番竞争。一八六一年四月，法国首先表示“不俟银款扣清，先行撤兵，将粤城让出”，后来又提出撤退驻留天津的法国军队；接着英国也表示“深知中国诚信相待，毫无嫌隙”①，愿意撤退广州的英国占领军。英、法这种提前交还广州和撤退天律军队的表示，都是力求扩大对清政府政治影响的表现②。

英、法从它们设立北京使馆的时候起，一再引援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一八六一年四月开始，通过法国使馆的帮助，与中国订约的有普鲁士（一八六一年九月）、葡萄牙（一八六二年八月）、荷兰（一八六三年十月）等国家。由于英国使馆的帮忙，在中国取得与英法等相同特权的则有丹麦（一八六三年七月）。中葡条约还规定中国在澳门设官，其职权同于英法在澳门的领事（此约后来没有交换批准）。中丹条约第四十四款明文规定丹麦商民可在通商各口往来载运土货，使外国侵略者正式获得了从事沿海贸易的特权，并使中国的民航业遭到极大的打击。这一条款在实质上废除了中英条约上外国船只不准在牛庄、登州等处装运豆类豆饼的规定。显而易见，英、法帮助这些国家与中国建交，归根结蒂还是为了扩大自己的侵略利益，并且是扩大在华政治影响的另一种表现。

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合力镇压太平军，是他们扩大影响和控制清政府最主要的手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在上海都驻有正规军队。这是一支以“保卫上海”为名，实际准备对抗太平军的力量。但是，只有这些武力是不够的。除此以外，另一支由外国野心家组织起来的反太平军武力也正在扩大和加强，这就是华尔洋枪队的改组。

前面一节曾说到华尔洋枪队在一八六○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松江一事，这件事使那位美国流氓受到上海官僚买办集团的重视。但不久以后洋枪队在上海附近连续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华尔便渐渐想到改组这支军队。他认识到只依靠由外国流氓凑成的军队不能打击太平军，便逐渐想到诱骗中国人来当炮灰，用西方的新式武器装备这些受骗者。他又认识到只依靠中国的买办商人与地方官吏的支持不够，便想直接争取外国资本主义的支持。但当时美国正在遭遇内部的政治危机，随之爆发了内战，所以他便把主要的依靠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八六一年八月，华尔在松江改组了他的军队，实现了以欧美人为军官、招骗中国人为兵士组成中外混合军、用新式武器配备并加以新式训练的计划。十一月中旬，这支所谓洋枪队发展到了两千多人。华尔建立了这支反革命武装以后，正式邀请贺布去检阅。贺布虽然半年前还着不起华尔，但这时看到这批力量可资利用，就立即表示给予支持：第一，同意“一旦英法正式放弃中立，公开站在北京政权方面而向太平军发动攻击”时，那末华尔“统率之下的日益扩大的军队，应该列在联军之内”；第二，答应供给他以优等新式武器。从此，“贺布成了华尔的朋友和同盟者”①。这样，到一八六一年年底，两支直接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武装力量已经合流了。这是为协助清统治者镇压太平军而进行的各种准备中最重要的措施。同时，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清统治者之间以及在清统治的内部，情况也在经历着变化。上面已经说过，英、法公使驻京后，不仅没有引起清统治者的惊惶，而由于英法主动提出天津撤军和交还广州，反倒取得了他们的好感。十月间英法军队在烟台击退捻军，更得到清统治者的信赖。外国侵略者与清统治者日益成为朋友了。十一月初所发生的宫廷政变，使西太后与恭亲王的联合在清政府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大大便利了与外国的勾结。政变后英公使普鲁斯兴高采烈地报告说：政变对英国有利，而且受英国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①。随后他又报告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和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②由于湘军在九月间攻占了天京上游的太平大国重镇安庆，曾国藩取得了清中央进一步的重视，不久被授给江、浙、皖、赣四省的军政大权。曾国藩又保荐李鸿章、左宗棠分任江、浙巡抚。这样，清政府与汉族地主阶级以镇压革命为目的的合作也加强了。

十二月，太平军占领了浙江的宁波并再克杭州，这在一定程度内补偿了安庆失陷的不利局势。但正在这时，外国侵略者发起对太平军的直接挑衅。英国诬蔑太平军没有遵守不进攻淞、沪周围的诺言，要求严格遵守，并进而想胁迫太平军答应同样不进攻汉口、九江周边百里以内的地区。一八六二年一月，英美法三国擅自在宁波城外划定外国租界①，以敌视的态度同宁波的太平军相对峙。

由此可见，到一八六二年初，外国侵略者协助清统治者镇压太平军的条件已经成熟，“助剿”的准备已经完成，以清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为一方，以太平天国革命者为另一方的对立形势十分明显了。

一八六二年初，太平天国以在浙江新胜利的声威，向上海开始了新的进军。华尔新训练出来的洋枪队立刻配合清军对太平军进行抵抗。英法在上海的正规军开始布防，华尔与贺布开始商讨协同作战。二月中旬，英法侵略者完全撕破了所谓中立的假面具，他们的军队向太平军展开了正面的直接的攻击。自此，首先在上海开始了外国资本主义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开始了它们与清统治者的军事合作。也正在这时，清政府加紧了向英国购买兵船以及请英、法军官在海口训练清兵的活动，以便使自己对太平军的水上进攻能够加强，防止太平军从宁波出海攻击沿海地区。清政府为了取得外国资本主义的帮助，不断出卖权利。二月二十五日上谕说：“昨许暂开豆禁（按：一八五八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英船不准在牛庄、登州运装豆类、豆饼），亦无非迎机利导，曲为牢笼，以期得其（指英国）死力”；接着又说：“法国使臣，则以前请将各省书院改为天主堂未邀允许，颇为晓晓，此时虽未能任其要求，亦不能不设法笼络”②。三月间，清政府又以“四方多故，不便启衅”为理由，准许俄国在蒙古随意行走和自由贸易。

面对着外国的武力挑衅，太平天国革命确定地担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

英、法侵略者是以竭力支持华尔的洋枪队，同它采取联合行动来着手镇压太平军的。这时的首要目标，是所谓“保卫上海通商口岸”，即阻止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它们实现了这个罪恶的意图，清统治者给华尔以官衔，称他的武力为所谓“常胜军”，而美国公使蒲安臣也替这个冒险家吹嘘。

中外反革命军保住上海之后，立即着手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地区”的计划。从四月初开始，英法军和“常胜军”接连对上海周围的嘉定、青浦、南桥、柘林等地的太平军展开进攻，一时气焰嚣张，十分猖狂。这些军队不仅是扼杀中国人民革命的罪犯，而且所到之处，焚烧、抢劫、杀俘，无所不为，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成群结队的土匪。

三月中旬，清中央急切命令曾国藩迅速将李鸿章及其军队从安庆运往镇江（后来实际运到上海）。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上海的反太平军的力量，支援外国侵略军；另方面又是为了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保持均衡。英国轮船担任了运输的工作。正值英法军及华尔的军队在上海周围猖狂进攻时，李鸿章在上海接任了署理江苏巡抚的职务。自此，与中外皮动派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相伴随，又进行着外国侵略者逐步与清地方势力相勾结的过程。

当然，不管反革命军怎样狂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五月间在南桥一役中，太平军打死了法国的卜罗德；接着又收复了嘉定、青浦，为拔除英法侵略军根据地上海和“常胜军”总部松江打开了道路。不幸这时天京上游的局势在恶化，英王陈玉成壮烈殉难，曾国荃湘军逼临天京城下，革命首都吃紧，天王严诏东线太平军回援。这样，上海的中外反革命军才又得到喘息的机会，八月十日再陷青浦，稳定了他们在上海的地位。

英、法侵略者没有把他们敌视太平军的行动局限于上海。在上海一带的活动初步得逞后，他们在另一个沿海口岸宁波也进行了挑衅。四月底，贺布派𠲍乐德克（RoderickDew）“带着不小的武力”到宁波借故向太平军施行讹诈与恫吓，但是没有成功。五月初，英法在宁波的驻军协助清军向革命者发动攻击，从太平军手里夺走了宁波城。紧接着，𠲍乐德克招骗了一些中国人，在英国军官的训练下，组织了中英混合军（又称绿勇）。法国驻宁波海军司令勒伯勒东（LeBrethondeCaligny）则会同当地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组成宁波中法混合军或所谓“常捷军”。这样，在宁波除了英法正规军外，它们又各自仿照华尔的办法建立了直接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反革命军队。它们的目的当然不仅是在攻取宁波一城，而是要以宁波为据点向四周的太平军进攻。八月间，外国侵略者协助清军镇压革命的主要活动转到浙江沿海来了。这时左宗棠的军队正从浙江西部向东进攻。

一八六二年八月初，英、法军协同清军攻占了宁波与绍兴之间的余姚。他们图谋在这个地区加紧镇压革命者。英国驻宁波领事与华尔在上海共同策划之后，华尔便亲自率领着一部分“常胜军”于九月中到浙江增援。二十一日，英法军与华尔共同进攻慈溪，太平军在英勇的抵御下重伤华尔。他受到中国人民的正义惩罚，很快就毙命了。华尔遗留了一支庞大的、不但在上海周围活动、而且还扩展到宁波附近的武装力量。用这支军队继续反对太平军，这是所有的外国侵略者都赞同的。但是由谁来接替华尔，却是意见不一。理由很明显：直接指挥“常胜军”的是哪国人，那个国家对清政府的影响就会大些。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蒲安臣就赶紧向清政府表示“应该先择一个美国人来接替华尔的职务”。他在“克服了不小的反对”之后，终于替华尔原来的助手、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取得了这项任命①。

所谓“不小的反对”，就是指其他国家对“常胜军”管带一职的争夺。这里有法国②，也有英国。为了避免法国成功，英国公使普鲁斯支持了蒲安臣。但是在上海一带的英国官吏，却处心积虑地要以英国人来统率“常胜军”，坚持这样做的，有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C.W.Staveley）和英国驻上海的领事。

李鸿章支持由英国人来充当“常胜军”的管带，因为第一，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最大，支持英国的要求，可以得到英国对自己的支持，有利于自己的势力的加强；第二，李鸿章虽以江苏巡抚的地位，名义上能调度“常胜军”，但一直没有指挥的实权，借助于与英国的勾结，他也想使自己插进一手。十一月，李鸿章等以英人马格里（H.Macartney）任白齐文的军事秘书，又以另一英国军官奥伦（J.Y.Holland）任“常胜军”参谋长。英国人的影响显见增长。一八六三年初，李鸿章借故撤去白齐文，派奥伦暂行接替，接着又与土迪佛立协议会同管带“常胜军”的办法，于是英国在这项争夺中取得胜利。

正当英国人在江苏取得“常胜军”统率权时，李泰国在英国政府直接帮助下，为清政府订购兵船（大小共八只）的工作也完成了。他还聘请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为统带，以英国海军人员六百余名为这一小舰队的官兵。李泰国并与阿思本在伦敦正式签订指挥这支小舰队的协定①。由此英国势力完全掌握了这支用以镇压太平军的海军力量。到一八六三年初，英国进一步镇压太平军的阴谋，显得更露骨了。

法国争夺“常胜军”没有成功，转而加强对“常捷军”的控制。经过一再的损兵折将以后，到一八六三年二、三月间，法国军官德克碑（D’Aiguebelle）接任“常捷军”管带，法国在宁波一带的势力才趋于稳定。但这时浙江沿海的法国势力在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中仍不能离开英国势力。三月中，德克碑与𠲍乐德克等联合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绍兴，外国侵略者在浙江的镇压由此强化一步。不久，𠲍乐德克调往日本，浙江的英国势力逐渐减弱，“常捷军”才成了在那里继续深入内地对太平军进行镇压的主要力量，法国在浙江取得优势地位。

当美、英、法进行明争暗斗时，沙俄公使巴留捷克也向清政府表示俄国愿意以水师“助剿”的打算。一八六二年十二月，沙俄且有三艘兵船到上海②。但当时英、法在江浙一带已奠有基础，沙俄无力竞争，除先后送给清政府枪一万支，炮八尊，炮弹五百发外，用“助剿”来伸张自己在华势力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自从一八六二年二月英法正式开始协助清军对抗中国革命人民，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上海与宁波两地附近的太平军已被迫向内地转移，侵略者协助清军“保卫”沿海口岸和“肃清”口岸周围地区的目的巳达到了。

从一八六三年三月起，外国资本主义协助清统治者镇压太平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镇压的地区说，它已越出了上海和宁波这两个口岸百里以内的范围，向内地即向着太平天国的中心日益深入；从出动的武装力量来说，此后英法正规军一般不再出动，“常胜军”和“常捷军”的作用显著加强了。但正是在这两支军队的行列里，分别体现着英国和法国的势力，所以李鸿章的淮军与“常胜军”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化，正是代表着英国势力与李鸿章勾结的加强；而左宗棠与“常捷军”的联合，则正是法国势力与左宗棠互相勾结的表现。

先看英国。三月下旬，戈登（C.G.Gordon）代奥伦担任“常胜军”的管带。这项人选是经过英国政府特别许可的，所以在他就职以后，就把一批英籍军官增置在“常胜军”中，随即在英国驻军的直接支持下，向太平军展开进攻。戈登的军事行动，是在与李鸿章的淮军更密切的配合并与围攻天京的湘军遥相呼应的情势下进行的。

四、五月间，“常胜军”与淮军联合攻陷太仓。五、六月间，中外反革命势力夺取了重要的军事据点昆山。戈登把他的总部搬到这里。七月底，占据吴江，自此构成了对苏州围攻的形势。

戈登统率下的“常胜军”凶狠残暴，获得清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当戈登在战场上表现了几次凶残的本领后，李鸿章竟无耻地说：“本部院前次奏明并函致总理衙门，力保戈总兵（按指戈登）谋勇兼全，足胜带兵之任，不独远过于白齐文，且胜于华尔、奥伦，由今观之，中外各国当益信本部院之非谬赞也。”①戈登的“常胜军”显然已是英国侵略势力与地方军阀李鸿章相互勾结的一个重要形式。

英国势力与李鸿章的勾结又通过马格里而加强。“常胜军”总部迁到昆山后，马格里受李鸿章的委托而驻守松江。在这里，他并且筹设炮局，为李鸿章制造枪支炮弹，李鸿章派韩殿甲、刘佐禹协助。十月中，他带着军队及大量炮弹前往苏州，准备配合戈登及其他清军进攻这个城市②。

由于左宗棠的机遇不及李鸿章，他与外国势力的勾结要晚些；又由于他的封建性较强，所以对外国势力曾发生过某种顾虑。但是不论怎样，自从一八六三年三月外国侵略者从太平军手中夺去绍兴以后，浙江的外国势力与左宗棠的勾结形势即已逐渐形成。英国革事势力调出浙江，使以德克碑的“常捷军”为代表的法国势力得到了与左宗棠相勾结的便利。德克碑亲到严州（建德）进见了这个湘系军阀，为他们的直接合作奠定了初基。后来在左军进攻富阳一战中，德克碑受到重用。九月二十日中外反革命者侵占该地后，左宗棠立刻替德克碑报功③。

这样，英法资本主义对太平军的镇压愈深入，它们与有势力的地方军阀之间的勾结也就愈加强。它们支持了这些军阀，增加了后者在清统治者中的地位；同时在勾结中它们日益使这些军阀买办化，使之成为自己侵略中国的支柱。从这一方面也可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协助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是与它们扩大侵华势力密切相关联的。

就在英法侵略者与江浙的地方势力加紧勾结的时候，清政府从英国购买的兵船在阿思本的率领下于九月间到达中国。这些兵船全副武装，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清政府购买兵船是用来镇压太平军的。阿思本愿意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势力合作来执行这项任务，但是他反对接受地方当局的领导。他和李泰国的目的是借这些兵船来挟制清中央，从而增加英国对中国的全面影响，尤其是取得对中国海军的控制。清中央当然也希望把这支水上武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曾国藩等力图用这些新式兵船来增加本系的势力，而当时清中央又不能不依靠湘、淮军阀，所以它只得在曾、李及李泰国、阿思本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指定新兵船在名义上归曾、李等“节制调遣”，另方面给阿思本实际的指挥权①。这种办法只能引起双方共同的不满。曾国藩、曾国荃见到难以取得对新兵船的控制，并唯恐他人调它们到南京一带来与自己争功，所以提出把兵船遣散的办祛。阿思本见自己的目的达不到，也提出遣散兵船的恫吓。在这些复杂的争吵中，英国图谋控制清朝海军的野心又震动了美、法、俄等国的代表。清政府陷在一大堆矛盾中，结果竟不得不在十月间把全部兵船遣回英国，予以解散。这一事实表明，英国侵略者在勾结地方军阀的同时，又在加紧进行着控制清中央的活动。

戈登对阿思本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九月间他曾写道：“我决定等阿思本来了再进攻苏州，这样才不致于令军队去冒很大的危险。”①他的希望虽落了空，但是丝毫没有妨碍他与中国革命人民为敌的决心。他采用了一条更毒辣的办法。

英国侵略者把夺取苏州看作镇压太乎军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不仅因为苏州在军事上有很大的重要性，也因为它在经济上是一个为英国商人所垂涎的富饶之区。英国协助清统治者，自始就抱着乘机扩大实际利益的目的，所以这时普鲁斯向戈登叮嘱道：“夺回苏州，肃清产丝区和运河沿岸，这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关”②，完全暴露了打开丝产地的图谋。

但是中外反革命军在苏州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虽然围攻达数月之久，仍不能取得胜利。十二月一日，戈登还不得不承认：“倘若李鸿章不用最好的条件引诱诸王（按指守苏州的太平军诸王）来降，我们进攻苏州必会失败……。”

反革命者在用武力镇压革命人民的同时，总是把瓦解革命内部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当他们遇到革命者的坚强抵御时，他们更努力进行这类阴险活动。在苏州就正是这样。不幸的是，太平军守将中，以纳王郜永宽等为首的一部分人，经不起严峻的考验，在困苦的时候变了节，这就使得清军的诱降有了可能。戈登在这次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气，并且对降将们的安全提出了保证。十二月四日，叛徒们谋害了他们的统帅、杰出的太平军将领慕王谭绍光，向敌人投降了。反革命者占领了苏州。

但是出乎英国侵略分子戈登的意料，李鸿章在取到苏州以后，竟然杀死了那些降将。戈登对李鸿章的关系一时似乎很紧张。尽管戈登之流用了许多堂皇的言词来说明他们对李鸿章杀降一事的不满，其实，使他们愤慨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杀降不利于进一步的诱降。戈登自己就对人说：“你想象不到我为太平军诸王被杀所感到的痛恨，其原因有：第一，清军如果遵守约言，以后不至再有战争，其余太平军占领的城市必然效法苏州，相继投降。第二，本可不损一兵一卒就结束了太平叛乱，同时也使人们少受损失……。”①当然他不可能理解革命人民的宁死不屈的本质；然而这段话不在于他错估了革命者，而是充分表明了他对李鸿章不满的真正原因。英国侵略分子与其说是痛恨杀降，毋宁说是痛恨杀降的办法太笨拙了。

这样，尽管戈登一度与李鸿章闹翻，英国对于继续协助清统治者镇压太平军的政策并无丝毫改变，就容易理解了。戈登虽暂时歇手，马格里则继续为李鸿章服务。他并且把炮局从松江迁到苏州，扩大规模，加紧制造杀人的利器②。到一八六四年二月，在赫德的“调停”下，戈登与李鸿章又和好如初了。普鲁斯在致戈登的信中，赤裸裸地说明了英国支持清政府的原因，他说：“我们支持这个政府是由于利益的动机，不是由于感情。我们的利益既然一贯不变，我们就一定要坚决排除任何困难，而决不采取任何足以冲淡这种政策的效果的步骤，这种政策是至今我们所奉行，也是你如此成功地执行了的。”①这也就是鼓励戈登继续屠杀中国的革命者。前此，淮军攻占了无锡，于是“常胜军”就协助侵入宜兴、溧阳，进窥金坛。在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逼临天京城下。江苏的太平军在中外反革命的夹击下，正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难局势。

在浙江也是如此。在左宗棠与德克碑的联合武力对杭州进行了长期围攻并对杭州周围的太平军据点逐次占领后，一八六四年三月底，革命者失掉了浙江的重镇杭州。

清廷在一道上谕中写道：“上年十一月间，英国总兵戈登随同官军攻克苏州，曾经明降谕旨，赏给该洋将头等功牌，并赏银一万两……。嗣据李鸿章奏称，于赏银一万两外，先已允给常胜军犒赏洋银七万元，均经如数筹给等语。英法两国向来互相争胜，中国驾驭之法，唯在一例相待，不可歧异，致令有所借口……。本日已于明降谕旨内，将德克碑一例赏给头等功牌，并赏银一万两，以示嘉奖矣……。所称由该督（按左宗棠当时已任闽浙总督）筹给德克碑二万两，分赏所部‘常捷军’出力弁兵之处，与李鸿章前次另筹银七万元给与戈登犒军办法相符，即著照所议办理……。”②这里清统治者不但表现了谄媚外国的丑相，并且实际上承认了英国与李鸿章、法国与左宗棠相勾结的事实。

外国侵略者既然在自己所扶植的地方军阀身上找到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已可有恃无恐了。清军对天京已造成致命的威胁，太平天国失败的局面已无可挽回，而“常腔军”本身又已严重地腐化，所以在五月间戈登协助李鸿章侵占常州以后，就着手遣散“常胜军”。他自己说：“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之中，只有李鸿章比较热心改革。……在我看来（我尚未见曾国藩），李鸿章要算清朝最杰出的人物，他不仅处事待人有分寸，而在一般中国人中他具有最进步的思想。因此，在李鸿章与其他清朝官员竞争的时候，英国政府支持他将是最好的政策”①。李鸿章既然这样可以信托，那末把日益腐败的“常胜军”遣散，对英国说来就没有什么不可放心的了。同时，英国政府也撤销了戈登在清军服务的许可。

太平天国的局面继续恶化。六月一日，天王病死。七月十九日，天京沦陷。江浙的革命者一时汇集在湖州，但这个最后的据点也在八月底被左宗棠与德克碑所攻占了。太平军的余部，有的南入闽粤，有的北上联合捻军，继续进行斗争，但作为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来说，在基本上已被中外的联合反动武装所绞杀了。毛主席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②中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

十月，“常捷军”也被遣散。然而，如同“常胜军”遣散后英国的势力与李鸿章的勾结并未断绝一样，“常捷军”解散后法国势力与左宗棠的勾结，特别是通过德克碑与日意格等人，仍在不断地加强着。

与资本主义国家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同时，以英国为主的外国侵略者还在通商口岸建立海关和开辟租界，伸展它们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势力。

外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在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个机构不仅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并且还通过充当海关总税务司和各口税务司的外国侵略分子，经常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它的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个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主要是在北京条约后建立起来的。

在第一节里已经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的机会，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进一步把这个半殖民地化的上海海关制度推广到中国各通商口岸，成了此后几年内英美等国家力求实现的目标。但当时清朝中央把英、美、法三国控制上海海关看作地方性的事件，并且也没有加以承认，而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官吏，因为外人管理海关妨碍了他们的税收和权力，都消极地加以抵制。所以尽管英国政府一再督促文翰、包令，“要求中国当局在其他口岸成立（与上海）相似并同样有效的征税制度”，但是没有成功。

前述一八五八年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有关海关的规定，使英国控制全中国海关的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一八五九年九月，两江总督何桂清撤销了上海海关的美、法籍税务司、任命原来的英籍税务司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并将海关用人权完全交给李泰国以后，英国人在海关中确立了统治地位。李泰国从此更加积极地准备在各口设立海关。英国公使普鲁斯为此通知各口的英国领事说，李泰国即将赴各处巡视，各口英领必须竭力给他以帮助，以便建立起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制度。普鲁斯说明英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制度的建立，“因为它可以保证中国的税收，并且保障英国的商业利益”①。这一年十月李泰国到广州，成立了广州海关，以英国人费士来（G.H.Fitzroy）为税务司，费士来未到任前由美国人吉罗福（Glover）代理；李泰国又任命赫德和马福臣（Mathesen）为副税务司，分驻广州和黄埔。广州海关完全由英国人控制，美国人吉罗福徒拥虚名，他便以没有接到美国政府的指令为理由，拒绝接受代理广州海关税务司的临时职位。美国国务卿喀西（L.Cass）也发表“美国利益不容忽视”的意见，对英国单独控制海关表示不满。美国公使华若翰亲到广州与李泰国会谈。第二年筹设汕头海关时，李泰国就任命华若翰的兄弟华为士（W.W.Ward）为税务司。英美对粤海关的争吵也就平息下来。后来李泰国在其他口岸设立海关的活动，因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天津、北京而暂时停止。

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政府愈来愈甚地指靠关税作为镇压太平军的军费来源，以及英法勒索的巨额赔款一千六百万两由海关扣缴，海关的重要性更增加了。总理衙门成立后，奕訢重新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这一项任命是由两广总督劳崇光、江苏巡抚薛焕的推荐和普鲁斯的催促而成的。普鲁斯当时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上说：“李泰国不仅可以帮助清政府处理商务和海关，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外交事务上的可靠顾问”②，暴露了英国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支配中国政治的用心。后来李泰国回英国养病，于一八六一年四月离开中国，他擅自指定赫德与费士来二人代理他的职务，并介绍赫德去北京。李泰国为了减少法国的反对，推荐法国公使馆官员哥士耆的兄弟克士可士吉去天津筹设海关。

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赫德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一八五四年他从香港到中国，先后在宁波、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工作了四年，后来又在英法占领广州的统治机关三人委员会中担任秘书职务。一八五九年他充当了广州海关的副税务司。赫德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侵略分子，他在广州时，结交一批当地有势力的官吏，到北京后，又很快地取得了奕訢、文祥的信任，一八六一年奕訢正式任命他为代理总税务司。一八六三年李泰国因购买兵船与总理衙门闹翻，赫德便继任为总税务司，此后的许多年内他长期把持这个职务。上海、广州、天津三处海关是外国侵略者特别重视的，因为控制了这三个重要据点就可以控制中国沿海大部分贸易。天津等三个主要商埠的海关设立后，接着就在长江各口和其他沿海口岸设关。一八六一年四月赫德去北京以前，先到镇江，在那里设立海关，任命宝顺洋行（Dent＆Co.）的协理雷纳特（Leonard）为税务司；一八六二年一月。又在九江设关；汉口关则在一年后设立。沿海口岸海关的情况是：潮州（汕头）海关于一八六○年设立。宁波海关在一八六一年设立。福州（一八六一）、厦门（一八六二）、淡水（一八六二）、基隆（一八六三）、台湾（台南）、高雄（打狗，一八六三）①各口是在闽浙总督庆端协助下设立的。北三口中的烟台（一八六三）、牛庄（一八六四）继天津之后，也先后设立海关。到一八六四年，已开放的十四个通商口岸中，都已设立了由外国人统一管理的海关。

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和赫德是海关第一和第二任总税务司。主要由于这两个人的积极活动，到六十年代初，半殖民地的中国海关制度已经确立。总税务司名义上由总理衙门领导，但他掌握了海关行政和用人的大权，连总理衙门也无法干涉。各口税务司的权力大，待遇非常优厚，他们只对总税务司个人负责。总税务司一职长期把持在英国人手中，海关高级职员半数以上也由英国人充任；英籍总税务司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反对，特别鉴于一八五九年设立广州海关时引起的英美纠纷，往往邀请与中国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派人参加对中国海关的共同管理。中国海关这时已强烈地反映出半殖民地的色彩。

与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在各口逐渐推行同时，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又在各重要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一八五七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强占沙面，于一八五九年七月与粤督黄宗汉议定在沙面西部和东部建立英、法租界，共占地二百六十余亩。天津则在英法占领下，于一八六○年十月和一八六一年五月先后强迫崇厚划定紫竹林一带八百余亩土地为英、法租界。随着贺布、巴夏礼等人到长江活动，一八六一年二、三月，在镇江、汉口、九江三地先后建立了英租界。镇江英租界在城外云台山，占地一百四十多亩。汉口租界位于花楼巷至甘露寺之间，占地四百八十多亩。九江英租界在西城外龙开河一带，第二年又加扩充。一八六一年，英国在厦门又开辟了租界，法国的上海租界扩展至小东门外。一八六三年九月，上海虹口的美国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英法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在中国积极开辟租界，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的表现。英国在这一侵略活动中是首恶元凶，短短几年中，它在中国的沿海沿江以租界形式建立了许多侵略堡垒。

英国又是近代第一个在中国攫夺“租借地”的国家。一八五九年，巴夏礼与粤督劳崇光勾结，把九龙尖沙嘴地方辟为英国的“租借地”。第二年订立北京条约时，规定九龙司地方永租与英国，成为香港的一部分。

一八六四年，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支持下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外国侵略者在协助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对清政权的控制。这时，他们的公使已驻在北京，他们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海关，在各通商口岸建立了许多侵略据点——租界，他们的商人、教士可以无拘束地走遍全中国，他们的兵船和商轮在中国的沿海和长江可以横行无阻。他们把中国开放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走上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