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头一个50年（1840－1890）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写成的。在此期间，林则徐（1785一1850）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郭嵩焘（1818－1891）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们大体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开端和结束。百年沧桑，感慨良多。凭吊这两位爱国志士，比较其异同和遭遇，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林则徐以抗英禁烟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虽然他曾遭受过昏愦的统治者不公正的惩罚和非议，但生前就已恢复名誉，死后更是赐美谥、厚抚恤、建专祠，极尽殊荣。而在广大爱国人士心目中，他一直是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是廉洁和勤政爱民的模范。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他的正义行动也赢得广泛的赞誊和尊重。他生前身后受到人民由衷的尊敬理所当然。
郭嵩焘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当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朝野的卫道士们简直视之为卖国贼，这在当时是不小的屈辱。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认为“郭嵩焘为虎作伥”，“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心病狂”，“崇洋卖国”。（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154-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
不能简单地把林、郭的荣辱看作个人偶然的际遇，在这些历史现象后面包含着时代和历史的奥秘。
林、郭所受褒贬都直接来自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关系日趋紧密的人类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群体意识非常强烈，其突出表现是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爱国已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
从生前直至今天林则徐备受尊崇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是伟大的爱国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左山房诗钞》卷六）这已经成了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第一，为国兴利除害。
他所以如此坚决地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在于他看到烟毒蔓延“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601页，中华书局北京），因此，“明知入于坎囗......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林则徐：《致沈鼎甫》，《鸦片战争》(二)第567页，新知识出版社上海）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历代志士为国献身的思想基础，林则徐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
这种品德是在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和长期实践中逐步养成的，他登上仕途特别是出任地方官以后，关心民瘼，对漕务、盐政、救灾和水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要政都认真研究，革除弊病，采取各种措施力苏民困，尤其是对病民很深的水灾、漕运等项十分留心，锐意兴修水利，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议。在他看来，“天下未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林则徐：《劝谕捐赈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3页）为了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亟于兴利除弊。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培育了他对国计民生事事关心的高度责任感。这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爱国主义大量地体现在日常给予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中，但它的最强音往往迸发于祖国处于外敌威胁的危难之际。禁止何种货物进出口，这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禁止毒品贸易更是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尊严的正确措施。可是，清政府在推进这项正义事业时，英国政府却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成了国际贩毒集团的不光彩的支持者。面对比己方强大得多的侵略者，林则徐坚定、卓越地领导了广东地区的反侵略战争，在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英军北犯得逞、朝野议论叠起、道光皇帝出尔反尔昏聩地谴责林则徐之际，他出于“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的爱国热忱，严正地表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3、884页）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侵略有理的谬论。
同时，与空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奸夷”之辈不同，林则徐把爱国热忱与筹划防务的切实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他与大吏商绅和衷共济，从炮台的修筑、军械添置到兵勇的整顿招募，特别是利用民力组织团练、随在设防、保卫乡土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他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编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还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舟，这些都迈开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还很小，且有许多不足之处，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端。他还反对良莠不分，在多数场合区分了贩毒者与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区分了侵略国与非侵略国的商人，并反对封港闭市的错误主张。所有这些都令他的爱国主义言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内容，开始显示近代色彩。
在古代中国，敌强我弱的态势也曾一再出现，但在那时，中国弱中有强，在文化上通常都比自己的敌对势力强一些，因此，尽管在斗争中也要千方百计探听敌方情况，却从未出现过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手都明显地高于自己、不得不以他们为师的状况。林则徐及其同时代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深刻内涵，翻开林氏遗文，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他还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但出于一个致力经世致用的著名人物的求实态度，他敢于正视现实，因而以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地研究对手，并不惜引进对方物质文明(如船炮)和精神文明(如国际法)的成就作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手段。在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独立、增进人民福祉一直同能否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林则徐给中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增添的新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中心。
第四，爱国与忠君结合。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两者本是一物的两个方面，林则徐还不可能超越这个传统。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林则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云左山房诗钞》）不忘君恩与制伏正在蹂躏中国的“犬羊”就是他最关切的两件事，这是他在生离死别之际的真情流露。他自己的表白与历史记载都说明“感上殊遇”，为君分忧，正是林氏“早知身，蹈危机”（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书简》第1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毅然赴粤禁烟的重要动力。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成为与岳飞、文天祥等并列而无愧的民族英雄。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声名，但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德，他也不缺乏。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110页，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版）
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郭嵩焘：《出都杂感》，《郭嵩焘诗文集》第576页，岳麓书社1984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的君子。翌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郭嵩焘日记》(一)第4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事实雄辩地表明，林郭两人尽管地位不同，但起点相同，爱国品德并无二致。
两人当然也有差别，这些差别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差别令郭嵩焘蜕变为“崇洋卖国”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林郭两人的首要差别表现在如何认识西方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所以具有近代的因素，正是出于他的求实的敏感，开始感觉到时代变化的气息。不过，总的说来对于这个巨变他仍然处于很不自觉的状态，比如，在林氏遗文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这是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沉睡未醒状态的反映。
时间又过了将近20年，英法三次挥兵北上，终于演出了京津失陷、火烧圆明园的惨剧。这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
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他认为举国上下懂得夷情的寥寥可数，处置失当自在意料之中。在他看来，考求夷情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说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台北）这是重申林则徐、魏源多年前的主张，但15年后郭氏还要为此一再呼吁，并在两年后才勉强实现，而实际情况却无根本性的改善。
二是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应该以这个基本情态为处置双方关系的依据。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这个结论既肯定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同那些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仍把西方各国看作蛮夷的官僚士子们的认识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高明和深刻的结论。与这个认识密不可分的，是郭氏认为西方列强当时并不以灭亡中国占领土地为目的。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令人惊奇的不在于他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郭氏是在19世纪90年代各国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到来之前说这番话的，当时的西方列强确实还以开辟商品市场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要求，这既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本性的体现，又是当时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吞并中国的余力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对世情或西方列强之情的认识具有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正确性。
三是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第439页 ）这些话没有准确地说明世界历史，可是它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与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日记》(三)第548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日记》(三)第147页。） 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据此，他认为中国一定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嗔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393页）他对中国战争史的评论是否恰当，这是有待另行讨论的课题，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在鸦片战争后的头50年在战略上以和为主是不是一个较佳的方案呢？不妨在全面介绍了他的理论及其依据后再予评论。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切莫以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
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他自己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英法联军之役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本已告一段落，可是翌年换约时，清政府措置失当，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不得不在批准原有条约的同时续订了《北京条约》，损失了更大的权益。郭嵩焘曾一再分析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十多天时写道：“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郭嵩焘日记》(一)第406页。）这个情况在曾国藩同其亲信的谈话中也可得到参证，他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转引自黄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5-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的说法同当时在现场指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50-653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所以，郭嵩焘对清廷办理夷务的批评和据理办事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应该指出，1859年换约时，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无疑是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但当时他们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经过耐心谈判矛盾不是无法解决的。
郭嵩焘一再批评的另一不依理办事的现象是各地组织民众一再进行的反入城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潮州等地都曾因拒洋人入城而引起大小不等的纠纷。在郭嵩焘看来，条约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1865年他在广东巡抚任内就曾处理潮州入城事件，后来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类事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朋友“述悉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所谓士气，乃以速祸而召殃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469-470）
总之，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主张，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后提出的。这个主张要求从中国落后和衰弱的现实出发，以理约束自己，避免逞气蛮干和无知蠢干，也以理去对待对手，争取以条约和法理约束他们，减少他们的祸害，并争取以其所长为我所用。
当然，他的个别判断亦不恰当，例如，对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看得过轻了，大片北方领土正是在这期间丧失的。不过，作为有高度忧患意识的爱国者，他并没有丧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他在晚年曾对文廷式说过：“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云。”（文廷式：《志林》第13页，《文廷式全集》第二册，大华印书馆1969年，台北）
另外，他的有些概括也不够全面，譬如，从中国的落后和执政者的腐败断定中国无道不无道理，但对西方各国无道的一面(如侵略别国的残暴行为)却缺少有力的揭露。
尽管有这些不足，然其基本精神却是符合实际或切合中国需要的，理由十分明显：
1，和对中国有利。这既由于中国贫弱，也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化。
2，和是可能的。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掠夺中国本部领土还未成为列强的当前行动方针。
3，求和避战的基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的口实。
郭嵩焘的主张包含着显然与林则徐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差别表现在：
一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林则徐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他甚至郑重其事地向道光帝报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76页），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魏源认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没有听到林的回响。
二是对驱赶洋人的态度。林则徐主张在禁绝鸦片的同时必须保护同各国商人的正常贸易，但是，他不理解这种贸易发展的结果是各国人民往来必然日趋密切。他对广州开其端的各地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一直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晚年回到家乡，他仍积极发动和领导了福州驱赶洋人的斗争。“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林则徐传》，《闽侯县志》卷六十九，1933年刊）这段记载准确地反映了林氏力图驱赶洋人离开通都大邑，只准他们在小范围活动的态度。
与林氏相反，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偏狭之见，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他对反入城斗争非常反感，深知所谓士绅阻洋人入城实际是官吏在背后作祟。他悲愤地写道：“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郭嵩焘：《复姚彦嘉》，《郭嵩焘诗文集》第201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时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过程。由于种种因素的汇合，这个过程赖以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比较顺利，有的十分漫长和痛苦，但总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在19世纪，各国强迫中国通商和开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这是非正义的血污与历史生机并呈的历史辩证法。因此，鼓动狭隘的爱国情绪、不分皂白地驱赶洋人是不足为训的历史阴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郭嵩焘而非林则徐。
林、郭两氏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郭氏能有更为明达的认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前进的表现。当时李鸿章也已感受到各国人民的往来和贸易是不应也无法抗拒的，他说：“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这个感慨一语中的。这是当时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不过，这类人物为数太少，他们的认识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所以郭氏倍感孤独，而他受到咒骂不过是中华民族前进步伐过于缓慢的表现。
简单说来，林、郭在对外关系上的差异体现着先驱者的前进步伐。林则徐固然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郭嵩焘的爱国热忧也不让人，他的历史功绩是把爱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郭嵩焘与林则徐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救治中国道路的选择。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强敌。作为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地方大吏，郭嵩焘与林则徐都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则徐曾经吐露自己的感受：“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林则徐：《致邵懿辰》，《林则徐书简》第299页）特别是对科举和军队的腐败，他曾经有过绝望的叹息。郭嵩焘则从中外对比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严重状态。要外抗强敌，保卫国家就必须治理整顿内部，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用魏源当时所说的话就是：“以治内为治外。”（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
问题是如何治内才能救国。
林则徐选择了在原有轨道上去除积弊的道路。无论是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军制，还是课赋、救灾、禁烟，凡关心民瘼、讲求实际的历代官员所能办的他都尽力去办，有的还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无补大局。中国必须摆脱以手工劳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龙钟老态，向以机器和商品为标记的近代经济蜕变，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救国的唯一道路。尽管林则徐最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他的补苴罅漏措施无法推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在军事上，购买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按西方的样式改进军火生产都无法令清军焕发新的生机。在经济上，他曾在云南积极整顿银、铜等矿，可是，这些传统的旧式矿业由官给资本，产品绝大部分归官所有，靠手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在整顿中他曾建议：“似(拟)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迫，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形开探摺》，《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45页）这不是林氏的创造，而是固有的经营形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生产过程的承包，绝大部分产品的流通仍在官府控制下。这种方式没有改变这些矿山的固有性质。
林则徐的这些思路举措，无非是道光年间统治者对面临变局的严峻形势和改革的迫切性缺乏足够认识的缩影。鸦片战争后头20年，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烽烟尚未点燃的40年代，本是弃旧图新的大好时机，却因他们的好梦未残而白白流逝。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使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惊醒。他们意识到老大的清帝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借法自强”或“自强求富”开始成为他们认真讨论的课题——真正自觉性很高的爱国者必然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嵩焘的富强理论即对救国道路的探求，成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60年代开始，以富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郭嵩焘是这个学习西方的自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翁同騄留下这么一段记载：“郭筠仙来，其言欲遍天下皆开煤铁，又欲中国皆铁路。”（《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第15册，丙子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郭嵩焘的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
郭嵩焘提出的富强之路有哪些要点呢？
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人民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办事业投入市场营运。以轮船为例，应该由商人公举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轮船，亦归市舶司经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稍备船役工食及岁修经费。”（《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
这些建议蕴含着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与正在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这比郑观应鼓吹商战，约早10年左右。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家亦常丰，这也是西方富强奥秘所在。后来，他进一步作了解释：“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南辕北辙。再次，必须以利导民。在他看来，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83年）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最早的否定，后来，像左宗棠这样的洋务派也已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左宗棠：《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十三，第24-25页。）不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
他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深悉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于诗文八股，无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西学。所以，他建议：“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343页）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风气，郭氏考虑的正是决定人心趋向的本源。
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
郭嵩焘是基于两方面的情况提出这个意见的：一是对西方富强本原的了解。他请教过许多外国人后得出一个结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1页）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资产阶级(商贾)管理和支持下努力扩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须“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5页）二是他深感中国官民隔阂非常严重。1859年他曾当面向咸丰皇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一)，第215页）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却被皇帝轻轻岔开了。10多年后，郭氏再一次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时，一般的官民关系已具体化为官商关系，先驱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郭嵩焘的上述三点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它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差异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差异。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危难的加深及有识之士对西方了解的加深，制定新的措施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的冲突，以利中国的改革及救国道路的探索，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除郭嵩焘以外，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都曾为此呕心沥血。这是中华民族觉醒过程的重要记录，他们的对策不能见用则预示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
第二，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英雄。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郭嵩焘在清末屡遭物议，实在不难理解，既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特别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升官发财之辈，怎能不视之为离经叛道呢？
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对郭嵩焘的责难，则源于已被中国史学界多数人抛弃的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按照作者固有的结论去编排史料、描绘人物，使之黑白分明。
论者谴责郭嵩焘“卖国”的卑劣，是为了反衬左宗棠爱国的高大形象，却没有注意到剪裁中的破绽。例如，论者把1874-1875年间清政府内部“塞防”与“海防”的讨论定为“爱国与卖国之争”，主张两者并重的左宗棠是爱国路线的代表，可是，力主“兼顾水陆之防”、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其隐忧皆积而日深而未可偏重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242页）的郭嵩焘，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卖国”的罪人！
论者认为左宗棠进军新疆是爱国壮举，而郭氏同时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则是卖国，理由是他在一份奏摺中建议清政府接受英国的调停，承认阿古柏占领的地区为藩属。可是，论者却不说明这个奏摺有个附件，是原摺尚未发出时便加上去而与原摺构成一个完整的文件，清廷也是同一天（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批示的，附件报告了报载阿古柏逝世其子袭立的消息后，建议“乘俄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郭嵩焘：《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片》，《郭嵩焘奏稿》第376-377页）按照论者的逻辑，郭氏不是既提出了“卖国”建议，又有爱国主张吗？至于一个拟议中的建议是否值得判以重罪，当时信息阻隔的情况(从英国送一个奏章到北京要两个多月)、新疆问题的背景颇为复杂、论者认为“基本上站到了左宗棠的一边”的文祥也建议“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左宗棠评传》第92页)、郭嵩焘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部言行，在论者笔下似乎都是不值得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众所周知，这些方法不是论者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郭嵩焘的非议也是出自尚未涤荡干净的旧影响。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考察鸦片战争后爱国主义的发展变化，为郭嵩焘辨诬，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