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15 日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著广东巡抚德寿兼署。18 日李鸿章接到“电传谕旨”后，“宣布立刻遵旨北上”。但是，事实上李鸿章并没有“立刻”动身，他公然置朝命于不顾，徘徊观望，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劻、荣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 打开外交局面。
7 月 12 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这时慈禧开始倾向列强谋求妥协。6 月 29 日清廷通知各驻外使臣继续留任，“遏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并向所在国政府“切实声明”：中国不会依靠“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宫照前保护使馆”，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7 月 3 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怜求和，再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致俄国国书中，说什么中俄两国订有密约，中国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万望从中“排难解纷”，进行调和。在致英、日国书中，恳请它们捐弃小嫌，共维全局。清廷给驻外使臣电旨和致俄、英、日国书，李鸿章是在7 月 11、12 日先后获悉的，清廷的表态正中他的下怀。慈禧和李鸿章在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 渐趋一致。
这时慈禧开始把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6 月 29 日清廷在答复李鸿章等反对“宣战”的上渝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抚“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鸿章北上。因此，李鸿章说：“现奉廷寄，暂不北行”。但是，时隔 5 天，清廷就以“事机紧迫”为由，令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这道谕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求和的同一天下达的，这绝非巧合，而是慈禧试图依靠李鸿章向列强乞和的结果。清廷的国书和上渝， 李鸿章是在 7 月 12 日几乎同时看到的，这使他认识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 月 16 日即在启程的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数年来东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图谋和宏愿即可实现，个人往日的显赫和荣耀又可复归，因而欣喜和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其下属吹嘘说：“舍我其谁也。”
李鸿章在离粤之前，曾接见裴景福等纵论时势，颇有深思熟虑、先见预卜之慨。7 月 17 日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李鸿章登上“安平”轮，“待潮未行”，请裴景福人见。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衣蓝絺短衫，著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对裴氏说：“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问大局安危，他答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搘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裴氏问：“公看京师何如？”他说：“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阵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讲到这里，李鸿章“含泪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问：“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他说：“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动摇。”裴氏问：“公何不将此意陈奏？”他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裴氏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至否？”并挽留裴氏说：“不忙。”他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人京如何办法？”他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他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他边说边流泪，裴氏也悲伤不已。裴氏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他皱着眉头说：
“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 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人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 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继续说道：“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裴氏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 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 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裴氏这套传统的人治论后，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已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已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李鸿章叹息不已，说什么“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殊难逆料也。”事后，裴氏评论说：“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来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
从裴、李问答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时局的观感和个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点：（一）“内乱”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义和团实属当务之急。（二）北京必将陷落，但“联军不足亡中国”。（三）列强注意所在将是“剿拳匪”、“纠首祸”和“索兵费赂款”等“三大问题”。（四）“难平之后”情朝“国运”“殊难逆料”。（五）他个人“气衰痛剧”，“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烟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将是满目疮夷，重重险阻。他虽然不乏气魄，但毕竟没有昔日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那般公忠。他于 7 月 21 日抵沪，便借口健康原因，停留下来，说“连日盛暑驰驱，感昌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尔后更言：“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要求慈禧赏假 20 日。实际上他的身体状况绝非如此之坏，而是另有图谋。
首先，是为自身安全计。时值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正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坚持“灭洋”斗争，仇恨与“洋人”来往密切的“二毛子”，扬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李鸿章被认定为二虎之一，置于拟杀之列。李鸿章到沪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经述自德州发来的电报：天津失守，直督裕禄逃走，“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8 月 2 日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得知清廷处斩主和派许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战派李秉衡的消息，并接到李经述报告朝局、劝勿赴召的急电：载漪、董福成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李鸿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暂缓北上，“虽严谴不顾也”。他直言不讳的密奏：“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担心受到义和团和政敌惩处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是为胁迫清廷就范。当时慈禧虽然倾向依靠李鸿章谋求对外妥协，但因遭到义和团的反对和顽固派的掣时而不敢放手进行，以致“送使不实，剿匪不办”。遥望朝局，李鸿章心急如焚。他鉴于“内意无定”的现实，执意缓行。他抵沪不久，就接到张之洞所拟致上海各国领事电稿，其中说“康党”散布谣言，离间“两宫”，”诬谤”慈禧，“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请严禁在中外报纸上“谤毁”慈禧。张之洞拟请李鸿章会衔发出，李鸿章婉言拒绝。李鸿章不但勇于在朋僚之间表明这种态度，而且敢于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当然，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丧失信赖之心。当时荷兰公使克罗伯由京抵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时，不得已徐图挽救”。他既为慈禧开脱，又与张之洞等共商对策。在维护慈禧统治地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分歧。李鸿章无非是要敦促慈禧彻底转变态度，为议和铺平道路。8月 2 日李鸿章具折“密陈安危大计”，强调中外众寡、强弱悬殊，中国不能以卵击石，孤注一掷，应“立简重臣，先清内匪，善遣驻使，速送彼军”。当时慈禧依违叵测，一面派遣主战甚力的勤王将领李秉衡出京督师，抗拒八国联军进犯；一面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刘坤一闻讯致电李鸿章说，“恭贺全权大喜，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李鸿章却显得比较冷静，知道朝局不变，所谓全权大臣，只能徒具空名，因而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切实作到“送使”出京和“剿匪”两层，否则“断非区区绵力所能胜任”。
再次，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李鸿章抵沪后，正值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外交局势愈益险恶的时候。8 月 4 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于 15 日攻占北京。当时慈禧和光绪出逃。7 月底 8 月初，俄国出动大军侵入东北。列强在占领北京、直隶和整个东三省之后，彼此之间猜忌倾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华势力最强的英、俄两国和野心勃勃的德国，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拉拢李鸿章，要派军舰护送他由沪赴津。英国反对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德国特派陆军元帅瓦德西率领大军来华，为他争得八国联军总司令宝座，并拒绝承认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原则，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乞求各国停战议和。他的这种努力，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各国都基于自身利益，“设词推延”，没有答应“各派全权议事”。
8 月底和 9 月上半月，中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慈禧在逃亡途中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8 月 20 日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己诏”。
8 月 24 日准全权大臣李鸿章“便宜行事”，命其“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表示朝廷“不为遥制”。
8 月 27 日授奕劻“便宜行事”全权，令“即日驰回京城”，“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
8 月 31 日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随时函电会商”。
9 月 7 日正式发布“剿匪”谕旨，诬蔑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声称”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剂除不可”。
9 月 8 日电旨说“罪在朕躬，悔何可及”，令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清王朝的态度也渐趋接近，8 月 30 日赫德电询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欧洲的意见如何，维持清室违是瓜分大清帝国？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9 月 13 日金登干复电说：“关于您 8 月 30日电所提问题，各国显然仍拟支持满清皇朝，不主张瓜分。英国舆论主张维持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以个人安全，但反对英国政府承认她。至于俄国等则倾向于支持她。必要的条件包括惩办祸首、赔款、保证今后对各国友好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李鸿章认为北上时机业已成熟，因而于 9 月 15 日从沪启程北上。他原拟“借乘俄舰赴津”，但考虑到“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借乘俄舰易启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安平”轮，由一艘俄国军舰护送赴津。
9 月 18 日李鸿章乘“安平”轮抵达塘沽，在一群俄国军官的欢迎和保护下登岸。各国官兵对俄国军官“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奇怪。”一个站在码头上的德国中尉因为俄国军官“穿上礼服欢迎这么个人物，非常粗鲁地表示莫名其妙。”李鸿章在会晤俄国陆海军司令时，既对俄国从北京部分撤军表示感谢，又力劝俄军暂缓进攻沈阳。19 日李鸿章在俄军护送下到达天津。在他的住所担任门岗的“俄国卫队建立了很严格的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以防止闲杂人接近他。”李鸿章一方面情愿地接受俄国的“特殊礼遇”，另一方面又欲盖弥彰地洗刷“亲俄派”的嫌疑。他在会见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社德维时，询问赫德为什么没有遵照皇上的谕旨，“安排用军舰从上海接他到大沽”，而他本人已接到这样的谕旨。他表白说，如果赫德遵旨照办，“那么他也就不会由俄国军舰护送，因而引起他是亲俄派的流言了。”李鸿章还会见了德员德璀琳，德璀琳提醒他，瓦德西在谈判中将是一个主要人物。不久，瓦德西抵达天津，李鸿章急不可待地谋求与之会晤，但瓦德西却遵照德国政府指令，“对李氏之请求，每拒绝之。”借口“只管战事，不管交涉”。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虽然在上海曾与李鸿章“来往两次”，但到津后，却拒绝与李鸿章晤谈。德国的目的显然在于拖延停战议和进程，为瓦德西“用武”创造条件。
李鸿章在津暂住期间，还作了三件事。
一是力促清廷进一步采取为停战议和铺路的措施。9 月 20 日他以转达刘坤一、张之洞、王之春、袁世凯、盛宣怀关于争取早日议和建议的形式，电请清廷：感谢俄国允许从北京部分撤军，并请俄国劝说德国；趁德军尚未全到，优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早商停战；早下“诚心悔过”偷旨。9 月24 日他电促清廷“议处”首祸诸臣，并将“端王逐出军机”。9 月 25 日清廷降旨，允其所清，将“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诸王大臣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分别轻重加以惩处”；赐祭克林德；并向俄、德、日致送国书，希望“尽捐嫌隙”，“早定和议”。
二是遵旨在津接任直隶总督。10 月 1 日李鸿章遵旨在津“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接受了由护督廷雍派人送到的钦差大臣及直隶总督关防、盐政印信。这位年垂八旬、饱经沧桑的大吏，在曾坐镇 25 年而又调离数载的督署重接大印，自然会感慨万千。据说，李鸿章到天津后，目睹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一名城重镇残破不堪的景象，联想到“国破家亡”的艰险局势，不觉痛哭一场。
三是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荣禄向清廷推荐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则建议清廷加派荣禄为议和大臣。但是北京沦陷后逃往保定的荣禄，却以“忝领师干，实难兼顾”为由，力辞不就。李鸿章经过深恩熟虑，也不再坚持原议，反而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李鸿章所以改变态度，一是由于他从副总税务司裴式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得知各国公使因武卫中军参与围攻使馆事而怪罪荣禄，“不肯接待”；再则考虑到在中枢须有一位能够影响慈禧、牵制顽固派的实权人物，以便协调内外，促成和议。慈禧对荣禄也“倾心以待”，希望他能随侍左右，襄赞策划。10 月 6 日清廷命荣禄速赴行在，“入值办事”。李鸿章闻讯，深感欣慰，特地致函荣禄，表示祝贺。荣禄“领袖抠垣”后，与两位全权大臣李鸿章∪劻“往复函商，以定和议”。俞抛说：人知奕劻、李鸿章之“榰柱于外”，不知由荣禄之“斡旋于内也”。
10 月 5 日李鸿章由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于 11 日到达北京，寓居贤良寺。这里曾是他甲午战后失势、投闲寓居之所，想不到而今又神使鬼差地接纳了重返北洋、负有关乎民族命运、国家荣辱、历史进程的重要使命的他。此时此刻，李鸿章又会是怎样一种感情和心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