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3节 我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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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主义在其继续侵略的过程中，对我国的四境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一八六七年总理衙门已深感中国当时处境的困难，它在致各省将军督抚论修约书中指出：“海澨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如西藏……及西北各边界，皆英、法、俄等国与我陆路相通，极为注意者”①，对我国沿海及陆路各边疆的安全，表示了明显的焦虑。当然，外国侵略我国边疆并非始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但在六十、七十年代我国西北、东南和西南边疆的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边境普遍危机时期的开始。

西北边疆的震荡可以追溯到一八六四年。这一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反清的举事，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什噶尔旧城等地。伊犁城也在一八六六年初为举事者所攻破。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夺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了部将阿古柏（YakoobBeg）于一八六五年乘机自中亚侵入南疆。阿古柏攻占喀什噶尔的汉城以后，逐个兼并其他的举事地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一八六七年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到一八七○年，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伊犁不在内），都为他的势力所控制。阿古柏不是新疆回民利益的代表，他是外来的残暴统治者，窃据了我国的广大领土，引起我国西北边疆的危机。

阿古柏的统治正处在当时英、俄两国在中亚竞争的地带。最初，他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例如，在一八六六年就由他的官员与俄国签订非正式协定，双方同意各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利；一八六八年，阿古柏竭力优待俄国商人；同年英国人沙敖（RobertShaw）在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下，乔装商人，来新疆活动，也受到阿古柏的优待。但是，当时正值沙俄在中亚开疆拓土、吞并各个汗国的时候，与阿古柏的统治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再加以阿古柏对俄国有个人仇恨（他以前被俄军打伤过），俄国嫉视他与英人接近，所以就是在阿古柏对俄表示友好的时候，双方的猜疑也并没有消除。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展，为了乘机向我国侵略，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在一八七一年七月，悍然出兵侵古伊犁地区。

俄国进军伊犁，对清政府说成是“代收”。清统治者立刻命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前去与俄国当局交涉将该地收回。但在谈判中，俄国代表不提交还伊犁，却提出在新疆全境通商、重新划定中俄边界以及赔偿俄国“损失”等一系列无理要求。荣全的交涉不得要领，总理衙门于是再与俄公使进行交涉。但俄使的论调与俄国边界代表同出一辙，甚至还以从伊犁继续东进相威吓。俄国要挟中国，要先解决中俄边界及其他的问题，然后才能交还伊犁，这叫“先议后交”；中国原主张“先交后议”，后以两事“皆目前同办之事”，要求“边交边议”①。但是俄国官吏却多方推诿延宕，他们不但不交还伊犁，反而在那里向人民和原有的中国军队进行勒索。伊犁一带的俄官一再向荣全申明：“嗣后伊犁人众，你们勿庸照管。”①俄国公使也要总理衙门“转咨荣全：本国伊犁官，决不让中国官干预其事”②，充分表明俄国久据伊犁和扩大其占领地区的野心。这样，俄国进兵伊犁，构成对中国领土的直接侵夺，加深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危机。清政府在七十年代初正一意镇压甘肃一带举事的回民军，这时根本谈不到靠自己的力量收回伊犁或驱逐阿古柏的问题。

俄军占领伊犁地区，对阿古柏在南疆的统治是一个威胁，俄国便利用这种形势对他实行拉拢。一八七二年双方订立通商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阿古柏给俄人以税率仅为值百抽二·五的通商特权，同意俄国在南疆各城设“商务代表”和建立“商馆”。随后，阿古柏派遣赛亦德·雅古布（SeyyidJacoob）前往塔什干及圣彼得堡。一八七三年夏，沙皇亲自接见他的使者。沙俄与阿古柏政权的关系，一时大见好转。但阿古柏同时仍力图依靠英国的势力。

英国笼络阿古柏，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利用印度与南疆在地理上的接近，二是利用土耳其的宗教关系。土耳其苏丹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当时具有宗教影响和政治影响。一八七三年，阿古柏承认土耳其为上国，并请封号。那时，土耳其已经依附于英国，于是在英国的指使之下，土耳其苏丹封阿古柏以“艾米尔”（意即统治者）的称号。阿古柏的使者由俄赴土，又由土耳其去印度。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早已以武器弹药供给阿古柏，一八七三年更任命茀赛斯（DouglasForsyth）为全权使节去喀什噶尔，第二年双方缔结正式条约，英国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地位，阿古柏则允许英国通商、驻使、设领等特权，远超过俄国所得的利益①。此后，阿古柏实际上日益依附于英国势力，英国把他当作侵略我国西北以及反对俄国的傀儡加以扶植。俄国与阿古柏的关系，由互相勾结又转为明显的敌视。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柢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在中国为接收伊犁而与俄国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俄国方面曾表示：它不想久占中国的土地，“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②由于清政府当时的军事能力根本不可能在新疆有所作为，所以俄国这个诺言无异是一种遁辞，用以掩盖图谋长期占领伊犁的野心。到年底，清统治者已经完全看出与俄国空口谈判无效，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六日的上谕便明确指出：俄国在交还伊犁的问题上只是“一味狡展……断非空言所能有济。必须中国兵力足以震慑，先发制人，方能操纵自如，杜其觊觎之渐……。倘能先复玛纳斯，再……复乌鲁木齐，勿使该国续有占越，庶可挽回大局。”③这表明，接收伊犁的事已不得不暂时搁置，一切只能等待军事情况的发展来解决。

正在这时，随着日本向外扩充的野心的表面化，我国东南边境的危机也日渐逼近，首当其冲的是台湾。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英、美等国的侵略分子都曾想侵占台湾。一八六七年，美国且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Ro-ver”）的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出动军队在该岛南部的琅峤（今恒春）地方登陆，向当地的高山族人民进攻；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又以与高山族领袖谈判为名，亲赴台湾进行刺探，他先后对该岛的海岸、港口以及内地情况等搜集了大量资料，俨然成了所谓“台湾通”。

从七十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湾的最危险的敌人。它当时有强烈的向外扩张的要求，在它的侵略目标中包括朝鲜、琉球和台湾等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朝鲜、琉球两国与中国一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日本在这些地方任何一个侵略步骤都不能不把中国牵涉进去。由于琉球曾对日本的萨摩藩“入贡”，所以日本吞并琉球的野心表现得最为露骨。

日本侵略琉球和侵略台湾有直接的关联。一八七一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杀害的事件。第二年日本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寓有琉球国隶属于日本、琉球人民即日本人民之意，这个行动不仅是它要并吞琉球的野心的暴露，而且是它要借琉球人民遇害的问题来发动侵台的准备。当时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是倡议向外侵略的急先锋，他为了侵略台湾，一面研究外交上对付中国的办法，一面派桦山资纪到台湾去窥测形势。同年（一八七二年）十月，副岛要求美国公使德隆（C.E.DeLong）供给关于台湾情况的资料，德隆一意怂恿日本向外侵略。恰巧在这时，李仙得在由华回国途中，路过日本，他关于台湾的知识大受德隆和日本当局的赏识，在德隆的策划下，李仙得辞去领事职务，取消回国原意，接受了日本的聘请为其顾问，从而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策士。德隆还给日本献策，要它首先对清政府实行外交讹诈，于是副岛决定以换约的名义来华。但日本实际上是要借此为侵略台湾作进一步的政治准备。一八七三年初，日人四名在台湾遇险（但被救出），日本侵台的叫嚣益加激烈。桦山从台湾返回后，对这种叫嚣竭力加以煽动。

一八七三年三月，副岛种臣偕李仙得等首选来华。他在天津与李鸿章换约后，即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利用当时各国公使要求觐见同治帝的时机，大肆活动，以抬高日本的地位。他派柳原前光等到总理衙门质问中朝关系和台湾高山族人杀死琉球船民的事，对后一问题，总理衙门的毛昶熙、董恂正言声明：“二岛（按指台湾和琉球）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但他们又说：杀人者是“化外”之民①。日本侵略者抓住类似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企图以此否认高山族聚居的台湾东部为中国的领土。副岛等回国后，更积极地准备采取侵略行动。

十月间，日本政局发生大变动，主张立刻向外发动侵略的集团失势，主张先巩固国内而后从事对外侵略的岩仓具视等掌握了政府，副岛去位，寺岛宗则任外务卿。新政府自顾力犹未足，打算暂缓向外扩张，这在国内引起了严重的政争，一八七四年一月，反对派甚至谋刺岩仓。政府为了缓和反对派的不满和避免内争，便继续执行侵略台湾的政策。

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政府设台湾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侵略台湾的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负军事指挥之责；发兵三千余名图谋从台湾南端下手侵占台湾东部。侵略军的运送，美国船只“纽约”号（“NewYork”）曾拟参预协助；在人员方面，除了李仙得为日本的策士之外，美国海军少校日格赛尔（D.Cassel）和陆军中尉华森（J.R.Wasson）都在侵略军中效劳。五月间，日军在琅峤登陆。李仙得没有随军去台湾，他随后到福建沿海一带从事其他活动。

日本这种筹划已久的侵略行动在清政府方面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四月十八日，它从威妥玛处第一次得到日本侵台的消息，随后才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要他“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帮同办理。

同时，清当局知道日本之“所以敢于鸱张者”，是因为“窥中国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国暗中之资助”①，认为拆散美国人员和船只对日本的帮助“为第一要义”②。五月十五日总理衙门向美国使馆提出质询；另外，福建地方当局也要求美国领事防止美国人帮助日本。有一些美国官员企图弥缝掩盖，八月初，驻厦门领事恒德森（J.J.Henderson）逮捕了李仙得；但上海美国总领事西华（G.F.Seward）又予以释放，等于怂恿他继续帮助日本。

日军在台湾登陆后，即对当地高山族人民施展了烧杀掳掠的罪行。在它军事占领的地方则作殖民久居的打算③，这表明它想长期占领台湾，搜刮该地的丰富物资，并据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要实现所谓“征服”台湾的计划，还有很大的困难。它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数年，本身的军力、财力等都还不足。已经进入台湾的士兵，不断遭受疾病的威胁。日本要依靠其他国家，但是因为它的行动的侵略性过于明显，没有一国敢于公然给以进一步的实际支持，就连美国也不例外①。谈到实际的战斗，日军的装备虽然较中国高山族人民为精良，但后者抱着保卫乡土的决心，进行了坚决的抵御，不断给侵略军带来伤亡。在日本侵台的过程中，清政府在军事、财政等各方面积极支持沈葆桢的布防措施，它虽然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使自己的正规军与日军作战，但在台湾的全面防御部署和军事准备却不能不使侵略者产生顾虑。所有这些情况都指出：日本在当时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正因为这样，日本在发动侵台战争后不久便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公使，随后（八月初）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以进行外交讹诈。在柳原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六月下旬潘霨已在台湾与西乡从道举行谈判，西乡虽仍想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所有权，却已开始感到在台湾处境的困难，“龂龂以所用兵费无著为言”①，流露出索偿罢手的意愿。

七月三十一日柳原到北京，在八月间同总理衙门接连举行谈判。他一面要求向清朝皇帝亲递国书，一面就台湾问题实行恫吓，声称日本在台湾进兵的地区是“无主野蛮”之地，该国既已“奉诏惩办，……决不废止其事”。八月底，柳原以威胁的口吻，向中国逼问：日本在台湾如果“定不退兵，中国究欲如何办法”？并且这样“再三迫问”。总理衙门只说：“此等不和好之话，不应说，亦不能答。”②这种软弱无力的答复，使日本看透了清政府并没有在台湾作战的决心，因此大久保敢于进行进一步的威逼。

大久保偕李仙得等于九月十日到达北京。他仍旧从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领土主权入手，对清政府大肆恐吓。十月十一日，更定限五天，要中国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否则他即行返国，暗示从此将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在随后的谈判中，大久保却逐渐“真情流露”，表示愿意从台湾退兵，只是该国为侵台已“费尽财力”，中国应设法“令日本兵不致空手而回”。清政府拒绝给予“兵费”，但对在台湾“被害之人”，愿意“酌量抚恤”，这在实际上等于确定了赔款的原则。日本开口就“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这在总理衙门也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大久保和柳原再一次以离京归国来威胁；十月二十五日，并令李仙得及另外一些随员先行出京，作出决绝的姿态③。

正在这个时候，威妥玛又出面了。他唯恐中日间的战争损害到英国的商业利益，立即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提出赔款数目。总理衙门迫不得已，答应给日本“抚恤”银十万两；另外，日本在台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中国留用，偿银四十万两。清政府虽不居赔兵费之名，实际如李鸿章所说，不过是“以抚恤代兵费”而已①。这个数目虽去日本所欲尚远，但日本当时在台湾已经无法再坚持，所以大久保也乐于以此下台。十月三十一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

中国遭受侵害，清政府反愿出钱赔偿，这种苟安怕事的作法大大纵容了各侵略者觊觎中国边境的野心。不仅如此，北京专约中又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等话，好象肯定了琉球人民属于日本一样②。十二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全部撤离台湾，但它向外扩张的方针丝毫未变。它加强了对琉球的压力，从一八七五年起开始公然阻止琉球向中国“入贡”。它也没有放松对朝鲜的侵略，一八七六年二月强迫朝鲜同它订立江华条约，这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于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主权，使这个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日本一旦打开朝鲜的大门，伸入自己的势力，马上便流露了通过朝鲜来侵入我国东北的野心③。所以日本侵台事件结束后，我国从东北到东南的绵长边疆，依然是它没有放弃的侵略目标。

清政府对于日本侵台一事的处置，统治者们自己未始不知是可耻的屈辱，他们把原因归之于“海疆备虚”。他们开始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①，于是提出“切筹海防”之议。但筹海防需要经费，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加之一八七三年底左宗棠的军队彻底镇压了陕甘的回民起义，从内地到新疆的通路已开，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已成为现实的问题；而要准备向新疆进军，也不能不要经费。于是在一八七四年底中国同时面临着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问题。究竟何轻何重呢？李鸿章说海防为重、塞防为轻，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却认为俄国的威胁最大，“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②。左宗棠说应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意见，一八七五年五月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担规复西北的全责；随之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

“海防”“塞防”的争论表明了当时中国在西北和东南边境的皇皇不安，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英国侵略者又在西南制造边境事故，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八七五年初，地点在云南边界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外抢先侵入我国的云南。

英、法都想侵入云南，这是他们分别侵略缅甸和越南的必然发展，而它们加强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加强对中国西南边境的侵略。早在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二年英国经过两次侵缅战争，已占据了下缅甸。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法国接连对越南进行侵略战争之后，占有了越南的南部。英法既在中印半岛上站住脚跟，就一面在那里继续扩张势力，一面开始寻找从那里直接侵入中国的道路，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英国倡议较早，一八五八年，退伍军官斯普莱（R.Sprye，曾参加第一次侵缅战争）就提出从仰光起往东北沿萨尔温江经上缅甸到我国的思茅止修筑一条铁路的建议①；一八六三年又有人提出经过八莫以通云南的路线②。斯普莱计划引起了英国资本家的广泛兴趣，他们渴望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于是英国有关当局在一八六七年派人测量这条路线，但并未完成就中止了。此后英国资产阶级舆论不断发出完成斯普莱路的呼声。一八六八年英国第一次探测从八莫到中国的路线，探路队一度到达云南反清的回民占领下的腾越（今腾冲），肯定了这条路线可以通行。

法国不甘落后，一八六六年组成探测队，在特拉格来（Dou-dartdeLagrée）与安邺（F.Garnier）的率领下，从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入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宜通航，于是移注意力于北越，想在这里取得到云南的通路。一八七一年，法国冒险家堵布益（J.Dupuis）利用云南当局急欲镇压回民起事的时机，借口代为采买军火，获得查勘红河的便利，亲身证实该河为从云南经越南而出海的可航水道。随后，他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组织武力，横行红河之上，想一手包揽运货通商的利益，越南当局不许，因而发生纠纷。法国驻西贡总督游悲黎（Dupré）派安邺以解决堵布益纠纷为名，带武力前往北越。安邺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五日到河内，驻军城外，立即撕破假面具，与堵布益狼狈为奸，想恃强奠立法国在北越的优势。二十日，安邺竟开炮轰击并侵入河内城；又在红河三角洲大肆骚扰，进而勾结北越匪徒。当时中国应越南朝廷的请求，有军队驻在北越的高平、谅山二省，协助越军剿匪，但这些军队并没有及时去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于是越王借用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广西的农民起义军，后来被清军压迫，流亡到越南，他们接受邀请，援救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打死安邺，取得了战斗的辉煌胜利；越南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职。法国经过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当时无力在海外发展，因之不得不自北越撤军，而于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与越南缔结西贡条约，在越南取得广泛的政治、通商等特权；越南在条约中允许开放红河。后来法国把这个条约通知总理衙门，但清政府并未予以承认。自安邺败死，法国侵略北越以及经北越窥伺云南的阴谋暂时遭受挫折。

法国探测湄公河的行动，引起了英国的不安。此外，一八六九年美国完成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苏伊士运河凿通，这些事实，英国都认为便利了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的竞争；它为了保持自己在华的优势地位，并先于法国而入云南，便更加重视从缅甸开辟通滇陆路的问题①。同年（一八六九），英国开辟了溯伊洛瓦底江到八莫的定期航线。这时，印度和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多主张笼络云南回民起事首领，以便乘机进入云南，他们并且为此而进行活动。但回民举事者在一八七三年的最后失败，使那些殖民官吏的阴谋遭到幻灭。

上述事实表明：在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英法就已开始了从中印半岛窥伺我国西南（首先是云南）的竞争。

同时，在七十年代初，英国又企图从印度向西藏伸张势力①，这说明它对我国整个西南边疆都怀有野心。但它当时的主要着眼点还不是西藏，而是云南。

云南的回民举事者失败后，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当局立即倡议组织新的探路队，再一次从曼德勒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他们还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前来缅甸陪伴探路队入中国。一八七四年七月，北京英国使馆向总理衙门索取“三、四名官员”从缅甸进云南边境前来“游历”的护照；总理衙门虽力言边境地方不靖，但由于当时日本侵台问题正紧张，不敢开罪英国，所以很快答应了使馆的请求。威妥玛随即选择马嘉理（A.R.Margary）为翻译前往云南迎接英国探路队，这个探路队由柏郎（H.A.Browne）率领。

马嘉理从上海动身，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到八莫，与两天以前（十五日）经曼德勒来到八莫的柏郎等会齐。二月初，探路队离八莫向中国边境进发。这个挂着“游历”招牌的探路队并不单纯只有“三、四名官员”，而是除了正式官员之外，还有印度所派的全副武装的兵士“护送”，全队实际上是一支将近二百人的军队②。经过长期战乱之后的云南边地居民，对于这支英国的侵略队伍，自然发生很大的疑惧。二月二十一日，马嘉理和几名随行的中国人在蛮允附近被杀，这事件被称为马嘉理事件。柏郎也在中途被阻，不敢继续前进，立即返回八莫。马嘉理被杀和柏郎等被阻一般称为云南事件或所谓滇案。

马嘉理所以被杀，英国首先应该责怪自己，因为如果不是它想借开辟滇缅商路而侵入云南，这个事件是决不会发生的。但英国却要利用这个事件向中国进行讹诈。由于中国当时的“海防”“塞防”都感棘手，英国便有意地乘机把马嘉理事件扩大，以实现它十年来未得满足的各种侵华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