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乃至远东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地把中国推向濒于瓜分的绝境。
甲午战争前，远东的三个国家中国、朝鲜和日本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都是半殖民地，它们都处于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朝鲜的地位更加屈辱，除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剥削之外，日本和中国都对它拥有某些特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它要求修订条约，摆脱羁勒，并向邻国扩张。中国购兵舰，修军港，编练北洋海陆军，一度被英国看作是远东最强大的国家。其实清政府内部腐败不堪，封建统治者纵情享乐，苟且偷安，所谓整顿武备，只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当时与远东有关系的西方强国有英、俄、法、美、德等，而以英、俄尤为重要。英国多年来在远东保持政治、经济等优势；沙俄与中、朝接壤，具有地理上靠近的有利条件。英、俄双方长期在西起土耳其，经波斯、阿富汗、中亚，直至东到太平洋一线上进行对抗①。英国极力阻挠沙俄在远东取得不冻港，它还支持清政府加强在朝鲜的地位，把中国当作阻挡俄国势力南下的屏障。沙俄为了向远东进行扩张，改善远东和欧洲交通不便的处境，从九十年代初起积极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它还同法国结盟，以增强力量。由于英、俄的角逐不分上下，远东暂时出现了均势的局面。美国挑拨中朝关系，纵容日本侵朝，是远东相对稳定形势下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中国封建统治者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自惭自馁，但对日本却依然虚骄自大，称之为“岛夷”、“弹丸岛国”，以为中国武器落后，败于英、法等国，时势使然，而日本同种同洲，国小民寡，资源贫乏，决不敢同中国较量。前北洋海军教官琅威理（W.M.Lang）也曾认为，“中国海军，实有不能轻视者”，“倘与日本较，中国未尝或逊……必使日人气穷力竭而后已。”，战争的结果日本一跃而为新兴的军事强国，挤进了帝国主义的行列，构成对朝鲜和中国安全的威胁，进而纵横捭阖，与西方强国争权夺利，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与日本国势迅速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急速下降。1895年初，甲午战争中国败局已定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喉舌《新闻报》就鼓吹抓住“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侵。《马关条约》一签订，瓜分中国的更加喧嚣的声音随之而起。《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R.W.Litt-le）叫嚣：“中国应该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管理它。”2战后访问远东的《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V.I.Chirol）叫嚷，英国应该立即抛弃联华制俄的虚妄想法。他说：中国现在“如此一筹莫展，以致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它的内部如此“衰败，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他认为英国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沙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失败欣喜若狂，他们宣称“第二次发现”了中国②，鼓吹立即采取实际行动。在这些人的煽惑下，中国遭受瓜分的形势日益严重。日、中两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兴起，一个沉沦，这是战后远东形势的一个特点。
战后远东形势的另一个特点是英、日的接近以及俄国在远东的积极扩张和它对中国的蓄意笼络。英国为了保持在远东的利益，曾经企图利用中国而不是日本来抵制俄国。它以为中国力量较强，在防俄这一点上与它利害相同。战争初起时，它看到日本咄咄逼人，可以为它所利用，同意日本修改条约。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更使它决意拉拢日本制俄。日本对于三国干涉还辽，强迫它交出已到手的赃物，引为奇耻大辱，认定日、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迟早必出一战。它急切地寻求外援，特别是英国的援助。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逐渐靠拢，后来终于发展为正式缔结同盟。
甲午中日战争极大刺激了沙俄在远东的贪欲。日本割取辽东半岛，妨碍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扩张野心。它以助华为借口，纠合法、德干涉，对清政府极意笼络。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对它又怕又恨；而英国偏向日本，又使他们非常不满。沙俄的干涉引起他们“联俄制日”的幻想。三国干涉的消息传出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时统率湘军驻山海关）致电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因势利导，与之结欢，让以便宜，在所不惜，……庶可以制东西两洋。”③湖广总督张之洞（时署两江总督）更提出与俄国结盟的具体主张：“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资粮、车马”，“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①就在这些封疆大吏的倡议下，清政府结强援以自保的倾向愈发滋长起来，国内一度出现了“仇日、疏英、联俄、亲俄”的气氛。这种情绪的存在和发展，正有利于俄国对清政府进行诱骗，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后远东出现的新形势是：日本崛起成为东方的一霸，俄国加紧了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活动，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反对俄国的共同点上互相接近；由于这次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战后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向它猛扑过来，肆意侵略，出现了几个大国激烈争夺中国的局面。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大祸迫在眉睫。
，沙俄不断派遣武装人员深入到按约属于中国的帕米尔地区进行巡游，刺探情报。及至九十年代，入侵活动更加猖狂。1891年夏，伊鄂诺夫（M.ИoHoB）率领一百二十多人的侦察队窜入帕米尔东部和南部地区，侦察交通情况和战略据点，搜集军事情报，并在阿克塔什附近“竖杆粘帖”，声称当地百姓“今已属俄国”，还劫走了苏满塔什的乾隆纪功碑。清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沙俄不得不表示“嗣后不得越境，此次所立木杆，听中国拆毁”。是年12月，新疆巡抚魏光蒸派人在苏满地区重立了纪功碑（王树枬等：《新疆图志》，卷8，国界志四，页3—4、8）。
侵略活动使英国感到威胁。为了防止俄国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下，英国于1891年12月出兵占领坎巨提，控制了由克什米尔通帕米尔的要隘。
2年，沙俄策划对帕米尔更大规模的入侵。是年5月，沙俄诡称与清政府续勘帕米尔边界，一再催逼清政府撤离所有守卡兵丁。这一要求得逞后，伊鄂诺夫随即率领步、骑一千五百余人携炮四门，入侵郎库里，然后分窜各地，捣毁中国卡伦，押禁未及撤离的守卡官兵，构筑工事，设立哨所，作为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据点，这样，沙俄一举侵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
沙俄一方面与英国讨价还价，进行划界谈判，一方面企图把军事占领线作为合法边界强加给中国。清政府坚持必须信守喀约，在条约规定的两国界线之间的三角地带“寻出有山水之处，按地势议分”（许景澄：《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卷8，页2）；俄国声称“喀约不甚明白，不能作为凭据”，主张“从乌孜别里山口先向东方再向南”，亦即“以萨雷阔勒地方分界”（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7，函牍三，页27、25）。谈判拖延近一年半之久，毫无进展。于是，沙俄于1894年4月向清政府提出：在争议地区暂时维持现状，双方军队各驻原处不得前进，划界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清政府勉强接受俄国建议，同时郑重声明：“按照喀约中国应得一切利权，不能因不进兵稍有减损。且两国既有喀约，必须遵守”（《许文肃公遗稿》，卷4，公牍，页18）。俄、英达成瓜分帕米尔协定后，清政府据理提出抗议，严正声明，这个协定是非法的，无效的，表示“后日必重申前说”（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13，页16），坚决不承认俄、英对帕米尔的瓜分。
②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卷7，页29。
③Б.А.Ромадов：（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页34。
①H.B.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页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