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01节 帝国主义干预辛亥革命及乘机扩大利权

1911年10月10日夜，清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者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震撼全国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但由于这个统治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强固侵略地位和巨大侵略权益都是从清朝政府取得的，所以清王朝的命运不能不引起它们的极大关注。它们不甘充当这一重大事变的旁观者，而是进行了种种活动去影响这场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武昌起义是在四川保路斗争急剧扩大的总形势下，在保路运动吸引了清政府的力量、造成湖北省清朝统治空虚的情况下发动的；而四川保路运动则是由于清政府以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为名、把湖广铁路利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所触发的。四川保路运动的蓬勃开展已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严重关切；在一部分湖北新军调赴四川后，对中国情况了解较深的一些帝国主义者已预见到汉口将出现“麻烦”、“发生兵变。”①但他们不可能预知事变的确切时间和声势，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以及由此造成的形势仍然给了他们很大的震动。革命者经过与清军一夜激战，先后占领了新军第八镇司令部、湖广总督衙门，控制了省城武昌；随后又相继克复了汉阳、汉口；这样，武汉三镇的清朝统治在两三天内就迅速土崩瓦解了。革命的武装起义将只限于这局部地区呢，还是将蔓延开来？它对清朝的整个统治只是一次暂时的有限的打击呢，还是将从根本上构成威胁？这是帝国主义列强首先关心的问题。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估计形势的人当然不少，司戴德是他们的代表，他不相信革命会扩展、清朝将被推翻，他把这类说法都斥之为“胡说八道”；而头脑清醒的人则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清朝统治所面临的危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声言“满洲王朝的末日临近了”①，美国驻华使馆代办卫理（E.T.Willi-ams）10月12日向国务卿报告说，武昌发生的事“无疑是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①。

帝国主义是天然地不喜欢中国革命的，因为它们决不愿意看到革命来改变已有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历来中国内部每发生风吹草动，列强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调动其在华武力；这一次也不例外。武昌起义后，各国的军舰纷纷驶往汉口水面。到10月16日，那里已集结了英舰五艘、美舰三艘、法舰一艘、德日军舰各两艘，共十三艘；20日增加到十六艘④。一些国家的在华舰队司令也匆忙赶到那里；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川岛令次郎于12日首先到达50000479_0327_0①，17日和19日英国和德国舰队司令接踵而至。各国舰艇碇泊武汉江面后，有的还分出一部分水兵或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加上当地英、法、俄、德、日租界里的外籍警察和义勇队，组成一支陆上武装力量，先后在川岛及英国舰队司令温思乐（AlfredL.Winsloe）的指挥下在租界内展开活动。接着，各国又调派步兵到汉口替换登陆的水兵或加强租界内的武装②。在汉口没有租界的意大利，也从其北京公使馆卫队中抽调三十余人到汉口加强其领事馆的警卫。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增强武汉一带水上力量和地面力量，名义上是保卫其租界、领事馆、以及侨民的生命财产，实际上是为维护其既得权益而监视革命，就近观察革命军与清军间的战况，并造成临战态势，随时可以采取行动；其中有三艘德国军舰在10月17日一度向革命军开火。

革命者从起义的第一天起，在涉及外国人的事情上就非常小心，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使革命丝毫不带排外性质；10月12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黎元洪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明确宣布了这一点。照会内还列举了革命当局对外政策的七条原则，其前四条

全部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权益，包括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承认已有的赔款、外债应继续付还，保护革命区域内各国人民的财产和各国既得权利；后三条对外国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基本点是不得再帮助清政府。18日黎元洪再次照会外国领事，开列战时禁制品清单，要求严禁外国官、商、民等将这些物品卖给敌军。综合起来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基本对外方针是：以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既有特权和地位，换取它们保持中立及承认革命当局为交战团体。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对帝国主义缺乏深刻认识，有的害怕帝国主义，有的对帝国主义抱有一些幻想；但他们并不乞求列强的帮助，这反映了他们对依靠自力取得胜利具有信心。

清统治者与此恰恰相反，他们期望于外国的不是中立，而是同他们站在一边对革命进行干预。湖广总督瑞澂在逃离武昌后乘坐避难船停泊在一艘英舰的后面，奴颜婢膝地要求英舰阻止革命军渡江去汉口。在北京，清政府陆军部10月13日派人秘密恳托日本购买军火；几天后，邮传部、度支部出面向四国银行团要求借款。他们加紧依靠帝国主义，企图借助外力的支持，遏止革命的洪流并迅速扑灭革命。

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公然站到清朝统治者方面直接阻挠中国的革命，它们都采取了中立政策③。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欧洲几个强国已深深卷入两大集团愈来愈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而难以自拔（例如法、德之间为摩洛哥问题而发生严重争执，并把各自的与国牵扯了进去），那种斗争涉及它们最切近的利害关系，捆住了它们的手脚，使它们都不能把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远东，只能用政治手段来处理中国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当时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由于中国革命最活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它的势力范围，战火扩大势必对它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和损害，所以它迫切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促使局势安定下来。紧邻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其基本利益在东三省和中国北部其他地区；它们为保持其既得利益，都倾向于维护现存的清朝统治。俄国一度考虑联合日本，援助清朝，“使其平定乱局”④；但它很快就看到，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中国的南（革命势力）北（清朝统治）对立以及各省分裂更便于它从中取利，而恰好当时外蒙地方的一些反动王公及宗教上层分子在它的幕后教唆下正开演脱离祖国的丑剧，于是它就公然插手其中，为那个分裂活动推波助澜，在外蒙地方猛烈地发展自己的势力。日本政府在一开始曾暗中指使泰平组合代理店北京大仓洋行与清陆军部订立供应武器合同（10月23日签订），在四周内向清政府提供二百七十余万日元的武器弹药。其军方最急进的侵华势力则进一步酝酿出兵中国，在支持清朝皇帝的借口下，占领北京、天津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⑤。日本政府不同意这样做，它所决定的方针是：乘机在中国树立优势地位，着重于保持并“相机逐步增进”在东三省的权益⑥。日本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对中国实行公开的军事干涉，不但受日本自身财政困难等条件的限制，也为其他列强所不容。特别是英日第三次同盟条约刚签订（7月13日）不久，日本不能不慎重考虑英国的对华态度。此外，在对华关系上同日本处于尖锐对立地位的美国，从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担心并极力防止日本在中国单独行动；由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已相当强大，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它同英国的关系业已得到改善，所以它的态度日本也不能不加以考虑。事实上，在英、法、俄、日四国政治集团和英、法、德、美四国金融资本联合集团（即四国银行团）同时并存，对中国形势的发展都具有相当影响，这六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利害交织、彼此合作和彼此制约都在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国都不敢轻率地独自行动去破坏已经形成的均势；它们又都面临着一个新课题——对付因中国革命而突然出现的新局面，它们互有戒心而又彼此依靠，这样就只有中立才能适应它们各自的以及共同的需要。就中国内部的情况来说，清朝统治已腐朽不堪，革命的发动来势迅猛，二者孰胜孰败，一时难以判断，列强中即使有的想扶植清朝统治，也不敢公然与革命为敌；而革命方面不仅武汉首义之区宣布并实行了如前所说的对外国人有利的各项政策，而且继之而起的各地革命党人也都是如此，因而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都丝毫未受损害或威胁，这就使帝国主义列强既无必要、也无借口去镇压革命；这也是它们采取中立政策的原因之一。列强的这种中立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一切既有关系，但避免卷入它对革命的武力镇压；适时与革命当局建立事务联系，而拒绝承认革命方面为交战团体。在这个大范围内，各国由于处境不同，利害关系不一，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对革命方面和清朝的态度往往有所不同；从整体上说来，这种中立并不排除它们对中国革命以及因革命而引起的各种事情的干预，而是为它们的干预提供了宽广的活动余地。

与中立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相互间加强了磋商，为共同对付中国而实行协调一致。这当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已有的矛盾，例如在币制实业借款问题上的利害冲突就依然存在，毫无解决的希望；但即使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争吵在中国发生革命后也减少了，至少在表面上缓和了下来。列强之间的协调一致最明显地表现在对清政府所提的借款要求上。初时英、法、德、美四国政府及其各财团在这件事上态度不一致，经过协商，在英国政府的主张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即都同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应避免给中国任何一方以贷款。11月8日四国银行团在巴黎会议上决定在华实行“金融中立”，暂时不向清政府提供财政援助①，这个决定立即得到四国政府的支持。这期间法国有一个财团的代表勾堆（Cottu）插了进来，10月27日与清政府度支部签订合同，应许提供九千万法郎（合三百六十万英镑）的借款，11月30日续订合同将借款额减为六千万法郎（二百四十万英镑）；但法国政府对此不予支持，反而加以阻挠，这笔借款终于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当孙中山于11月间在英、法两国为革命政府谋求借款时，也遭到四国银行团有关方面的拒绝。

在帝国主义列强对刚刚兴起的中国革命正分别决定并相互协调政策时，这场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各地燃烧开来。到11月下旬为止，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各省相继发生革命，宣布独立。这就是说，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大半个中国已脱离了清朝的统治，长江以南已完全成为革命的天下。如果说，在武昌起义之初，革命能否站得住脚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话，那末到这时事实已经做出回答，问题已转到另外一面：清王朝是否还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随着革命地区越来越扩展，在华列强的利害关系的牵扯也越来越大。特别在各通商口岸，那是帝国主义势力集中的地方，列强对革命的反应更是直接而强烈。

武汉三镇的革命烽火首先在长江沿岸各地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惊恐，各口英国领事馆官员们的反应具有典型性。他们所在的地方还没有发生革命，就已紧张起来，纷纷致电英国驻华海军司令温思乐，要求派炮舰到他们那里驻扎警戒。在宜昌（10月18日夜）、长沙（10月22日）发生革命前后，温思乐果然派了军舰前去；但长沙革命的第二天（23日），温思乐就感到已力不从心，他指出，长江一带英国的海军力量首先应专注于汉口，一时无法再派赴其他各口①。这反映了英国在华实力的不足。英国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不过各国对中国革命都怀有戒备，于是在力量的使用上就结成了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其他口岸如上海（11月3日）、芜湖（11月9日）、重庆（11月22日）、南京（12月2日）等地相继发生革命时或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后，总有英、法、德、日、美等某一国或几国的军舰停泊在那里或很快就赶去。这种情况也并不以长江各地为限，沿海各口如广州、福州（皆11月9日）、厦门、烟台（皆11月12日）、北海（11月14日）也莫不如此。在一些地方，有的国家（包括俄国）还以保护领事馆或租界为名，派陆军前往或水兵（海军陆战队）登陆。所有这些，同各国在汉口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上海的革命引起各国最大的重视。上海扼长江的出入口，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对帝国主义各国来说，这里不仅有它们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有重大的政治影响，这是它们对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缩影，而实际上已受它们直接统治的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更是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和特殊地位的象征，它们决不容许革命对这一切有丝毫的触动。武昌发生革命后不久，帝国主义者就开始酝酿怎样在上海应付可能出现的变局；随着上海革命形势的紧张化，他们的策划也更加具体，重要的一条就是武装戒备。上海租界内本来就有外国警察，又建立了义勇队，还有守卫各国领事馆、银行的海军卫队，但他们仍认为不够，11月3日温思乐更建议英政府与德、日、法、美四国协商各派步兵一千五百名到上海来；他认为这样不仅可加强外国在上海一地的实力，也可借以对整个长江流域产生“抑制性的影响”。德、日两国在华海军司令也分别向各自的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②。但他们的建议刚提出，还来不及为有关各国所采纳，上海在当天就落入了革命者的手中。接着，革命者又夺取了吴淞要塞。这期间美、法等军舰上的士兵已在上海登陆，英舰也准备于必要时派水兵上岸；同时英国政府急令香港军事当局以步、炮兵等六百余名做好准备，以便随时调赴上海③。帝国主义列强如此赤裸裸地在上海（以及其他口岸）革命者面前炫耀武力，显然是为了把中国的革命约束在它们所许可的范围内。朱尔典指示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可以与革命当局进行事务上的往来，但公共租界的地位不得受任何影响。他认为，对任何试图以强力改变租界现行管理办法的行动，都应以“外国的武力占领”来回答①。事实上，帝国主义者不只是以武力为后盾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且还要乘机扩大在华权利，他们擅自改变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地位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这个会审公廨正式成立于1864年5月（那时上海的英、美租界合并还不满一年），五年后（1869年）由英国驻上海领事公布有关其组织及活动的规章《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①。据此，公廨的职能是按照中国法律处理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之间以及外国人为原告、中国人为被告的一切民刑案件（在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上要按照中外条约处理）；设同知一员（后来人数有增加）主持其事，其人选由上海道遴派；公廨中的通事、翻译、书办、差役等工作人员由该同知任命；该同知等的薪资由上海道支给；租界内的中国人犯、逃犯，该同知得迳行派差传拘，不用上海县的传票，也不必借助于租界工部局的巡捕。这一切都说明，会审公廨在初成立时是设在公共租界内的中国法院；但中国的法权在这里受到外国的侵犯，主要是：一、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须由外国领事或领事派员会审；二、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为被告的案件，中国同知应先知照该外国领事；审判时，该国领事或领事派员得到堂听审；如该被告为外国领事的仆役，须得该领事允准，方可拿捕；三、一方为无领事的外国人的案件，应由一外国陪审官与中国同知会审，任何一方如不服同知的判决，可上诉于上海道或外国领事；四、无领事的外国人犯罪，由中国同知审判、定罪，详报上海道核定，而上海道须与一有约国的领事商酌办理；等等。此外，根据会审章程，公廨的管辖权有限，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上，它只限于办理枷杖以下的罪名，至于军流徒罪以上的案件以及命案等，则不在它的管辖范围内，而归上海县审断、查验。在会审章程颁行后，帝国主义者便逐渐对上述某些规定表示不满，企图修改章程，扩充会审公廨的权力，扩大外国陪审官的权力和外国领事对公廨事务的干预权。到辛亥革命前夕为止，会审章程虽未能修改，但会审公廨的管辖权等等事实上已不断有所扩充，例如1906年外交团与清外务部商定凡判刑五年以下的案件都可由公廨处理，只是判刑五年以上的犯人才应移交上海县管辖①。1911年11月初上海发生革命，清朝在上海的统治被推翻，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也暂时关闭。革命者既控制了上海，随之也想接管会审公廨。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者立即乘机展开了夺取公廨控制权的阴谋活动。11月7日，美国陪审官海德利（FrankW.Hadley。那时各国都已有陪审官）向工部局提出关于会审公廨的六条建议。一时工部局、领事团、特别是领袖领事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薛福德（D.Si-ffert）和英国总领事法磊斯都紧张地活动起来。10日，领事团通知工部局张贴布告，宣布各国领事已“确认”三名原来的同知为审判官（谳员），在各国陪审官的“指导”和共同“协作”下继续执行职务；已“授权”工部局使其巡捕房接收会审公廨的监狱、执行该公廨的传票和拘票（须经有关的领事当局盖印）、执行该公廨的法令和命令（须经有关的陪审官副署），并在各方面维护公廨的法定权威，等等。此通告在会审公廨门前一贴出，租界巡捕马上就采取行动，进驻公廨的女监、拘禁所，接管了公廨的房屋建筑。接着，领事团又决定要租界工部局接管会审公廨的财务行政，包括支付其一切费用、支付除中国审判官以外其他全体工作人员的薪资、接受公廨的罚款收入，等等。12月22日，领袖领事向北京外交团提出报告，列举领事团对会审公廨已经采取和即将采取的各种措施，除上述各点外，还有极重要的两点：一、租界内的“一切刑事犯罪”，包括应判处五年以上监禁的罪犯，都由会审公廨处理；二、“纯属中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应有外国陪审官观审②。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扩充会审公廨的权力、扩大外国陪审官的权力和外国领事对公廨的干预权等目的便全部达到。实际上可以说，领事团攫夺并由此控制了会审公廨，改变了它的地位，使其脱离了中国的司法体系和中国的管辖。这是帝国主义乘辛亥革命之机侵犯中国司法权的一个严重步骤③。当时无论上海的领事团或者北京的外交团都把以上做法说成是“暂时的权宜办法”，而事实上这一切办法都长期巩固了下来。

夺取中国的关税是帝国主义乘中国革命之机扩充利权的又一重要事件，这件事是以海关总税务司夺取关税的统辖权而实现的。

辛亥革命初起时，武汉革命当局没有马上过问当地海关的事。革命政权第一个接触海关问题并与海关当局发生交锋的是湖南军政府。10月22日长沙发生革命。湖南军政府一建立，即以湘军都督名义照会长沙关英籍税务司伟克非（C.E.S.Wakefield），宣布要接管海关及邮政局（当时邮政局附属于海关管理）。伟克非一面表示拒绝，一面向驻在北京的英籍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①请示办法。安格联已经在筹划海关应付革命的对策，15日他已指示江汉关（汉口）税务司不要“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①，23日他向清政府税务处帮办大臣胡惟德表示，应“采取某种方针确保[已归革命党控制的口岸的]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①这就为他们处理已革命口岸的关税规定了基本原则。接着，安格联又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就长沙海关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磋商，确定了具体方针。26日两人分头采取行动：安格联致电伟克非，要他“向有关方面说明，海关税收已指抵外债，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时将税款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②；朱尔典致电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B.Giles）说：“应当劝诱叛党政府同意海关税收暂时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你应当与海关税务司合作，竭尽全力以求达到此一目的。税款依法是属于外国的债券持有人的，叛党如擅自动用，可能因而与列强发生严重纠纷。你应向叛党政府指出这一点。”③伟克非根据安格联的指示，与湖南军政府展开交涉。军政府这时提出将关税收入存贮于政府的大汉银行，暂时冻结，军政府及税务司都不动用。这已经从原来要接管海关的立场向后退了一步，但伟克非仍不接受。他在翟比南的支持及从旁配合下，向革命当局步步进逼。他声称革命政府的银行“靠不住”，军政府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他暗示，如不听他的话，海关工作人员将实行集体罢工。这期间，帝国主义各国的炮舰不断在长沙江面出现，实际上起了对军政府进行恫吓的作用①。处此情况下，湖南军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几天内节节退让：第一步，同意税款存贮于英国汇丰银行；第二步，同意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贮；第三步，同意在总税务司不“擅行支取”的条件下，自己也不去动用。这就是说，它放弃了自己控制和使用长沙海关税收之权，而把关税的保管权交给了总税务司；而且它还同意岳州（10月23日发生革命）海关的税收也照此处理。这样，长沙关就开了一个先例，这使安格联、朱尔典都非常满意，他们决定把这套办法推广到正在纷纷发生革命的其他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一转向革命，朱尔典立即电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做出规定，“叛党政府”不得去触动海关收入②。他还指示各地英国领事帮助当地海关当局去全力抗拒革命政府干预外国人管理下的邮政③。在英国使领馆官员与中国海关洋员到处互相协调、共同对付中国革命时，中国革命者在这方面却缺乏统一，各自为政。各地革命当局对海关和关税问题的态度各不相同，处理的方法也彼此歧异，但结果却大致如一，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到处都步入了长沙的后辙，使安格联—朱尔典的方针取得胜利。在广州，粤海关英籍税务司梅乐和（F.W.Maze）从革命政府得到比长沙还要多的允诺，为总税务司争得了动支关税之权。11月20日安格联函告伟克非：“广州和广东的其他口岸，已经做出妥善的安排，税款用我的名义存放在银行，我可以动支偿还到期的债务。”又说，“我同广东商定并经其他地方政府默认的办法，已经得到列强的同意。”④列强当然是同意的。11月9日安格联就已向朱尔典坦率地说过，“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⑤现在他果然把已革命各口岸的关税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使之专用于偿还外债，保障外国债权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也就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了，这是完全符合列强的意愿的。这样做又使革命者不能使用关税，因而也是清政府所赞同的。在上述安格联给伟克非写信的同一天（11月20日），清政府在给朱尔典的一个照会中宣布：关于已爆发革命的各地的海关收入，已札饬海关总税务司，应将其全部用于偿付外债及庚子赔款①。

但帝国主义并不以夺取革命地区的关税为满足，它们要把全国的关税一网打尽。11月19日安格联与朱尔典再次经过磋商，分别采取行动。安格联又找胡惟德（这时是刚刚成立的袁世凯内阁的署外务部大臣），要他向政府建议“把尚未脱离中央的各口岸的税款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安格联）经管”②；朱尔典借口英德续借款此时到期的一笔本息清政府未能如期偿付，照会清政府，“坚持要求采取步骤将全部税款——不仅已非政府所有的那些口岸的税款，而且还有仍由政府控制的那些口岸的税款——置于总税务司的管理之下”③。清政府不敢违拗，11月27日外务部通知朱尔典，“所有各口岸之关税，现已悉置于海关总税务司管理之下，以备拨付外债及赔款。为此，外务部已咨请税务处札饬总税务司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偿付上述到期未付之债款。”④根据这个精神，安格联很快就定出四条办法，一方面要尚在清政府统治下的各关如已革命口岸的各关一样，将所收关税一概交由各该关税务司转寄上海汇丰银行，存于总税务司账下；另一方面要求各国公使“选派外国银行委员会”商定各项外债偿还的先后次序，以便总税务司照顺序按期付还①。这四条办法经清政府审核批准后，外务部于12月2日照会朱尔典转交各国公使。事情发展到这里，清政府对待关税问题从原则到具体办法都已确定。但关税的管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外国银行委员会”如何组织、如何活动等都还有待决定各国公使业已就此事向上海各有关的外国银行总董（经理）征询意见各总董于11月23日开会做出了六条决议，提交外交团考虑；各国公使不能做主，已分头报告本国政府。在各国批准这六条以前，外交团只好暂时等待。

帝国主义从夺取革命口岸的关税很快发展到把清朝统治各口的关税也一并夺去，清楚地说明它们维护及扩充其在华权益的范围并不以革命地区为限。这个情况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而且直接涉及京畿一带。

席卷中国中南部的革命风暴，在北方许多地方也引起回应。10月29日北方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太原爆发革命，山西宣布独立；二是驻直隶省滦州的清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发出通电，要求清廷实行宪政。滦州位于北京通往东北的铁路线上，与天津近在咫尺，距北京也不远；清统治者方在被南方的革命弄得焦头烂额，滦州事件无异从背后给了他们猛烈一击。这虽然不能说是革命，但确实带有反清的性质，明显地造成了与山西的革命者遥相呼应、夹逼京城之势。帝国主义者从滦州的“兵变”中敏锐地感到清朝统治中心附近局势不稳，便立即采取了维护其条约特权的措施。

首先是所谓保护从北京到海口的交通。滦州事件一发生，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就感到，如果张绍曾等公开转向革命，则其向天津、北京进军将难以避免，那时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线便很可能受到革命者或清军的破坏。10月31日朱尔典请求英国政府准许他随时动用在华英军保护北京与海口之间的交通②。11月1日英政府批准他的要求，但要他与在华北驻有军队的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当时只有英、日、法三国驻军有可能担负此项任务，于是朱尔典一面与日、法驻华代表协商，一面要驻扎天津的英军司令库珀（E.J.Cooper）拟定护路办法。库珀所拟的办法得到他的日、法同僚赞同后，于7日报告朱尔典。这些办法是：在海河结冰前，由英、日、法三国军队分三段分头保护从北京到天津的铁路，第一段从北京到万庄以南六公里处，由英军负责，驻扎丰台、黄村、安定、万庄；第二段从廊坊以北五公里处到张庄以南五公里处，由日军负责，驻扎廊坊、落垡、张庄；第三段从杨村以北六公里处到天津以东，由法军负责，驻扎杨村、塘沽。朱尔典与日、法代表很快批准了此项计划，9日分别授权其天津驻军司令，一旦察觉铁路有被破坏的危险时，即将上述办法付诸实施。同时他们还把情况通知俄、德、美、意驻华公使，并与之进行了磋商。美国表示在必要时愿参加此项护路活动③。

帝国主义列强急切准备对京津铁路实行警戒，直接起因虽是滦州事件，但也与天津革命危机的加剧有密切关系。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是各国在华北驻军的大本营所在地。自10月底到11月上旬，帝国主义者一再惊呼“天津正在动摇”，“随时可能转到”革命方面④，这使他们深感不安。如果说，在保护铁路问题上他们还做出中立的姿态，声称对反清力量和清政府一视同仁的话，那末在天津问题上他们就不加掩饰地偏袒清朝统治了。列强曾于1902年迫使清政府承诺中国军队不进入天津城周围或天津外国军队驻地周围20华里以内，自那时以来它们一直坚持这一点；1911年10月底，清直隶总督要求暂停执行此一规定，天津外国领事团及北京外交团都同意予以变通，而当张绍曾提出同样要求时，却遭到领事团的拒绝①。列强同意清军暂时进驻天津外国租界周围二十华里以内执行警察任务，显然是着眼于对付正在天津活跃的革命党人的。随后，它们又迅速增加天津驻军，到12月中旬为止，英、法、日、德、俄、奥各国在天津驻军总数已达四千五百多名，另外分驻在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各地的约三百七十名。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驻军的作用既在于维护帝国主义者的既得权益，又在于防范中国革命在这一带扩大。英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韦乐沛（M.E.Willoughby）12月19日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就洋洋得意地写道，外国军队驻扎天津，毫无疑问“已经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而且“很可能保全了天津，使其至今未发生内争。”③

天津以及滦州等地的局势对北京有直接影响，全国的革命形势也给清朝统治中心造成日益强大的压力。11月12日朱尔典向英国政府报告说，住在北京的欧洲人已为一种不安之感所笼罩②。一些外国公使也认为情况非常危急。23日外交团会议决定将护卫使馆区的军队从一千二百人增至两千人。于是各国纷纷调军进京，到12月中旬，俄、英、美、法、日、意、德、奥、荷、比等十国在北京驻军实际达到近两千一百名①。加上前述列强在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各地的驻军，一时外国军队驻扎直隶及北京的总数超过七千名。

帝国主义各国除在中国南方各革命中心及北方清朝统治中心地区相继加强其军事力量外，在中国的边远地方以及边界附近也不断出动武力。在西南，法国在保护滇越铁路的名义下，把小股军队布置到云南境内各主要车站。在东北和西北，俄国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或靠近中国边界之处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并准备于必要时进驻我国东三省北部及新疆伊犁地方②。这样，革命的中国从腹地到边疆和国界上，到处可听到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声，可看到他们的刀光剑影。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在军事上增强其在京、津一带的实力，一面在政治上加深对中国事态的干预，这种干预是同清朝政府的权力落入袁世凯之手的过程相平行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袁世凯在河南彰德隐居两年多之后得以重返政坛，是时势使然，而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帝国主义者对载沣的统治很不满意，他们时常怀念袁世凯，盼望他能复职③。1911年9月，列强在华官方代表中已流传清朝廷即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武昌起义发生后，他们更渴望清政府能有像袁世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控制局势。10月14日清廷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去参与镇压武汉革命，节制调遣湖北省的军队及各路援军。这个职务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托故拒绝离开彰德。27日清廷授予钦差大臣及统率前线各军的全权，他才去湖北孝感督师。但这个全权毕竟只限于一个地区、一个方面，仍不能满足他的全部权力欲。帝国主义的驻华代表也多认为北京政府应实行改革，由袁世凯领导。11月1日，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到北京组织政府。帝国主义者对此感到高兴。他们当然知道袁世凯身上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又认为他似乎有一种稳定局势的神奇力量。11月12日朱尔典致英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报说：“袁世凯可望于明日凌晨抵京，此事已对此地局势产生了一种安定作用。”15日格雷覆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深怀友好尊重之情。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公正地对待各个外国、能维持内部秩序、并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的充分强有力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支持。”①这是当时在华地位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在袁世凯政府诞生前夕送来的一颗安神丸，英国成为袁世凯的主要依靠对象，它对袁世凯政权也就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11月13日袁世凯到北京，16日组成所谓责任内阁。这样，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刚过了一个月，形势的发展竟使袁世凯取得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大权。可是还有一个摄政王载沣压在他的头上，他一心要把这位当初赶他下台的人赶下台。这是一场袁世凯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他因有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的支持而取得胜利②。12月6日，载沣辞退监国之位。清王朝最高层只剩下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所谓孤儿寡母，袁世凯就更容易操纵了。

袁世凯从出山之日起，就着眼于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对付革命。首先是从军事上打击革命，他的部队先于11月2日从革命者手中夺得汉口，继之于27日占领汉阳，从而孤立了武昌革命政府。但是武昌革命的火种既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熊熊燃烧，单纯依靠武力无论如何已无法去扑灭，所以袁世凯同时又展开了谋和试探，以图软化革命。这后一种做法非常符合英国的愿望；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的广大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希望不仅武汉一带、而且中国全国都尽快恢复和平。袁世凯在直接派人向革命当局进行和平试探失败后，于11月26日要求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葛福向黎元洪转达愿停战息兵之意，于是一条袁世凯—朱尔典—葛福—黎元洪的谋和线路立刻建立了起来，并很快就产生了效果。

12月2日，交战双方以葛福为中介，议定在武汉地区停火三天（3—6日）。停火的期限虽然很短，范围有限，但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成为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转折点。几乎与议定停火同时，革命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讨论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题，会上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表明革命营垒中想中止战斗、依靠袁世凯来收拾局面的势力已相当活跃。这期间，正值江浙革命军攻克长江下游重镇南京（12月2日），弥补了因中游丧失汉阳而造成的不利局面，重振了革命声威，进一步迫使袁世凯等认识到革命的大势已不可逆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朱尔典因势利导，把短期停火变为停战，由停战导致和谈。12月4日，他与袁世凯拟定延长停火的新条件，并电葛福在汉口为其实现而奔走。9日，续停战条件由革命军与清军盖印、葛福签字而正式成立，内容三条：一、停战十五天（12月9—24日），这期间双方在全国各省（除陕西、山西、四川三省外）的军队都就地驻扎，不得调动；二、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讨论大局；三、陕西、山西、四川三省因电报不通，不在此次停战范围之内，但“停战期间，两军于该三省各不加增兵力或军火”。以这个停战协定为契机，从整体上说，辛亥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前述三省除外）至此正式结束了；由于停战协定后来一再延长，所以这次停战也就带有最后的性质。另一方面，停战条款明定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政治解决的大门由此也正式打开。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一手促成的，英国同袁世凯的勾结到此也进一步紧密。其他帝国主义没有直接参与这个安排，它们对英国所取得的成果一般都表示赞成；日本因英国事先未与它磋商而有所不满，但它无法改变这个进程。就在续停战条件签订的同一天，唐绍仪离北京前往武汉；11日到汉口，住英租界内，当天葛福介绍他与黎元洪的代表王正廷会晤，次日他去武昌面见黎元洪。这时革命方面已推举上海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为谈判代表，和谈须改在上海举行，于是14日唐绍仪乘英轮“洞庭号”由汉口东下，17日到上海，住在英人李德立（E.S.Little）家里。

英国为了促进和谈，极力主张列强从财政上帮助袁世凯政府。袁世凯从上台之时起就渴望从四国银行团得到借款，而四国银行团的驻京代表也在酝酿贷给他三百万两银；但这种借款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由有关政府做出决定。各国中居于关键地位的是英国，英国要依靠其驻华公使审时度势，权衡利害，提出意见；而朱尔典随着他促成中国斗争双方实现停战、走向议和，改变了前此反对向清政府贷款的态度，12月6日亲自劝告汇丰银行经理恢复与北京政府的借款谈判。英国政府采纳朱尔典的建议，立即同法、德、美、日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它认为，“为了谈判的利益”即为了使停战发展到和平解决，应该给财政拮据的袁世凯政府以援助，由四国银行团给予一笔小额贷款，条件是事先须向上海及汉口的革命者说清，并取得其默许③。此后一两周内，在北京以及在有关各国首都，列强之间就此进行了紧张的商议。由于彼此态度不尽一致①，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方面强烈反对，12月下旬此事便搁置了下来，而此时南北议和已在上海开始。

伍廷芳与唐绍仪之间的议和谈判于12月1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正式揭幕。会议的主题是所谓讨论大局，即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集中起来就是：保存清王朝，还是推翻它？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共和？怎样确定中国的政体？革命方面坚持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原则，是他们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他们决不放弃这一条。但为了使其易于实现，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拿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把袁世凯吸引过来。袁世凯在各种场合都不厌其烦地声称要维护清朝王室，实行君主立宪；可是他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武昌起义后就已主张清王朝体面地退位，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他并且把自己的主张明确告诉了朱尔典，而朱尔典一眼就看出，这个办法一定会导致建立共和政体，它“很可能已得到袁本人的默许”①。这就是上海谈判开始时双方当事者的基本立场。正式会议从促使各地切实实行停战的问题谈起，第二次会上（12月20日）谈到实质性问题，双方取得基本谅解：袁世凯方面不反对共和，但还不能公开宣布；革命方面声称只要对方承认共和，一切办法都可商量，不反对开国会以定国体。双方没有严重的分歧，严重的是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干涉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不论是帝制的英、德、日、俄，还是共和制的法、美，没有一国积极支持中国实行共和，它们的官方代表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共和制对中国不适宜。但对它们之中的大多数来说，中国采用何种政体并不影响其实际利益，所以这不是它们共同干预的题目。它们都表示关心的是促使上海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为此在事先六国驻华代表已策划了对会议施加压力；20日上午，第二次会议前几小时，六国驻上海总领事一道先后赴唐绍仪、伍廷芳处，分别面交同文照会，里面写道：“中国继续当前的斗争，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本身，也严重损害到外国人的物质利益和安全”，各国在保持“严格中立”的同时，“认为有责任以非正式的方式提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协议，结束当前的冲突”②。这是六个主要侵华国家对南北议和的集体干涉。

日本坚决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南北议和期间一度想对此进行强力干预。前面说过，日本对于英国在为中国南北两方牵线中的单干做法表示不满；随后它就以两国有同盟关系而要求英国再遇此类问题时不得把它撇在一边。在上海和谈前夕，英、日公使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于17日向袁世凯发出通告，表明“两国愿就官、革双方协商进行善意斡旋”①。此后一段时间袁世凯与他们两人都接触频繁。英国本来和日本一样主张中国保留清朝，实行君主立宪，但在革命方面坚持共和、决不退让的情况下，朱尔典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劝袁世凯接受召开国会以定政体的方案，即实际上转向赞同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共和制。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对朱尔典的这个转变非常不满，他不加隐讳地向朱尔典陈述了日本反对中国实行共和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担心中国人民由此增强民族自信心，收回民族利权，从而威胁到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利益；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国的共和制度给予日本思想界以及广大人民的思想上以重大影响。他说：“本使一直认为应该抓住适当时机迫使清国人放弃其不适当之回收利权的意念，……此次变乱，正是为实现上述目的打基础之绝好机会。吾人应该考虑采取适当手段加以抑制，至少必须施加某种压力。若坐视其狂妄恣肆，甚至坐视其实现共和制度，则将一发不知自制，甚至想入非非，以为万事均可按照彼等之意愿推进。其结果，必然是排外思潮更加泛滥，以致掀起回收利权之狂潮，动辄与外国人作对，必使外国之处境较前更加困难数倍。”又说：“日本与清国具有特殊利害关系。如清国实施共和制度，并进而由此引起更大混乱，日本国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①他极力阻止袁世凯对召开国会一事做出决定，对袁世凯说：“不论英国政府态度如何，帝国政府绝不致中途改变方针”，“自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并援助其实现。”②在此两个多月前，当日本政府以促成大仓洋行向清政府供应军火的形式给予“援助”时，伊集院就曾受外务大臣之命向清政府表示过日本对它“始终抱有深切同情，且有实力仗义执言”①；现在他再次强调进行“援助”，显然含有靠实力强行干涉之意。一时乌云腾空，谣传四起，形势异常紧张。英国赶忙出来发表声明，表示决不与日本“采取协同行动”或“使用武力”以“支持清国实施君主政体”②；并明确告诉日本“应注意避免以类似强制手段”提出中国南北双方均不能接受的方案①。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英国的支持，孤掌难鸣，才被迫放弃了干涉阴谋。26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电告伊集院说，日本继续对召开国会的方案“单独”进行“梗阻”已觉“无趣”，只好暂时住手，“听任事态之自然发展”②。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朱尔典：“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③这等于宣布英国支持中国建立共和，全国“统一”于共和总统袁世凯之手。英国的这一表态对南北议和是一大推动，这也注定了清朝统治即将被帝国主义所抛弃。

朱尔典的转变和英国的表态是符合袁世凯的真实心愿的。伊集院和日本政府简单主观地相信了袁世凯所谓主张君主立宪的口头声明，他们粗暴地阻挠共和，自以为与袁世凯一致；其实袁世凯是在玩弄手腕，表面上装做依靠日本帮助，实际上已觉察到英、日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一致，利用英国克服了日本在他觊觎民国大总统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日本的梗阻既去，他大为放心了。28日他使清王室颁发上谕，宣布“应召集临时国会”将政体问题“付之公决”，并要内阁“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①这样一来，唐就可以与伍廷芳商谈召开国会的具体办法了。

12月29日、30日、31日，伍、唐之间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从第二次会议以来经过如上面所说的以及其他种种秘密活动，已经打开了南北协议的道路；所以复会后双方很快就在关于国民会议的组织、召集、开会方法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唐绍仪与伍廷芳所达成的这些协议，却遭到袁世凯的拒绝；伍廷芳所提的国民会议开会地点（上海）、时间（1912年1月10日），袁世凯也坚决不同意。1912年1月1日唐绍仪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会议。这样一来，由伍、唐所进行的南北议和，在两周中经过五次会议之后，在本来有可能继续前进的情况下，突然夭折了。

上海和谈的破裂是袁世凯故意制造的，其根本原因与孙中山回国及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发展密切相关。原来当武昌发生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11月初他离美绕道英、法回国，12月25日抵上海。由于他享有崇高的革命威望，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于29日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革命各省的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这一切既恼怒、又疑忌，似乎本来要奉献给他的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职忽然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他于是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向革命方面做出强硬的姿态。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以这个政府的成立为标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果。临时政府力图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为此而对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利益做出最大照顾，明确宣布对革命前清政府所缔结的条约一律承认其有效，所借的外债和赔款负责偿还，所让与外国的利权一律尊重，对自己管辖区内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律保护②。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华民国和临时政府却十分冷淡。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接二连三要求列强承认民国；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于1月11日亲自致电法国政府，表示愿与这个“姊妹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它接待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全权代表；所有这一切都被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列强对于从临时政府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却有浓厚的兴趣。临时政府在财政上困难很大，不得不向外国借债；由于英、法、德、美财团拒绝给予贷款，它只得去找日、俄，而这两国为了与四国银行团进行竞争，特别是日本为了乘机在长江流域发展势力，也对贷款抱积极态度。临时政府向俄亚[道胜]银行借款的谈判没有成功。它直接间接向日本提出的借款主要有三笔：一是以招商局的产业为担保向日本邮船公司及中日汽船公司商洽的一千万两借款；二是以汉冶萍公司股票为担保向三井洋行商洽的五百万元借款；三是江苏铁路公司出面向大仓洋行商洽的三百万日元借款。日本方面出面的是各资本集团，而它们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纵容或默许，因为这些都被看作有利于扩大日本在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引起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英国的不安，英、法、美等国都要求日本政府制止给南京政府借款，中国国内对招商局借款也有反对意见，结果这一笔借款未能成立，第二笔借款南京临时政府只得到二百万元，只有第三笔借款全部实现。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上海南北谈判的破裂，显示出中国政局正在发生新的转折，这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严重关切；而就在这时，北方滦州的驻军发生了一次真正的兵变，帝国主义立即把一项保护北京至海口交通的计划付诸实施，派兵占领了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

前面曾说到1911年11月初有英、日、法三国驻军保护京津铁路的计划，那是为海河封冻以前维护由北京至海口的交通而制定的，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没有实行。不久，海河开始结冰，由天津至海口的水路暂时不能通航，与海外交通只能使用秦皇岛不冻港，于是11月下旬各国制定了一个新计划，其内容是延长拟保护的铁路线，增加德、美两国军队参加，具体分段是：英军负责北京至杨村一段，法军自杨村至北塘，德军自北塘至唐山，美军自唐山至滦州，日军自滦州至山海关。1912年1月2日，滦州驻军第七十九标举行起义，宣布脱离清朝统治，成立滦州军政府。起义军虽然在第二天向天津进发途中失败，但一时在京津引起极大震动。同时秦皇岛附近驻军第四十协也有不稳的现象。帝国主义者以铁路有遭受破坏的危险为名，马上决定照既定计划出动军队。天津各国驻军司令官制定出具体护路办法。原来因在天津驻军甚少而没有参加护路计划的俄国，这时因军队已有所增加也决定参加护路，由法国将天津老站划归俄军③。从6日起各国军队相继行动，分头占领各路段的重要车站、桥梁等。美国当时在天津没有驻军，分给美军的路段暂由英军驻扎④。各国军队的护路办法中规定，无论清军或革命军都可使用铁路及其附近的码头等从事运输，但不得干预铁路事务，如有严重破坏铁路的行动，将受到六国军队的抵抗。从此，北京—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就处于帝国主义军队的控制之下了。

帝国主义列强是以《辛丑和约》为依据对京山铁路实行军事占领的，袁世凯政府对此不敢有任何异议。而从事情的本质上看，外国把这条重要铁路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具有阻止这一带的革命和动乱、维持旧有秩序的作用，这是有利于安定袁世凯的后方的。当时袁世凯面对着南京革命政权与北京清王朝并存的局面，正为把全国的统治权都抓到自己手中而施展种种阴谋，一面要对付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一面要使清朝王室亲贵就范，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后方保持稳定，而且事事要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

袁世凯有意中断了上海和谈，却并非与南方彻底决裂。一则他继续重用唐绍仪，形式上唐不再是议和代表，实际上仍滞留上海充当他的密使；二则他致电伍廷芳，约定“嗣后应商事件”由他们两人“直接往返电商”①，从而使协商之门保持半开。伍、袁之间的“电商”，初时无非是互相指责；但由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再表示只要袁能使清帝退位，他随时准备让位于袁，袁渐渐相信了他的诚意，对革命方面日益放心。与此同时，袁把向清帝逼宫提上日程，终于在1月底清廷被迫决定退位。这期间，袁世凯并不是万事顺遂，孙中山对他有妥协、也有警告，清室权贵对他有屈从、也有抗争，而在这些政治关系的进退、起伏中，他对帝国主义、首先是对英国的依靠越发加重。他不断派亲信、谋士、甚至亲自出面，向朱尔典等进行吹风、游说、试探及交底活动，目的是求得他们对自己的同情、谅解和支持，而他们也给了他所要的东西。

1月11日，袁世凯的密友梁士诒访问朱尔典，他说，“所有各方面”都已得出一致的意见，要想解决时局问题，首先必须皇帝退位，困难在于就新的政体做出决定，不知道“列强是否会承认袁世凯，如果朝廷甘愿退位而使他得到好处或者授权他建立临时政府的话。”朱尔典说，袁世凯是博得了列强信任的，他和南方的领导人应当能够达成协议①。

13日，袁内阁的署外务大臣胡惟德带着一封上海外国商会拍给醇亲王、庆亲王和袁世凯的电报去见朱尔典，电报的实质内容是建议清帝退位，作为和平解决的第一步。胡要朱尔典通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弄清楚，该电报是否是真的；如果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外商的意见。朱尔典根据上海总领事的回电及时地通知胡，电报确实来自上海商会委员会，它得到商会多数人的赞成①。这简直是一出双簧戏，其用意不过是使双方心心相印，清帝退位已是上海外商的“民心”所向。

14日，袁世凯的顾问曼德（JordanWilhelmNormannMun-the）往见法国公使马士理（B.F.M.P.JacquindeMargerie），告以朝廷已决定退位，袁也要隐退。马士理闻讯立即去访袁了解情况。袁不否认皇帝即将退位；至于他自己，他说除非皇太后要他参加临时政府，否则就要隐退；他对列强可能采取的态度感到关切，不知道他领导临时政府能否得到各大国的善意看待以至支持。马士理明确表示，如果皇太后要求他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希望他“不要拒绝这一爱国使命”②。

15日，袁的私人秘书蔡廷幹告诉朱尔典，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已宣布赞成共和，所以已决定立即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很可能很快就发布上谕，宣布清朝退位，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直至选出民国总统为止①。

18日，朱尔典看望袁世凯，表面上是对袁16日遇刺受惊表示慰问，实际上是同袁亲自讨论中国的时局。袁告诉他，关于时局问题的解决，已拟出两个方案，内容包括发布上谕授权他袁世凯行使共和临时政府的职权，等等。袁透露想在清廷退位后到天津自行建立一个政府。他在谈话中力图表明他既已与南方疏通了关系，又将得到清朝王室的授权，全国政权马上要归他掌握。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过后即电告英国政府，“我推想[退位]诏书在一周内即可发布”①。

23日，蔡廷幹告诉朱尔典，满族王公们在铁良影响下正在策动撤换袁世凯，袁的地位正变得不稳。朱尔典大为不安，马上找日本公使伊集院商量对策②。

2月1日，胡惟德通知朱尔典，清廷已授权袁世凯与革命方面磋商退位条件③。两天后（3日），袁世凯政府将此事正式通知英、法、德、俄、美、日六国驻华代表①。

其实退位条件的磋商早已在进行，现在清廷既然终于明确表示要退出历史舞台，优待皇室等条件没有多少困难便达成了协议。2月12日清帝退位，以隆裕太后的名义所发布的一道诏旨宣布：“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至此被革命的洪流所冲垮，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随之结束。

随着清帝的退位，辛亥革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即将在共和制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怎样统一——新的统一政府是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基础上组成呢，还是由袁世凯在北京建立？从一开始袁就阴谋以他为核心在他的统治势力的中心北京成立政府，而这个阴谋也马上为革命者所识破和反对。孙中山信守诺言，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推荐袁世凯接任；但他同时提出三项条件以对付袁：一、临时政府的地点在南京，不能更改；二、由参议院选定的新总统必须亲自到南京受任时他才能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所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接着，南京政府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魏宸组、刘冠雄、宋教仁、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赴北京，专迎袁世凯南下。21日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这是革命者与袁世凯之间的一场新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袁从一开始就积极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②，而英帝国主义等也继续与他站在一边。帝国主义在北京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特别是使馆区地位特殊，它们在这里以及在天津和直达海口的铁路线上有驻军权（如前所说，它们刚刚加强了在这些地方的军事力量），这就使它们握有对中国的政治中枢随时可施加影响以至进行控制的有利条件；而在南京，它们并没有这些特权和方便，所以它们同袁世凯一样不希望中国的首都转移到那里。2月14日朱尔典向英政府电告清帝退位后的中国形势时，即指责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南下等等为“不切实际”，由此造成了“僵局”③。同一天，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F.E.Wilkinson）向外交总长王宠惠抱怨说，以南京为临时首都对外国公使有种种困难，因为永久性首都尚待决定，当前要公使们及使馆人员南下几个月那是对他们提出了很多要求，而且南京又没有可供各使馆使用的房屋设备④。这时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丁家立（C.D.Tenney）正在南京访问，同孙中山以及临时政府的许多官员进行了接触，他对人扬言“相信外国使馆的压力足以保证首都仍在北京”⑤。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和第二天，英、法、比等公使纷纷去拜会他，俄国驻华代办一眼就看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袁世凯与南京代表团（指迎袁专使等）开始谈判之前给袁以道义支持”①。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与袁世凯的默契及配合。

2月25日，蔡元培一行抵达北京。当时北京、天津的军政各界人士极力制造反对袁世凯南下的“舆论”，而袁本人则扮演两面派的角色。他接连两次与蔡等相见，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并装做正在为自己南行安排留守北京的人选，而暗中却精心策划了一场兵变。

2月29日傍晚，驻扎在北京的袁世凯亲信曹锟统率的陆军第三镇突然暴动，从朝阳门一带开始抢劫，进而延及东城及前门外；第二天（3月1日）更扩展到西城，成为全市性的骚乱，有些警察也卷了进来。他们任意开枪，狂呼乱叫，捣毁商店门窗，掠夺商品财宝，并放火焚烧各种建筑。变兵在闹事之初就闯入煤渣胡同专使住地，将行李文件等洗劫一空，蔡元培等在慌忙中躲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从3月1日起，兵变蔓延到天津、保定，天津的破坏甚至超过北京，保定的商业区成为一片废墟。但京津各地的变兵对外国人都秋毫无犯，这表明它完全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用以“证明”北方果然有不安定的因素，袁世凯必须坐镇北京。

尽管如此，这场兵变在帝国主义中仍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反响。3月2日唐绍仪致函朱尔典，请他召开外交团会议，采取措施保护北京。外务部官员也向朱尔典及其他各国使馆提出同样要求。当天下午外交团举行会议，各公使都认为局势仍很严重，决定：一、从天津增调各国军队一千名到北京加强对使馆的护卫；二、外国军队将大批地逐日在北京大街上游行，以显示外国的力量并表示对袁世凯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三、为维持与大沽的无线电联系，增调军舰到该地。此后几天，英、法、日、美、德等国军队陆续开到北京，日本还由旅顺向天津大量增兵，俄军由哈尔滨向北京、天津调动①。当时许多外国人的评论对袁世凯不利，他们不了解事情的底细，误认为兵变的发生表明袁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不能牢牢控制住，是一件丢脸和损害其权威的事；但列强所采取的上述种种措施则都适应了袁的需要。他本来就打着外国人的招牌作为拒绝南下的借口之一，在一封致孙中山的电报中声言“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②；如今外国军队果然动了起来，连蔡元培都说出现了“外人干涉之象”③，则以他袁世凯的地位，当然就不是只向北京的外国人表示一下歉意④就可了结，而好象确实有种种外交问题需要他亲自处理，于是拒绝离开北京就更加振振有词了。

在此种情况下，南方的革命者只得对袁世凯妥协。3月6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拟定了组织新政府的程序。据此，袁于8日将临时大总统誓词电达参议院，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这时他已提出拟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孙中山表示同意，并代为咨送参议院。23日，经参议院同意，袁正式任命唐为国务总理。25日，唐到南京组织内阁，随即发表阁员名单，最重要的部门都由袁的亲信爪牙掌握。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向唐内阁办理交代，孙中山即于这一天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成立留守府，由黄兴担任留守。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袁世凯的愿望全部实现，中国南北两方也算是统一了。

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间虽只短短五个月，中国的整个形势却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变化。共和制在全国范围内被确认，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共和也好，统一也好，基本上都是形式上的；事情的实质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进了帝国主义所看中的一个旧势力的代表的口袋，这意味着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流产了。这场革命，如前面所说，从其发动时起就碰到帝国主义列强多方面和多种形式的干预，直到所谓南北统一仍没有停止。在清帝退位前后，它们的干预的程度和范围实际上加深和扩大了，主要有：

第一、帝国主义夺取中国关税的具体办法最后制定并开始执行。

1月初，北京外交团进一步抓起这件事，着手解决与成立外国银行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这时有关各国政府都批准了上海各外国银行总董会议上年11月23日所通过的六条决议，于是外交团开会对这六条决议和安格联所拟四条办法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15日朱尔典代表外交团将其决定照会清外务部。接着由安格联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出关于中国关税的八条办法，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由与1900年以前以关税为担保而尚未付清的各项借款有关的各银行以及与庚子赔款有关的各银行的总董组成。该委员会应决定各项外债何者当尽先付还，应编列一个偿还先后次序单，以便上海关税务司遵照办理；二、海关总税务司应向该委员会说明海关净存税款情况，直至中国政府复能偿还外债及赔款之时为止；三、海关总税务司应做出安排，使各收税处所将其净存税款每周汇交上海一次；四、海关总税务司应做出安排，将集中到上海的净存税款于每周尽可能平均地分存于汇丰、德华、俄亚[道胜]三银行（这三个银行是上海存管海关税款之处），作偿还有关的外债及赔款之用。上海关税务司应被授权由此项存款内提拨款项，按照第一条所说银行委员会所决定的各项外债先后次序，偿还到期之外债；五、倘至1912年底情况仍未恢复正常，届时应算清有多少剩余存款可作付还赔款之用。此项清单须送交外交团，由其酌核如何分拨；六、银行委员会应于每三个月就所收关税如何拨付的情况提出一项报告，由驻沪各国领事交北京外交团；等等。外交团及清政府都批准了这些办法，并分别于1月30日及2月3日向上海九家外国银行（它们共同组成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及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发出指示，将这些办法立即付诸实施。

八条是中国关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它既是前此一百天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洋员共同串通以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的种种活动的总结，又是以后多年间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关税的依据。它把中国海关所有净存税款只能专用于偿付外债及庚子赔款的原则最终确定了下来，并就具体贯彻此一原则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做了一整套规定。它正式宣告了一个新机构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的诞生，以此来接受中国海关的全部净存税款，监督这些税款的保管和分配，并处理以这些税款偿付外债及庚款各事宜；同时又直接间接赋予了外国和中国的一些原有机构以新的权利或职能，这就是：把存贮中国关税的利益交给了汇丰、德华、俄亚[道胜]三家外国银行，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主管各通商口岸的关税的征收、保管、净存税款向上海汇解、在上海三家外国银行存贮、以及从中提拨款项、偿付到期外债，等等，一言以蔽之，给了总税务司以统辖全部关税的大权。从此，中国的关税从征入到付出（付给外国债权人）的全部过程都脱离了中国人之手，而归于总税务司、三家外国在华银行和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分别管理、受授，最后流入外国债券持有人之手。因八条办法的制定而造成的这一切严重情况，是帝国主义的外交团非法干预中国关税的结果；反过来，这八条办法又把外交团对中国关税的干预合法化了，这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乘辛亥革命之机在财政上套在中国身上的一个新枷锁。

八条办法正式颁行之日，正值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债券的市价出现不稳情况之时。伦敦汇丰银行及英国政府都急切地期待中国的关税赶快置于八条办法的轨道上，以便解除外国债券持有人的顾虑，在金融市场上起安定作用。在此以前，总税务司安格联已采取行动，将各地税款向上海调拨；这时各国驻沪银行委员会也展开活动，其中一件事就是提出一个因中国发生革命而愆期未付的各项债款清单，要求偿付。从2月13日（即清帝退位第二天）起，上海关税务司开始按八条办法提拨款项照单付还；到4月底，所有过期未还的外债本息全部还清。这样一来，中国债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就逐渐恢复，日益牢固；尽管自1911年10月以来积欠的庚子赔款这时还不能补还，但外国的中国债券持有人已大为安心了。这些情况发生在中国政局剧烈变化、袁世凯统一南北两个政权之际，因而客观上有利于提高袁政府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利于袁政府举借新债。

第二、日本在东三省乘机扩大势力。

1月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组织舰队，筹划北伐。日本估计北伐军的登陆地点极可能是辽东半岛南部一带，便立即抓住这个问题，乘机谋求扩大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权益，首先是取得“独自负责保全关外铁路”之权①。前此两个月，即1911年11月初英国倡议保护北京到海口的交通线时，日本就已经向英国提出，根据1900年俄国的先例，它（日本）应有“护卫”关外（山海关到奉天）铁路之权，英国表示承认①；现在它要进而取得俄国的同意。1912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指示日本驻俄大使“急速”向俄国有关当局“秘密说明”：如北伐军开始行动，“必使南满洲地区一时陷于混乱状态”，为维护日本“在该地区之权益，保全关外铁路免遭破坏，维持北京与该地区之交通运输”，日本“或将不得不增派若干军队前往该地”，希望能“取得俄国政府事前谅解”。俄国表示对此“不持异议”，但要日本“一旦决定增派部队时，务必在事前通告俄国政府”②。

实际上，日本利用自己在旅大租借地的地位以及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兵的权利，在1、2月间已有军队一万二千多名驻扎在东三省南部各地③。2月初，由烟台开出的北伐军一部在辽东半岛碧流河口附近登陆，经过与清军交锋，占领了花园口。日本指责这些军队进入了旅大租借地以北的隙地（中立区），有背条约，应当撤出。蓝天蔚同意。不久清帝退位，蓝天蔚军撤回烟台。

在清帝退位前后，一些顽固反对民国的满族王公及保皇分子，如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等，纷纷逃入旅大租借地，其中有的人如善耆“受到日本当局的特别招待和保护”①。日本侵华分子一面把这些人豢养起来，同时又极力拉拢、收买一些内蒙古的王公和上层分子②，作为在满蒙制造事端和分裂活动的工具。

第三、1月11日俄国政府发表公报，提出在“已宣布独立”的蒙古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调停”的条件①。这是俄国干涉我国外蒙事务的新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向俄国提出在我国内蒙划分势力范围的倡议，日、俄两国开始了分割内蒙的阴谋活动。

在遥远的西南，1911年底西藏发生动乱；进入1912年后，骚乱不断扩大。英国乘中国多事，开始对西藏进行新的干预。

这几件事都成为民国初年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重大交涉课题，下面各节将作具体的叙述。

第四、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一成立，在对外关系中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要求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二是要求四国银行团提供善后借款。帝国主义列强对这两件事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它们并不想马上解决承认问题，而对承揽借款则甚为积极，并且从这里入手，一步步把刚建立的中华民国拖进了国际金融资本的罗网，这就是善后大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