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抚晋期间，南疆战云密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将侵略矛头伸向印度支那地区。1858—1862 年，法国军队侵占南圻（今越南南部）.七十年代又向北圻（越南北部）推进。八十年代初，茹费理内阁上台，加紧侵越战争。1883 年，威逼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殖民主义者丝毫不掩饰他们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争霸远东的目的。西贡总督杜白蕾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驻海防领事称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为了保卫疆土，光绪七、八年间（1881年—1882 年），清军进驻滇、桂两省与越接壤地区。
光绪八年（1882 年），法军大举进攻北析，占领河内。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方面援助，清军人越，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张之洞，虽身膺北国疆吏，却索怀南天风云变幻。他屡上长篇奏折，详陈已见。光绪八年（1882 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折》，点明“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提出预防之策十六条：成算、发兵、正名、审势、量力、取道、择使、选将、筹饷、议约、相机、刻期、广益、定局、兼筹、持久。光绪九年（1883 年）十一月初一，之洞更于一日之内为备战事连上三折。在《越事关系大局请断自宸衷片》中，他提出：
此举关系大局，固宜令廷臣会议以收集思广益之功，然制胜之要，则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耳，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而兵事为尤甚，洋务为光甚。
敦请两宫皇太后速定战心：“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虽授以常胜之兵，无敌之炮，必不能取胜矣。”在《法患未已不可置兵折》中，之洞分析战局发展趋势：
法人见我确有斗志，军虽败而气不衰，必当逆计大举内犯之难，深入要求之不易，若其越广兼扰则彼势分力单，师老饷绌，合水路之全力，因粤民之众怒，大破之可也；即或相持不下，亦必大小数十战，持之一半年俟，彼实有悔祸之机，再议息兵之事亦可也。否则忽而趣战，忽而罢兵，将帅无所适从，诸军为之解体，从此海防一说皆属空谈，岂惟一法，恐东西洋各国皆将生心矣。
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之洞预测“如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提出战守事宜十七条：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防烟台、防旅顺、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
在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清政府妥协退让，幻想委曲求全而不可得。朝野上下，主战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被迫改变态度，准备迎战。从张之洞的多次奏折中，她看出之洞不仅是坚定的主战派，而且对于具体作战方略多有考虑，自然将其列为主持抗法战事的人选。加之恰逢此时，之洞在晋抚任内因晋北七厅改制一事，与满蒙贵族发生矛盾，双方僵持不下，这更促使慈禧作出调之洞离晋赴粤的决定。
晋北七厅，指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一带蒙汉杂居，统治权实际掌握在满蒙贵族之手，俨然独立王国，不受晋抚控驭。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挠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且“户口至今皆称寄民，不编籍贯，亦未立学，士无进步，农鲜恒心”。为了巩固晋北地区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文化，之洞奏请将七厅改制，由专用旗人治理，改为”满汉统用”，编立户籍，清勘田亩，修筑驿道，广兴学校。这样一来，势必触动满蒙贵族的私利。因此，绥远将军丰绅，归化厅副都统奎英等便以改制“占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官司打到中央朝廷，慈禧颇感棘手。之洞改制之举明显占理，但满蒙贵族利益亦不可不加庇护。朝廷左右权衡，想出一举两得的高招：调之洞离晋赴粤。一来化解晋北七厅改制与否的矛盾，二来为大战在即的南疆前线配置一员主帅。