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曾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以撬开中国国门的工具。林则徐虎门销烟，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却无法扭转清廷腐朽衰败的大势，也未能杜绝鸦片的流入。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咸丰八年（1858 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无怪乎之洞人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他将禁戒烟毒，提到振刷民风政俗的高度：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他三番五次严令各属禁种罂粟，“傥敢故违，责成乡保社首据实禀官，概令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如乡社徇隐不报，书差得钱包庇，绅富讼棍抗违煽惑者，从重治罪，地方官私收亩税及查禁不力者严参不贷。“又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他制订“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以后”的实施方针，严督各州县实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承办不力者，”摘去顶戴”。之洞深知晋省烟毒弥深，不少刁民、奸商、墨吏从种。销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然绝其财路，阻力一定很大。因此，当保德州报告罂粟已“净绝根株”时，他表示“成效太易，尚不敢信，务当随时亲往，逐亩履勘拔毁，本部院仍当遣人密查，以定虚实。”考虑到种烟之民的生计，之洞晓谕各属，视其地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蓣、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对于已染烟毒成瘾者，之洞“仿李鸿章天津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疴。”对于官吏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对于兵勇吸毒者，“勒限戒断，不俊者汰黜”，学校诸生则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张之洞对于烟毒，一向深恶痛绝。前此，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便有告诸生“戒食洋烟”一条，“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此事乃古今奇变，不可以常情常理论者也，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本着这种认识，他于抚晋期间，雷厉风行禁烟戒毒，取得显著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或十去六七，或十去八九，有的地区“一律净绝”。“瘾君子”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后此，他于湖广总督任内撰《劝学篇》，又专辟《去毒》一节，痛陈烟毒“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己。”足见张之洞对鸦片之祸的痛恶之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