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1节 西北边境的危机与中俄关于伊犁的交涉

前一章曾经说过：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沙俄就已占据了中国的伊犁地区；英国则通过对阿古柏的支持，积极树立自己在中国西北的势力并对抗俄国；英俄在中亚的侵略活动以及两者之间的摩擦造成了中国西北边境的危机。现在我们要说明上述一切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一八七六年，左宗棠在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后开始了规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并且节节取得胜利。英国立刻就为它的傀儡阿古柏政权感到不安。烟台条约刚签订，威妥玛便向李鸿章进行试探，表示愿意“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他诽谤左宗棠，说阿古柏虽想“投诚”，可是“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至于“投诚”的条件，则是“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①。这位英国公使又正式把他的“调停”意图向总理衙门提出，并且“言之甚切”①。清政府对英国的“调停”产生了某种幻想。但左宗棠揭露了侵略者的阴谋，指出英国的目的不外是以牺牲中国在南疆的主权的办法，来维护阿古柏的统治，从而拱卫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反对沙俄②。威妥玛的活动没有收到效果。

一八七七年春，中国军队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开始向南疆进军。英国初时还指望它的傀儡能进行抵抗，可是阿古柏这个入侵者为当地人民所痛恨，他的腐败军队已不堪一击。五月间，阿古柏失败，在库尔勒为其部将杀死，于是十多年的残暴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这时俄土战争业已爆发，英国正忙于维护它在土耳其的势力，不可能给喀什噶尔的傀儡以有效的援助，于是再一次玩弄“调停”阴谋。

这一次的阴谋活动先已在伦敦展开。一八七七年初，威妥玛（当时他因事暂回英国）一再与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就“调停”一事举行谈判。另一方面，这时阿古柏已派赛亦德·雅古布到英国求援，英国便怂恿他与郭嵩焘直接往来。郭嵩焘认为“英国属意调停，其势不能拒而不纳”，便要求清政府“乘其调处之机，妥立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③。不过这种意见并没有打动北京政府。

同年秋，英国代办迫不及待地向总理衙门提出“调停”的建议，条件是：一、喀什噶尔政权“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和后，永远和好，彼此不相侵犯”④。这里与一年前所提出的条件的不同处，在于“入贡”一条，但英国的阴谋实际上丝毫未变，其真正目的仍是要使南疆广大地区独立于中国之外，由它来操纵控制，作为它在中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基地。

给英国的恶毒计划以彻底打击的，是中国士兵在新疆的英勇战斗。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完成了驱逐僭夺者的任务。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之交，阿古柏所遗留的势力全部被赶出中国领土，其残部伯克胡里、白彦虎等数千人在沙俄庇护下逃入俄境。中国在南疆的主权恢复了，英国的幻想随之破灭。

南疆问题虽已解决，新疆西北边界上的伊犁地区却仍为沙俄的军队占据着，于是从沙俄手里收回伊犁成了重要的问题。

按照沙俄进占伊犁时的诺言，最晚到一八七六年底，即左宗棠的大军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地以后，沙俄军队就应该从伊犁撤退，把伊犁交还中国。但是它并不想无条件地履行诺言。俄国军事部门中一些主张向外扩张的侵略分子，基于战略形势的考虑，竭力想把地位重要的伊犁留在自己手中。沙俄政府特别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一问题，“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才决定交出伊犁，另一方面，却决心以此为名，向中国索取“补偿”①。

在中国内部，虽然曾有人主张以武力向沙俄索回伊犁，可是外而左宗棠、内而清政府，都认为应该用外交方式求得解决。中国当局最初要求俄国选派代表与左宗棠会商，一面解决伊犁的交收问题，一面清理当时中俄间一些未了的边界案件。但俄国驻京公使布策（E.K.Бюцов）有意刁难，一味重弹几年以前提出的所谓“先议后交”的老调，坚持“必须将边界各案办结，以见中国真心和好，方能咨请本国派员会商”①，实际上是故意延宕，便于借伊犁问题以扩充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一八七八年三、四月间，布策回国。清政府知在华交涉难有成效，便于六月间派遣崇厚出使俄国进行交涉。崇厚在同年末到达圣彼得堡。

这时，俄土战争已经结束。俄国在对土战争中原是胜利者，可是因受英、奥等国的阻挠，它的侵略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样，沙俄便同过去一样，企图在东方取得补偿，而伊犁问题恰好提供了一个实现这一野心的机会。

长期以来，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是对领土的侵夺。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俄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贸易正在增加，所以它又要扩大对中国的陆路贸易。夺取中国边疆的土地，要求在一些特定地区内（当时主要是在中国西北一带）的通商特权——这就是沙俄利用伊犁问题的机会所要追求的目的。

崇厚在清统治者中被认为是“知洋务”的人，但是正象后来郭嵩焘所批评的那样，他“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②，他对当时的形势毫无了解。他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而不顾实际上有如何重大的损失。同时，清政府显然也没有给他明确的训令，作为交涉的根据。经过半年多拖沓的谈判，一八七九年十月双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机亚（Ливадвия，靠近雅尔达）签订了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

里瓦机亚条约和通商章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偿款，崇厚在条约中答应给沙俄五百万卢布作为“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的报酬，并用以补恤中俄间其他未了案件中受到“损失”的俄民。第二是边界，根据这个条约，中国部分地收回伊犁地区，但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地区以及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形势险要的地区却划归俄属；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塔城）两处的双方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第三是通商，条约的重要规定有：一、俄国除依照中俄旧有条约得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喀什）及库伦设领事通商外，又可在嘉峪关（肃州，今酒泉）、吐鲁番及哈密等七处设立领事；二、俄商可在当时的蒙古地方及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三、中俄陆路贸易，除原有的北路即从恰克图进口经库伦、张家口、东坝、通州而达天津的商路外，现又允许俄商从尼布楚入境赴库伦，同时并新开辟两路，其一为北路又开一线，即由科布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归化（呼和浩特）过张家口等地至天津，其二为西路，由嘉峪关经西安或汉中至汉口，凡是从陆路运往天津和汉口的俄国货物，其进口税较由海路运入中国各口岸者减低三分之一；四、俄民得在松花江行船到伯都讷（吉林扶余），沿途并可从事贸易。以上种种，完全满足了沙俄当时对中国边境的野心，并使它得以特权地位从陆上深入中国的腹地；而中国用重大的代价所收回的只不过是残破了的并丧失了险要的伊犁九城。崇厚在签订条约后，就自行回国。

中俄条约的缔结惊动了欧洲的舆论，俄国在亚洲的主要竞争者英国尤其感到不安。

在中国内部，里瓦机亚条约的消息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一致认为它对中国的危害太大，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其中关于通商和边界的规定。人们把愤怒集中在崇厚身上，认为应由他担当丧权辱国的责任，于是清政府便以他“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为借口，把他拘禁起来，随之定为斩监候。清政府以此表示对里瓦机亚条约的不满。

俄国侵略者看到自己刚刚得到的利益不能为中国当局所同意，便立刻咆哮起来。俄国政府把清政府惩处崇厚强说是对俄国不友好的行动，一八八○年一月四日，即清政府决定处分崇厚后的第三天，沙俄驻京使馆代办凯阳德（Кояндep）就此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实行外交上的恫吓。此外，俄国又着手调集军队，特别是增强太平洋舰队，肆行武力威胁。中国为了预防侵略，在绵长的中俄边界上，也进行了一些防御性的军事部署。一八八○年的大半年内，中、俄以及其他国家的舆论界，甚至政府当局，都不断散播出中俄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调。原来的伊犁问题只是中国的西北一隅的问题，但到了这时，却演变成了中俄关系的全面紧张。

俄国以外的其他侵略者，如英、法、德、美以至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对于清政府处罚崇厚这件事也纷纷表示抗议。它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官吏因对外屈从而受惩罚，又深恐当时中国反对俄国侵略的激愤情绪发展扩大而成为对外国侵略者的一般反抗，这些就是促使它们都向中国提出所谓抗议的共同原因。

俄国想利用其他国家以造成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凯阳德竭力煽动它们，要它们支持俄国；驻在上海的沙俄领事也挑拨其他国家的代表，想组织各国的联合海军示威①，但没有实现。

固然，在其他各国中，有的确实希望中俄关系恶化以便从中取利，如德国公使巴兰德就公然表示希望中俄战争爆发，他并且在双方播弄是非，扩大裂痕，目的是借中俄之间的战争把沙俄拖在亚洲，减少德国在欧洲的活动的阻力；此外，他还打算借变乱的机会扩大德国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但是，另外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却有不同的打算。

法国基于欧洲政局的考虑，要求俄国作为从东部牵制俾士麦德国的一个力量不因亚洲问题而被削弱，因此，它的基本态度是避免中俄战争，促成和平解决。

英国不愿意俄国在华势力过度增强，认为这可能威胁到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拒里瓦机亚条约的表示，是符合英国的要求的。但当事件发展到非战不可的僵局时，英国却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它对当时中俄形势的估计是：中国以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战胜俄国，而清统治者在战场上的失败只能使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更为增强，这样的结局对英国将更加不利。英国为了保全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能不维护清朝政权，一八八○年一月，威妥玛就曾说英国“应当竭尽一切努力使（清）帝国免于崩溃”①。问题是用什么手段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当中俄关系开始紧张的时候，英国曾考虑过直接支持清朝政府。然而，由于因日本强力吞并琉球而造成的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当时也正在发展，如果中俄、中日的局势同时进一步恶化，必定会损害到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因此，它终于决定防止中俄战争的爆发。英国所采取的立场是：通过外交上的积极影响，保持中俄间的和平局面，同时在阻止俄国侵华势力过分扩张的前提下，迫使中国对俄让步，从而求得争执的解决。

要使中俄的和局能够维持，必须促成双方重开谈判。就清政府一方面说来，它虽把崇厚拘禁起来，但并没有切断对俄交涉的途径，就连当时态度最坚决的左宗棠也还是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①。事实上，在一八八○年二月，清政府已任命了当时的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准备与俄再度举行谈判。但在英国看来，这还是不够的。它认为，要想使俄国同意和谈，首先必须释放崇厚，以缓和两国间的紧张情绪。为了促使清政府这样做，威妥玛除在北京活动外，更在五月间去天津和李鸿章会谈以影响北京政府，李鸿章又拉拢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此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为了同样目的亲自打电报给慈禧太后。六月二十六日，清政府终于通知曾纪泽，已决定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八月十二日，即曾纪泽到圣彼得堡后不久，清政府更宣布将崇厚“加恩即行开释”。

在同一期间，英国驻俄大使也已促使沙俄当局接待中国的新公使。

曾纪泽于一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他以驻俄公使的身份前去，首要任务是在消除中俄间的紧张关系，修改里瓦机亚条约。清政府给曾纪泽的具体指示是：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挽回崇厚所放弃的一些重要利权，主要是边界和通商两方面的利权；如果这些目的不能达到，中国方面的对策是暂不收回伊犁，也不批准里瓦机亚条约，中俄关系仍维持订约以前的状况。曾纪泽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自己称之为“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②，这正是实际的写照。

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的活动，曾经依靠了英法而特别是英国。他带了英人马格里和法人日意格为随员，通过这两个人与英法驻俄使馆分别保持接触。他自己说：

纪泽到俄第三日，即遣马格里往见驻俄英使德佛楞（Dufferin）。德云：“中国使者初到（俄）外部，吉尔斯（Н.К.Гpc，俄代理外交大臣）等必以厉色相待，无须介意，久之总可转圜……。归告曾侯，其留意安排应答之语可也。”日意格见驻俄法使商西（Chanzy），言不如英使之详……

果然，曾纪泽一开始与俄方接谈，就遇到沙俄代理外交大臣的“面冷词横”的对待。但他冀求“久之总可转圜”，便在八月二十三日把中国方面对里瓦机亚条约的基本修改意见向对方提出。俄国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反而开始了一个新的要挟步骤——拒绝同曾纪泽继续在俄国谈判，坚持派遣它的驻华公使布策立即返回中国，与北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说来，在北京谈判对中国是不利的，因为这样一来中俄谈判过程中的每一项困难都会被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所利用，乘机向清政府勒索，结果不但不会有助于中俄争议的解决，反而足以使中国的对外关系更加复杂，例如，巴兰德显然会大肆活动，日本在琉球问题上的态度也将更加强硬。清政府了解这种形势，所以力求谈判在圣彼得堡进行；威妥玛也了解这种形势，所以促使清政府对俄国尽量让步，以避免圣彼得堡谈判的中断。九月间，俄国取消了布策立即来中国的决定。

但是俄国并不想积极推动谈判的进展。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曾纪泽不厌其详地向对方解释中国的立场，而俄国的外交官们却迟迟不表明自己的意图。他们无疑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曾纪泽抱定政府指示的宗旨，与对方反复折冲。俄国的这种僵硬态度，只是使中俄间的紧张关系不得松弛。

十月底，英国驻俄使馆代办直接要求热梅尼（H.K.俄外交部高级顾问，当时任外交副大臣职务）放松对清政府代表的压力，以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十一月初，俄国代表第一次说出了己方的具体意见。十二月中，吉尔斯亲自告诉曾纪泽：“驻鄂（俄）各公使中，亦有谓中国深愿和平商办者”①，这显然是指英国驻俄外交官的活动和影响而说的。

从曾纪泽到圣彼得堡开始谈判的时候起，俄国就表示不甘放弃里瓦机亚条约的利益，但允许对原约作一些修改，同时又要中国给它以“补偿”。它没有提出具体的“补偿”办法，只是让曾纪泽去想“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不久以后，又要中国“赔补鄂（俄）国备兵设防之款”，照热梅尼的说明，理由如下：“中国既不批准前约，又不向本国和平商议，遽然调兵制械，一切举动显示与本国不睦之意。逼得本国亦动用巨款备兵设防……，所以本国既因中国所逼以致费此巨饷，理应向中国索偿，方昭平允”②。这是标准的侵略者的逻辑。曾纪泽严辞拒绝了以沿海地方作“补偿”，也拒绝赔偿“兵费”；但是，他体会清政府的旨意，表示：如果不用“兵费”的名义，而增加俄军在伊犁的所谓“代守”费，中国却愿意多出些钱，于是热梅尼说出了真心话：“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鄂（俄）国要钱”③。一方要钱，他方给钱，从而满足了俄国索取“补偿”的愿望。

在谈判中，俄方一方面恣意敲榨勒索，另一方面继续陈兵伊犁，并增调舰队驻泊中国海面，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谈判几经周折，最后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签订的条约、章程。据此，伊犁虽然收回，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却被沙俄割去；并原则上规定修改北疆边界，重勘南疆边界。对俄赔款增至九百万卢布。俄国在嘉峪关及吐鲁番增设领事。俄商可到天山南、北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俄货由陆路运至嘉峪关者，照天津办法减税三分之一。此外，条约还规定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使沙俄侵略者胁迫五万多名中国边民迁入俄境的罪行合法化。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双方又根据该约中关于修改南、北疆边界的原则规定，于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订立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五个子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上述这些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中国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到一八九二年，沙俄又违背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帕米尔地区自乌仔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往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明确规定，悍然出兵帕米尔，进一步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这一次西北边境的危机预告了中国更广泛更严重的边疆动荡，以下就来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