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1节 帝国主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

十九世纪最后几年里，由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疯狂势头，中国人民普遍产生了大祸临头、国亡无日的预感，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1900年象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出来。这次运动集中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强烈仇恨和无比义愤，是长期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多年来此伏彼起遍及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的一个总汇合。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在山东、冀南、豫东、苏北等地流传，是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它同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有渊源上的联系，具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德、英分别强占胶州湾、威海卫以后，山东群众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起来。大刀会、红拳会等秘密组织逐渐同义和拳合流，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在各地进行分散、自发的毁教堂、逐教士、斗教民（指加入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信徒）等活动。德国山东主教安治泰表示，德占胶州湾是激发群众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和主要原因”①。这个说法无疑是确切的。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实行野蛮残暴的镇压。德国以胶州湾为基地，积极向内地扩大侵略，附近地区居民无故被戕杀者甚众。1899年3月，三名德国人窜到日照被当地村民驱逐，德军立即开到出事地点，焚烧两个村庄，随后，另一队德军闯入日照县城，扬言要对扣押德国传教士的行为实行报复，占据县城达六个星期之久，撤退时还抓走一些人当“人质”。又一队德军接着到兰山焚毁韩家村民房三百余间②。同年5月，德军打死反对修筑铁路的高密县群众九人③。荣成县群众反对威海卫英国当局划界立石，英军开枪行凶，打死群众十六名①。帝国主义者恃强逞凶，任意杀人，理所当然地激起群众的憎恨。1898年，冠县义和拳首举反帝斗争的义旗，震动鲁、冀两省毗连地区，随即山东高唐、恩县、临清、茌平、平原一带群众，或者聚集示威，或者与教士、教民开展斗争，造成巨大的声势。平原义和拳在岗子李庄、森罗殿同地方营队的战斗，更加促进运动的大发展。山东全省特别是东昌、泰安、武定、济南等府所属州县的群众极大地发动起来了。

帝国主义者害怕群众的反抗斗争，要挟清政府督责地方官加强镇压。当义和拳在鲁西北的活动初露锋芒时，当地外国教士胆战心惊，要求英、美、德、法等公使胁迫清政府督促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清政府顺从他们的要求，任命以屠杀大刀会著称的原山东按察使毓贤为巡抚。毓贤抵任后，派出营队到平原、冠县、高唐等地反复扫荡，诱捕朱红灯等义和团首领。但外国教士对毓贤仍不满意，指责他偏袒义和拳，玩忽职守。12月初，恩县庞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ArthurSmith）致电公使康格说：“山东、直隶义和拳叛乱，波及二十个州县，蔓延甚速”，他们“发誓杀死教徒，消灭外国人。四国公使如不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局势近于无望。”①康格据此照会总理衙门，他说：“除非帝国政府采取某些立即见效的措施，扑灭匪徒，否则，外间将证实这一信念，即中国故意漠视一个重大的问题，其结果将导致它曾允许加以保护的外国人的无谓牺牲，而为自己带来最严重的困难。”康格要求撤换毓贤，示意由袁世凯继任。他说：“如果这位巡抚（指毓贤）不愿或者不能控制暴徒，保护人民，他就应该立刻被调离，而另委一既愿且能者接替。如果他兵力不足，就应该从天津调派训练有素的军队去帮助他。”②康格的照会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清政府在美国胁迫下，立即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帝国主义者表示满意，康格夸奖袁世凯“能干、勇敢、有胆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袁世凯出任巡抚，“将在该省开创一个新纪元。”③袁世凯到任后，残民媚外，特别对鲁西北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遭到群众的唾骂，山东人民称之为“鬼子巡抚”④，以示痛恨。

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帝，支持、同情变法的官吏或死或逃，或者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遭到削弱。在立储问题上，帝国主义反应冷淡，顽固派因此大为不满。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猜疑列强迟早会用武力拥立光绪帝，剥夺他们的权势。在这种内外多事的情势下，袁世凯屠杀义和团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御史言官一时纷纷陈奏西太后，指出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抑民扶教是极其危险的。他们说义和团即使闹事，毕竟是中国老百姓，教民心向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了“洋民”。有些人还指责袁世凯办理不当，要求免去他的巡抚职务①。清政府因内部意见不同，一反过去办事拖沓的积习，在不到十天内（从1899年12月26日到第二年1月3日），接连三次电令袁世凯，要他“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命令他要“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等等。这是很不寻常的。1900年1月11日，清政府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要把会同匪区别开来，不同对待，不能把入会的人一概视为匪徒。此后办理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②。清政府企图保持内部掌权的对立的两派之间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义和团的存在。

帝国主义对这道上谕的反应，极为强烈。法国代办说谕旨语气含糊，模棱两可。美国公使说它措辞奇怪，令人担忧。英国公使据此怀疑清政府有鼓励义和团和大刀会的倾向，说他们从传教士那里“证实了起初存在的顾虑”，于是决定在继续要求惩办对义和团镇压不力的地方官的同时，把施加压力的重点转到清朝中央政府方面。

对清政府的头一个压力就是借上述谕旨大做文章。1900年1月25日，法国公使毕盛纠集英、美、德三国公使会商对策。两天后，他们（意大利公使也参加）向总理衙门提出同文照会，对上谕进行指责，说它给人的印象是政府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具有好感，要求再发布上谕，指名对两者“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并明白宣布“凡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结社或窝藏其任何成员者，均为触犯中国法律的刑事犯罪。”③2月25日总理衙门复照说：皇帝于“2月19日已寄谕直隶、山东督抚，责成他们张贴布告，取缔义和拳。上谕全文已照录在告示里”，并将直隶总督裕禄奉旨严禁义和拳的告示分送各国使馆。五国公使对告示中只提义和拳，不提大刀会进行挑剔，对上谕没有在《京报》上刊出纠缠不休。他们于3月2日又提出同文照会，要求总理衙门照提出的要求办事。总理衙门向各公使竭力辩解说，《京报》只刊登刚发布的明谕，给直、鲁督抚的是寄谕，且为时已久，照例不再登《京报》。他们说，寄谕比明谕更迅速郑重④。3月10日，五国公使再一次提交前述内容的同文照会，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并恐吓说，如中国政府不照办，他们将报请各该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华侨民的安全。窦纳乐建议其他公使，如果清政府不作出满意答复，各国派军舰到大沽示威，得到其他公使的附和①。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英、俄在远东的对立，妨碍了它们采取一致的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对窦纳乐的牵头很恼火，他批复说：“不问我一声就这样于是愚蠢的。参加示威的国家将趁机捞取好处。”他训令窦纳乐保持静观态度。为了顾全他的面子，英国政府还是于3月25日派两艘军舰驶往大沽，但附有特别训令，该两舰的活动限于保护英国人的生命，不得参与其他国家军舰的共同行动②。法国政府在同各国的协商中，发现英国对海军示威不积极，俄国表示反对，便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说。这次海军示威实际上成了英国一家的独脚戏。3月29日，英舰“仙女”号和“快捷”号驶抵大沽，但其他国家军舰迟迟不来。窦纳乐直到4月6日，才纠合四国公使派一名译员到总理衙门进行胁逼，限四十八小时内作出答复。4月7日，美舰一艘、意舰二艘姗姗来迟，到达大沽，法舰一艘来得更晚，德舰停泊在胶州湾，没有出动。总理衙门同一天送出同文复照。它说：本衙门已两次通知阁下，一道指名查禁义和团的上谕，已在直隶、山东督抚的告示中全文照录，广为散发，其中山东的告示并提到大刀会。贵大臣所请要节，本衙门均已切实照办。该上谕由内廷迳寄直、鲁督抚，未经总理衙门，故未在《京报》发表。本衙门碍于权限和规章，无能为力，此中困难，想能见谅云云①。争持很久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得到解决。4月12日，五国公使的同文照会放弃了在《京报》发表上谕的要求，但同时宣称，中国政府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②。过了几天，《京报》发表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其中包含指名查禁义和团的上谕全文。各国公使对此感到满意，康格说：“中国政府终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实现了五国公使同文照会上的要求。”此后，各国先后撤走了在大沽的军舰。

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可能停止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当然也不会停歇。在五国公使要挟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期间，群众斗争一直在迅速发展。3月间，义和团发展到涿州、易州等处。4月中，少数义和团到芦沟桥活动。5月22日，涞水、定县等处义和团同清军交战，击毙派来镇压的淮军副将杨福同，击溃其所率马队；5月27日又占领涿州城。义和团如火燎原的发展势头使帝国主义者十分恐慌。5月19日，外交团传阅北京法国主教樊国樑（AlphonseFavier）致法国公使的一封密信，它说北京形势十分严重，义和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这座城市。宗教迫害只是幌子，消灭欧洲人才是目的。北京的同伙正等待着他们，先进攻教堂，再攻打使馆，对北堂的人来说，他们进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③。樊国樑在中国三十多年，同各阶层有广泛接触，掌握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他的信受到各国公使的重视。21日的外交团会议上决定各自电告本国政府，要求派出军舰准备海军示威或派遣使馆卫队进京。外交团首席公使西班牙的葛络干（B.J.Cologan）以全体代表名义照会总理衙门，提出逮捕义和团及其支持者、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员等六项条件，限五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①。德国公使克林德（vonKetteler）在随后一次会议上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嚣，说只海军登陆是不够的，列强更积极地实行干涉的时机已到②。他们不听清政府的劝阻，于5月31日和6月3日，调集在大沽的八国海军四百二十六名，分两批到达北京。随着使馆卫队的入京，群众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形势越发混乱。窦纳乐6月5日会见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劻后报告英政府说，庆王承认，他不能保证北京的安全③。英国外交部于是撤销4月初对窦纳乐的不要带头、凡事后退的训令，取消对在华外交、军事人员的约束，授以便宜行事的权力。海军部致电远东舰队司令西摩（E.H.Seymour）中将说：“可以和其他各国舰队司令官一起，采取你认为适当可行的措施。”①索尔兹伯理电告窦纳乐说：“局势是困难的，你酌情处理事务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限制。”他叮嘱说：“可能会出现许多危险，最严重的是俄国将占领整个的或部分的北京城，那就很难把他们撵走。为此，我们要尽可能地不使它如愿以偿。它如露出要这样干的迹象，我们就应当尽量占领一些重要地区。当然要同其他国家商量，但那是次要的。”②同一天，索尔兹伯理把同样的电文，通过海军部转告西摩。6月9日上午和夜间，西摩接到窦纳乐求援急电，连夜率军登陆，随即向北京进发。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由胁迫清政府加以压制发展到了亲自出马直接进行镇压的阶段。

俄国公使格尔思（М.Н.Гирс）在这段时间里，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玩弄卑劣手段，一方面参预各国公使威胁清政府的密谋，一方面又向清廷讨好，提供有关义和团活动和外交团内部策划的情报，显得与其他帝国主义不同。4月中，他把搜集到的义和团初到芦沟桥活动的人数、装备等情况密报清政府，要求派军队弹压。5月中，外交团开会决定调兵到北京，格尔思告诉总理衙门，只是由于他“从中开导，极力劝阻，故（派兵事）暂作罢论。”他还说：“因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而各国之内，又有以中国现在有事为幸者，其心意可知。”③就是这个一再表白以“友谊”为重的格尔思，于四天后，即5月19日，密电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要求“派载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决定在必要时召陆战队来此间（指北京）”④。俄国政府根据他的请求，派遣一千七百名俄军来大沽。但他们到达时，西摩已经率各国联合特遣军前往北京。这支俄军滞留在天津租界里，成为后来对抗天津义和团的主力，它以特别的凶悍和残暴博得帝国主义的赏识，在史册上留下可耻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